星期日, 12月 25, 2011

我是觀塘人

我在聯合醫院出生,在觀塘長大、讀書,是個不折不扣的觀塘人。幾年前搬離觀塘,偶爾回去,總覺得變化很大。今日的觀塘正處於轉變階段,裕民坊至月華街一帶即將進行巿區重建,舊唐樓會變成第二、三、四座apm坐落在觀塘的巿中心,到時再到觀塘,恐怕會面目全非。

據說,觀塘本來叫做「官富場」,是個官方的鹽場,直至清朝初年「禁海令」一出,鹽業就自此消失。在20世紀中之前,觀塘都只是村落零散的海灣,直至1954年,港英政府各部門成立的委員會選中觀塘成立工業區,並開始填海,即後來的觀塘工業區。

當時政府銳意發展填海得來的土地成為工業區,要做的當然不只是為街道改個與工業有關的名字(如偉業街、開源道等),還改善公共交通(延長巴士路線如2A)和房屋(在雞寮興建徙置區),以鼓勵商人在此創業、工人在此就業。

徙置區的出現,是在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後,政府想出來作為長遠房屋發展的策略。而觀塘作為香港第1個新巿鎮,亦興建了不少徙置區,以應付不斷上升的人口。那時的徙置區單位狹小,廁所和水喉共用,煮食則要在室外進行。住在徙置區的人,多數是在工業區工作的工人。

到了70年代,政府開始大量興建公屋,觀塘一帶先後興建了藍田邨、牛頭角邨、秀茂坪邨、和樂邨和樂華邨等等,大量的勞動人口遷入,為觀塘工業區提供了大量的勞動人口,也令觀塘變成真正以工業主導的城巿。

家父家母是印尼華僑,70年代由內地來港,也是在觀塘落腳。我小學時亦有好幾位同學是印尼華僑,據知不少東南亞華僑也以觀塘作為落腳地,除了有同鄉接濟,也因觀塘工作機會較多所致。(下期再續)

(刊於《新Monday》#585)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二, 12月 20, 2011

反抗

沒有人想過烏坎村的事情會這樣發展。

本來是村民土地被侵吞,典型的官商勾結倒賣土地勾當,本來政府已將有關官員「雙規」為事情降溫;明明是官迫民反,旋又變成了「被境外勢力推波助瀾」,拘捕示威者、深受村民敬重的村代表被扣留時「突然心臟病發」死亡,身上卻傷痕纍纍──事情終於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於是,數千村民把村內的幹部都趕出去,頗有拿不到公道誓不罷休的氣氛。

電視上看見「被心臟病發」的村代表頭七時,數千人為他送別,多少人哭得泣不成聲,人心肉造,又怎能不憤慨?他們其實都是溫婉善良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受了難以言喻的委屈,又怎會萬眾一心去向這個政府抗爭?

最能夠團結示威者的,往往都是野蠻倨傲的當權者。烏坎村的官員貪污瀆職、冤枉好人、私刑殺人,自己掌權就不把別人當人看,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大,那是自然的規律。不自我檢討,卻只懂抹黑反對者為「被境外勢力利用的、別有用心的人」,誰嚥得下這口氣?這種官員全都像倒模出來的,你看俄羅斯總理普京,多少國民走上街反對他,他卻輕蔑地嘲笑說以為他們掛的白絲帶是避孕套、抹黑他們收了錢、受外國影響。那嘴臉,就是打從心底看不起人民,根本就是權力的傲慢。

時代雜誌今年選出的風雲人物,是示威者。由中東到非洲到華爾街,抗爭或見成果,或暫時徒勞無功,但這無損抗爭者改變世界的決心。有時抗爭要改變的不是甚麼大事,而不過是要爭取最基本的尊重和公平,僅此而已;卻足夠給那些被權力腐化、看不起人民的當權者一個清脆的巴掌,提醒他們:權力始終來自人民,也必終會歸於人民。Power tothe People,right now!

(刊於12月19日 AM730)

星期四, 12月 15, 2011

「入侵」與「本土」

內地文化入侵香港文化—— 「入侵」一詞,正代表着香港人面對內地的集體焦慮。政治上,中聯辦前官員參選區議會並當選;文化上,上水屯門的政府告示牌竟只用上簡體字、學校要用普通話教學;生活上,內地孕婦「佔領」私家醫院病房並打邊爐、自由行無處不在、大學內本地生與內地生的衝突,以至各式各樣疑似內地人沒公德令港人側目的行為,都構成了香港人對內地文化「入侵」的焦慮。

這種焦慮,完全可以理解。香港過去十多年的經濟停滯不前,相反內地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經濟上香港越益依賴內地,而政治上香港政府必須仰賴北京鼻息、西環成為香港真正權力核心,亦似乎是公開的秘密。然而,部分優勢不再,使香港人更珍惜所剩下的「優越」的生活方法,例如廣東話、繁體字、人權、法治、公德、廉潔、各項自由, 和比內地略為民主的政治制度。

或曰,有比較之下,更顯出這些生活方法的重要——它們不是獨立於經濟外,而是與之共同構成一個整體的本土香港,例如正因為香港廉潔法治,所以可以吸引到內資來港投資。然而,這些本土的非物質的生活方法,同時也與因內地而帶來的經濟實利產生張力,似乎犧牲生活方法是換取實利的必然代價。這種矛盾,使香港人在不斷遇到的「入侵」事件上,頓感無力。

積極而理性的「本土」觀

在這個矛盾中, 「本土」是愈來愈常出現的詞語。對本土香港的想像, 包括一種可以堅持香港人身分、生活、歷史的生活模式,可以在對外界務實而必須的依賴之外,保留最大程度的原有生活方法。這與保衛皇后碼頭時社會運動者所提出的開放式的「本土」,或盲目排拒和仇視外來者的封閉式「本土」均有分別──前者強調重新檢視及保護自己的歷史,向內求索真正的自己;後者強調替罪羔羊,將失敗怪罪於被妖魔化的外來者,並以拒絕外來者作為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向。前者緩慢而無法處理當下問題;後者卻是盲目且帶來仇恨,是危險的糖衣毒藥,但在謊言和恐懼面前,它卻是最容易被採用的。

面對「入侵」,如何建立一種積極而理性的「本土」觀,正是克服無力感的關鍵。特別是在政府帶頭容讓「入侵」的進行,而部分政黨又急不及待地以挑動恐懼抽水,「本土」價值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單是外來的「入侵」,更是從內部被破壞,淪為一種以弱勢外來者作代罪羊、只打蚊不打老虎的帶來的自我感覺良好幻象。

(刊於12月15日明報)

星期一, 12月 12, 2011

跳船

內地報載,有一半的內地千萬富豪正打算或已經申請移民出國。這批人在內地賺到大錢、擁有中國大部分的資產,卻對內地生活毫不留戀,一心都在盤算怎樣離開這個國家。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即使口上說得多愛國,卻統統都在用腳投票。美國和加拿大固然是熱門地,要移民到歐洲澳洲甚至香港的也不少;幾十年前的說法是要「投奔自由」,而今天的說法卻是──跳船?

這些富豪們要離開中國的理由很簡單。有一種是賺來的錢不夠乾淨,怕一天會被算帳,所以到適當時候便要走,「裸官」就是好例子。在內地當官的正式收入才幾千元月薪,但那些錢多到花不完的官員卻隨處可見;他們把妻子兒女都弄到外國去,還帶著自己大部分的身家,自己則孤身一人留在內地官場,是為「裸官」。一旦有甚麼風吹草動,便孤身走我路,出國與家人團聚,不留下一片雲彩。

也有許多人,是因為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也因為內地的生活質素上升,追不上這些富豪財富增長速度。既得到了這麼多的錢,自然希望自己和家人都可以不只吃得好,還可以吃得安全;希望孩子可以得到好的教育、希望可以自由出國、希望可以接觸更多資訊、享受更乾淨的空氣。而這些希望,當然要離開中國才能得到,反正滿袋都是錢,出國的生活才算是生活。

而最令人擔心的,是這個階層的人對中國未來的悲觀情緒。他們這批中國最有「能力」的人,雖然賺得了許多錢,但也看清楚了這個國家的隱憂,都在擔心這條鐵達尼號,會有撞上冰山沉沒的一天。無法兼善天下,唯有獨善其身,只求可以在它沉沒之前及時跳船,早早坐上橡皮艇上,離開這地方愈遠愈好。

(刊於12月12日AM730)

星期日, 12月 11, 2011

創意書院 VS 唐英年


宣布參選的唐英年說要搞「宣布參選大會」,本打算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事緣這是他年初說出「車毁人亡」論的地方,也是他1年來頻頻「開口夾着脷」的開始。全港幾百間中學,偏偏挑選這裏,大概因為看中了「創意」2字;誰不知,這是1間非一般的中學。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在2006年成立,位處樂富華人基督教永遠墳場旁,顧名思義,得到李兆基基金會贊助而成立,是1間為了提供創意教育、人文教育為主的高中,也是1間注重在日常學校生活中體現創意和自由的學校。與絕大部分的中學很不同,當你走進這所學校,你看見幾乎每位同學穿的衣服都不同,仔細看才看到他們「校服」上的細小校徽。他們的校服有T恤、恤衫、polo恤,每款都有多種顏色,任由配搭,而學生甚至可以自己在校服上自行加工,變成獨一無二的創意校服。

他們的校規也是由師生共同商議出來的,例如遲到次數的標準、可否「改變頭髮天然顏色」等,都交由師生一同決定,在校園內實踐民主。

校園內你還可以見到不同的塗鴉、放滿不同裝置藝術,都是由學生進行的創作。在09年反高鐵運動的時候,學校裏更是四處掛着反高鐵的標語,有搞笑有嚴肅;艾未未被捕時,校園內的艾未未頭像創作也一點不缺,這些都是在傳統中學難以見到的。

正因為這種對創意、民主、自由的重視,書院的同學也不同一般的中學,它的學生對社會的關注,相信也是全港學校之冠,許多同學都會很主動地以藝術和行動去介入社會、思考社會、執着公義。於是在唐宣佈會在創意書院舉行大會的第2天,創意書院逾半的師生發表了聯署聲明,反對小圈子選舉,更反對候選人騎劫創意。

至於唐說推遲大會(並會更改地點),是因為花園街大火而心情沉重,你信不信?反正我就信了。

(刊於《新Monday》#584)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五, 12月 09, 2011

制度鋤弱扶強 「city is dying」

無綫劇《天與地》當中的一個片段在網上熱傳,Joe Junior飾演的角色在劇中慨歎我們城巿中的人只崇尚金錢、不分黑白,人人變得一式一樣,「This city is dying」,似乎說中了不少人的心事。

怎樣面對這城巿的衰敗、死亡,這大概是許多香港人的夢魘。香港,同時有着已發展國家級數的人均GDP,和第三世界程度的貧富懸殊。有人擁有許多許多錢,而且憑着這些錢投資再投資,賺來幾輩子也花不完的錢;更多的人工作愈來愈辛苦,卻生活得愈來愈困難,只能蝸居於我城一角,以僅僅夠過活的工資購買愈來愈貴的食物。

花園街大火 未緝兇先拆排檔

商人和政府常強調上海和新加坡的競爭,指出香港怎樣在較勁中落後;普羅巿民,其實未必親身感受到,但也漸漸被這種恐懼淹沒。恐懼是最容易把玩的東西,憑着恐懼,政客可以為所欲為,只需要創造出對的敵人,就可以像那吹着魔笛的人,讓小孩子跟着笛聲不自覺地離去。

就如花園街的大火,火災過後,矛頭竟然不是指向那些無法無天的縱火者,反而向受害的年長檔主們大加管束、大規模罰款;那些官員議員將巿民對無名火的恐懼,轉化成對排檔的怪罪和規管——他們的想法大概是︰如果沒有了排檔,也就無火可縱了,哪來的火災呢?

對於不會光顧小販的官員、急於邀功的議員來說,這當然是最容易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巿民為甚麼要跟着它起舞呢?

政商把弄恐懼 掩埋市民理智

恐懼的魔笛,使我們忘記真正的危險和矛盾。當我們對新移民、外傭、綜援人士、小販、示威者諸多批判時,回心一想,是他們令到我們生活過得不好嗎?難道是鄰家那有點閒錢早上去酒樓喝茶的綜援長者,令我們買東西愈來愈貴嗎?難道他不領綜援、或沒有外傭申請成為香港居民,就會令我們的生活好一點嗎?

我們不看制度、不理結構、不分析近因和遠因,只着眼於眼前的不順眼、讓恐懼掩沒我們的理智,忘掉真正令我們生活得不好的敵人——那鋤弱扶強的制度、那雄霸所有利益的地產霸權、少勞而獲巨利的金融霸權——這個城巿怎能不垂危呢?

(刊於12月8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12月 05, 2011

一國

在媒體連續兩星期不斷揭發許多懷疑種票個案之後,廉署終於拘捕了22人,並起訴當中6人,算是讓人對香港的廉潔和法治挽回一點信心。然而那些「一屋七姓十三票」、「空中樓閣」、「三百元一票」和「荒地廢屋」等奇奇怪怪的種票指控,仍有待廉署、選管會和警方回應。民主黨說已收到八百個關於種票的投訴,就讓我們期待有關機構認真維護香港這「一制」中僅存的法治、廉潔和選舉公平。

中聯辦的郝鐵川部長周末回應內地政協懷疑在香港進行種票時,留下了八個字「從不介入,依法辦事」,指中聯辦不會介入香港的選舉。信與不信,見仁見智,只是第二天報章立刻揭發其中一名區議會選舉獲勝的參選者,以前原來曾任職新華社和中聯辦達十多年之久,並官拜副處長;然而不消幾年,立即搖身一變,變成「無黨派」的「地區工作者」,並似乎在得到建制派力量幫忙之下當選香港的區議員。

他既離職了,又是香港居民,當然有權參選,這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副處長算不上大官,然而中聯辦並非普通機構,能入職工作的人都必須有足夠的忠誠,而在內工作的,十居其九有多都是共產黨員,而他曾在新華社和中聯辦工作、是否共產黨員,這卻似乎沒有讓選民知道。與中央政府如此關係密切的人,又故意隱瞞自己過去而參與區議會選舉,很難讓人相信這不是「一國」慢慢吃掉「兩制」的舉動。

你願意你的區議員是位共產黨員嗎?也許,選民知道之後選舉結果會很不同。我想起早前嶺南大學選學生會,候選會長在選前被揭露是共產黨員,終於同學寧願沒有學生會幹事會也不要他當選,這是選民的選擇。也許有些選民對區議員的細心照顧甚至蛇齋餅粽很受落,但如果這是喪失香港這邊的「一制」而換來的話,你又會如何選擇?

(刊於12月5日AM730)

星期六, 12月 03, 2011

九龍城書節 繼承什麼


九龍城書節的出現本是無心插柳,一轉眼卻已是第三屆。那年偶然和黃英琦談起已停辦的牛棚書展,她提出何不在創意書院重新舉行?於是九龍城書節就此橫空出世。到了今天每到年尾,總有不少人問我這個搞手,今年書節幾時舉辦、還有沒有地攤可申請、有什麼過癮的講座;幸得支持,九龍城書節也算是成為了本地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絕不否認,九龍城書節是以當年牛棚書節的模式而舉辦的,就是將書商書展、創意地攤和講座活動三大元素,置放在同一個空間中同時發生,空間不必大,最重要是容讓相互間的滋養和撞擊發生。其產生出來的化學作用,就是將城中最有活力的人都吸引了過來,無論是在地攤中售賣自家創作的、在講座中表演中努力表達的,還是渴慕文化和知識的,都聚集在這個小小空間之中。

那些年,我去牛棚書展

聚集產生的熱鬧,不為純粹消費,而是帶着欣賞和互動,讓每個人也可以在書節中得到一點知性上的增長,一同構成這小地方的文化氛圍。

特別是地攤。過去兩年,擺地攤的人什麼年紀都有,但八十後佔最多。他們賣舊書舊物,也賣手作,多是自己設計和製作;甚至有人賣藝、賣自己出版的書、甚至賣自己種的菜、賣自家烘的麵包。他們的滿溢的能量洶湧而來,浪漫點說,從他們賣的東西上,我們可隱約看到我城非主流的可能性。今年的書節每天有逾百個地攤,但仍供不應求,大部分的攤檔都只能夠擺放一天──書節地攤之受歡迎,足證我城如何缺乏讓創意陳列人前的機會。

書節的另一個亮點是密集式的講座、工作坊、放映和表演。每天大概有十五個活動左右,除了表演時段之外,幾乎每個時段都有三個活動同時進行。記得第一年書節,吾友鄧小樺氣冲冲地在三個講座、詩會和音樂會中走來走去, 然後拉着我抓狂地高呼「黐線㗎你哋!」,自此之後盡量在同一時段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並找來SocRec 為講座進行攝錄,好讓未能分身的人也能重溫。

我們的自主生活

今年的主題是「自主生活」,設計講座時多循着「不同的人怎樣自主自己的生活」的思路,得出許多有趣的主題和組合。例如「食物自主」,有陳曉蕾、陳達燊和黃嘉靈這個「記者、厨師、農夫」的組合談《從一粒米看世界》;張超雄和莊陳有對談《沒有牆的世界》,是為「傷健自主」(書節還有一無障礙閱讀展覽,介紹視障人士如何閱讀)。以身體力行來反地產霸權的龐一嗚分享經驗,是為「消費自主」;兩位非主流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馮美華和葉頌星談「拒絕填鴨」,追求的是「學習自主」。

還有張倩儀和陳敏娟談女性、文學和旅行;潘小濤和三師會談國民教育;董啟章、鍾玲、張美君、樊善標和陳清橋談西九談文學;江康泉、崔允信和周博賢談創作和社會介入;陳耀成和黎肖嫻談電影與生活;雄仔叔叔和老B 唱說故事,以及電影《生活在遠方》的放映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講座,題為《「乜仲有人聽電台咩?」──當廣播進入新時代》,講者為三位在傳統電台、數碼廣播和網上電台的年輕主持曾志豪、陳景輝和黃洋達,另外還有兩位電台前輩作評論,分別是陳海琪和近日成傳媒焦點的吳志森。


文.林輝 圖.胡詩韻
(刊於12月2日明報世紀版)

第三屆九龍城書節

日期:2011 年12 月3 日至4 日(周六、日)

周六上午11:30 至晚上9:00
周日上午11:00 至晚上8:00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九龍樂富聯合道135 號)

書節嘉賓排名不分先後:董啟章、吳志森、江康泉、陳海琪、曾志豪、彭晴、莊陳有、周博賢、又一山人、馮美華、潘小濤、張超雄、陳景輝、黃洋達、陳曉蕾、張韻琪、雄仔叔叔、三師會、黎肖嫻、崔允信、龐一鳴、區德誠、陳效能、張倩儀、陳敏娟、葉頌昇、陳耀成、陳麗娟、黃嘉靈、陳達燊、余幼薇、周思中、黎立本、勞麗麗、郝鐵川、馮智政、曾家洛、鍾玲、張美君、樊善標、陳清僑

網址: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1

星期五, 12月 02, 2011

皇后,你好嗎?

這也許本來就注定徒勞無功。皇后碼頭在2007年經歷了一場保衛運動,始終敵不過推土機,「發展」成今天那條沒多少車行的龍和道,碼頭則被拆成細塊,收入某處的貨倉內。早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在碼頭被拆四年後,討論原址重置的方案,好讓皇后碼頭、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這個建築群重現,但這方案最終還是被否決了。政府規劃處則計劃在中環新海濱的九號及十號碼頭之間重置,恢復其碼頭功能。

到底是原址重置好,還是繼續可用比較好?這涉及對歷史價值的判斷。當然其實一早就不應拆,拆了之後,無論再怎做也難以恢復其原來的歷史價伹。

2007年被拆掉的皇后碼頭已是第二代,建於1953年,天星碼頭也因為填氣而被搬到旁邊。皇后碼頭面對著大會堂,中間隔著愛丁堡廣場,三者屬同一建築群。殖民地時代港督履新或皇室人員來港,會在皇后碼頭上岸,然後穿過愛丁堡廣場到大會堂,像徵著英國人在殖民地的管治權力。

同時,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也是許多香港本地的民間運動的起點,例如1966年的九龍騷動,起因就是蘇守忠在天星發生絕食,抗議小輪加價。還有保釣運動、中文運動,也和這兩個碼頭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它既代表著殖民地管治者的權力,也代表了本土的民間反抗力量。當然,它更是中環這個寸金尺土的地段中,難得的可以讓人免費休憩吹海風的地方。

這樣一個建築,終於被拆了,城巿裡又少了一個為人熟識卻又盛載著香港歷史的建築。拆的人總是愛把「發展和保育平衡」掛在咀邊。其實發展和保育又有甚麼時間平衡過了?保育的,還不及發展的十分一,每天拆拆拆拆,甚麼時候又被「平衡」了?龍應台說過,歷史建築的價值,就等如老祖母手寫的日記本,「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在把祖母的日記本煎皮拆骨之後,再怎樣弄,也沒有甚麼意思了吧。

(刊於《新Monday》#583)



另類導遊 玩香港



非正式的統計,問十個人有甚麼願望,有至少五個會答環遊世界。香港人早就很習慣旅行,近至台灣、日本、泰國,遠至英美法意,均是香港人旅行的熱門地;而參加旅行團仍然是主流的旅行方法。然而,似乎愈來愈多人對一式一樣、預先設定好的旅行方法感到厭倦,近年以自助形式旅遊的人數不斷上升,也有更多年輕人以背包客、交流生或工作假期等方法去體驗其他地方的文化,以求得到深入且獨一無二的經歷。

文:林輝 圖:香港電台有一個關於旅行的說法:想去旅行,年輕人有時間有健康但沒錢,中年人有錢有健康但沒時間,老年人有錢有時間但老骨頭卻動不了。旅行當然過癮,但不是人人都可以經常出外。如果可以不離開香港,但又得到旅行的體驗,如此兩全其美的事世上到底存不存在?

不妨試試在背包客之間頗流行的「Couch-Surfing」?中文直譯可稱為「沙發衝浪」,也有人稱之為「交換住宿」,其實理念很簡單,就是如果你家有一張空出來的沙發牀,又歡迎外國來的遊客在你家住三兩個晚上;而世界另一方又有位背包客,正要來到你家附近,並想在當地人家中借宿的話,那不就一拍即合了?只要在網上登記、互相聯絡,你就可以當上東道主,招呼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旅人。

Bird 就是其中一位在香港的東道主。同樣喜愛旅遊的他居於離島,在網站登記了成為Couch-Surfing東道主,不時都招呼來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來到他的家中居住,他也樂於為遠道而來的友人介紹這片香港的綠土。其實東道主並不只是付出,也是收穫 ── 因為經常可以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其實也是一種旅遊。

組另類旅行團 招呼來港旅人比起 Couch-Surfing,Steven 和 Josie 更進一步 ── 他倆甚至組織另類旅行團,免費招呼來港的旅人。這兩位大學畢業沒多久的八十後,本來就喜歡旅遊,在他國旅行時不甘於人有我有,而最喜歡自己尋找。最理想的,如果可以認識到當地人,在當地人帶領之下體會最本地的生活方法,這樣的旅遊最刻骨銘心。

於是,Steven 和 Josie開始了 「Secret Tour」行動,自己設計主題和路線,當然放棄山頂、鐘樓、大佛和女人街這些景點,而用自己的想像力,將香港呈現在這些旅人跟前。他們會帶團去天水圍看公屋邨、到觀塘探訪工廈藝術家、到黃大仙探索小村落,甚至星期天到中環向休息的外傭們學習跳舞,了解這些在香港人眼中彷彿 invisible(不顯眼)的人和生活。

Steven 和 Josie的秘密旅程開始不久,便引起注意,參加者既有來港短短幾天的遊客、也有住了幾年的外國人,更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他們的帶領之下,重新了解香港這地方,然後發現自己身邊其實滿是新鮮事。Secret Tour探索的不單是我們這個城巿,還有我們自己。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十集「香港另類導遊」將於12月5日(星期一),晚上7時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 tv.rthk.hk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刊於12月1日都巿日報)

星期四, 12月 01, 2011

不止是吳志森周融的事


香港電台發生不續約風波,兩位立場及風格迥異、但同樣受歡迎的烽煙節目主持人吳志森及周融,突然被告知不獲續約,而節目則會由明年開始變動,包括只由一個人主持( 分別為陳燕萍及梁家永這兩位「港台人」)、減少節目主持人個人意見、加入青年人製作的環節等等。

「封咪」一詞自大班及毓民以降,闊別香港6 年,再度回歸。這樣的結果,據說是港台內部由下而上得來的,而非新任處長鄧忍光的指示。然而即使是由港台員工提出,也不等於就是正確,作為港台聽眾、觀眾及支持者,我們必須問清楚,一個公營電台突然封殺兩個有鮮明個人意見的節目主持、改變兩個重要的烽煙節目的風格,所持的是什麼理據、是否合理,否則很難令人相信這不會對香港言論的自由和多元有負面影響。

根據香港電台的節目調查,《千禧年代》及《自由風自由Phone》一直是港台最受歡迎節目頭10 名以內,而吳志森和周融也一直在香港最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中榜上有名,他們被炒,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不稱職,而是針對他們的風格。風格出了什麼問題?據說,是「凌駕他人意見」,所以改革後要「聽更多不同意見」,意即主持過分強悍,扼殺其他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出現的機會。

問題是,時事烽煙節目,要追求的是怎樣的「平衡」?兩位主持的風格,不是今天才出現,港台讓這兩位立場迥異的主持各主持一個節目,亦早有平衡意見之考慮。而在個別節目中,過去數年間亦已有明顯「平衡意見」的舉動,如在《自由風》加入劉佩瓊作嘉賓主持、增加Phone-out(主動致電其他人)與不同意見者對話等。如果依照港台所言,到底要「平衡」到哪一個地步,才算真正平衡?筆者相信《無人駕駛》不會是時事烽煙節目的理想模式,聽眾亦不見得希望主持都是面目模糊的「交通警」,至少香港過去最受歡迎的時事節目主持,都有強烈的個人風格。

《無人駕駛》不會是理想模式

這其實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時事節目(無論是否烽煙)本來就是為了要讓巿民更容易消化、理解新聞,拆解漂亮的言辭、揭開遮羞布讓巿民看見真象,讓不同的觀點撞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讓受眾從不同角度了解事實真相,因此一個具批判性的主持,自然更容易做到以上效果。

當然,港台新增了5 條數碼頻道,絕對有空間嘗試其他節目風格和運作方法,但在沒有和現任主持探討改善可能的情?下,強硬地在港台取消一種行之有效的時事節目風格,對兩位主持以及對聽眾而言,都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更甚者,令人非常擔憂這種「去稜角化」會否是港台的新方針?《頭條新聞》、《議事論事》、《鏗鏘集》會否成為下一個「聽更多不同意見」的改革目標?

(星期六的第三屆九龍城書節,將有一講座名為《「乜仲有人聽電台咩?」——當廣播進入新時代》,吳志森是其中一位講者,詳情可參閱書節網站:http://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1)

(刊於11月30日明報)

星期二, 11月 29, 2011

生仔


素來佩服朋友敢於生孩子、養孩子,總覺得這真是勇氣的表現。當然傳統想法會認為生孩子是一個人生命中理所當然之事,即使傳宗接代在這一代也許已不是必然任務,但生育下一代始終是不少人心中所渴望。

我沒有這種想法。對我而言,這世界太混亂太恐怖,苦多樂少、營營役役,時代巨輪把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壓得喘不過氣,沒有多少人可以超然地追求快樂,我可沒有甚麼意欲把另一個生命帶到這樣的世界來。

特別是看到許多孩子才不過幾歲,便已要比大人承受更多壓力,像頭追逐眼前那永無法咬到的胡蘿蔔的驢,回應著父母無法掌握未來的恐懼。看見為人父母的朋友們以為孩子安排了一星期七天的學習計劃而沾沾自喜,更覺這實在不是個人活的世界。這樣的想法也許有點太偏激了。其實即使活在不理想的環境中,有些東西還可以由自己控制的,至少,可以不做個「狼爸」、「虎媽」或「怪獸家長」。只是要對抗主流,一點不容易,當旁人都以逼迫孩子為榮之時,父母怎樣保持清醒、選擇非主流?

甚至,父母都要上班搵食,在職場上與人拼個你死我活,只好將孩子交給公公婆婆或外傭姐姐,心中擔心管教卻有心無力。特別是身兼兩職的母親,既要教好孩子、照顧家庭,又要為事業打拼,似乎只能犧牲自己的生活,真是非常不簡單。所以說,做家長,少點勇氣也不成,我還是做個逃兵好了。

(本周六及日的九龍城書節將有兩場講座,分別為《靚媽唔易做》和《拒絕填鴨》,講者包括多位am730專欄作者,包括彭晴、張韻琪、徐岱靈和葉頌星等,詳情可見: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1)

(刊於 11月28日AM730)

星期日, 11月 27, 2011

那些年,那座政府山


政府總部搬了去添馬艦,除了把大量的政府檔案付之一炬,還要將政府山上原本的政府總部(中區政府合署)拆掉賣掉。賣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環的商厦不夠,許多大財團在中環找不到 office,所以既然有地,就快快多起幾幢玻璃幕牆的幾十層高商厦加商場,而且政府山居高臨下,一定可以賣得好價錢啊;至於中環會否繼續塞車塞過不亦樂乎,卻非政府考慮之內了。

也許,在花花綠綠的鈔票面前,歷史甚麼都不重要,哪怕是香港最重要的歷史。一八四一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並簽下了《穿鼻條約》,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就在那一年,港英政府以一條溪流為界(即是後來的花園道),東面用作軍事用途,西面則用作行政用途,即是後來的政府山。

政府山東至花園道、西至雪廠街和忌連拿利(舊稱義律谷)、北至炮台里、南至上亞厘畢道;開埠以來,不少政府和宗教建築陸續在這兒興建。現存的建築物中最早興建的是莊士敦樓(1843年建),即剛卸任終審法院的紅磚大樓;還有會督府(現或稱為主教府,1848年建)、聖若翰大教堂(1849年建成)、禮賓府(即前港督府,1855年建)、兵頭花園(1856年建)等等。而當時的輔政司署(即政府總部的前身)也建在政府上山這建築群當中。

現時的政府總部,已是第三代,東座和中座分別建於1954年和1956年,而西座則建於1959年。如果有機會細看政府總部的建築,會發現當中一些麻石造成圍牆和基柱,其實是由人手打磨而非機器。這個外型方正樸素的政府合署建築群,根據學者陳雲的說法,行政中心看上去予人謙卑、平和、毫無壓力的感覺,顯示出當時政府非常克制,沒有擺出一副官威。

建築的歷史價值從不能單獨地看、拆開來看。政府山建築群過去的改動較少,使當年的殖民地時代的建築風格得以保留,在地價高昂的中環,可謂一塊處女地。即使政府打算讓步,減少改建政府總部的重建份量,但仍然會聳立一幢32層的商厦,就在這個舊建築群的核心。

(刊於《新Monday》#582)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五, 11月 25, 2011

輕視種票 損香港核心價值



  區選過後,不少媒體均對某些地區投票人數大增感興趣,而引發了對「種票」的懷疑。

  先有網上流傳選舉事務處有大批被打回頭的投票通知書,繼而有雜誌報道從內地車回香港投票可得300元津貼的報道,以及對各選區異乎尋常的投票人數的分析;而最重要的,是有報紙從選民名冊中發現甚多有問題的選民登記,包括有單位發現被陌生人登記作住址、有人用信箱號碼或整個地區為地址、最離譜的是竟有一政協委員擁有的單位出現「一屋七姓十三票」的情況!

特首輕視 豈能見怪不怪

  稍為有常識的人,面對這些調查結果,都沒可能誓神劈願斷言這些只是個別事件、不會影響選舉公平。事實上,今年有選區有候選人只以兩票之微勝出選舉,可謂每一票都可能影響結果,如果當局對這些「種票」的懷疑視若無睹,不但對各參選者不公道,亦必會使香港的選舉公平蒙上陰影。

  偏偏曾等特首面對事件,卻毫無一個特區首長應有的風範,竟以「有人在選舉中輸掉會不舒服,而每次選舉都會出現不同投訴,見怪不怪」作回應。

  對於事件,社會上有許多的懷疑、甚至有確實的證據,難道一句「政府關注事件、非常珍惜選舉的公平公開公正、必會徹查每一個投訴」這麼難說出口?還是其實曾先生你早就清楚內情,對「種票」見怪不怪?

保公平廉潔基石 中港之別

  「種票」的懷疑,政府務必嚴肅面對,因為多個政黨及巿民已向選管會、警務處和廉政公署投訴和舉報,事件不單牽涉巿民對選舉的公平,更緊緊扣連着香港人對法治和廉潔的信心。

  任何對此事的輕視,均會如火燒連環船地影響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香港人的「和平理性」,建基於對現行制度的信任,即使認為香港民主不足,但至少能參與公平的選舉、並相信任何人破壞選舉的公平和廉潔,均會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信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香港賴以區別於中國內地其他城巿的優勢,是政府必須捍衞的價值,絕對不容破壞。

(刊於11月24日經濟日報)

網言網語(一)

星期四, 11月 24, 2011

[訪問] 12 年後再愛一次




這是一場注定徒勞無功的初戀,有效期限為一年。

80 後林輝 16 歲時已十分玩命,別人用兩年去迎戰會考,他卻用當中的一年去澳洲做交流生,剩下 4 個月迎戰。從結果證明他不是傻瓜,起碼他會考成績不差,並因着澳洲之行來了一場刻骨初戀,就在澳洲最南的島:塔斯曼尼亞。

「那時是第一次長住異地,頭一兩個月有很多文化衝擊,自然就會與亞洲人特別熟。在我住的那個小鎮,來自亞洲的交流生最初只有我們兩個,她來自泰國北部清邁,細細粒粒,長頭髮,有酒窩,好 Sweet 的一個女仔!」交流本來像假期延續,不用面對未來、考試,盡情體驗,當然初戀也是體驗之一,在風光明媚,以幽靜到耳鳴而出名的塔省,有太多時間和空間去開始,做盡甜度爆錶的行為:互相學對方的母語,硬要學「我愛你」開始!(這種學習徒勞之處,在於十 N 年後的今天,林輝早已忘了泰文的「我愛你」點讀,唯一記下「Bomb 賣溝仔」,即是「我唔明白」);相識約一個月後,某天的 Free Time,他們在校園附近,畢直的路上走了很久,期間,兩隻手偶爾碰到,「當時我個腦不停咁轉,一路想捉唔捉隻手,係咪 Good time?拖了被甩開又怎算?我估當時她應該都有相同想法,最後我豁出去一拖,好 Sweet,好觸電!」純情到我認不出眼前說話者,社運男林輝也。

沒有符號的世界

16 歲的權利,是拖手當下不用多想,即使彼此明白在澳洲就只有一年的,但能否捱到那時也未可知,直至數月後穩定下來,16 歲的代價,是察覺很多的不由主自,長隔離戀愛可能性是零,各自回鄉正是分手之時,「所以中途我們曾經鬧分手,因為驚真正分開時會好 hurt,不如早點分開……唔知係咩邏輯,但戀愛中的人就會發這些神經!」雙方先後都提過這種傻原因,最後還是回歸青春的義無反顧,花光一年的初戀,以林輝回港而熄滅,「送機時,佢喊到阿媽都唔認得!」林輝瀟灑地沒有滴下男兒淚,但用眼淚來量度感情本來就存在很大誤差。回港後再與香港女孩拍拖,才明白有些東西一去不復返的。「回想起來是有點魔幻的,在澳洲的大框架上,我們都要拋開自己的文化框架,無前設,又無拍過拖,是兩張白紙,相處都要摸索。」因為住得遠又無車牌,沒有送女方回家的模式,也不用每晚電話備報,「回到香港,學習在香港點拍拖,在同一文化下不斷重複做一些行為,好清楚做甚麼會有咩效果,其實男女相處是一種 encoding 和 decoding,拍得多就會好純熟,而初戀就沒有這種符號概念,好好玩!」

12 年後再遇

初戀的獨特性,讓林輝在 N 個 ex 中,小心翼翼把這位清邁女孩儲存至「最難忘」那個群組,一直保持一年一兩封的電郵聯絡。12 年後,原本的無疾而終,卻因林輝的熱血重燃燦爛瞬間。07 年,林輝去了一個為期十月的旅行,經雲南、西藏、尼泊爾和印度。在西藏拉薩時,他忽發奇想,想踏單車,由雲南經泰國,便決定踏至清邁探她,苦騎了 3 個月,相隔 12 年,他們重遇,「楊過和小龍女相隔了16 年,我都有他們 3/4!」我忍不住反駁楊過多年只有姑姑一個,林輝就多姿多采得多!無論如何,清邁小龍女和她的家人還是熱情招待 / 救濟了這位因長途旅行而幾近破產的男人,12 年的隔離有點生疏,但花了一天就重新熟稔,然後舊情復熾,這次期限更短,是幾天。「當時我們都是單身。雖然明知得幾天,但多年來彼此都在對方心中有位置,再一起,有點完整了件事。」彌補了強行分開的遺憾,今年,林輝在 Facebook 上留意到她結婚的信息,「我真心為她高興,又覺得成件事真的完結。」


文:一頂帽
(刊於311期 UMagazine)

星期三, 11月 23, 2011

[訪問] 八十後的辣魚蛋


林輝最愛吃的食物,是辣魚蛋,才五、六歲便已經好喜歡,每次買一串還不夠,起碼要兩串,多到要放在紙袋裏。

本來這樣小的孩子會怕辣,可是林輝父母都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家裏餐桌不時會有咖喱的菜式。林媽媽會把雞翼用咖喱汁醃了,再拿去炸,一碟十隻,林輝自小就可以一口氣把整碟吃光。看見兒子喜歡吃辣魚蛋,林媽媽也會在家裏煮,魚蛋、咖喱粉、洋葱,但用料再足,仍然比不上街邊的小販。

那時林爸爸林媽媽從內地來到香港,如同很多華僑一樣,去了工廠林立的觀塘落腳。觀塘裕民坊的街邊好多小販,林輝記得最初是五毫子一串五粒辣魚蛋,後來賣到一元五粒,再後來整條街的小販都被逼走了。

「香港不讓人當小販,是很不應該的。」林輝一說便停不了:「小販曾經是很重要的『社會階梯』,讓一無所有的人,可以自食其力向上爬,街邊賣魚蛋的,只要勤力、食物好食,就有機會賺到錢,變成小食店的老闆,甚至開茶餐廳。可是現在?街邊只給人賣寬頻,是大財團才有資格去做生意,而賣寬頻的人,永遠不會成為寬頻公司的老闆!」

得知道林輝天天都在報章寫專題,評論社會時事。他是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曾經當過民主黨區議員助理,出選過區議會選舉,保留天星碼頭、反對起高鐵等社會運動,都會見到他的蹤影。雖然出生於一九七九年,還是被視為「八十後青年」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他一談起小販便滔滔不絕,由公共空間使用權一直扯到社會貧富懸殊:「現在魚蛋五元六粒,甚至六元五粒!愈來愈貴了。」

裕民坊沒有了街邊小販,林輝不斷光顧其他小販的辣魚蛋,都覺得沒有小時吃到的好味道,他甚至誇口說吃遍全港的小販和小食店,最後只有尖沙咀小巷一間小食店的辣魚蛋,味道相近。「我不懂得形容,辣魚蛋不止放咖喱和辣油,還有很多秘方吧。總之尖沙咀那間,我一放進口,就是小時觀塘小販的味道。」

最近他很高興地在面書宣佈,找到彩虹道大有街熟食檔中心一間小食攤子,便宜得難以置信:「我看見價錢牌還不敢相信:竟然五元十三粒魚蛋!我買了五元,那老闆還問要不要加沙嗲汁,說附近學生吃辣魚蛋,都好喜歡再加他的沙嗲汁。能夠賣到這樣便宜,都因為這熟食中心還沒被領匯收購啊!」

面書留言,紛紛大罵領匯以至地產霸權。

小攤子自己磨的豆漿一杯三元,豆腐花一碗四元。林輝買五元辣魚蛋、加豆漿、豆腐花,也只是十二元。「簡直是天堂!」這八十後青年,笑得眼角皺作一團。

作者:陳曉蕾(資深記者《低碳生活@香港》叢書主編出版著作包括:《剩食》、《香港正菜》、《方任利莎:生命中的家常便飯》等相信香港除了地產,還有本地農產。)

(刊於851期《飲食男女》)

星期二, 11月 22, 2011

惡搞




尊貴的民建聯陳鑑林議員最新金句:「你有本事就自己創作,為何要搞人家的照片?」

看來民建聯應該立刻掛上Banner,大書「強烈譴責 Andy Warhol搞人哋張相」,以及「《史力加》有本事就自己創作全部人物,為何要搞人家的童話故事」?上一屆立法會選舉,民建聯不是改歌詞翻唱了農夫的《舉高隻手》,讓曾鈺成和蔡素玉唱嗎?那民建聯和曾鈺成主席算不算沒有本事?

一看,原來陳議員還要是《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卻對「創作」的理解如此狹隘,有這種議員難怪香港的創意產業會蒸蒸日上了。香港政府提出這個被稱為「網絡廿三條」的版權條例,將網上的二次創作也納入刑網,改圖、改歌隨時可能會犯上刑法,被罰款甚至監禁。而在寒蟬效應之下,必定會扼殺許多創作和創意;而諷刺和惡搞絕跡,「禮義廉」當然求之不得,陳鑑林議員你說對不對?

二次創作當然是創作。學術上,後現代主義美學強調拼貼、戲仿等,早已不是甚麼新奇事物。而實際經驗上,例如在日本,二次創作對動漫的貢獻早被肯定,像風靡日本和香港的《Keroro軍曹》,就不知道挪用了多少其他作品的橋段,絕對沒有人說它是抄襲——因為二次創作就是從別人的作品中加入新的元素,使其得到新的意義,甚至回應文本本身。

舉個例子,當有人把民建聯的標誌惡搞成「禮義廉」,就是為了諷刺民建聯,使人一見到這個標誌,便想起這個愛國愛港到鞠躬盡粹的政黨。你可以不喜歡這些惡搞,等於你可以不喜歡別人的批評,但不可以說這些不是創意,更不可以禁止別人去用創作去諷刺你,這是一個政黨和從政者應有的氣度,無恥者除外。

外國對於二次創作或教學用途,經常都會在版權條例加上「公平使用」(Fair Use),平衡版權持有人和社會集體的利益。另外政府更可以鼓勵創作者使用「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促進創造和分享。偏偏這個政府只懂禁禁禁禁禁,「有本事就去學學別人先進的地方,為何要搞死香港人的創作和言論自由?

(刊於11月21日AM730)

星期一, 11月 21, 2011

平板電腦變樂器


Steve Jobs離世,由教主榮升神級,留下一個蘋果王國給人間。他創造了一種新的科技文化,將電腦與互聯網隨身攜帶,為世人的生活方式,迸發出無限的可能性。

圖:香港電台提供 文:林輝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漸漸成為生活的必需品。有調查指出,香港智能手機的普及率是亞太區第三名,僅次於新加坡及澳洲。而香港的手機用戶中,有35%正在使用智能手機,他們擁有應用程式的數量,亦是大中華地區之冠。

而據另一項調查指出,香港人使用平板電腦的比率,也遠超蘋果的發源地美國。光是iPad,全球已累積賣出4000萬台,如果加上其他品牌的平板電腦,其發展的數量、速度和普及度,不可謂不驚人。

港人用平板電腦比率超美

其實甚至不用數字驗證,只要我們在港鐵上看看四周的人,就可以知道一個新的電子時代已經來臨。當我們都放下了實實在在的書本、雜誌和報紙,而在小小的螢光幕上用手指點來點去,縱橫於無垠的互聯網之上,或聽音樂看電影、或努力地回覆電郵、或仔細回應社交網站上的朋友們,我們的生活─包括休閒和工作─都已經徹底改變。

電腦科技助音樂創作

但這種改變意味着甚麼呢?許多人眼中看到了可能性。高科技無論價錢和所需技術均愈益平民化,使科技在不同領域上都可以大派用場,將過去只能想像的變成現實。在工作上可以運用到的,除了將自己的生活變成流動辦公室,還有運用科技開拓更多可能性。例如平板電腦的輕便和 user-friendly 的特點,就令從事音樂創作的 James 想到可以將平板電腦搖身一變成樂器,讓表演者更容易掌握,亦使音樂變得更豐富多變。而他也使用電腦進行編曲和音樂創作,利用新科技提升工作的質素,在教學和創作上都與時並進。

科技的進步,並不限於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而是全方位的,特別是對我們感官的刺激。就如3D電影盛行,連帶許多相關的產品和行業也在發展,例如 Henry 也就投身了3D硬照攝影的行列之內。過去硬繃繃的相片,一下子跳進了三維的視覺之中,藝術的可能性也因而變得海闊天空。

如何防止被科技牽着走

要善用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對我們的想像力和創意的挑戰。怎樣才可以令科技被人善用,而不是人被科技牽着鼻子走?這大概就是人手一機、無時無刻都在上網的時代要面對的問題。科技一方面提升我們的效率,另一方面卻似乎沒有使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輕鬆,反而令工作時間日益增加,人人都預期對方每分每秒都可以查收電郵,工作反過來侵佔日常生活。而努力工作之後,賺來的錢卻又是投資在更快更新的科技產品之上,頓成一個沒完沒了的循環。

電子垃圾量增長迅速

甚至,科技令我們感到方便的同時,也讓我們忘記了其相應的代價,那就是環境污染的代價。電子垃圾是世上增長速度最快的垃圾,也是其中一種污染性最高的垃圾。電子產品中帶着各種原料如鎘、鉛、水銀、聚氯聯二苯以及其他聞所未聞的化合物,無論是生產時還是銷毁時,均會對人對環境帶來難以想像的傷害。不斷的消費、不斷的更換新科技用品,卻沒有相應的配套─正是將今天的方便,建築在我們後世的生存之上。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第八集「IT達人」將於11月21日(星期一),晚上7時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 tv.rthk.hk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刊於11月18日都巿日報)

守候樂園:馬屎埔村



在粉嶺梧桐河附近,有一條小村,近年突然常被關注,叫馬屎埔村。無他,還是因為地產霸權。

馬屎埔村是條非原居民村,已有半世紀的歷史,位處聯和墟附近,與綠悠軒、帝庭軒等等大型私人屋苑遙相對望。為甚麼叫馬屎埔村已不可考,有說是因為以前英軍常在此放牧,一地馬屎,所以有了這個不太文雅的名字。雖然名字不太漂亮,卻是一個生活的好地方,從繁忙的馬路踏進幽靜的村落,就如置身另一時空,時間忽爾慢了下來;走在蜿蜒的小路上,途經村民的小屋總會惹來家犬的吠聲,猛然察覺外邊其實是個連狗也不能吠的城巿。

晚上走在村內,總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動物在開派對,各種嗚叫聲聽得清清楚楚;細心觀看四周,不難發現青蛙、蟬、甚至螢火蟲。馬屎埔村雖與巿區只是一條馬路之隔,卻在滋養著另一種生活的方式,村內的居民不少已上了年紀,在這地方住了幾十年,早就和這兒的土地和空氣分不開。

然而十年前,政府公布了「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把馬屎埔和其他多條村落納入發展規劃之後,便引來了地產商的垂青。這些年來地產商想法設法,要從住了幾十年的村民手中將這些土地拿到手,就等時機一到,將「農地」變成「住宅」,便可使住宅拔地而起,土地升價何止十倍。於是律師信、各式各樣的威迫利誘紛至沓來,就為騰出這一幅地。

其實地產商的做法在新界極為普遍,香港既沒有「土地閒置稅」,於是地產商用低價囤地「落釘」便合理不過。事實上本港五大地產商(即新鴻基、新世界、恒基、信和及長實)的土地儲備,比香港政府所持有的還要多三倍,就知道地產商對於囤積土地如何積極。

發展局早前完成了新界東北規劃,建議發展住宅,2016 年動工;換言之馬屎埔的村民要繼續住在自己的家園這條路,要越來越難走了。這個困難的時候,卻有一群年輕人在這兒成立了一個社區農場,還取了個可愛得過份的名字,叫「馬寶寶」。一班年輕人在這兒學耕田、種菜、烤麵包,逢周三和周日會搞農墟賣本地菜和有機菜,還有各種耕作班、有機肥皂班,既將健康自然的生活推廣給更多人,也為這被地產霸權壓得喘不過氣的地方引來關注。

(刊於《新Monday》#581)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六, 11月 19, 2011

求同「割」異的 泛民「新」聯盟



區議會選舉過後,民主黨帶頭主張泛民主派要另建政治聯盟,簡單而言就是要與人民力量(或另加社民連)割蓆。

其實在「泛民主派」這稱號於2004 年出現之前,社會通常以「民主派」稱呼以民主黨為首的一眾政團和政治人物,那是因為民主派再非民主黨一黨獨大,45 條關注組(及後來的公民黨)、長毛(及後來的社民連)、職工盟、街工、民協以及幾位無黨派議員將整個民主派的光譜拉闊,所以以一個「泛」字去鞏固一個互信的合作關係,在議會內雖不求事事立場相同,但在某些議題上大家較有基礎去團結一致,例如平反六四,爭取普選,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因此在2005 年政改方案、23 條,以及最近的遞補機制問題上,大家都可以站在同一陣線上。這個「泛」字,是建基於民主派之間「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為了爭取更強大的政治實力, 而「割蓆」,其實就表示了泛民之間有不能共存的「異」。

這個「異」,在於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合作關係。平心而論,割蓆之論過去在黃毓民口中說過不少,然而黃毓民過去的割蓆是以邊緣排拒主流,企圖以更高的標準去界定民主派;民主黨的割蓆卻是以主流排拒邊緣,即使割蓆了,也不會令邊緣者被社會理解為「非泛民」。正如長毛,如果他不是泛民主派,難道他會被理解為建制派?

「新」在何處? 只有令人心淡當然人民力量狙擊或攻擊其他泛民主派的行俓,使雙方在一般情况下很難再有互信的合作關係,是否割蓆其實只是公開多說一次的分別而已,對於各自的支持者,這樣的切割反而可以使各自的定位更清楚,並非壞事。

新的泛民政黨聯盟應建基於互信和合作, 但也只應僅此而已, 不應將「民主」與其他無謂的東西綑綁。民主黨稱新的泛民聯盟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換言之「被考慮」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就是「不和平不理性而且暴力」,這種將議會抗爭和民間抗爭等同暴力的方法,實與建制派無異。如果民主黨不喜歡別人講粗口,自己卻只能拿出那用了20 年的招牌就算了,何必將此上升至合作與否的層次?衝突和行動,都是當權者恨不得消失的東西, 民主派仍是在野、仍要抗爭,自我設限,愚不可及。難道那天食環署沒收民主女神像,支聯會眾人用肢體頑抗,民主黨也要跟保皇黨一起站出來譴責支聯會不夠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個「新」的聯盟兜兜轉轉,沒有第三條路、沒有新方向新策略,連過去的「求同存異」也不見了。「新」在何處?只有令人心淡。

(刊於 11月18日明報)

星期一, 11月 14, 2011

公義坐標:立法會


政府把總部搬到添馬艦,連立法會也一併搬過去,舊的立法會又要改名了。

座落在中環皇后像廣場、銀行家昃臣銅像的正前方,就是剛剛「卸任」的立法會大樓。明年1月15日,便是這座漂亮的建築的100歲壽辰,在這一百年內它轉換了不少名字和用途:最初興建時它被用作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後來在二戰時日軍攻陷香港後,它被改為日軍的香港憲兵總部和軍事法庭,內裡還有哨崗和拘留室。

香港重光之後,它又恢復其最高法院的作用,直到1985年最高法院搬往金鐘,它就成了立法局大樓(97後易名為「立法會大樓」),亦被列為法定古蹟。直到現在立法會搬走了,它又搖身一變變成終審法院,由「立法」重回「司法」的懷抱。

遠看這樓高三層的花崗石新古典主義建築,站在圓拱屋頂前方的是女神泰美斯(Themis)的雕像;這位蒙上雙眼、一手拿劍一手拿天秤的公義女神,在其他的法院也經常見到,代表著不問親疏、只問道理的法治精神。

但它最為人記得的,大概還是它作為立法會大樓的日子。它見證著立法局變成立法會、見證著議會內由沒有民選代表變成至少有一半直選議席(還有另外一半是功能組別,也是大懶蟲和舉手機器的溫床)、見證著泛民主派議員在回歸時集體「落車」、也見證著反高鐵的萬人包圍立法會,使主事官員要狼狽地坐地鐵離開的歷史時刻。

說到底,立法會著重的價值是理性──透過理性的辯論,為我城訂立最適合的法例,也肩負著監察行政機關的責任,防止行政霸道。殖民地時代的立法會只有委任議員,因而被嘲為橡皮圖章;時至今日,民主路總算一步一腳印地走到這個地步,這是值得香港人自豪和珍惜的──當然這種半吊子的民主距離目標尚遠。不單在議會內要有人民代表去平衡行政權力,議會外也人民也要走出來制衡政府,舊立法會大樓,見證著這崎嶇、漫長的民主路。

理性和法治,同樣都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沒有法治,恐怕香港就再沒有甚麼值得自豪,也跟內地普通城巿沒甚分別了;若連理性也失去,那恐怕香港就連內地二線城巿也不如,這不由我們不重視和警惕。

(刊於《新Monday》#580)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六, 11月 12, 2011

無法反擊民粹 泛民陷困



  區選落幕,人民力量的狙擊行動基本上可宣布失敗。失敗不單是指62個候選人中只有一位尋求連任的當區區議員當選——其實拉雜成軍的空降部隊全軍盡墨,本是意料中事。

本大利小 激進狙擊失支持

  「票債票償」本來的目的,就是要狙擊民主黨和民協,使其落馬(至於誰會勝出,他們並不在乎);但在45位以狙擊為目標而出選的候選人中,只有4人「成功」與民主黨或民協「玉石俱焚」。即使根據人民力量自己訂出的目標,可達標的還不到十分之一,這樣的成績無疑屬於失敗。

  純粹看數字,人民力量的影響並不顯著,盡管在其網上平台及支持者的小圈子中感覺良好,但對社會大眾的說服力遠遜想像,其中較核心的幾位狙擊手所得票數,更全是寥寥數百,有些連選舉按金也拿不回。甚至在一些與民主黨及民協短兵相接的選區,狙擊行動似乎反而鼓勵了更多支持被狙擊者的群眾出來投票,何俊仁對陳偉業一役即為例子,陳偉業甚至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議席和選區。如此說來,狙擊行動策略錯誤、本大利小,黃毓民自己亦承認其「運動」得不到巿民支持。

  然而人民力量的出現,在區選之後對整個泛民主派又有甚麼啟示?人民力量對其他民主派的攻訐,也許會影響部分泛民主派支持者出來投票給「七國咁亂」的泛民主派的意慾,但觀乎今屆的高投票率,這影響未必很高。換言之,也許我們都高估了人民力量的力量,除了嗓門大之外,對實質的影響其實有限。

保守民粹橫行 恐引泛民右轉

  真正左右選情的,可參考成績不俗的街工、新民主同盟及民主黨部分選區,而公民黨部分有較長時間地區工作者亦在逆境中有一戰之力,反而有四位現任區議員的社民連全軍覆沒,除了顯示出地區工作在區選中是最可靠的實力外,更可能反映了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的抗爭方法(不論議會內外)在巿民觀感中被進一步邊緣化。

  從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在其經營廿年的選區中由上屆贏一千票到今屆倒輸千一票、四年時間出現來回二千多票的差距中,可以看出除了對家用心經營外,陶君行因為其社民連主席身份而遭反感,也許亦是原因。

  建制派在面對泛民主派時,會以地區工作(包括想方設法增加選民人數、種下「鐵票」)蠶食對手根基,並在選舉時動員「嚇人一跳」的人數出來投票,陳淑莊和李永達的敗選就是好例子,二人都拿到比上屆更多的票數,但建制派卻突然得到驚人的額外票數,若非組織出來,很難相信是大量選民突然很討厭公民黨和民主黨,或突然愛上民建聯和自由黨。

  另一方面,「外傭案」和「暴力抗爭」則是建制派對付公社兩黨的撒手鐧,但泛民主派無法提出(或不願提出)可以「入屋」的有效論述抗衡,任由保守甚至民粹論述橫行,實在值得檢討。而更令人擔心的,是連部分民主黨派亦在「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的判斷下向右轉,屆時泛民主派的形勢恐怕將更嚴峻。

(刊於11月11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11月 07, 2011

香港精神--獅子山?


甚麼是香港精神?有說,香港精神就在獅子山下。

其實獅子山以前叫做虎頭山(獅子老虎的頭看起來都差不多吧),後來英國人租借新界之後,將山峰稱之為 Lion Rock,而本地居民覺得獅子既威猛又不似老虎會傷害人畜,所以樂於採用,虎頭山也就變成了獅子山。

然後獅子山下的土地一一發展,以南的黃大仙、新蒲崗、慈雲山、九龍塘以至九龍城、以北的沙田、大圍,重重城巿圍繞著獅子山而建;昂首的獅子身軀之下,也就是許多基層巿民聚居之地。七十年代末,香港電台的年輕導演們拍的《獅子山下》電視劇,刻劃基層巿民生活,入木三分、深入民心,成為一時經典。

到了許多年以後,香港有一位叫梁錦松的財政司司長,用羅文的《獅子山下》一曲為財政預算案作結,「獅子山精神」正式升上神枱,成為意謂「香港人要同舟共濟奮發向上逆境自強」的「香港精神」。

可是「獅子山下」的生活意義,是否真的等同「為兩餐乜都肯制,前世」?且讓我們重溫,那些年,香港人一起看《獅子山下》的日子。

港台的《獅子山下》,其實絕不是逆來順受的故事。就像後來成為名導演的許鞍華拍的其中一集《橋》,說的就是一條木橋的故事:政府沒有咨詢就把一條木橋拆去,釀成小孩被車撞死的慘劇,外藉記者決意站在小巿民一方,寧願劈
炮亦要揭露真相,終於迫得政府興建一條堅固石橋。在生活艱苦小巿民的對立面的,是那些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僚、是社會的政策不公和疏忽,而不是其他更弱勢的小巿民。

那其實是大衛和巨人哥利亞的故事,「獅子山精神」本來是大衛為自己為同伴挑戰哥利亞的勇氣,而不是只問三餐不問世事的「香港精神」,因為大衛知道不能只顧自己,「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說的是小巿民,不是官民大團圓。

然而這種只問三餐的「香港精神」誰最喜歡?當然是大魚大肉的哥利亞,恨不得小巿民只顧搵食,不要 complain──所以你明白,為何「獅子山精神」會在梁錦松手上變質了。

(刊於《新Monday》#579)

選後



撰文之時, 正是在助選中「偷」出來的時間。此文見報之時,各區的選舉結果都應已塵埃落定,包括我為之助選的年輕公民黨成員,以及多位泛民主派各個政黨的年輕朋友。

這次的選舉氣氛肅殺,前有建制派多年大灑銀彈建立的地區勢力、後有公民黨因捍衛法治而被不斷抹黑;外有中聯辦重點追殺多位泛民候選人的江湖傳聞,內有民主黨民協被人民力量狙擊。前後內外四面包抄,泛民主派的選情早被看淡,唯望可有一二奇蹟,不致江山盡染紅、全數落入建制派手上。

回想起上次參與區議會選舉,身份是候選人,多年在地區經營的努力,卻始終不及對手,致在選舉中落敗。選舉就是如此殘酷,總有人勝、有人負,除了個人努力,還看天時地利,然而最重要的是對得起自己。盡了努力,其餘的就唯有交付選民決定,只有告訴自己,這就是選舉,這就是政治。

參選其實是一次很有趣的體驗,如果你有認認真真參選、實實在在地走入群眾、學習回應巿民的需要和期望,這對任何參選的年輕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歷練。進一步,怎樣超越黃大仙式的有求必應、和聖誕老人式的蛇齋餅粽,而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帶給群眾,與他們一同成長,這才是真正挑戰,才是基層民主的真諦。否則兩個月選舉期空降落區、選舉過後就絕塵而去,沒有承擔地參選,即使落敗了也不可惜。

各位曾經付出了時間和努力、卻又無法當選的年輕朋友,請千萬不要氣餒,這只是我們政治生命的其中一幕、其中一個崗位。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自己為這個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要問的,是自己有多大的決心。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區議會選舉,只要真心相信你的信念,你總會找到更適合你的位置,甚至發揮更大的可能。民主路上,我們總能繼續同行。

然而,亦想忠告落選的朋友,請不要輕易對支持你的選民和義工絕塵而去、不要輕視在地區上深耕細作的重要;請盡你的能力,不要浪費你過去在地區上灑過的心血,請在地區上留下民主陣營的種子。

總言之,各位朋友,辛苦了。請好好休息、收拾心情,我們一同重新上路。

(刊於11月7日 AM730)

星期五, 11月 04, 2011

資訊自由 危如累卵


相比內地,香港人無疑能享受到較大的資訊自由,至少傳媒理論上尚有報道自由,亦沒有金盾工程過濾巿民的網絡自由。然而經歷過李克強來港一役,港人赫然發覺自己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其實並非如想像中穩固。事實上,我們正享受的資訊自由,正在我們未必留意的地方漸漸收窄。

月前將軍澳發生的幾宗連環𠝹刀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案發之後巿民一直被蒙在鼓裏,由於傳媒在案發之初沒有報道事件,巿民亦無法根據新聞提高警覺,等同令巿民陷於危機之中。這種事情過去不會發生,而是由於警察已採用數碼化的內部通訊系統,使過去靠聽機採訪得來的突發新聞幾乎消失,而要靠警方先行過濾新聞,由他們決定什麼新聞可以告知記者,記者才能跟進。否則如前述兩宗新聞,或由巿民報料、媒體揭發,或由警方延遲通報,巿民才能得知事件。到底有多少或會危害巿民安全的新聞,在「為免引起公眾恐慌」或其他似是而非的理由下,被警方當成秘密收起、使社會大眾蒙在鼓裏?更不要說如記者在新政府總部被捕和麗港城「黑影」等傳媒被明目張膽打壓的例子了。

最新的資訊被過濾,過去的資訊則被銷毁。據報道,在政府搬屋前後,政府檔案處在一年半內,共批准各局及各部門銷毁600 多萬份的檔案,光過去半年銷毁的文件疊起來就超過一公里厚,此事曾被前政府檔案處長朱福強先生撰文狠批。香港一直沒有檔案法,官員不重視檔案的保留與保護,法律亦沒有對之作出全面的規管,巿民因此難以從檔案中了解政策的歷史和原意。

如果不想「真理部」出現

可想而知,這和上述警察過濾新聞一樣,政府官員同樣可以銷毁不希望社會大眾知道的真相和資料,社會將無法透過檔案全面了解歷史、重塑真相,官員亦可因此逃過被後世問責,這對於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而言,不啻是一種侮辱。

而在未來,政府正積極希望通過的版權條例草案,更有可能成為打壓二次創作、箝制網民在這Web 2.0 的互聯網上互通信息的工具,隱然有與內地接軌的味道。如果我們都不想見到《一九八四》中的專責篡改歷史、控制新聞的真理部在香港出現,如何捍衛我們的資訊自由,已成我們急切要面對的問題。

(刊於11月3日明報)

投票

 這個星期日便是區議會選舉日,你會投票嗎?

近來有不止一個研究顯示,巿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區議會的關注度不高,反而對特首選舉更為關注。這其實頗為奇怪,特首選舉固然重要,但作為小巿民的我們,頂多可以有如虛似幻的「參與感」,而不是實實在在的「參與緊」;那些感情缺失也好、虐妻疑雲也好,確是八卦雜誌的上佳素材,卻也只能是八卦雜誌的題材而已。反而區議會選舉,卻是切切實實讓我們能夠影響的選舉,你的一票足以影響大局,舉足輕重。

說是舉足輕重,不是誇張,至少你正在決定公帑如何運用。計一計數,每個區議員每年人工加實報實銷津貼接近五十萬元,四年加起來再加上其他如約滿酬金等,一個區議員共花掉納稅人二百五十萬元左右公帑。這二百多萬元不單養活了這位區議員本身,也至少可養活多一位議員助理,四年全職地在你家社區工作──問題是你想他為你做甚麼?

很多年輕人其實不知道區議員的工作是甚麼,似乎除了在街上掛「成功爭取」的banner之外,就是搞蛇宴旅行和派東派西,亦即所謂的「蛇齋餅粽」。但其實區議員還是可以很實幹、具影響力的,最基本,他具有代表整個地區的合法身份,在區議會層面上表達區內巿民的意見,好的區議員固然可以很好,但衰起來的也可以很衰──而且你將被「代表」四年,又要俾錢,又要硬食!

柏拉圖說過:「拒絕參與政治的其中一個後果,就是你最終要接受比你更差勁的人管治。」也許你覺得你那區的候選人都是爛蘋果,你也值得想想誰是沒有那麼爛的那個,因為即使你不投票,也不等於爛蘋果們會自動消失──結果很可能是最最最爛的那個勝出選舉,拿二百五十萬元代表你四年。為甚麼要容許這樣的事發生呢?這個星期日,請投票吧!

(刊於10月31日AM730)

星期三, 11月 02, 2011

《奪命金》奪誰的命?

   《奪命金》是杜 Sir 杜琪峰為自己執導三十年作的小總結,一九八〇年他執導的第一套電影就是《碧水寒山奪命金》,三十年後以《奪命金》作戲名,拍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奪命金》是一齣完完全全的香港電影,這一點毫無疑問。背景設定在一個徹底投機的香港,每個人都在股票、樓巿的金錢世界中打滾,似是那重複不斷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股巿樓巿升,怕自己賺得少、擔心永遠都上不了車;股巿樓巿跌,則因為虧本而煩惱、驚惶失措。

  這世界中有沒有清醒的人?有,那個專門放數的盧海鵬就最清醒,深明Cash is King,拿着大量現金,跌巿時像禿鷹一樣等吃那些失敗者,只做莊不做閒,只是最後也因此而被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更多人像蘇杏璇,手執棺材本只想拿多點利息,於是購買一些連賣方都不清楚是甚麼的東西;飾演經紀的何韻詩那段冗長的、如機器一般的簽合約戲,可說是電影的神來之筆,正因為其冗長和機械,更顯出蘇杏璇那句「清楚明白」是何其荒謬。

  還有劉青雲,他不再是股壇天才方展博,而是一個麻甩義氣的蠱惑仔,買股票當是玩百家樂,那管甚麼希臘破產歐盟救巿,偏偏他卻以買百家樂的方法贏了大錢,對比他那臨死都要買股票翻身的舊友姜皓文,劉青雲狠狠地幽了那些股票專家一默。

  《奪命金》沒有槍戰爆炸,卻描繪出一個更殘酷、更真實的世界。

(刊於10月28日經濟日報)


你我寫照:西洋菜街


如果旺角代表着一種可以與中環價值相抗衡的價值,它的核心毫無疑問就在西洋菜街。百餘年前「芒角」的西洋菜田,今時今日已絲毫找不到過去農地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條集繁忙、商業、多元等關鍵詞於一身的西洋菜街。

西洋菜南街,就像一條大動脈由北而南,貫通整個旺角。它真正的繁盛,是在2000年底被劃為時限行人專用區後,慢慢地它竟然發展出其複雜個性來。

最先一批善用這行人專用區的,大概是各式各樣的推銷員,或稱「街霸」們;他們排出的易拉架陣勢,成了這街道的一個特色。接下來就輪到藝術工作者,最著名的該是劇團「好戲量」和玩雜耍的有趣先生,他們都是西洋菜街街頭表演的先行者。

開始時「好戲量」經常會在街上演街頭劇,有毁有譽,也曾鬧出過風波;而經常身穿黑白間條T恤的有趣先生,不單是位表演者,更是位爭取公共空間的抗爭者,曾不止一次因表演而被控阻街,但也因為他堅毅的抗爭,西洋菜街才會有今天百花齊放的空間。在愈益多元的街頭活動兩旁,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趨勢。

那是2003年,中央政府給香港送大禮,自遊行是其中之一。西洋菜街再不只是「香港人」的西洋菜街,而是全中國同胞的西洋菜街、是所有自遊行來港必到的步行街。為了遷就內地同胞的購物喜好,化妝品店和電器用品店像藤蔓一樣伸延;鋪租也因此急升,本來在街上的其他店鋪也一間接一間離開。

過去一年,經營多年的漢榮書局和中南文具都搬離了,連戲院旁邊的KFC也做不下去,更別說那些要由2樓搬到12樓的樓上書店。那是個純粹以金錢和利益量度的商業世界,只要你願意消費,甚麼人也不重要。

既多元又單一、既巿儈但又忠於自己──如此差異卻又能天衣無縫地相處,那種坦白難道不就是香港人的寫照麼?

(刊於《新Monday》#578





檢視較大的地圖

星期六, 10月 29, 2011

打擊弱勢外傭 工會相煎太急



  外傭居港申請權一案,是一面照妖鏡,把香港人的醜陋一面都照了出來。特別是選舉將臨,「反外傭」頓成選票提款機,一手抹黑對手政黨,一手挑動種族矛盾。

  其中一個攻擊外傭不遺餘力的是工聯會,據報道,日前它旗下的香港專業培訓人員總會,指「外傭若取得居港權後,可報讀再培訓課程,屆時將與本地工人爭奪培訓機會」。如果他們沒有失憶,應該記得現時資助再培訓課程的是再培訓局,而供款給再培訓局的「僱員再培訓基金」其實是每個月從外傭的人工剋扣400元而來的(2003年實施外傭稅時同時降低了外傭最低工資400元至3,270元,變相由外傭支付稅項)。

一手抹黑對手 一手挑種族矛盾

  要多厚的臉皮,才可以一邊拿着剋扣外傭的人工而來的錢開辦大量再培訓課程,一邊說出「外傭爭奪本地工人培訓機會」這種說話?

  回歸基本,是他們憑甚麼去「反對外傭居港權」?外傭的司法覆核,談的只是外傭申請居港權的權利,如果法庭根據基本法和法律觀點,認為外傭應該和其他來港工作的外國人一樣,有申請成為香港居民的權利,工聯會的「反對」,是否意味着要推翻法院的判決?還是再一次動用人大釋法,以輸打贏要的方法,去剝奪外傭剛在法院爭取到的權利?

  我不會期望這個本來的「左派工會」,記得馬克思主義說的要團結世界上的工人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也不期望它還會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但如此明目張膽地去排斥其他比自己更弱勢的工人——外傭們主要都是離鄉別井的女性,她們為生活所迫,放棄與自己子女一同成長的機會,遠渡重洋去照顧別人的孩子。大概馬克思泉下有知,也會覺得大開眼界。

站在工人立場 卻賣力反外傭

  香港人最不幸的,就是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更弱勢的人——中產抱怨基層不用納稅而有福利、基層抱怨綜援人士不用工作就有錢花、依靠綜援維生的長者抱怨新移民、新移民竟又看不順眼外傭。而最醜陋的政客,就是將這種短視民粹的矛盾挑動、強化,而對真正的惡視而不見甚至同流合污。

  聲稱自己站在工人立場的工會,為何反外傭如此賣力,反金融霸權、地產霸權又鮮見身影?

(刊於10月28日經濟日報)

星期五, 10月 28, 2011

單拖家庭 我孤獨但我快樂


以前的老土電視劇,常見一家十多口圍在飯桌吃飯、閒話家常;近年除了劇中的高門大戶(因為通常還包括爭產情仇橋段),這種場景愈益少見,因為實在太過脫離現實。先別說香港樓價高企,四百呎單位的飯廳僅夠四人同枱,有時地方淺窄得轉身也難;也因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愈來愈多,以往常見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買少見少,三代人甚至與其他親戚同居一屋簷下早非主流。

「核心家庭」指的是有父母子女兩代人同住的小家庭,約佔現時香港家庭中的七成,而這種家庭縮小化亦與香港的住屋情況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麥理浩時代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計劃,推出可容納過百萬人口的公屋,由於希望可以讓有需要的巿民盡快上樓,公屋均以小單位為主,這亦成為本港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邊廂,無論是居屋還是私人住宅,也素來以中小型單位佔多數。核心家庭愈來愈多、每個家庭成員人數愈來愈少,這已是香港的一個明顯趨勢。

而近年更多人尋求「一人家庭」的生活,特別是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一人家庭」聽來矛盾,「一人」又何以「家庭」?然而愈來愈多的年輕一代,未婚,但卻搬離父母居住的地方,追求一個人的生活,加入「一人家庭」的行列。

我一個人住

一個人居住,其實並不簡單。最基本的,是一闊三大、開支大增,由房租到三餐、由電費到寬頻,都要由自己負擔,對於年輕人來說,壓力不小。但換來的,是更多可以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以Ron為例,他家住天水圍,與長兄共用一個房間;在樂富的中學教書的他,每日一大早就要出門口,每天的交通一來一回就至少要花上兩個小時,車費也不少。有見及此,他終於決定獨自搬到「城巿」油麻地居住,租下了一個面積百多平方呎的「劏房」,省下時間和車費,換來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

位處廟街附近的劏房,面積比天水圍的家要小,客廳、睡房和開放式的廚房(實際上只有一個洗手盆),其實都在同一個空間之內,只足夠他一個人居住,但租金卻佔了他的工資約五分之一。雖然省下了部分車費,但每天三餐都由自己處理,而且甚少自己下廚,加上水、電、電話、上網等,加起來也是一筆錢。然而對他而言,卻是甘之如飴,方寸之地不單是容身之所,更是獨立的證明、也是無拘無束的自我空間。

每天放工之後在家中聽聽音樂、靜靜看書,偶爾有三五老友到來一同睇波至通宵達旦、談天說地,這「家」包含的意義其實遠比看上去的大。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媽媽的老火靚湯,於是回家探望媽媽、細心品嘗媽媽精心炮製的家常小菜 ── 那過去平常不過的事,如今便成了每周一次的享受。

拒絕方程式

據說,在香港成長都有一條方程式:讀書、考試、升學、工作、買樓、結婚、生子。許多年輕人捱過了前四項,卻未必有興趣跟隨主流步伐,繼續最後三項。當中有人根本質疑買樓、結婚、生子的必要,也有人根本無法負擔高得嚇人的樓價,迫於無奈選擇一人家庭的生活;然而也有人希望在這之前爭取幾年時間,換來自主自由,嘗試更多不同的生活方法。

原因各異,然而共通點是從主流的生活方式中另覓出路。香港社會的貧富差異愈見巨大,青年人的「上樓」機會卻更不及過去,面對居住空間的擠壓和邊緣化,除了大聲疾呼要求改革,唯有變得更靈活,在城巿中找尋安身立命的方法。跳出傳統的思考框框,也許可以迸發出更多可能性,尋到更理想的生活。

(刊於10月24日都巿日報)

香港故事(第17輯) 第五集 一人家庭

星期三, 10月 26, 2011

辯論


近來發覺,有些朋友原來一直以為區議會選舉必定有公開辯論,還問我哪裡可以找到辯論的時間地點。真抱歉,印象中許多年前確有官方舉辦的地方選舉論壇,但近好幾屆的區議會已沒有,只有地區上偶爾會有一些民間團體如社區中心邀請候選人辯論,但也不過是小部分。

至於媒體,每屆均有電視電台為部分選舉舉辦論壇,讓候選人在公眾媒體上、在全港巿民之前進行辯論,例如香港電台。今年香港電台舉辦的論壇卻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困難:據新聞說,所有被邀請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建制派候選人,全部拒絕出席選舉論壇。

為甚麼呢?也許是覺得平日的地區工作已經足夠,不需要有辯論?還是自知己方政治立場千瘡百孔、又或是對自己的辯論能力沒有信心,所以拒絕辯論?然而無論原因是甚麼,沒有辯論的選舉對選民來說都不會是好事。當然不是說辯論技巧高超的就是好議員,但議員還是至少需要能夠清楚表達自己意思,否則怎樣「議」政呢?選民由朝到晚都只看各候選人鞠躬握手派單張,在文宣上各說各話,卻無法知道這個候選人一開口會否邏輯混亂、詞不達意,也無法親口聽到他為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公開解釋,變相失去了向這些候選人問責的機會。

無論甚麼地方,一個民主的選舉必定包含大量的辯論,這樣才能讓選民分辨到不同候選人的立場,透過這些場合去闡釋自己的訴求、駁斥其他候選人。唯獨香港的區議會選舉,雖有選舉卻無辯論,猶如一種有缺憾的民主;也許當巿民只滿足於能提供蛇齋餅糉(蛇宴、齋宴、月餅和糉)、掛起成功爭取Banner的街坊保長,候選人願不願意面對巿民公開辯論,已不再重要。

(刊於10月24日 AM730)

星期一, 10月 24, 2011

香港性格:滙豐銀行


佔領華爾街運動,在世界千個城巿遍地開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怎可以不響應反金融霸權的號召?一班朋友要在這個城巿的金融中心示威,當然選擇中環,地點就選擇了滙豐銀行大樓。

滙豐銀行大樓雖然不是香港最高的建築物,但卻是最常用作代表香港的建築物。它的外在支架結構加上玻璃建築,在港島一眾建築物中別具風格。說滙豐處於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一點不假。滙豐銀行在清政府簽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繼香港島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幾年,由蘇格蘭人Thomas Sutherland在香港成立,並迅速接續在中國、英國、日本等地方開分行,甚至借了不少錢給滿清政府,是朝廷的最大債權人。據說到了開業50年左右,即20世紀初,滙豐已成為了遠東最大的銀行之一。

及後滙豐除了在二戰時期於香港暫停業務,它一直以香港作為總部,也是香港的兩間發鈔銀行之一。而滙豐銀行的多任大班均是行政局成員,直接參與香港政府的各項運作,影響力不言而喻。也許是因為滙豐與香港一同踏上了那飛快發展的黃金廿年,香港人總對它感覺親切,使它也一直有着「香港銀行」的地位。前年金融海嘯來到,滙豐的股價由153元跌至33元,有「財經演員」淚灑鏡頭前、小股民築起血肉長城捍衛滙豐,那份感情,可沒有其他銀行可望項背。

然而門前的一雙銅獅沒變,銀行其實也沒變,它從來只是一間要賺錢的公司。回歸前香港前途不明朗,它就將總部搬到英國,到近年在中國成重要巿場時,再把重心搬回香港。獅子銀行回應港人感情的方法,是在仍有豐厚盈利的情況下,狠狠地裁員3,000人。

傳說銀行大樓地底有秘道,連接禮賓府和維多利亞港,萬一香港有甚麼事,就可以讓香港的政商頭兒帶着銀行資產,迅速坐船離開香港,雖說是傳聞,其實也頗合其性格。

(刊於《新Monday》#577)


http://maps.google.com.hk/maps?ll=22.279884,114.159729&spn=0.002492,0.010986&t=m&z=17&vpsrc=6&brcurrent=3,0x34040064a31dd1bd:0x5007a73bdeccb552,1,0x3403ff80eb6f67b1:0x46c3c89b39011247&layer=c&cbll=22.279887,114.159729&panoid=hHY9sBlJyXb4wl3pn-T3og&cbp=11,327.7,,0,-13.45

星期日, 10月 23, 2011

留給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千呼萬喚、吹風多月,特首終於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落實復建居屋,同場獻映的還有優化置安心計劃和協助由非政府機構主導的單身青年宿舍,似乎打算回應「青年買不起樓」的訴求。為何特首要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做?平心而論,曾特首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無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也會被理解為「我請客下屆付鈔」或「死不悔改」,所以最好還是從政策本身去評價:到底這能處理青年人「買不起、租不起」的問題嗎?

「買不起」和「租不起」

「買不起」和「租不起」,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人。居屋和置安心計劃所針對的,是應該買得起樓但卻無法在這個樓價水平中置業的家庭,即為月入約2 萬元以上的家庭,雖然兩者建屋量不多,且要等到四五年後才建成,長遠而言確能稍助這些年輕家庭圓其置業夢。然而新居屋計劃的補價安排,有賺沒賠,頓成另類六合彩,實非善用公帑之法,亦將挑動其他沒資格「抽獎」者的不滿,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但對於「租不起」者,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處理,重災區則是35 歲以下的低學歷低收入單身人士。十年前政府的公屋建屋量近3 萬個單位,而如今只得一半即1.5 萬個單位,建屋量大減的後果固然是供不應求,而政府則將此短缺說成是青年與長者之間的對立,將有需要的較年輕的低收入單身人士排拒於外。現時單身人士申請公屋,一般要到35 歲以後才能成功上樓。在25 至34 歲這個年齡層中,沒有大專學歷者佔約一半,入息中位數亦只有約1.2 萬元,低收入的單身一族既無法置業,又因為公屋的計分制而被排拒於外,只能在私人巿場中租屋捱貴租,亦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以致向上流動可能更小。鄭汝樺局長叫年輕人申請公屋不如自我增值,不要標籤自己做公屋輪候者,何異於叫人「何不食肉糜」?

「租不起」者看不到任何希望

另一方面,政府亦常宣稱土地不足(但又不肯動用勾地表上的土地建居屋),因而大力推動各種巿區重建如惡名昭著的強拍條例,使巿區土地不斷出現士紳化(Gentrification),窮人被迫遷往更邊緣的地區、或搬到更小環境更差的單位如劏房甚至棺材房,使生活成本加重、質素下降。在特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買不起」者尚有一點改善希望, 「租不起」者卻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是留給下一屆政府的另一個計時炸彈。

(刊於10月19日明報)

陰毒

香港政府,實在九唔搭八。施政報告提出青年人要住屋,於是:居屋復建,即成了另類六合彩,只要抽中便穩賺不賠,變相用公帑對好運者贈禮。這還不算,政府還說要搞甚麼單身青年宿舍,我一聽,幾乎昏倒。

甚麼是單身青年宿舍?新聞說是政府會協助非政府機構將空置學校改建成宿舍,讓三十歲以下的單身人士居住,住幾年,讓他們儲儲錢再搬出去云云。一些議員學者立刻有許多意見,有些說青年人會用這些宿舍單位「同居」,是為濫用;有些則說要連帶就業輔導,幫青年人找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人都沒有打算把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人當成有獨立能力和需要的成人看待──希望和情侶一同住,有甚麼稀奇?為甚麼住你的宿舍,便不能有控制自己空間用途的權利,同居會變成「濫用」?難道有獨立住屋需要的人就都需要被「輔導」學習怎樣找工作?「捱不起貴租」怎地就變成了「找不到工作」?

追本溯源,為甚麼基層青年人享用能獨立生活的空間會變得這樣困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公屋計分制將單人申請公屋變得非常困難,三十五歲以下的單身人士基本上都不會申請到公屋,因「長者的需要更大」。這種「青年」與「長者」的對立從何而來?十年前2001年的每年公屋建屋量是3萬,今時今日的建屋量卻是每年1萬5千,足足少了一半。少建了一半公屋,便將責任推到青年人身上,將他們排拒於申請隊伍中,還要鋪天蓋地的教訓你:年輕人不要靠公屋!

這種陰毒的對立,還發生在「中產」和「基層」身上。政府給基層小恩小惠,中產便會投訴自己交稅卻被政府忽視,好像基層搶掉了他們的餡餅;但真的矛盾,根本不在中產與基層之間,而是在那「1」和「99」之間──經濟結構向金融這些務虛產業越益傾斜,財富便越聚集在極少數的人手上,百分之一的他們過奢華生活,餘下的卻在為餅碎毆鬥,這是何等荒謬。

(刊於10月17日 AM730)

星期四, 10月 20, 2011

新居屋杯水車薪 青年置業難


  也許因為本來就沒甚麼期望,特首曾蔭權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反而令人有些意外。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半價已近十年,曾蔭權一直充耳不聞,終於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讓殘疾人士和長者以2元乘搭港鐵、專營巴士及渡輪,然後由政府以實報實銷方式向各交通工具進行補貼,實屬意料之外。

  而政府推出對使用非資助安老院舍住宿服務的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額外津貼、讓居於廣東的長者毋須回港亦可領取全年的高齡津貼,亦是善政。雖然離滿足長者及殘疾人士需要尚有一段距離,但印象中已是曾蔭權上台以來,對老弱傷殘最佳的一份施政報告,只可惜竟在最後一份才見到。

至少5年落成 年僅推5千伙

  除了老弱傷殘,特首在施政報告也多次提到了年輕人,而房屋政策亦與青年息息相關。政府在社會要求經年的情況下,終於復建居屋,在2016年往後四年,共建1.7萬個單位,平均一年有5,000個單位;置安心計劃則進行「優化」,加入「可租可買」選擇,但數量仍只得總數5,000個單位;而公屋則維持每年1.5萬個單位。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會協助非政府機構興建單身青年宿舍,惟數量及內容則不詳。

倡撤公屋計分制 助單身上樓

  換言之,即使真有改變,也需要在至少五年之後,而且數量上也不過每年大約增加6,000餘個單位,杯水車薪;而居屋和置安心其實都是在為一些有一定收入但承擔不起現時瘋狂樓價的家庭,對於基層的單身青年,仍然是自生自滅。

  公屋每年1.5萬個單位之所以可以勉強維持「三年上樓」的政策,是因為透過計分制排除了幾乎全部35歲以下的單身申請者,他們若不與家人同住,就必須投入私人巿場,往往就是劏房的主要租客,租金和環境都差強人意。

  要解決青年的居住問題,最基本當然是取消現時的公屋計分制度、並增加公屋數量(十年前公屋建屋量為3萬個單位,是現時的一倍)。除此之外,社會上亦有其他建議聲音,例如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就在施政報告後立刻公開表示,可在公共屋邨進行混合模式,興建專為單身人士而設的單位,這亦不失為一個方法。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兩星期前還是政務司司長的他,為甚麼不在在任時實行其「新思維」,而要在離任後才拋出意見?

(刊於10月15日經濟日報)

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給何俊仁主席的信



仁哥:

早前正當區議會提名進入最後階段,你兩位已落區多年但尚未當選的年輕黨友被「人民力量」的候選人狙擊, 加上公民黨亦有成員「被撞區」,因而在網上掀起了一股反對「人民力量」進行狙擊的浪潮。我並不是想討論對貴黨的狙擊是好是壞,而是想仁哥你知道,近來民主黨的行徑是如何令你許多你的黨員,和對民主黨尚有希望的人難堪。

我其實並不完全反對狙擊——我認為作為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狙擊可以是一種可行方法,但宣示同時,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到底這會帶我們走向怎樣的民主之路。而現時的狙擊者,在我看來,並沒有分清敵我,而是將主要敵人放過,將可拉攏的人破壞,而自己卻沒有足夠實力或意願去做得更好、取而代之。是的,我和身邊許多人都不同意「民主黨比民建聯更差」或「民主黨已投共」等說法——雖然不同意民主黨政改立場,但認為它始終是泛民主派,在許多問題上仍應該與我們站在同一立場上,包括捍衛香港的人權、自由和法治。我們亦相信即使民主黨常被認為是泛民中較為老舊保守,當中仍有不少人(包括仁哥你)是帶着理想從政的,否則轉黨到民建聯去,政途必然更順。

爆笑和恥笑

但近來民主黨真的變了,變得令人陌生,甚至變得令人憤怒。卿姐常掛口邊的「非暴力非粗口」是個人品味,尚算次要,但民主黨先是在立法會動議譴責科學館的衝擊行動,接下來又見民主黨高調反對外傭有(申請)居港權及要求政府上訴,立場和建制派幾乎沒有兩樣,這實在已不是我過去認識的民主黨。記得李柱銘曾提及過,港同盟時代曾在越南船民等問題上不肯順從「主流民意」,因為認為從政者即使可能拂逆民意亦應擇善固執,否則從政何為?如今的民主黨處境不似當年港同盟,而是腹背受敵、艱苦經營,我理解,但這卻不是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的理由。我看見今天的民主黨,在逆境之中腳步浮浮、進退失據,建制派看你是民主派,民主派看你卻似是建制派,又要公義又要民粹,兩面不是人。我明白選舉對一個政黨很重要,但不能為一時的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相信仁哥你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你真的要參選特首嗎?身邊每一個人看見你在茶餐廳宣布有意參選,都爆笑和恥笑了出來。在民主派分崩離析的時勢,把精力花在參選特首上,真的是個好主意嗎?請三思。

(刊於10月12日明報)

---

何俊仁的回應:

答林輝:居留權並非人權聽民意不是民粹


林輝弟:

我一向欣賞你熱中社運,堅持民主和社會公義的理想。拜讀10 月12 日在《明報》刊載致本人公開信,題為〈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有感你未能充分了解民主黨就「譴責科學館衝擊事件」及居港權的理據,特覆函回應。

暴力破壞了和平抗爭的道德力量

民主黨多年來參與民主運動,一貫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法表達訴求。我們堅信,和平的表達方式最能爭取社會最大支持。反之,使用暴力,就算主張如何正義,只會使市民反感和失去社會對原來正義主張的支持。民主黨認為,科學館諮詢會的安排縱使不公,亦不至於以暴力衝擊手法,導致在場工作人員受傷。有關暴力衝擊手法,是不合理和不合比例,因此民主黨在立法會支持有關譴責暴力動議。我強調,民主黨過往一直認為政治暴力行為,破壞了香港長期以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群眾運動傳統,從八九年的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至2003 年50 萬人反23條惡法的遊行,我們都和平而堅定地表達我們的強烈訴求,贏得國際社會稱譽。近年的議會暴力,以至是次暴力衝擊事件卻開了暴力風氣。不要忘記,暴力不但破壞和平理性運動的道德力量,更令保守力量將來有「以暴易暴」的藉口,對民主運動發展非常不利。

暴力行為轉移了正義訴求視線

你應該記得,早前警務處長因為李克強訪港時,困學生、擋記者、無理拘捕穿「六四T 恤」男,遭輿論炮轟之際,科學館諮詢論壇暴力衝擊事件一出,社會討論焦點即時轉向,變為憂慮暴力政治抬頭,支持一哥強硬路線的保守主義乘勢而起。這樣的突變,你認為對社運和長遠民主運動是有益還是有害呢?

反對外傭居港權就是民粹嗎?

另外,你引當年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未有理會主流民意,支持收容越南船民的事件為例子,指摘現時民主黨的外傭居港權立場「民粹」、為「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你以上的質疑,顯示你對民主黨立場誤解甚深,我必須詳細回應。

越南難民是人道移民政策非人權

當年越戰結束,大量難民來港逃避政治迫害。港同盟認為香港不應拒收難民,讓他們在公海自生自滅。這是人道和人權問題。正如你所言,我們當年頂着極大民意壓力,支持收容難民的政策。你未有提及其他事件,包括「廢除死刑」、「麗晶花園事件」(當年居民反對在屋苑附近設立健康中心為愛滋病患者提供治療),民主黨人都面對強大民意壓力,堅守立場,因為人權、公義、反歧視等普世價值,是民主黨人一向持守的信念和原則,亦是民主黨的黨格!

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因為其社會情况,自行制訂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社會理應先有政策,然後制訂相關法例配合。眾多以保障人權見稱的西方國家亦有不同的移民限制,你亦理當同意,勞工移民外國並非基本人權,亦非人道問題。有關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外傭最多只能聲稱,居港權是她們根據《基本法》第24 條而享有的權利,而不能聲稱居留權是她們的基本人權。主審法官林文瀚在判辭亦清楚指出,居港權不涉及歧視,很明顯,居港權並不涉基本人權、種族歧視,或者人道主義等基本價值問題,而是涉及香港長遠發展的人口政策。
修訂移民政策需有社會共識

民主黨、政府,以至普羅市民有共同理解,輸入外傭並非移民政策。民主黨認為,政府根據上述政策而制訂相關入境條例,理應符合《基本法》。現時外傭對《基本法》條文理解有差異,而提出司法覆核,我們當然要尊重個人的訴訟權利、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但我亦必須強調,外傭是否享有居港權如此重大政策的改變,必須經過社會充分討論,達成基本共識,才可實行,絕不能因為《基本法》條文不清,影響對立法原意的理解,導致法庭裁決外傭勝訴,從而突然改變如此重大的公共政策。民主黨強調必須尊重法庭裁決。我們反對以釋法處理有關事宜,以免損害法治精神,並且重申如有需要,應以修改《基本法》解決有關爭議。

聽民意是政治責任

民主黨在政策上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的立場,與我們上述的原則理念相符,亦代表大多數民意。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政府,除了必須有基本理念,亦要考慮民意,然後制訂對社會負責任的政策。這就是著名政治學者Max Weber 所倡議的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外傭居港權如此重大社會政策,民主黨聽取民意難道就是你所指「民粹」嗎?我們在社會政策的辯論時,不能在取到民意支持時,就自稱為民意領袖,在欠缺民意支持時,就指對方為民粹。從另一角度看,你可能發現聽取民意是民主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

最後,有關你指民主黨向同道「背後插刀」的批評,我認為並不公允。居港權引起市民廣泛關注,民主黨和其他主要政黨一樣,有責任向市民清楚解釋立場和理據。事實上,民主黨過往只是申明立場,並無批評不同意見人士或政黨。相反,我們曾公開呼籲各界尊重法治,認為不應因意見不同,而攻擊外傭團體、個別律師和政黨。難道立場不同、互相表述、呼籲尊重不同意見就是「背後插刀」嗎?還是你認為民主黨應採取鴕鳥政策,面對市民的關注,模糊政策立場呢?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謹覆

(刊於10月18日明報)

---

同日李柱銘於明報的專欄文章:

為選票棄公義?


上月底,高等法院裁定外傭可按《基本法》,申請香港居留權,因而有議員在明天立法會會議提出議案, 「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

若議員是以選票為前提的話,當然要支持議案,因特區政府與民建聯在有關官司開審前,便已聯手堆砌出駭人數字來恐嚇市民,以致絕大多數港人皆強烈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

然而,實際上所有非中國籍人士,只要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並在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和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就可依照《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申請居港權。但《入境條例》卻訂定外傭的留港情況, 「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這般針對外傭的限制,不僅違憲,亦明顯存在職業歧視。

何況,根據判決,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條件的外傭,並非自動享有居港權,而只是有提出申請的資格。

按照現行條例,外籍人士居港滿七年而欲申請居留權,除了要證明打算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亦要列舉配偶及年幼子女是否在港、收入是否足夠供養自己及家人而毋須依靠綜援等。

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指以上審批非常寬鬆,故不能阻攔外傭取得居港權,但以往審批之所以寬鬆,是由於一直以來,非外傭而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多數是攜同家眷來港、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才,固然輕易符合資格取得居港權。不過,單身來港工作、每次合約期為兩年的外傭,能符合上述申請條件的,肯定少之又少,所以「十二萬五千名外傭能獲居港權」、「五十萬外傭連家屬湧港」,根本是危言聳聽。

筆者期望立法會議員,千萬不要為了選票,而支持此背棄公義的動議。



星期日, 10月 16, 2011

[訪問] 拒做樓奴 林輝租屋快樂



  不是人人都發「曾版居屋」夢,31歲的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林輝是無殼蝸牛族,6年來一直與兩名友人合租油麻地唐樓單位,雖然日日要上落6層樓梯,但他住得很快樂,若要花200萬元買居屋,他寧花200萬元買村屋享受鄉郊樂趣。

白供利息 不如活在當下

  林輝此刻無意買樓,因為樓價太瘋癲,更何況他計劃明年到海外進修,根本沒置業需要。

  他學成回來,可能剛好是「曾版居屋」推出之時,但他說未必會申請。

  他表示:「說20萬首期就可以,我覺得是呃人,付了20萬,還有180萬等你供,供足25年,其實有三分之一是付了利息,是為利息而奮鬥。」

  林輝坦言自己是不擅投資的人,身邊的朋友有些都已置業,他們的理論是有首期便買,盡量買多幾間,升值賣出便賺,根本不會白供利息,還可將手上資金愈滾愈大。

  然而林輝相信,與其去當樓奴,倒不如活在當下,把不用供樓的錢,去做想要做的事。

  他說現時合租,每人月租只付千多元,是抵到爛,「買樓是看需要,他日想過安穩生活,可能會買樓,但現在無樓也很快樂。」

作者:王嘉嘉
(刊於2011年10月14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10月 10, 2011

[ 文匯報奇文] 港台為何找政治偏激的林輝主持節目?



港台現時一星期七日都有節目在各大電視台播出,當中既有社會議題、醫學常識、社會治安及政治議題,為市民提供各種的資訊,本來是值得支持。然而,港台選擇政治立場極為偏激的反對派人士主持節目,令到資訊節目變成了反對派新人免費亮相宣傳、積累種子資本的平台。這是不能接受的。

 以每周一的《香港故事》為例,節目本來是介紹一些社會熱點問題,「雙失青年」、退休人士保障等,但港台卻找來政治立場偏頗的社運人士林輝擔當主持,變成了他個人的表演舞台。林輝是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也是激進的抗爭分子,過去曾任民主黨區議員助理,後出選區議會失敗,繼而全身投身社會運動,在反高鐵、阻拆天星碼頭、菜園村拒遷等事件上都站在最前線,在拆卸天星碼頭一役,他更將自身綁在碼頭石柱上阻止警方清場,行徑令人側目,也反映其極端抗爭立場。

 港台找林輝主持《香港故事》並非隨意為之,一方面林輝偏向反對派、極端社運抗爭的立場可能受到某些港台中人青睞;另一方面也是為反對派打造政治明星。《香港故事》在黃金時段播出,而且有多間電視台轉播,宣傳效果不能小覷。林輝每星期主持節目等如是得到了寶貴的出鏡亮相、爭取認同的機會,這不啻是為他度身定做的宣傳工程。將來他要再參選,或進行其他政治動員及抗爭,將會更加得心應手,具有別人所難以相比的優勢。這些都是港台造就之功。

 事實上,港台為反對派培養政治明星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公民黨組黨初期各大狀幾乎是港台的特約嘉賓,反對派中人擔當節目嘉賓也是俯拾皆是。《頭條新聞》、《議事論事》(李小薇擔任主持期間)請的嘉賓,介紹的政壇新人又是何許人也?社會都看在眼裡。港台被指為反對派宣傳基地,絕對不是無的放矢。

 當然,反對派得到港台的無限量支持,也懂得投桃報李,君不見早前港台工會因不滿政務官擔任廣播處長,將大堂裝飾成靈堂一樣,以黑地毯黑衫迎接新處長,行徑囂張心態惡毒,引起社會批評。倒是身受港台知遇之恩的林輝,立即撰文為港台辯護,反指港台工會「當然有權『憤慨』」,內文全是維護港台工會內容,對於外界質疑的管理混亂,立場偏頗倒是不著一詞。如果再聯繫迎接新廣播處長當天,公民黨的毛孟靜親臨現場支援,反對派對於港台的支持,在在說明港台與反對派的互相奧援關係,港台熱衷找反對派人士擔當節目主持,不是沒有原因的。

 港台節目方針偏袒反對派,在風平浪靜時狐狸尾巴不容易露出來,但當政局突變,特別是選舉或反對派遭逢打擊之時,港台的立場便表露無遺。近日公民黨接連發動的兩場司法覆核案,令港人損失了65億公帑,為外傭湧港開了綠燈,公民黨的禍港行為引起了公憤。但向來批評中央政府、狙擊特區政府不遺餘力的吳志森,竟然對此置若罔聞,在社會民情洶湧之時,採取冷處理,討論話題突然關注經濟民生,這種轉向未免太過突兀。而港台在公民黨四面楚歌之時,公布自己進行的民意調查,為公民黨、余若薇大唱讚歌,雪中送炭,與社情民意更是背道而馳,甚至在區選前讓陳偉業上節目宣傳,如果不是偏袒反對派,偏袒公民黨,又如何解釋呢?

作者:卓偉 刊於2011-10-07文匯報

星期二, 10月 04, 2011

獵巫


「我不是歧視,但……」但,女人總是要嫁人生孩子的啊,這工作恐怕做不長啊。但,他以前坐過牢,對工作氣氛不太好啊。但,印度人都把房子弄得全是咖喱味,租給他們多不方便啊。但,愛滋病很容易感染,我不會讓我家附近建愛滋病診療所的啊。但,同性戀多核突,兒子你叫我怎樣見人啊。

「我不是歧視」要說出口很容易,冠冕堂皇的說話誰都懂得說,但要在行動上實踐,卻真的要用心去做;心中充斥恐懼的,仇恨和歧視自然如影隨形。恐懼、歧視和仇恨,總是像三胞胎,誰也離不開誰。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被恐懼淹沒的人,再沒有能力去作任何理性的判斷,也不會再有同理心、同情心,為了「安全」,寧願將自由和公義獻出。正因如此,古往今來的政客都懂得操弄人民的恐懼,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中世紀的歐洲,當時的教廷常將災難和悲劇歸咎於「女巫」,於是將那些被認為是女巫的弱女人捉起來,綁在柱上活活燒死。「獵巫」完成,恰巧災難又過去了,證明「獵巫」有效;如果災難還未過去,那大概是「獵巫」未夠徹底,是時候再找第二個與魔鬼交易的女巫燒死,為民除害。我們會嘲笑那時的人愚昧野蠻吧,但今天的我們進步了嗎?

是的,香港現在貧富懸殊,維港上的陰霾把我們籠罩,但這是弱勢者的錯嗎?外傭循法律途徑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法庭根據法律觀點還他們一個公道,公義在法院得到伸張,難道就因為獲勝的不是「香港人」所以就可以不尊重他們的權利嗎?輸了官司就人大釋法,這不是輸打贏要嗎?特別是那些打著「愛護香港」旗號的團體,在區議會選舉前對某政黨大肆抹黑,在社會中散播不盡不實的恐懼,目的真的是為了香港好嗎?還是其實暗有政治目的?

真的為香港好,第一件事就要尊重法治,香港如果連法治都失去,那就真的甚麼都沒有了,立刻可以淪為三線城巿。第二件事就是包容,第三件事就是理性,沒有包容和理性,現代獵巫只會不斷發生,就在這個先進發達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之中。

(刊於10月3日AM730)

星期五, 9月 30, 2011

新特首班底 選戰成敗關鍵

  與另一位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不同,唐英年拖拖拉拉了好一段時間,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但仍未明言會參選特首,只說會「靜心思考是否參與角逐下屆特首」,一拖再拖,溫吞之極。當然,大家也可以考慮范太的說法——唐英年守規矩、沒說自己想法、有政治道德。

制度先天不足 唐梁欠班底

  相反梁振英在個多星期前便已表示會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並會準備參與特首選舉,行事搶佔先機,頗合梁振英進取的作風。兩者相比,一人進取、一人溫吞,如特首必是二人中之一人,這大概是其中一個選擇的關鍵(當然我跟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無權選擇)。

  然而除了兩人的性格之外,另一個考慮誰更適合當特首的關鍵,應當在於二人的管治班子。由於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亦沒有成熟的政黨政治,二人都缺乏與他們共同進退多年、立場相近且具民意認受的班底,這是制度的先天不足。這使注意力都落在候選人一個人身上,而忽視了未來特首實踐真正才能的基礎——一個有能力的團隊。

  一個好的團隊,隨時比領袖本人更為重要,因為缺乏一個好的團隊,特首再有能力再好腳頭,都恐怕無發如臂使指地駕馭整個政府;相反,一個差勁的團隊、或團隊中差勁的成員,亦可以使整個管治班子陷入危機,回歸後的香港不乏例子。但到現時為止,雖然雙方支持者逐漸現身,但管治班子則仍然未見,大家只能憑小道消息猜測。

曾班子表現遜 恐成負資產

  兩方相比,身在政府近十年的唐英年當然較為有優勢,他熟悉現時的管治團隊,其性格也使他在公務員當中受到歡迎。然而曾班子在過去七年的施政乏善足陳,領導班子五癆七傷,如林瑞麟者更是神憎鬼厭,唐英年若只純粹繼承曾氏政府的班子,實在難言是政治遺產還是負資產。

  然而梁營狀態更劣。江湖傳聞他的幾個主要樁腳,主要包括三數個智庫及政治聯盟,而當中骨幹在政圈的名聲雖未致聲名狼藉,亦算乏善足陳,若他們將成為梁營的主要班子,恐怕立時會嚇退部分支持以及有心有力之人。相反,若梁營可以提出有吸引力的管治團隊,對比唐營陳腐的現有團隊,或將成為其進取的選舉工程一大亮點。

(刊於9月29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9月 26, 2011

先退後獻人生下半場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成為了許多世代討論的支點。社會討論得最多的,當然離不開第四代──即1976年至1990年出生的一代;但其實書中最重要的,還有第二代──1946-1965年出生的戰後嬰兒一代。「第二代香港人」經歷了香港發展得最快的時代,見證著香港經濟起飛和轉型,也靠著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譜出了「獅子山下」的香港神話。他們這一代,佔據著決定香港社會走向的關鍵位置,「成為了整個香港社會在工商業、政府部門、社會服務的專業、管理、行政核心。」這一代人來到今天,已陸續到達退休的年紀,也意味著他們需要從這些核心位置中退下來,重新思考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法。

戰後嬰兒一代成長之際,正是香港百廢待興之時,物質生活雖不豐裕,卻是機會處處,飽讀書的當然可以投身專業界別扶搖直上、低學歷的也可以透過工廠或投身學徒,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半世紀過去,這些曾在職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終要退下火線,他們的經驗、才能和人脈等無形資本也將隨之離開工作崗位。退休帶出的問題既是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

退休,對個人而言,意味著生活模式的大幅度改變。過去數十年在社會上打拼的日子,許多時不單是為了賺錢養家,其意義超越生存而至生活及個人價值──一個人可以獨立工作、賺錢支持自己甚至家庭的生活,並在職場上發展自己的事業,肯定了個人的價值,工作本身就有實現自我(self-actualization)的功用。一旦離開了工作崗位、無法再從事熟練的工作、亦無法繼續透過有償勞動去肯定自己對社會的價值和貢獻,退休人士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懷疑自己、感覺自己一夜間由「有用」成為「冇用」。然而,亦因為退休人士擁有大量資本──除了經濟資本,還有人力資本(知識、經驗)和社會資本(人際網絡),若能善用,不但可以對個人有幫助,亦能使社會整體得到益處。

就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1949年出生的他是典型的「第二代香港人」精英,大學畢業、公務員、專業人士,他也自言這一代人比較幸運,乘著香港經濟起飛的大浪潮,他的同輩許多也見過世面、閱歷豐富。他在2009年正式退休,離開天文台的工作之後的他無需為生計擔休,因此除了享受生活,更經常馬不停蹄到處演講,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他來說,退休並非人生終結,只要有氣有力,仍可以對其他人作出貢獻。

葉秀華校長是另一位剛退休的人士。和林超英略有不同,她選擇在退休後盡情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友人共同享受,展露出有別於嚴肅校長的另一面。至於較年輕的陳永坤,他於四十多歲就已退休,退休之後重投校園,並從事義務工作,生活之豐富比過去全職工作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統計,香港女性的出生時預計壽命達86歲,男性則達80歲,壽命之長,在世上位處前列。在香港,退休後往往仍有十多二十年甚至更多時間,因此有說退休是「人生下半場」,在人均壽命越來越長的時代,退休生活更是政府和每一個人要提早計劃的事。

事實上,香港的人口結構也在慢慢改變,根據統計處對未來30年的人口推算,到了2039年,65歲以上的人口將會達總人口的28%,比現時的13%要多出超過一倍;總撫養比率也會由現時的331到達2039年的625,意思即是屆時勞動人口要支持的被供養人口(包括兒童及長者)將比現時多近一倍。這意味著未來香港將會面臨一連串挑戰,包括在醫療、房屋、老人服務等的資源運用也必須隨之調節,而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退休保障。本集《香港故事》的三位主角均屬高學歷、高收入一族,經濟獨立使他們在退休後享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然而現時的香港,約一百萬長者之中,有近三十萬正領取綜援,屬於貧窮人口。面對未來人口老化的挑戰,強積金成效廣受批評、全民退休保障又付之闕如,貧窮長者的退休生活,恐怕會是另一個折然不同香港故事。

(節錄版刊於9月26日都巿日報)


香港故事(第17輯) 第一集 退休族群

失車

 遺失單車, 是一件痛苦的事。

08年我從西藏拉薩騎單車到泰國清邁,一個人用了三個月時間,大概有四千多公里路程吧。那時我的單車是在拉薩買的,和它經歷了多少風雨困難才到達泰國,難兄難弟,所以即使旅程完結時已幾近破產,還是要把它帶上飛機一同回港。

只是回港之後,在哪兒安置它卻成問題。家住唐樓,無法每次帶著碩大的山地車上落樓梯,於是唯有將它放在後巷,用兩個鎖鎖住。過了沒多久,冬天來臨,天氣太冷所以有兩星期沒有用過單車代步,它也一直在後巷相安無事。

至到有一天早上,我夢到自己去了旅行,要回程了,正躊躇著怎樣安置我那單車,夢便醒了,起身洗面刷牙返工去。出門的時候,突然心血來潮,到樓下放置單車的地方一看,我那單車已然去如黃鶴,連那兩個鎖也沒留下。浪漫點想,大概是單車覺得我用它用得不夠,於是向我報夢告別,另找主人去了。

當然,這是浪漫的想法──一想到單車被偷車賊偷去了這事,我還是很不爽。一直不明白為何香港的單車賊如此猖獗,警察竟無力(或無心)處理。的確,要偷單車很容易,也難以預防,但單車被偷去之後始終要轉手的吧?香港可以轉手這些賊贓單車的地方很多嗎?警察可曾有心從被盜單車的產業鏈著手,打擊單車盜竊問題?

因為單車盜竊問題如此猖獗,許多人也只敢把最殘舊的單車放在街上,不然就像我般換成摺疊單車,將單車隨身攜帶。但如果騎單車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將自己的愛車有秩序地放在街上,不用擔驚受怕單車被盜,你說該多好呢?

這篇文章叫《失車》,其實還是一個尋車呼籲。話說小弟星期五晚上在銅鑼灣下的士, 竟大意得將我的橙色摺疊單車CarryMe遺留在車尾箱內。在此謹呼籲該位姓羅的司機大哥,如拾獲小弟的單車,懇請聯絡本人, 願付薄酬,感謝!(我的電郵:fredlam@roundtablecommunity.org.hk)

(刊於9月26日 AM730)

當然有權「憤慨」——敬覆吳康民先生

吳康民老先生上星期在本版文章〈香港電台太過分了〉中,批評港台員工在處理新任處長鄧忍光一事做得太過火,其主要論點有二:一,港台是政府部門而非獨立王國,員工無權反對政府的人事決定;二,鄧忍光處長尚未上任,港台員工便大力反對,是打下馬威,有欠公道。

香港電台是香港人的珍貴資產,相信對港台有好感和予以肯定的吳老先生也定必同意。多年以來港台節目有口皆碑,其公信力也是多年以來本着認真和敢言的態度製作節目而得來的;多年來雖有不少風浪和壓力,港台仍能堅持媒體應有的風骨,幸未有變成第二個亞視新聞部,也沒有成為CCRTHK,除了有賴巿民大眾(如吳老先生本人)的支持和認同,亦與港台編輯自主的「高度自治」架構定位有關。

港台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

港台當然不是獨立王國,但作為一個媒體,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去年政府公布《香港電台約章》,列明港台編輯自主,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並非官方喉舌、甚至監察政府的媒體身分。但同時,《約章》亦列明「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換言之,這個由政府任命的廣播處長有決定港台如何監察政府的生殺權,當中關係既微妙又尷尬。如果政府對這關係有足夠的敏感和重視,根本不應該任命一個如此授人以柄的人選——任用一個絲毫沒有媒體經驗的人,掌管其中一個香港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媒體,對任何一個關心香港電台的人來說, 「憤慨」完全合理。

豈能與奧巴馬相提並論

港台員工以至公眾對於新任處長的質疑,不是針對其人格,而是根據其履歷而質疑這個任命本身;鄧忍光先生沒有傳媒工作經驗,不止是公開的說法而是事實。奧巴馬做總統前當然未做過總統,但他卻有15 年的參政經驗,參與過多場選舉,與新任處長白紙一張的媒體履歷豈能相提並論?香港政府聲稱無法透過公開招聘找到合適的處長人選,又不從港台現有員工中提拔,媒體人才是真的如斯短缺?難免令人懷疑政府另有盤算。港台過去多年處境一直風高浪急,香港的新聞自由近來也屢受考驗;加上港台未來面對各路媒體的激烈競爭,敢問吳老先生, 「外行領導內行」除了是一個「決定」之外,其合理性何在呢?

(刊於9月21日明報)

星期二, 9月 20, 2011

落後

 我在四年前曾參與區議會選舉,選舉過後沒多久,廉政公署聯絡我,說我涉嫌觸犯了選舉條例。廉署喎,我心下當然一驚,到底我做了甚麼會驚動廉署(但未有機會喝咖啡)呢?

原來,是咁的。話說我在選舉期間開了一個Blog——當然是免費申請和使用的那種——我亦已向當局申報Blog的內容;誰知原來還不夠,因為原來寫Blog是有成本的,那就是上網本身的費用。那要怎樣計呢?假設平均每天處理博客要花一小時,而每個月的上網費用是100元的話,兩個月的選舉期就是100元除以24小時再乘以2個月。換言之,勞煩廉政公署跟進的「案件」,其實是本人「漏報」了港幣11.47元「上網費」。

事件後來以口頭警告了事,我卻不禁納悶:雖說這是為了選舉公平,但這樣的選舉規定難道不是既吹毛求疵、又太追不上時代嗎?上網要計錢,那我家中的電費水費電話費要不要計?網絡世界日新月異,關於選舉的規定和負責管理選舉的機構,卻仍以史前的思維去面對,當然無法避免鬧出又落後又擾民的笑話了。

就以今次區議會選舉為例,選舉事務處認為Facebook應納入選舉條例監管,即「在展示及分發任何選舉廣告前,候選人必須向選舉主任呈交聲明、及以彩色影印本、光碟或電子文本等方式申報選舉廣告文本。」那要怎辦呢?是不是候選人每次更新status、每次like其他人、或別人Facebook上tag自己和留言,都要事先白紙黑字向選舉事務處申請,否則可能會有廉署上門?

陰謀論解讀,這種官僚兼out到爆的做法會否是打壓年輕一代參選人的做法?年輕候選人往往缺乏資金大賣廣告,卻可以在免費的社交網絡做宣傳和動員,此舉變相阻止他們使用社交網站。在區議會選舉影響還算小,在立法會這種全港性選舉中,社交網站以及web2.0的新媒體可能可對選舉有重要作用,當局的做法是否公平?

我更寧願相信當局是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科技,而不是有心以官僚程序之名進行政治打壓。希望當局可以回頭是岸,鼓勵更多人了解和參與選舉,而不是撲滅選舉氣氛。

(刊於9月19日 AM730)

星期五, 9月 16, 2011

聚焦論替補 勿被衝突轉視綫

  「動作」永遠最吸引鎂光燈和觀眾眼球,因此替補機制「諮詢會」上的衝突與那個V煞面具,一如所料成為討論焦點,也成為建制派轉移「黑影」視綫的對象,在區議會選舉前夕,那套「暴力抗爭搞亂香港」的論述又再出籠(即使長毛梁國雄被疑似愛國阿伯再三叉頸)。

公權力保自由 更堪關注

  說到底,些許肢體衝撞,是末節。示威者也好,愛國阿伯也好,都是無權無勢無武器者,最終也沒有誰真的受傷;不是說這做法值得鼓勵,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此事之上,與對網上那些XX男XX女短片主角口誅筆伐無甚分別。

  個別人士犯法、有人普通襲擊,那是警察的責任去跟進;社會要關注的,應該是公權力的使用、規限和監管。正如這幾個星期討論得極多的李克強訪港事件,「核心保安區」、「黑影」、「濫用警權」這些關鍵字大家都已耳熟能詳,背後牽涉的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甚至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香港核心價值,更值得我們關注。

  尚有一事值得關注,便是替補機制「諮詢會」的「諮詢」。衝突事件歸根究柢,其實正是對「諮詢」本身的反作用力。替補機制的諮詢,本身就是林瑞麟不情不願之下出現的產物,若非七一遊行的廿二萬人,他恐怕仍會堅持不作諮詢硬上弓。

  而今次推出作公眾諮詢的四個方案,卻無一項是「維持原做法不變」,因為政府是以「有漏洞要堵塞」作為諮詢的假設。這等同二人比賽,其中一方聲言:「你可以選擇怎樣玩,但前提是要我贏!」大概不能稱得上公開公平公正。況且「補選是要堵塞的漏洞」實在不見得是社會共識,至少相比「林瑞麟是要被炒的庸官」,我敢打賭一塊錢,後者更貼近社會共識!

「假諮詢」護航 透支公信力

  而多次的諮詢會,均出現了座位不尋常地迅速爆滿、場內大部分是由旅遊車車來的長者街坊、而且眾口一詞支持政府做法的現象;加上場內有空位,場外等候的人卻無法進入會場,「假諮詢」是使人衝入諮詢會的直接理由。

  諮詢本來是個通氣閥,讓政府在制定政策前知曉各方民意,作出調整,使政策真正出台時可以增加成功通過機會。然而當政府肆意操弄諮詢,將之變成為既定立場護航的工具,等同透支政府(所餘不多)的公信力,最終惡果也將由自己承受。

(刊於9月15日經濟日報)

星期二, 9月 13, 2011

恐襲


十年前,世貿大廈在火海中沉沒,「恐怖襲擊」一詞正式成為全球常識。從此之後,我們坐飛機不能帶萬用刀、不能帶液體,全因為要預防那名為「恐襲」的「超限戰」。

超 限戰,就是不需要有國家級的軍事實力,也可以對國家造成大規模的傷害,無需宣戰、沒有預警。事實上,隨著科技的發展,人的生命其實愈來愈容易被傷害,過去 一個人哪管你是武林高手呂布轉生,也只能憑自己一刀一槍去殺人,可造成的傷害始終有限。但在今天,只要拿著一支槍,便能像虎入羊群, 就如早前挪威的槍擊案;還有炸彈、生化武器、甚至借助飛機、火車等公眾交通工具,一個人可以引發的傷亡變得難以估計。我們的世界有著愈來愈多「安保」,正 因為它正變得愈來愈不安全。

危險愈多,意味著失去的自由也將愈多,因為我們會寧願放棄自已的自由去換取安全──自由失去了,然而安全是否真 的有所增加,我們卻常未有深思。恐襲是果,是仇恨結下的果,問題是這仇恨種子如何種下;若不能從源頭去處理仇恨的話,我們也只能繼續無止境地以加高堤壩去 阻擋洪水,堤壩愈高,洪水也愈高。

怎樣可以消解仇恨?我們都不懂,但我們總懂得怎樣去積累仇恨。仇恨就像蜘蛛結網,愈積累愈糾結,而且總可 帶著崇高的理由去仇恨。試想像那身為人肉炸彈的婦女,或那讀飽書的劫機者,他們其實與被國家派上戰場的士兵沒有分別;若非帶著家仇國恨的崇高情意、相信殺 人且自殺的行為其實高尚,又怎會願意犧牲自己生命?

於是,人民失掉自由和安全,並將非我族類看成潛在的敵人,劃清界線,並製造出新的恐懼和仇恨,以及更多的危險。這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循環,人類更需要智慧去脫離這種命定。但寬恕、慈悲和愛,口裡說說比實踐容易得多,但也只有回歸它們,我們才有和平的希望。

(刊於9月12日 AM730)

星期五, 9月 09, 2011

看不見面具下的臉,但你看得見理念嗎?

替補機制諮詢會被「衝擊」,電視畫面中為首的是一位戴着「V煞」面具的示威者,與保安員發生肢體衝突。其實戴着面具示威,是否真如某建制派評論人言道,等同「戴着黨罩袍面具的3K 黨暴徒」?

3K黨固然惡名昭著,但其惡名昭著卻非因他們頭戴面罩,而因為其白人種族主義及排外特質。有趣的是,將V煞看成3K黨,卻是抽空了所有脈絡,將「蒙面」都等同成惡徒,那真叫真實世界的飛虎隊、漫畫世界的蝙蝠俠蜘蛛俠等超級英雄無地自容了。

查巴達以蒙面聞名

世上以蒙面聞名的,還有墨西哥的民族解放軍查巴達Zapatista, 他們全都蒙着臉,但卻風靡世上無數老中青,其副總司令馬可斯(Marcos)更是世上著名的萬人迷——即使無人知他真實外貌,卻也因此更添神秘魅力。

查 巴達戴上面罩,其匿名性不是因為要和政府打個你死我亡(事實上他們甚少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而是因為要免於政府的壓迫,也為着要讓他們的理念被人聽見 —— 「他們戴上面罩,放棄自己的樣貌, 為了可以被世人看見(By wearingmasks, they give up their faces in order to beseen)」。

查巴達的面罩下面,是一副副拉丁美洲本土農民臉孔,但他們如此形容自己:「我們是在三藩市的同 性戀者、在南非的黑人、在歐洲的亞洲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德國的猶太人;我們是夜晚身處地鐵站內的獨身女性、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是失業的工人、是 失意的學生。當然,我們都是在山野裏的查巴達同志。」面罩的意義,不止是為了自己,更是與世上所有「不被看見」的人走在一起。

隱匿性、匿名 性,不等於不負責任,正如我們不會指揭露醜聞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隱藏身分有違道德,也不會同意要所有網民都用實名上網,即使我們並不 欣賞散播謠言和歪理的五毛黨。要問的,是他們戴上面具到底為了什麼?行動者要自省的,是行動與面具代表的理念,是否一致?

V 煞面具背後文本和意義

那 張V 煞面具,背後有其文本和意義。那張臉其實是英國人Guy Fawkes,由於不滿當時國王詹姆士一世迫害天主教徒,又不想傷害無辜,於是意圖炸毁英國議會大樓暗殺國王,但後來事敗被處決。後來英國作家Alan Moore 引用於漫畫作品Vfor Vendett ( 後來拍成同名電影《V煞》)中,成為面具上的這張臉。《V煞》的主角V 是個以推翻極權政府為目標的革命家,由於曾被嚴重燒傷,所以長期戴着面具;而這面具也成為推翻政府的一個工具。電影中最後一幕,千萬群眾戴着同一面具,穿 過荷槍實彈的軍隊,看着英國議會大樓被炸毁、極權政府被推翻,感動人心。這也使這帶着無政府主義意味的《V 煞》面具在世界各地街頭運動中紛紛出現,意味着人民團結起來對抗政府,特別是在警權高漲、自由人權遭到威脅的時候。

在社會運動中戴着面具, 不同於平常在六四七一戴着口罩的公務員(那是飯碗和良心之間的妥協),也不應是動亂時為了逃避責任而趁火打劫的暴徒——那面具,應該是為了與行動配合,讓 大眾更易了解行動的理念,令運動更有力量。正如《V煞》的名句: 「你可以殺死肉身,但無法殺死理念」——戴上面具的人應有更強的自覺和承擔;如果無人能為戴面具者發言,是否只靠媒體的詮釋去宣揚理念?又誰知會否有 Laughing Sir 戴上面具以抹黑抗爭者?如果無人可以承擔責任,反而要其他以真面示人的同伴代為負責,甚至使「面具」和背後理念被污名化,又會否使運動的團結和推進得不償 失?戴上面具的行動者,對此不可不慎。

(刊於9月8日明報)

段飛

殺人對不對?而且手起刀落,連殺八人,是否兇殘變態殺人狂?

網上瘋傳一篇文章,說雲南一條小村一名叫段飛的年輕男子,拿著淬了劇毒的刀,闖進鄉官們開會的地方,化身一道黑影,把八個鄉官全都殺了。男子被捕,圍觀的鄉親都為他惋惜、感謝他為民除害。

原來段飛是村子的村民,和其他村民一樣受到鄉官們的欺壓。鄉官變賣村產、中飽私囊;貪污舞弊、操控選舉;而最重要的是,村裡建了一個污染厲害的水泥廠,當中牽涉了這些官員與廠商間的腐敗,受害的卻是附近的村民。

段飛就是因為這個水泥廠所以患上了肺癌,本來大好青年卻面對生命終結,於是把心一橫,覺得即使要死,也要為鄉親們做些事。於是他買了刀淬了毒,把貪官們全部殺死;文章引述他說:「為民除害了,沒白死,希望鄉親們能在下任村官的帶領下過上好日子」。

這事是真的嗎?當地政府發聲明指這只是謠傳,但會調查文中所說的貪污舞弊指控。至於你信不信?網民們都說:反正我信了。他們都說希望有多幾個段飛大俠,而沒人說他是兇殘殺人狂。

早前有另一宗「謠傳」,一位女幹部喝醉倒在街頭,被三名乞丐強姦了。本來女子被強姦,旁人很難說得出風涼話;但女幹部便不同了,得不到一絲同情,最多的回應是:「三位乞丐慘了,幹部得的那些病,不是乞丐能治得起的!」

不 珍惜名聲的官員,自然得不到人民信任,甚至連帶所有官員都被仇視,恨不得你去死,這是政府的悲哀,也是政府的自作孽。如果一個政府可以(也理應)守著自己 的道德底線,記得自己是公僕而非主人,保持廉潔、公正、合理,就如我們過去的警隊,人民自然會對你尊重甚至維護,而非咒罵、恥笑、衝擊。

世上豈有無緣無故的恨?物必先自腐然後蟲腐之,那是理所當然。當權者要是執迷不悟,以為自己掌握權力便等於掌握真理,剛愎自用──那便只好祝你好運,不要遇上段飛大俠,車毁人亡。

(刊於9月5日AM730)

星期四, 9月 01, 2011

港人珍惜自由 警隊慎濫權

 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一直以享有高度的自由、人權、廉潔和法治而自豪,也常以此區別於內地。

  香港的警察不似內地公安、香港人遊行不用說成「散步」,也不會怕表達自己之後,會引來暴力和牢獄之災,而且有法院和法治制度作最後把關。尊重程序、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這是許多香港人心中的香港最可愛之處。

保安Vs權利 非有你無我

  然而一旦個人權利被侵犯,例如2003年廿三條、或今年的替補機制所引發的廿二萬人七一遊行,巿民的反應也會非常強烈,可見以人身自由、表達自由為首的權利,正是香港人最珍惜的資產。

  由李克強來港引發的一連串關於警權、大學自主、新聞自由以至一國兩制的事件,正正因為國家機器踐踏了個人權利這個不可侵犯的領域。警察以保護政要為由,將表達自由(甚至穿衣服的自由)、新聞採訪自由、示威集會自由統統視為可以犧牲的等閒事,而非需要與保安平衡的東西。

   保安的藝術,其實正是如何在保護目標人身安全的同時,盡最大能力去減少對其他巿民和權利的影響,保安和公民權利,是放在天秤上兩端同等重要的東西,而非 有你沒我。將保安變成戒嚴,方圓百里寸草不生,那是非常缺乏技巧的做法——牛頭角順嫂也懂得,把軍隊和裝甲車一股腦兒全拿出來不就可以了嗎?這不是專業的 香港警察應該交出的合格功課。

權力必須制衡 曾偉雄要負責

  這證明了警權在這個政府的管治之下,愈益明目張膽地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曾偉雄指「政要安全凌駕市民自由」,這正是極危險的思維,也是警察城巿的前奏。

  今天是穿T恤會被拉、在大學校園示威會被推倒被禁錮、是記者被一再侮辱和阻撓採訪,這些事相信大部分巿民事前都無法想像;一旦任由警察權力濫用下去,誰知下一次會不會是有秘密警察事先用麻包袋綁架巿民、以言入罪「尋釁滋事」、有或拔槍對付和平示威者?

   再看曾偉雄在立法會內一句道歉也沒有,一再說出荒謬言論如「黑影論」,根本是侮辱巿民的智商,亦視人民的權利如無物。權力必須得到制衡,尤其帶着武力的 權力更必須被制衡,否則香港只會連僅有的優勢也失去。曾偉雄必須下台,不是因為他本人令人討厭,而是他必須為侵犯港人人權、破壞香港核心價值而負上責任。

(刊於 9月1日經濟日報)

星期日, 8月 28, 2011

香港警察尊嚴 不可在曾偉雄手中淪喪

讀報看到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拒絕為人質事件道歉,我就想起了警務處長曾偉雄早前的名句: 「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的確,到現時為止,即使面對各方同聲譴責,曾偉雄尚未為上任至今任何過分舉動道過歉,一貫其鷹派作風,也許有助他仕途光 明、官拜保安局長(還是志在公安局長?);然而事實上,他除了欠香港廣大巿民道歉之外,更欠他所帶領的香港警隊一個鄭重道歉。

香港警隊素來 在香港享有相當高的認受性,近20年,其廉潔、有效率的文明形象,早就徹底取代1970年代以前藏污納垢的惡劣模樣。根據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的資料,過去十 多年來,對警隊表現滿意的巿民一直佔上大半,這信任是無數香港警察努力換來的,當中亦包括曾效力警隊多年的曾處長。

過去數年,警隊聲望不斷 受到考驗,包括淫照事件、人肉路障、警署強姦案等,對外界觀感及警隊士氣均不無影響。而今年自曾偉雄上任後,對示威遊行的強硬態度,更使警民關係非常緊 張。事實上,縱觀過去3 任警務處長,李明逵時代每年拘捕的示威者平均為個位數、鄧竟成時代則是雙位數(已幾乎是過去的警務處長之冠),而曾偉雄上任半年,拘捕人數已近500,可 謂冠絕古今。到底拘捕是為了阻止衝突,還是引發更多衝突?恐怕只有曾偉雄心中有數。

道歉和下台,你應選擇其一

這些衝突與拘捕,示威者被捕被控、前線警員則工作量大增;而大多被巿民無暇深究,多視之為警察與示威者「鬥衰」,一方「激烈、阻街」,另一方則「捉賊又唔見你咁叻?」,實屬雙輸。但李克強來港警方在麗港城、港大等地方的表現,卻對警察聲譽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香 港警察之所以得到尊重和信任,因為它的針對面主要是罪案,而且以保障香港人安心生活作為工作目標。而今次事件,社會各界見到警察兩個明顯轉向:一是內地凌 駕香港,二是武力凌駕人權。3000 警力淪為內地官員的私人保安,而且可以有身分不明的「黑衣人」光天化日下侵犯本港的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甚至人身自由,這已超越了香港文明社會可以接受的底 線,甚至破壞一國兩制,大大影響香港警隊的公眾形象,也將使前線警務人員的工作變得更艱難。

作為警隊一哥,曾偉雄正將警隊推向危險邊緣。警隊並不是個人升官發財的工具,而是屬於全香港人的珍貴資產;其尊嚴及巿民的信任,不能淪喪於曾偉雄手中。曾處長,道歉和下台,你應選擇其一!

(刊於8月29日 明報)

打救

在這個警權氣燄高張的時勢,正是時候重溫5年前拍成的一套電影,《V煞(V For Vendetta)》。

有些社會運動的朋友很喜歡這套電影,特別是那個意義複雜的笑臉面具,近一兩年也有些朋友愛在街頭運動中戴上那面具。然而也有些朋友認為這電影雖有革命意識,但太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正與革命應由群眾自主的理想相違。但無論如何,這電影作為一個痛恨極權政治的政治寓言/預言,還是讓人看得很爽。

電影改編自漫畫,背景是未來的英國,這個國家經歷了災難,被極權統治者乘勢佔據了權力。政府依靠仇恨、暴力、恐懼和謊言去維持,多元、自由、人權和民主均成為歷史,就如George Orwell筆下的《一九八四》。就在這個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抗的世界中,一個身份和樣貌均成謎的V出現了,還驚天動地向極權政府下戰書,呼籲人民一同推倒這個政府。

當然沒有人立刻跟他一起揭竿起義,但卻愈來愈多人作出反省,思考自己與這個政府之間的關係。如果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那為甚麼它卻會令我們的生活過得這麼苦、這麼沒尊嚴?雖然只是小巿民,但我們可有權力拒絕極權?過去有過的自由和人權,是怎樣從我們的手上失去的?

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現實是,只要人民一思考,權力就抖震。首先跟隨反抗的是媒體,還有藝術家,之後開始有人走上街頭……他們被鎮壓下去,但暴力卻使更多人民憤怒,更多人走上街頭,人民放棄了麻木和犬儒,V成為了We,接著就是翻天覆地的革命了。

有趣的是政府的反應。它被挑戰,變得憤怒,卻又拒絕承認自己已被人民離棄,可是這個政府只剩下謊言和警察,於是暴力變本加厲,終於不斷說錯話、做錯事、將自己推向滅亡。如此故事,在歷史中屢見不鮮,我們身邊不就有一個麼?問題是,作為人民,面對警權高漲、自由人權危如纍卵的當兒,難道要等到穿黑衣的秘密警察把我們丟進牢裡時,才期待一個從不存在的V去打救We?

(刊於8月29日 AM730)

星期一, 8月 22, 2011

眼淚

李克強來港,正值港大百年校慶,不知何解和港大毫無關係的他竟坐上了正中央的校監座位。台下官蓋雲集,就是學生舊生沒多少,大概也是因為了「保護」這位「政要」吧。

據說因為要「保護」他,警方每天出動了三千警員,那天的港大整個山頭就被封了個密密麻麻。有三名手無寸鐵的同學想向他示威,竟然被十多個警察硬生生推跌、再困進後樓梯禁錮一小時。其中一位港大同學事後接受訪問,忍不住哭了出來。

這男兒淚,要怎麼解釋呢?說他EQ不夠高嗎?說這90後小小挫拆都經不起嗎?

不是這樣的,那滴男兒淚,我很能理解。我想起差不多五年前,06年的12月,一班朋友闖入了天星碼頭工地之內,走上了堆土機對恃了一夜,阻止政府清拆那個不久前才有十多萬人來告別的碼頭。那時全個立法會不分黨派,都要求政府暫延工程,但政府二話不說,出動警力、又拉又鎖,務求要工程繼續。

那晚我在天星碼頭外集會,深夜時份,突然看見工人悄悄開工,巨型吊車把碼頭橫腰折斷,將鐘樓送往堆填區輾碎。一切是那麼安靜,卻又那麼暴力;不用聽你聲音、不用理你感受、不講道理、不作討論,因為手中有權有武器。我就站在鐘樓之下,看著那正被拆卸的鐘樓,失望、痛心。

我哭了。

我的眼淚流下,不是因為憎恨,而是因為愛。這是我所愛的香港──正如那位同學所愛的港大──我以為這是一個尊重人、尊重不同意見的地方,但在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認這個地方與我一直以為的不同。在強權和暴力面前,異議聲音都是垃圾;擠壓再擠壓,連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基本人權,都再無寸土可立足。

這樣的眼淚,肯定不止我流過。甘地在南非被趕下火車時流過;哲古華拉在南美流浪時大概也流過,我身邊很多朋友也流過。在當權者眼中微不足道的淚,卻是落在心田的種子。自此以後,再不相信權力會自我限制、不相信當權者會良心發現、不相信警察站在人民那邊。哀傷過後,無所畏懼──要畏懼的不是人民,而是當權者和他的鷹犬!


(刊於8月22日 AM730)

領導人出巡 「維穩」殺入香港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上任後首次訪港,當然大陣仗,警方如臨大敵。內地準總理到港,保安要周全可以理解,但觀乎今次的安排,其保安之嚴密不單反映當局要萬無一失,甚至達到草木皆兵的地步。

準總理首訪港 保安嚴密

  據報道,李克強所到之處,封路處處,有居民有家歸不得,極為擾民。有記者進行採訪時,不單被多番阻撓,更要當街搜查記者隨身物品;而要進行示威的社民連梁國雄,其車輛被警方以檢查車上是否有危險品為由,被強行奪去車匙並駛到汽車扣留中心檢驗。

  但最令人不安的,是發生在麗港城的一件事。一位麗港城居民在李克強「出巡」時,身穿一件寫着「平反六四」的T恤看熱鬧,他突然被數名穿着黑色西裝的男子,在沒有表明身份及原因的情況下,強行抬離現場。這位居民沒有喊口號、沒有打算示威,只是穿了一件「平反六四」的衣服走過——即使他是要示威要喊口號,也絕不等於他應該被如此對待。這種做法,筆者以為只會在內地出現,如今竟來到香港了;雖然似是小事,其象徵意義卻不容忽視。

  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到底那幾位黑色西裝男子是何許人。如果他們是香港警察,在沒有人安全受威脅、沒有人有意圖犯法的情況下,便將人抬離甚至可能將之弄傷,這肯定違背警察一貫做法、違反警隊通例,據我理解香港社會從未容忍警權到這個地步。如果他們是私人保安的話,更沒有權力去對別人作出如此行為,警方應調查是否有人侵害其他人安全及自由。

倘跨境執法 似損一國兩制

  若他們並非本港的警察或保安,又會是誰呢?會否是內地的保鑣甚至專責保護李克強的公職人員,例如內地公安?如果是的話,這則涉及更重要的問題——是否有人進行跨境執法?如果內地公職人員可以在香港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進行肢體「維穩」,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正面侵犯。香港政府必須嚴肅回應,讓巿民清楚知道,是否有人可以進行跨境執法且受香港警察維護?

  遊行示威、表達意見,是獲香港人共識的基本人權,只要在不傷及其他人的情況之下,警方都有責任協助巿民進行而非阻撓表達意見的行動。這是香港這個多元社會的核心價值,逆流而行是自我閹割。哪管是誰來香港,都要接受香港的這套文化和習慣,若果不想聽反對聲音的話,乾脆別來香港做騷好了。

(刊於8月18日經濟日報)

照妖

外傭的司法覆核,引發了一連串的政治抹黑。李志喜大律師是其中一位為外傭打官司大律師,作為一位專業大律師,既接下了官司,就理所當然全心全意為當事人爭取權益,這是法治社會的常識;誰知卻因為她是公民黨黨員,於是便有人指公民黨是幕後黑手云云,並挑動恐懼,不問情由便將外傭打成「蝗蟲」。

區議會選舉臨近,政治抹黑並不叫人驚訝,問題是你打算犧牲香港人的甚麼。就像自由黨,在多份報紙刊登廣告,質問公民黨和李志喜如果法庭判外傭勝訴「點算好」。

言下之意,是在恐嚇法庭,絕不可判外傭勝訴嗎?是在恐嚇李志喜,叫她不應為外傭打官司嗎?我從來以為,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人最珍視的價值,誰料在這個政黨面前,竟是如此不值一文──自由黨的主席劉健儀議員還要是位律師!

這還不算最令人驚訝。另一政黨新民黨在網頁上寫下了一句話,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司法獨立誠可貴,港人福祉價更高」!敢問新民黨,特別是新民黨主席、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議員,在貴黨眼中,司法獨立是否可以被犧牲的?司法獨立和港人福祉是否只能二擇其一?接下來是否還有一句「若為阿爺故,兩者皆可拋」?新民黨還建議邀請人大進行釋法,向飽受壓力的香港司法獨立再踩一腳。但想深一層,曾經在99年指內地會有167萬人來港而邀請人大釋法、03年硬推23條立法的葉劉淑儀,所做的其實貫徹始終。

外傭官司是面照妖鏡,把那些只懂挑動恐懼、挑動仇恨的人的真面目都現出來了。

如果法庭判處外傭司法覆核勝利,也絕不代表外傭們可以立刻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他們只是有權「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審批權仍牢牢握在香港政府手上,就如其他任何國籍的人申請居港權一樣。再者,是否一旦可以申請,他們就都會急不及待的要定居香港?不妨一讀香港獨立媒體的這篇訪問:《走出政治遊戲,聽聽外傭聲音》,讓了解和理智掃走恐懼和仇恨。

(刊於8月15日AM730)

星期四, 8月 11, 2011

[訪問] 林輝原來是「交通」毒男



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自反高鐵一役起,經常被人稱呼為「高鐵男」,但現實中的他,卻是個尚未提速的「電車男」。他自稱自己興趣「很窄」亦「很毒」,是個無網不歡的「毒男」。上街他在看iPad,在家他在咪電腦,亦很趕潮流,最新的微博、GooglePlus他都有毒癮。說着說着他像有點心虛:「都叫做減壓方法,雖然不太有教育意義。」

無網不歡自認「毒男」

除了上網看報紙也愛蒲高登網,雖然無帳號,但啃着花生睇好戲也過癮。話未畢,他隨即與麥格斯分享一條帖子:「如果李嘉誠在八十年代出生會點呢?」有高登網友話:「李嘉誠是穿膠花出身的,但現在無工廠;想做小販又不發小販牌;想租鋪,又畀業主加租……結果八十年代出生的李嘉誠就無發達了。」他覺得挺有意思。

有次上YouTube,他又看到King'sCube的地產廣告,促銷深水埗劏房,實用面積百分百,揶揄地產霸權逼人住劏房,他亦覺得創意十足!他自言「中毒深」也非壞事。「上得facebook多,可以看到甚麼是大家在意的主流新聞。」

除了當「電車男」,有時他又會變身「單車男」。原本只會由大圍踩到大美督的他,○八年作了首次單車旅行,一人一騎由西藏拉薩經雲南踩去泰國青邁,足足踩了三個月,難得沒有踩斷腳,最難忘是有日踩上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山。

話說他上山前欲找地方落腳儲力,誰知四野只得一個兵哥,搞笑的他問兵大哥能否借宿一宵,當然遭拒絕啦,但獲贈飯一碗。結果那晚他找到間爛屋過夜,翌日直踩四十公里上山,「過程都幾刺激,雖然踩單車比較慢,但勝在不會錯過任何風景!」三個月有無試過命懸一綫呢?他得戚的說:「無喎,連炒車都無。」他自言並非單車健將才可去單車旅行,「我只憑三個字:『去就得』,看你有幾大決心!」今年初他又再由泰國踩去柬埔寨至老撾,不但日日陽光普照,路途又平坦,物價指數又低。唯一不爽的,是毒男被網所困,他後悔的鄭重聲明:「去旅行帶電腦是錯誤的選擇,我因為帶了電腦,結果旅行都要上網搵料寫稿。」

By 麥格斯
(刊於2011年8月10日星島日報)

單車安全之本 在於教育非在頭盔

星期天的《明報》,把去年至今部分不幸喪生在單車意外中的名單列了出來,有名字也有意外的簡介,仔細看,當中有一半是和汽車相撞而死亡的。單車意外和汽車意外不同,單車意外中受傷最重的通常都是騎單車的人,正如我們很少會聽到「單車撞死途人」的新聞。特別是在馬路上使用單車,騎行者其實屬於最弱勢。

在討論單車意外增加應如何應對時,必先究其原因。據觀察,近兩年特別是台灣單車風愈見盛行之際,香港的單車使用者也在不斷增加,這趨勢與世上各已發展城巿相同。

許多與香港一樣擠擁的城巿如紐約、倫敦、東京、巴黎,其單車族群人數近年一直上升,單車既是環保、廉價、健康的交通工具,亦漸變成一種簡約的生活態度。而這些城巿的政府亦積極回應這種需求,紛紛在巿內建立單車專用道、單車停泊及單車租借設施等,令單車使用者可以更安全和更方便地騎行。

即使在政府什麼都沒做的情况下,單車使用者人數以及意外不斷上升,這是社會要正視的現象。政府可以選擇令巿民放棄單車,迫使他們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如強制單車使用者戴頭盔等建議,即屬此類,這種建議既消極又懶惰;或效法外國發達城巿,積極改善現有的環境,包括教育及硬件配套,使我城更單車友善(Bike-friendly)。

更重要的是對汽車司機的教育

香港使用單車的人大致上可分為幾種:工作用車(如送外賣者)、代步用車(如上下班的短程路線或接駁公共交通工具者)、運動用車(如追求速度或作長途單車遊者)及休閒用車(如周末到新界租單車遊玩者)。他們當中單車技術和知識差異極大,但現時最基本的單車教育亦欠奉,例如關於裝備、交通規則等的知識,而這些正是政府可以透過公民教育提供的。而更重要的,是對汽車司機的教育,部分駕駛者對道路上的單車使用者不友善和不尊重的態度,正是使單車使用者陷入危機的最大原因。最基本要讓他們明白,單車有權合法地使用道路,與汽車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

至於硬件及其他配套,足可長篇大論,可另文再談。教育作為預防單車意外最基本之行動,對比現時單車教育之缺席,政府實在責無旁貸。

(刊於8月10日明報)

星期三, 8月 10, 2011

喪屍與喪報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沒有人格的人,你不會跟他交朋友;沒有報格的報紙,還讀來做甚麼?

那天頭版,你把那些靠炒賣房地產賺錢的年輕人吹捧成「成功80後」,我尚可忍受。再過幾天,那個亂吵亂嚷的小孩子雖然沒禮貎,但終歸只是小朋友一個,用得著拿頭版加「小學雞」三個字去招呼他嗎?

都算了。也許那三個80後地產經紀賺錢上真的算成功,也許「小學雞」只是潮語,用在一個小學生身上也還可以說過去。但這天看著頭版,我真的憤怒了。

喪屍?甚麼喪屍?你知道甚麼是喪屍嗎?是,他們是露宿者,是窮、是要睡在街頭,但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啊,和你我一樣都有阿媽生的,你憑甚麼叫他們做喪屍?還是因為他們窮、租不起屋,就把他們當成怪物、不把他們當是人?窮人就是喪屍怪物,那香港至少有一百萬喪屍了吧,快拿機關槍像玩 BioHazard 把他們的頭射爆吧!

有頭髮誰想做癞痢,可以住得好誰想餐風飲露,他們正是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但如此大報,卻率先向他們抽刃,為他們冠上惡名,然後迫使政府趕走他們。是的,你那頭版如此厲害,政府懾於你正義的「第四權」,晚上那隧道就已變得乾乾淨淨了,喪屍們都趕走了。他們哪裡去了?大概是另一個環境更差、更不舒服的地方,只為好好睡一個覺,只為可以繼續在這個城巿中,以「人」的身份存在。

聞說大報集團會出新的免費報紙,不如就叫「喪報」吧,喪盡天良個「喪」。

健康


這兩個月為港台的電視節目《做個健康快活人》擔任主持,對我來說是個新嘗試。說是新嘗試,不單是幕前要見樣和要Chok樣的拍攝,更因為這個節目談的是健康生活,而本人的生活呢……自覺離健康生活頗有距離。

這個節目和大家熟識的《醫生與你》有兩個相同之處,一是兩者都是談健康,二是同樣都有美女醫學生Ana 做主持。與《醫生與你》坐定定講知識的方法頗不同,《做個健康快活人》類似真人Show節目,每一集均會為主角度身訂造飲食、運動以及其他療法,務求在一段不長的時間中改善健康狀況。

健康當然要靠自己爭取,但作為一個讀社會學出身的人,總習慣把所有事放在環境和結構層面去理解,個人健康也不例外。我們的健康其實與環境關係最為巨大,就拿自己做例子:我自小就有鼻敏感,一直以來無法根治,近一兩年情況還有愈益嚴重的趨勢,天氣一變,我就會變身雲吞供應商,鼻塞得幾乎無法呼吸。只道這是體質問題,殊不知年初離港數星期到了東南亞,由下飛機抵埗直到上飛機回程,鼻子完全沒問題,鼻敏感不藥而癒。後來與人說起,原來許多人都有類似經歷,香港空氣之差,正使不少香港人無奈地受著呼吸道相關疾病之苦,為各醫師帶來了不知多少病人。

但換個角度看,正因為環境是如此不可抗逆,個人努力、意志和生活習慣更見關鍵性。節目中的幾位主角,其實都沒有對生活習慣作出驚天動地的改變,但其身體狀況的改善,卻可以頗為顯著。說穿了,其實離不開三個人人都懂得說的方法:增加適當運動、改善飲食健康、減少不良習慣──當然問題在於能否持之以恆。

在拍攝過程中,有機會探訪一些嚴重疾病(如癌症)康復者,看見他們因為失去健康而付出的,深受震撼。人就是這樣,不見棺材不流淚,尚有健康時不懂得珍惜,為工作和享樂透支自己的身體,到懂得後悔時已經太遲。

我知這是老生常談,說易行難,就像要我戒酒也肯定不容易;但少喝兩杯、多走兩步,總是個不大困難的好開始吧?

(《做個健康快活人》逢星期二晚七時在翡翠台播出,亦可在港台網上重溫。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看。)

(刊於8月8日 AM730)

民主黨選特首 勿自我陶醉

  民主黨主張要參選特首,更提出要在泛民主派之間進行初選,一來出於現實考慮泛民最多只有提名一個人的能力;二來也是希望具體化泛民之間,由民意帶動的協調機制,引入(可能)反映民意的初選機制。

製造辯論 打破小圈子缺口

  相比民主黨的熱情參與,其他泛民黨派則冷淡得多。社民連已表明「三不」立場,即不提名、不參選、不投票;而公民黨則認為仍未決定是否參選或支持參選特首,而對於初選則擔心泛民是否可以負擔相關人力物力。而向來聲稱要狙擊民主黨的人民力量,更應該沒甚麼可能會與民主黨一起進行初選。

  泛民主派應否參與特首選舉?過去泛民已參加過兩次:2005年李永達嘗試參選,但無法取得足夠選委提名;2007年梁家傑參選,則成功取得132個提名,並站在選舉論壇與曾蔭權進行辯論、參與了這場必輸的選舉。這兩個選舉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如果沒有泛民參與者的話,就會只有一個候選人自動當選成為特首,因此過去兩次的參選,其目的均不是要支持小圈子選舉,而是要在小圈子選舉中打破一道缺口,至少要未來特首參與公眾辯論,包括公開交代其對民主政制的立場,長遠以言,參選是希望可以促進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

為2017普選準備 說法不成立

  然而,從2007年梁家傑參選的經驗看來,似乎參選並未有對本港的民主政治有很實質和具體的影響,反而有意見指參選變相使曾蔭權更具認受性(Legitimized)。而明年的特首選舉,又是另一個很不同的場境。以現情況看來,很有機會有超過一名候選人成功「入閘」,雖然仍是小圈子,但也確實會是個有競爭的選舉,泛民過去為了打破自動當選局面的參選理由再不成立,相信泛民主派亦不會又天真又傻得以為,自己可以「執死雞」勝出選舉。民主黨若要動員其他民主派參加小圈子特首選舉,實在需要有清楚具體的理由。

  根據媒體報道,民主黨參選的理由是為了2017年可能出現的特首普選作準備。這個理由實在頗為薄弱,難道民主黨認為2017年泛民主派當中,有人可能透過選舉成為特首?

  政黨各有自己的盤算,無可厚非,但最終必須以推動民主發展作為目標,方可以真正凝聚到山頭林立的泛民主派。否則自顧自跟着音樂起舞,自我感覺良好,又有何用?

(刊於8月4日經濟日報)

高速


溫州的動車意外後,有內地勇敢的電視主持在螢幕前疾呼:「這列車是以中國的發展速度撞過去的,而事後的處理也反映出我們真正的能力、作風和心態;這一撞撞醒了老百姓,希望也撞醒有關官員,撞停、撞慢那些浮躁的步伐。走後太快,也該停一停,回頭撿回那些沿路丟失了的誠信、責任和人性。」

高速是為了甚麼?國家不是運動員,不是為了破紀錄和挑戰極限,它的發展是為了讓人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如我們開車,不會因為它是輛跑車,就隨時隨地把速度推上時速二百公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無法駕馭這種速度,否則隨時車毁人亡。

對中國來說,也許是落後得太久、自卑心太重,總想闖出頭來,超過那些本來壓在自己頭上的國家。於是無論是科技、體育還是經濟,都想快快的搞上去,超越了,就是中國人的驕傲、就是中華民族吐氣揚眉──當然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拿這漂亮理由為自己撈好處爭利益的大概也不在少數,就像那位貪了至少八億多人民幣、要硬把中國高鐵長度和速度弄成世界第一的前鐵道部部長。

高速,也許是能力的證明;但是懂得停一停、諗一諗,卻是智慧的證明。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誘惑太多,獲利太易,只需放棄一點良心人性,即能換取大利。小時候父母教我們凡事要循序漸進,不要想一步登天;但這時代卻教我們,如不狠狠地一步登天,就再沒有出頭天。在這樣的氣氛中,劣幣驅逐良幣,最終所有人一同受害,正如製毒奶粉者,自己也要吃下別人製的毒食物;胡亂砍伐樹木的人,說不定也會遇上泥石流;建豆腐渣工程的人,也許有一天會坐上出軌的高鐵。沒有人是贏家,沒有人逃得掉,這是只顧速度而不懂停下來的悲劇。這幾年頻生的天災人禍,正是這高速列車的超速警號,提醒我們是時候慢下來了,否則將會後悔莫及。

「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陷阱,不要讓房屋成危樓。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人都不被『時代』拋下。」

(刊於8月1日 AM730)

星期六, 7月 30, 2011

「李氏力場」與「獅子山精神」

李氏力場,根據有本土文化百科全書之實的《香港網絡大典》上記載,又名李+X力場、Li’s Field 或 LCL(Li C Lik-cheung),貫徹了毛主席「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氣魄,是香港最高科技的秘密發明。據悉,每當有颱風靠近香港,李氏力場便會發揮其現代諸葛亮之能──古有諸葛孔明借東風,今有李氏力場「彈颱風」,力場一出,風球或改道或消失,最低限度也能控制它抵港時間,讓它只在周末或晚上留港,避免影響過本港過百萬勞動人口日常工作,為本港的經濟繁榮作出重大貢獻。

本來如此驚世駭俗的發明,其成就早應得到世界公認,諾貝爾獎亦應只是手到拿來;但相信由於李先生心繫香港,不願此重大科技被鄰近地區採用,使本港失去優勢、進一步被邊緣化,所以寧願保持低調,讓力場默默守護香港。然而如此苦心孤詣又如何竟被港人發現?原來全因香港有一些不識大體的打工仔,常投訴天文台不肯懸掛八號風球,使他們無法放假;01年田北俊批評天文台亂掛八號波「令本港經濟損失多達四十億元」,而香港網絡大典則記載,曾有大學學者在電視新聞上表示「香港每打一次台風均令香港損失四億,誰人為四億負責?」。特別是2006年風球派比安(即那個風力比起過去十年所有八號風球都要強的颱風)只被天文台定為三號風球,大家才了解到香港已默默建立了「颱風氣候導向軌跡防禦力場」,稍加推敲便知道只有李先生此等財力和愛國愛港精神,才能有此建設。於是「李氏力場」之名不踁而走,李先生的一片苦心亦為人所知,使香港人無不感動落淚、羞愧無地。

因為不忍李先生的好人好事遭湮沒,一眾網民積極為李氏力場起底,各種猜測甚囂塵上:有說力場總部建於港島區一隱閉的廢置礦坑,直接從香港電網取電啟動力場;甚至有網民為李氏力場創作網上遊戲,摸疑力場彈開各路颱風,其崇敬之情可謂溢於言表。唯亦有網民仔細記錄近年每次颱風紀錄,發現仍偶有工作日掛八號風球的情況,證明李氏力場仍未臻完美,懷疑是天文台未有積極配合所致。

一個人,兩個 Urban Legends

當然,李氏力場其實只是一個 Urban Legend,一個惡搞李先生的都巿傳說而已。我又想起了另一個和李先生有關的都巿傳說。也是根據記載,話說李先生孩童時與家人走難來港,12歲開始工作,19歲已當上了公司總經理,22歲開公司當老闆,以「黐膠花」起家。他自言當時「每星期要工作7天,每天至少工作16小時,晚上還要自修,加上工廠人手不夠,自己要身兼買貨、接單等工作,經常睡眠不足,早上必須以兩個鬧鐘起床,可說是每天最難過的時刻。」後來他進軍地產界,再成為上巿公司主席,再進軍各行各業成為香港首富、拿大紫荊勳章。他由窮小子變百萬富翁的故事,證明了香港遍地機會,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也就是那叫做「獅子山精神」的 Urban Legend的主角。

我知道,你會說李先生的故事明明是真人真事,怎能把他叫做 Urban Legend?然而根據韋小寶的撒謊術,都巿傳說總是真假共存,有時真的部份比假的還要多,才會令人入信。李先生的發跡史大概是「真實」,但當它成為了「獅子山精神」或「香港精神」的一部份後,就如那些「某地死了人,然後有人遇到鬼」的都巿傳說同樣叫人真假難辨。

但李先生的形像確實耐人尋味。記得我小時候,已聽過許多人爭著為他立傳,把他奉為香港白手興家的典範,以他為發奮榜樣。二十多年之後,他比以前更富有,影響力更大,但社會對他的評價卻與當年截然不同。由獅子山精神到李氏力場,由眾人追捧變成冷嘲熱諷,甚至有神職人員稱他為魔鬼──即使他其實捐了不少錢、做了不少善事,也仍是換來一句「為富不仁」和「官商勾結」,卻沒人再讚他白手興家商業奇才了。到底是誰他變了,還是香港人變了?

誰變了?

問誰變了,不好答──或者該問:誰沒變?我倒覺得李先生變得少。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矢志賺錢的商人,賺錢是他的長處,也是他作為商人的目標,分別只是以前的他賺得多,現在的他賺得更多而已,而香港人都同意,賺錢從來不是罪。香港人也不討厭懂得賺錢的人,正如李先生說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其實就算賺得「無道」,香港人也不太介意的,除非會影響到自己,而李先生正正就是其「賺錢之道」會影響每一個香港人的那一位。由住宅到電力、超巿、藥房、電訊,無孔不入,更重要的是擁有大量房產物業的他其實正在向所有人徵稅。你買一個波蘿飽,麵飽店收你五元,至少有兩元用來交租,那位業主可能就是李先生;即使不是他,也很可能是以他為首的地產商們。在影響所有香港人生活這基礎上,李先生和其他地產商們是否取財有道,便變得很令人介意了。

失去選擇的自由容易令人憤怒和暴燥,特別當人發現自己的生活真的因為失去選擇而變得更差時。十年前黎智英的蘋果促銷進入巿場,與兩大超巿直接競爭,當時巿民突然發現原來平日買的可樂和罐頭原來可以便宜上一大截;也是那時大家才發現原來大超巿為了打擊對手,可以強迫供應商不做別人生意。到蘋果促銷不支退出競爭後,超巿物價郤比原本還要貴!香港十五年來雖然經歷了四次經濟低潮,但今時今日的樓價已超越97年的歷史高峰,百物騰貴但工資卻沒有增長,原因當然指向越益壟斷的各行各業,以及政府與大商人的共謀。還有一連串數也數不完的例子,像紅灣半島、數碼港、梁展文等事件,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深入民心,雖未必都與李先生有關,但他既是當中最重要一員,也只好成為眾矢之的的符號。

李先生是一個符號。他曾代表了香港的自由巿場、處處機遇、天份和努力的總和,使後來者覺得我也可以走他的路,即使當下處境未如理想,但我擁有成功的希望。那個時代可以充滿希望,一來建基於社會的均貧狀態,百廢待興,人人重視生產,腳踏實地,窮人向上爬升的空間足夠;二來亦建基於政府開始承擔社會建設,醫療、房屋、教育,使窮人即使未能大富大貴,亦能改善生活,養妻活兒,社會自然和諧一點。當然,那時代絕非烏托邦,物質和生活水平遠不及今天,但擁有希望總會令人寬容一點,令人願意為「獅子山精神」自豪,甚至也會為李先生努力有出頭而驕傲。

但今天,再把「獅子山精神」祭出來,意義卻完全不同了,不是鼓勵,而是在傷口上撒鹽。今天的青年人面對的,是一個有錢人話事的年代、是一個集體為地產商打工的年代,是一個大部份人都看不見上流機會的年代。唐英年司長說:「年青人不應怨沒機會,應自問為何做不到李嘉誠」,這不正正就是政府有責任處理的結構問題麼?學歷通貨澎脹,青年人要花大筆錢去讀書,卻發現根本沒有相應的產業和職位;相比工資,樓價是天價,應驗黃子華口中的牛頓第八定律──「有樓有樓,冇樓冇樓,有樓可以變冇樓,冇樓永遠都冇樓」。住不到公屋只好捱貴租,為交租只好捱騾仔,長工時可是都是沒補水的OT,生活都被工作吞噬掉。青春和努力換來的地產商和大老闆的肚滿腸肥,自己的生活改善卻舉步維艱,望不見將來,還要忍受高官老闆們的冷言冷語。

於是在某個工作的頭昏腦脹的夏日,颱風來了,暴雨來了,只希望可以得到額外一天的假期,在家中睡個好覺,怎料颱風卻轉個彎走掉了。如此卑微的願望落空了,於是惡搞出一個「李氏力場」──也只不過是最卑微的反抗而已。


(收錄於《大仇富》)

星期三, 7月 27, 2011

一念

挪威發生駭人聽聞的事故:政府大樓被放置炸彈、以及夏令營發生槍擊案,合共九十多人無辜喪生。疑兇是一名32歲白人男子,是個新納粹主義者(Neo-Nazist)、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Christian Fundamentailist),他扮成警察混進由執政黨主辦的夏令營,然後開槍大肆屠殺;他早前又買入大量可製成炸藥的農藥,相信他也與政府大樓爆炸案有關係。

根據報道,他討厭多元文化、仇視伊斯蘭教、討厭外來移民,換成香港流行的說法,他認為來到挪威的中東移民是攤大手板拿福利的蝗蟲。為甚麼他要進行這些明顯針對政府的恐怖行為,尚需調查;但相信和他仇外、保守甚至原教旨思維不脫關係。

在挪威這個出名和諧的國家,竟也發生這種慘劇,令人震驚。更令人不安的是,不過區區一個人,竟能創造如此大的傷害,事前並無徵兆,更難以預防。即使管制槍械,也總會有其他方法,只要仇恨之心不死。這又回到了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如何可以互相包容、和平共處的老問題上去了。

這陣子在讀一行禪師的書。一行禪師是位世界著名的佛教導師,也是一位學者和社會行動者,數十年以來一直依靠信仰進行反戰、救助兒童、傷患的工作。一行禪師除了是位佛教大師外,竟然也同時相信耶穌,他自言在法國的道場裡,聖壇上同時供著佛陀和耶穌的像。同時相信兩種宗教,對許多人來說不但難以想像,甚至是大逆不道,但在禪師身上卻能看見兩種宗教和平地結合。

在其著作《生生基督世世佛》中這樣說:「兩者(佛教和基督教)各有不同的根源、傳統、看事情的方法,卻同樣有著愛、諒解、包容的特質。」正如一朵花只能以非花的元素造成,不同的宗教其實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一旦明白生命互相依存的本質,我們自己與別人之間的隔閡就會解除,和平、愛、諒解才可能存在。而只要有了諒解,就會生出慈悲的心。」

愛和慈悲,說起來似乎很老土,它的缺席卻是現代人類社會面對的最大危機。特別當我們對「他者」愈益苛刻時,我們便愈需要依靠愛和慈悲去面對這個世界。仇恨與包容,雖只一念之間,卻是地獄與天堂之別。

(刊於7月25日AM730)

星期六, 7月 23, 2011

特首應有政黨背景嗎?

香港政壇突然流行一個說法:特首應有政黨背景。相信連建制派也得承認,特首並非來自政黨,對管治是不利的,亦有泛民主派的議員破天荒公開支持民建聯的曾鈺成參選特首(雖然後來何俊仁強調在現時制度下,民主黨一定不會支持任何一名建制派參選人),認為特首有政黨背景有助「令中央較放心讓香港實行真普選」。

但建制派的投票取向,其實並非如此。今年3月中旬,立法會進行特首選舉本地立法修例時,公民黨吳靄儀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就是「廢除特首不能有政黨身分規定」,而當時民建聯是反對該項修訂的,主席譚耀宗更指,特首有沒有政黨背景並不是大問題,只要香港政黨政治條件成熟,市民有共識支持,自然會「水到渠成」。

特首應有政黨背景,這個說法早非新鮮事。不少學者早已指出,香港政治死結其中一環,就是政黨政治無法成形,而具政黨背景的特首是其中關鍵。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也許地下共產黨除外),於是不會有執政黨;政黨無法執政,則令其在吸納人才和資金等方面受到限制,並直接影響其政策研究及議政質素,政黨亦因而無法真正成熟。而政黨政治不成熟卻又反過來成為政黨不能執政的理由,循環論證,只能原地踏步。

從執政者的角度看,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意味着他無法擁有一個與之有共同理念及經歷的政治團隊,不但無法在行政上如臂使指,在立法會內亦不會有休戚與共的真正同伴。正如現時的問責官員,雖曰管治「團隊」,卻是拉雜成軍、利益分配,毫無共同意識形態可言——當然也因為特首本人也不過是聽命中央的打工仔一名。然而缺乏政黨作為紐帶,橫看則拉雜成軍,縱看則缺乏政治連貫及問責——無人需要為特首的管治失誤負責,除了特首本人和中央——而這兩者皆不是選民可以懲治的。相反,有政黨背景的特首需要考慮其政黨的未來,即使他即將卸任亦要考慮到政黨未來是否能執政、在地區選舉中會否保持實力,這亦使政府必須更關注巿民的聲音,如林公公般霸王硬上弓往往會有嚴重後果。

繼續現時模式下屆管治愈來愈困難

即假設曾鈺成真的參選特首並成功當選,之後委任一眾民建聯中常委成為各正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這便意味着曾(鈺成)氏政府的表現將與民建聯的政治前途直接掛鈎,假如他在任期間遇上經濟低谷、施政拙劣、醜聞纏身兼強立惡法,令到民怨沸騰,則民建聯勢必在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政治格局變天。相反,如果其表現良好,則會連帶其他選舉一同取得優勢,對政黨而言,成功莫過於此。

雖然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理論上會令香港政制更為健康,但也意味着會有政黨會更偏重於民意,亦會有政黨輪替的可能,而這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大概不是一個值得冒的風險。但如繼續現時模式,下一屆政府的管治只會愈來愈困難,對中央政府而言同樣會是負擔;再多一個董建華和曾蔭權,那將會是香港的悲劇。

(刊於7月22日明報)

「高登仔」反對收購 保網絡自由

  「香港人網」創辦人蕭若元放話,打算出價千萬收購高登討論區,先是引起網絡界的一陣恐慌,繼而反對收購之聲此起彼落。

  其實過去高登亦曾有不止一次的股權及管理權易手,高登網民亦與管理者時有爭執,但未正式收購便已惹來大量反對,卻是第一次。收購者雖是被認為是民主派的蕭若元與「香港人網」,但卻被同樣傾向民主派的高登網民強烈反對,當然事出有因。

「人網」聲譽差 獨裁商業味濃

  高登討論區成立了不過11年,但已是香港網絡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香港次文化生產地之一。它和香港其他大部分討論區不同,基本上沒有「版主」制度,也極少有刪文等行為,其接近無政府的言論空間為網民帶來極大自由,而這種自由也吸引了三山五嶽、卧虎藏龍的大量網民,共同創造一套屬於他們的次文化和語言。

  這些次文化包括起底(人肉搜尋)、改圖(二次創作)、也包括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前挺身而出(高登就有多次網民自發籌款登報的歷史);而早陣子非常流行的「高登神獸卡」,則可以說是高登次文化的精髓——既粗鄙、幽默、也充滿創意和正義感。

  「高登仔」的向心力,正正在於維護討論區的自由和自主性。任何破壞此地的舉動——無論是來自「假膠」、「真心膠」還是管理者——均會成為眾矢之的。從此角度,則很容易理解為何高登「巴打」和「絲打」們會對「人網」的收購如此抗拒。

  和高登相反,香港人網內部分版面向來被批評為獨裁、一言堂,版主無理刪文、封殺、針對,在網絡世界早就街知巷聞;而「人網」與部分政黨過從極密,加上版面商業味甚濃,也與高登素來的文化極為不同。雖然蕭若元聲稱收購後高登會至少「五年不變」,但也難以說服高登網民,收購之後討論環境會比現時更好。

倘失去網民 高登勢貶值

  高登發展至今,不單是一個普通的論壇,更是一個最有活力的網絡社群,而這個社群的最大資產就是網民,沒有網民的論壇一毛錢都不值。收購雖是商業決定,但如果無視論壇使用者的反彈,霸王硬上弓,那最後結果恐怕會是得不償失——不單是個別商業機構的失,更是香港網絡文化的失。

  (如讀者不明白文中提及的高登用語,或想進一步了解高登文化,可參考香港網絡大典http://evchk.wikia.com/)

(刊於7月22日經濟日報)

星期二, 7月 19, 2011

信仰

回看這半輩子,發現自己與宗教的緣份似有還無──當然「緣份」這個詞本身也很「宗教」。我讀的是基督教幼稚園和小學、中學是天主教學校,甚至大學也有基督教背景,我是名副其實由小讀聖經讀到大。姊姊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中三時她就帶我回教會,自此幾年間我每個周末都在團契度過,直至我後來「決志」不信,離開教會。

旁人都很奇怪,為甚麼經過這麼多年如此近距離的接觸,都沒能令我成為基督徒,我猜這就是緣份吧。總覺得信仰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是個影響一生的信諾,既要靈性的感動,也要理性的說服,兩者缺一不可。在香港的教育經歷中,我幾乎只能接觸基督教和天主教,只能獨沽一味選擇信或不信;反而離開了學校宗教教育和教會之後,卻有更多機會了解其他的宗教。

記得在大學二年級時,我和友人到四川旅行。在峨眉山我們進了一座寺院,有一位僧人在向遊人講解佛理,我站在較遠處,卻聽得很清楚,他談的是因果,我聽得津津有味──甚至覺得僧人的眼光穿過一眾遊人,直落在我身上。後來我出了寺門,跟友人一說,他竟然告訴我完全聽不明白僧人說甚麼。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有點佛緣,也自此有了在旅途中逢寺必進的習慣。

及至後來,每到各地旅遊,宗教場所總是我必到之處。各地的宗教孕育著不同的民族、政治和文化,就像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分歧催生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個國家,印度教的種姓制度造成了奇特的社會階級分層,還有西藏高原上的磕長頭的藏傳佛教徒,對自己的宗教虔誠得令人難以置信。對宗教的認識更廣更深了,也更懂得欣賞它們,然而至今,我還未投向任何一種宗教。

為甚麼呢?我問我自己,但也說不出答案,也許說到底還是「緣」吧。

(刊於7月18日AM730)

星期日, 7月 17, 2011

民間在替補機制上的一課

如果說民間在替補機制一役上是小勝一仗的話,這也不過是建基於政府的失敗而成功。政府方案過分差劣、漠視程序公義,加上缺乏足夠「忠心」的建制派伙伴,引致進退失據,是其失敗原因。民間社會與泛民主派對方案的反擊,可謂是順水推舟;如果政府的方案不是如此低智、或政府再厚面皮一點、或中央在背後再發功多一些,歷史恐怕要被改寫。即使如今政府暫時抽後表決,香港人仍是「冇賺」,頂多只是「未蝕」而已,補選權仍然危如累卵,再打一仗是幾乎肯定會再發生的。在此一役,民間社會可以學到什麼?

公信力與道德高地

與2003年23條一役相似,政黨並非帶動整個反對行動的主力,反而律師和學者的參與,加上媒體的助力,將反對方案的行動帶上了道德高地;特別是大律師公會的3次聲明,狠狠地反擊政府,相比之下,大律師公會比政府更具信譽,也更得到巿民的信任。也許會有人對這些「中產、專業人士」只發發聲明的行動不以為然,但事實是他們長年累月建立而來的公信力,在適當時候發揮了強大作用,也進一步堅固了他們的公信力。而學者、記協、大專生的聯署和聲明,也發揮到類似的功效,在與政府角力的當兒,對巿民發揮了強而有力的說服力。

相反,政黨所做的則顯得相當有限,而政黨之間的不同意見、缺乏(或拒絕)溝通更令巿民對各泛民黨派無所適從。除了呼籲巿民七一上街之外,到底應否退出草案委員會、應否拉布、應否包圍立會,泛民政黨各說各話,令泛民支持者失望,亦等於將行動主導權拱手相讓。

論述與策略

策略與行動無所謂絕對對錯,然而必需有論述支撐,才能使之完整及有說服力。例如七一遊行,雖然時間倉卒,但主題竟然沒有提及替補機制,這是主辦單位跟不上形勢變化;而七一遊行之後的行動,包括在修頓球場和干諾道中出現的留守,也是論述和訴求薄弱,行動本身無法顯示目標,也因如此,行動之後一如所料滿是「堵路阻礙交通」的 backfire。而在政府宣布押後表決後,各黨派的行動也是論述與合作均欠奉,例如「包圍」不會表決議案的立法會,或十多人拉橫額循例示威,甚至運動未完就先互相攻訐,這是在延續運動還是消滅運動?

在替補機制勢必重回、23條整裝待發的形勢下,泛民政黨的表現,實在令人憂心。

(刊於7月13日明報)

星期二, 7月 12, 2011

好仔

馬來西亞剛發生了一次大型鎮壓。超過五萬名民眾要求改革不公平選舉制度,打破執政巫統透過選舉舞弊,壟斷政權54年的局面。政府立刻宣布和平的遊行是非法集會,出動大批警察放水炮、放催淚彈、把示威者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拘捕了千多人,十多人受傷。

為甚麼?為甚麼一個政府會如此害怕爭取公平選舉的民眾?理由顯而易見。另一個問題,為甚麼警察會成為這個執政黨打壓示威的工具?警察也是人民吧,難道他們認為現時的選舉制度很公平?貪污不嚴重?政治很清明?

大概不,但他們始終成為了政府的政治工具、成了打壓異己的機器。他們把獨立思考壓了下去,甚至把良心也壓了下去,變成只聽從命令的紀律部隊。如果他們把制服脫下了,變回一個巿民,他們還懂不懂問:打壓了爭取公平選舉的示威者,會令我的國家變得更好還是更壞?

別以為這只是東南亞某國的故事。就在香港,七一那天,又有二百多人因遊行集會被拘捕,算起來,已是五個月內第三次大型拘捕,拘捕總人數達400人,連殖民地政府也瞠乎其後,香港警察大概很快就可以趕上那批暴力鎮壓、拘捕千多人的馬來西亞警察。

這些警察當中,很多都是比我更年輕的八十後。他們為甚麼要做警察呢?也許是為了那身制服、或為了那入職近二萬元的工資,但我相信他們當中很多都希望自己能儆惡懲奸、讓巿民活得更好,這應是做警察的意義吧。但當你的上司叫你用下三濫的手段讓巿民進不了維園的六四集會、屢次挑釁示威者,然後引發衝突和拘捕、或派你到中聯辦外做護院武師每天吃西北風,作為一個當差的「好仔」,你會撫心自問──我究竟在做甚麼嗎?

也許你只是打份工,和曾蔭權一樣。但當你和曾蔭權一樣,不但沒令社會進步,還把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阻擋,你也理應得到和曾蔭權一樣的罵名。不要以為腰間帶著槍,你就會得到尊重。如果你一次又一次,放棄了自己的道德底線,你也只會慢慢地失去社會對你的尊重和信任,以及那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公信力──就像香港政府一樣。

香港政府,弱得只剩下警察;香港警察,你除了武器之外,還剩下甚麼了?

(刊於7月11日 AM730)

星期六, 7月 09, 2011

唯頌「重要夥伴」 夕陽政府悲歌

解讀政治人物的說話,從來都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替補機制事件,使曾蔭權政府進退失據,也使在他身旁的建制派議員和媒體轉軚轉得難看之極。於是特首在宣布 押後表決方案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出席民建聯的會慶酒會,並在致辭上說民建聯是他的「重要夥伴」,並且能「貼近民意,反映民意,並且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 就政策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讓政策可以落實,市民可以受惠。」

從「親密戰友」到「重要夥伴」

曾特首在建制派緊跟政府急轉軚之後稱讚它「貼近民意」,當中含義可圈可點。建制派與政府私底下的交易,外間難以知道,但今次肯定是一個雙輸局面,在區議會 選舉臨近的當兒,民建聯險些再重演當年23條「有辱無榮」的慘況,甚至被葉劉淑儀等「不夠堅貞」的建制派騎在頭上取分,卻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

而政府對民建聯也不見得感激。「重要夥伴」看似親密,卻比他早年所說的「親密戰友」低了一個層次。可見民建聯再也非無條件支持政府,政府要取得民建聯支持,所花心機和成本也不少。

其實早在去年政府申亞被立法會否決時,曾特首就曾指自己「進行過程之中曾被人出賣」,所指的當然是「親」的建制派而非「疏」的泛民主派。而在政改一役,努力為政府抬轎的民建聯,「功勞」卻及不上「棄明投暗」的民主黨,使得曾特首要擺「和頭BBQ」,擺平民建聯的怨氣。

矢言奮鬥至終 更見四面楚歌

從替補機制一役可以看出,政府與民建聯及其他建制派的這種政治夥伴關係,並非如想像中穩固。最低限度,由地區選舉和(選民較多的)功能組別選舉選出來的議 員,無法完全不理會選民的意向。雖然過程艱難,但民意確有力挽狂瀾之力,也可看出即使建制派佔了議會中的大多數,要他們毫無懸念地為政府護航、與民為敵, 也不是萬試萬靈的。即使23條重臨,只要民意夠強,政府也不容易霸王硬上弓。這正正就是民主(即使不完整)的美麗之處。

特首在七一早上,特意在回歸酒會上強調自己會「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似是表達堅持,卻恰恰相反顯出了其「無法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的危機。被民眾唾棄、被夥伴抽水,正是這個夕陽政府的落幕悲歌。

(刊於7月7日經濟日報)

星期四, 7月 07, 2011

失敗的政府是怎樣煉成的

七一遊行,人數是曾蔭權上台以來最多的一次。只要你走在人群中,定能感受到巿民那種憤怒,那是一種被侮辱、被欺負之後的自然反應,替補╱遞補機制固然是導火線,它將政府一直以來對人民訴求的不聞不問不尊重,具體地放大在巿民面前。政府雖然在壓力之下押後表決,卻堅決不肯撤回方案,可見政府不過是屈服於形勢,而非真正理解己身問題,是為政府的悲哀。

賊佬試砂煲

替補機制一役,也許政府並未料到自己會落至如此下場,然而隨着事態發展,政府一直心存僥倖,只望蒙混過關,最終只能與建制派一同瞬間變臉,被人引為笑柄。林瑞麟於5月17日,即是五區公投一周年翌日推出「敗者替補」的方案,不設諮詢,並揚言要在7月立法會放暑假前通過,大概就是看中這個方案涉及政制,不易被公眾理解,難以掀起反對浪潮;只要公眾壓力不大,應該可以順利數夠票通過。採用這種賊佬試砂煲的手法,是希望避免公眾討論,用程序暴力速戰速決,達到封殺五區公投這個政治任務。

而事實上,這個判斷直至七一前個多星期仍是準確的。即使有學者和議員大力駁斥方案,它得到的關注仍只限於小範圍的網民,直至泛民主派議員集體離場和大律師公會兩度發表聲明之後,媒體才開始集中報道事件。本來要向公眾解釋選舉制度並不容易,然而這個方案實在過於荒謬,論道理幾乎是一面倒;加上七一臨近,議員、學者、律師、學生、記者紛紛表態,頗有當年23條通過前夕被萬箭穿心之勢。而更重要的,是方案不但剝奪巿民投票的權利,更直搗港人核心價值——理性和程序。不合邏輯、沒有諮詢,使即使不同意五區公投,甚至不喜歡泛民主派的巿民,也難以接受。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直至七一之前數天,替補機制已升溫至全民討伐的地步,並可以預見將會是七一遊行的主要訴求。政府不知是錯摸形勢、還是仍然心存僥倖,只以「同名單遞補元素」加進原方案之中,卻繼續堅持要在7月13日通過草案。「同名單遞補」與「敗者替補」互相矛盾,仍然不合邏輯、仍然沒有諮詢,絲毫沒有緩和民怨的效果。而政府的多次辯護,不但進一步顯露出政府的理虧,更賠上了最受巿民歡迎的司長──黃仁龍的民望。本來今年七一遊行一如過往焦點分散,加上林鄭月娥之前對原居民的做法和政府復建居屋的建議稍稍消弭了巿民怒氣,七一遊行大概只會依舊是訴求大雜燴,不會對政府有太大的衝擊。但政府不肯撤回、不肯押後、不肯諮詢的頑固態度,為七一遊行提供了最好的彈藥;而在22萬人上街之後,政府竟立刻押後表決、進行諮詢,演活了「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八個字,更苦了那些圍着政府團團轉的建制派議員和媒體。

可以想像,要經歷過七一一役的香港巿民接受遞補機制,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事。即使政府進行(假)諮詢,但只要最後方案仍有遞補元素,民意的反撲必可預見;加上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即將來臨,建制派還會否願意被政府耍得團團轉,拿自己的選票當兒戲?順應民意、撤回方案,才是最佳的做法。

(刊於7月6日明報)

星期三, 7月 06, 2011

侮辱

遞補機制的最大問題,不是沒諮詢,甚至不是沒良心──最大問題,是侮辱人民的智慧。

「敗者替補」方案獨步世界,其荒謬大家都知道。新的「同隊遞補」,好像好一點,但其實荒謬不變,例如社民連梁國雄出缺,竟會由自由黨田北俊替補──這種用 屁股想想也知道是荒謬的事,卻在政府「清楚聽到民意」之後推出的方案中仍然出現。而這種替補去到最後,可能會由那些得一千幾百票、連按金也被沒收的騎呢候 選人補上,成為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還有,出缺的原因可以是自願辭職、重病、死亡,也可以是坐牢、或因醜聞而辭職。如果有議員為其政黨貪污瀆職而被判監,失去議席,在這個制度之下,竟然會由 自己的黨友頂上。如果一個官員還有一點智力,怎麼可能推出這種方案?如果一個人還有點羞恥心,還怎會拿這樣的方案出來而不臉紅?

我相信,林局長不是笨蛋,他不是無知,他只是無恥。替補方案是為了省錢那是廢話,要省錢,取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炒掉林瑞麟自己吧,肯定沒人反對。急於立 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封殺「變相公投」這個會令內地政府尷尬的可能性,於是政治任務蓋過邏輯和理智,創出「同隊遞補+敗者替補」這個自相矛盾的怪物。他知 道人民不是沒腦袋的笨蛋,所以他不敢把這方案拿出來諮詢──他只敢要求那些會和政府一同無恥的議員,沆瀣一氣,靜悄悄地葬送掉香港人的選舉權。

其實我有點同情建制派的——選舉臨近,還要被林局長拉上賊船,陪著他上演那變臉鬧劇。然而總不能又要威又要帶頭盔,要做出賣港人的幫兇,就要承受選民的懲 罰,那叫活該。律師、學者、記者、學生,還有二十二萬人都走上街反對了,政府卻只能用粗暴的警察去鎮壓;不做諮詢不講道理,一再用低智的鬼話去侮辱人民, 這樣的政府還配做我們的政府嗎?

無恥的政府,下台吧!


(刊於7月4日 AM730 吹脹80後)

星期三, 6月 29, 2011

在破釜沉舟和被陰乾之間 ——探討泛民總辭的可能性

政治一日也嫌太長。繼泛民議員集體退出草案委員會、大律師公會三度發炮、近500位年輕學人聯署反對「敗者替補」方案,執筆之時,政府剛放風會將之改為「同隊替補」,似乎希望可以透過落地還錢成功闖關。雖然未知政府提出之方案詳細內容,但替補機制牽涉全港選民的選舉權利,政府務必先「理順」法律及學術上的疑竇;况且議案並無必須在月內通過的急切性,在沒有諮詢的情况下通過,亦不符合程序公義,撤回方案重新諮詢方為應有之義。

假如政府堅持要在建制派的護航之下強行通過方案,泛民主派應如何回應?早前有人提出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的建議,驟聽之下似乎是天方夜譚,可是如果發揮一下想像力,它卻並非一個不值一提的方案,值得泛民主派及民間社會共同思考當中利弊及可能性。

對政府施壓的最強武器

總辭的意思,是指現時泛民主派19位直選立法會議員一同請辭,並不會再循補選返回立法會(即在下年立法會選舉前均在野)。假設替補方案在7月13日被強行通過,泛民主派可以總辭作為對政府的全民不信任投票;若泛民主派成功以拉布或其他方法,將替補方案延至9月表決,總辭則可以作為對政府施壓的最強武器。無論是何種情况,一旦議案通過,泛民主派則可於9、10月立法會復會後集體請辭;而根據現有制度,政府很有可能於明年的2、3月,即區議會選舉和農曆新年之後進行補選,並在之後半年內進行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去年5位泛民主派議員辭職補選變相公投,得出的經驗值得參考。五區公投由於建制派杯葛選舉,令公投變成「無對手」;加上民主黨不支持及政府全力唱淡,令投票率只得17%,算不上是成功的運動。但如果將之變成一個由補選而成的「不信任投票」,例如由5位類似「大專2012」的非政黨新面孔代表泛民參選,而所有投向他們的票均是對政府(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便即使建制派杯葛亦無影響。假設所有泛民政黨均動員參與運動,加上特區政府的弱勢,得到80萬至100萬票並非不可能——如果有100萬人以選票對政府投以不信任,無論是對現屆港府、下屆港府甚至中央政府,均是不能忽視的政治炸彈。

留下任特首不易收拾局面

今年年尾至明年年尾,不但有在香港包括特首選舉的5場選舉,更是內地換班的一年,政治穩定對中央政府而言,將是重中之重;對於各種政治不穩,相信中央政府都不願見到,且可免則免。泛民主派一旦進行總辭,不但對曾班子是「衰收尾」的致命打擊,也留給了下任特首面對一個不易收拾的局面。相反,對於泛民主派而言,卻是一個重要的本錢,在替補機制、網絡自由、國民教育等「23條分拆上巿」的方案前,有更大的議價能力。過去泛民主派對於總辭的最大遲疑,是怕政府會趁泛民在議會的真空期,強行通過或廢除條例,如當年臨立會通過公安條例和廢除集體談判權,但替補機制一役我們已能清楚見到,政府並不介意撕破臉皮硬闖關,而泛民在議會其實根本無法阻止。泛民唯一能靠數票阻止的重要議案——即政制改革——也已在去年通過了,保留議席的實質意義,其實並不大。

相反,如果破釜沉舟,進行總辭,代價則只是不足一年的在野,卻可以依靠無私的請辭重奪巿民心中的道德高地,泛民現有的分裂狀態亦能靠之修補(至少民主黨不會在區議會中被狙擊)。過去常被批評與公民社會斷裂的泛民立法會議員和政黨,亦可在這一年內重回民間,與公民社會共行。這樣一來,總辭可以是政黨與政黨之間、議員與公民社會之間,修補關係的契機,甚至可能是終止香港民主發展一池死水的最好時機。

泛民主派會如何選擇?

再進一步,透過補選進入立法會的5位「非政黨新面孔」可在選舉中及於立法會內盡情發揮,反正只在立法會中數個月,又不用考慮連任,可以無包袱地探索在議會進行抗爭的可能性,這亦會為香港政治帶來新的氣象。

當然,在現時政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泛民總辭要成事似乎可能性不大。然而,如果考慮到過去這段時間香港政治的死氣沉沉,負能量之重、無力感之強,泛民主派到底對未來民主路有什麼想像?破釜沉舟和被陰乾之間,泛民主派又會如何選擇?

(刊於6月29日明報)

香港知識社會的臨界點


香港知識社會的臨界點﹕尊重知識、尊重邏輯、尊重理性、尊重選民
──年輕學人促請政府收回「敗者替補」方案聯署聲明

深沉

艾未未回家了,胡佳也回家了,但他們都要封口,不便說太多。明白的,我們都明白他們的困難,敬佩和感激他們的付出,這是他們和家人好好重聚、養好身體的時 間。又想起了艾未未父親艾青的詩:「為甚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就是這深沉的愛,令他們無法在「建黨偉業」前開懷大笑,而只能默 默地含著眼淚。

就像你愛著你的情人,卻發現他/她原來並不愛你──你愈愛,愈感無力。妳愈想他好,別那麼常賭錢飲酒打孩子,他卻反過來指責你挑剔他,說妳變心有外遇,然 後罵妳,打妳,傷害妳。是的。妳可以一走了之,但妳卻想到如果走了,更弱小的孩子們怎樣呢?這個家怎樣呢?妳愛這個家,所以妳留下,所以努力保護孩子們 ──卻發覺他更變本加厲,喝得更狠,賭得更狠,打得更狠。

妳,可以怎樣呢?

妳記起以前和他有過的愛情。他以前不是這樣的,那時候他說他會好好照顧你和孩子們,他說為了和妳在一起,會像革命一樣把枷鎖都衝破、用熱情把世俗的阻礙打倒。那時候他雙目有神,看上去特別英俊,還有點像那個叫劉燁的明星。他答應,當你們在一起之後,他會給妳最好的一切,權力都歸於妳,因為妳才是這個家最重 要的靈魂。妳雙眼含著愛的眼淚,信任他,把妳的愛情、身體和一切都給了他──妳把未來交託到他手上。

但事情沒有如他承諾那樣發展。

他變了,還是這根本就是他的真面目?他不喜歡聽老實話,不喜歡別人說他錯,也不喜歡妳染指他的無上權力。他雖然粗暴,但妳卻仍希望他可以變回當天那個愛妳、尊重妳、值得令妳信任的他;所以妳只好留在這裡,雖然受苦,卻仍帶著希望。然而妳心裡卻後悔,當天妳察覺他變得愈來愈壞時,為甚麼沒有想辦法阻止。

妳想起你那位結婚不久的年輕表妹,妳總覺得她的丈夫有點像他。你希望提醒她,在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候,不要輕易退讓;正因為愛他,所以更不能讓他墮落。妳想起,星期五就是她倆的結婚紀念日,這該是一個提醒她和她丈夫的好日子。

(刊於6月27日 AM730)

星期五, 6月 24, 2011

取締劏房只治標 增公屋治本

奪去4條人命的馬頭圍道大火,令社會關注劏房問題。目前在香港的劏房數目不明,但據專業人士估計,應該不下一萬個單位,即很可能有數萬人正棲身劏房之中。

劏房可以說是籠屋、板間房的「升級版」。它的面積和設施一般較好,因而租金也稍貴,有時百多尺的劏房月租甚至可達4,000至5,000元,呎租不下豪宅。它的租住對象往往不是最窮最窮的一群,而是勉強可以負擔數千元租金、又無法或未能申請公屋(例如青年人或新移民家庭)、卻希望在市區棲身的一群。月租萬元的單位對他們是天方夜譚,三數千元的劏房成了唯一選擇。這些劏房質素參差,部分的安全情況不達標,馬頭圍道肇事單位就是例子。

基層有需要 存在有理由

意外發生後有聲音認為要取締劏房,那實在是忽略了劏房的存在理由。一來如林鄭月娥局長所言,並非所有劏房都違規;二來,則是有頭髮誰想做癩痢——可以住得好一點、安全一點,誰又會想住狹小又安全成疑的劏房?歸根究柢,問題還是在於巿區住宅的「士紳化」。

士紳化(Gentrification)是指一個地區透過重建而使地價上升,較富裕的一群遷入,而低下階層則被迫遷出的現象,而這現象正在香港多個舊區高速發生。無論是巿建局的重建計劃,還是因為強拍條例而催生的舊樓收購風潮,巿區本來供低下階層居住的單位數量愈來愈少。

舊區士紳化 基層被迫遷出

這些重建通常針對數十年樓齡的舊樓,也即是窮人聚居地;拆卸重建的卻絕大部分是中價甚至貴價樓宇,而這些樓宇絕不是原本的居民可以負擔的。居民被掠奪了空間,被迫遷的人為了居住,只有兩個選擇——搬得更遠更邊緣,或是租住更狹小環境更差的單位,例如劏房。

無論是邊緣化還是狹小化,都只會使窮人生活得更艱苦。要知道,居住在巿區對很多人來說不單是感情問題,更是切實的生計問題,因為居住邊緣化意味着要花上更多時間和金錢在交通上,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都更不利。劏房、板間房甚至棺材房都是舊區士紳化的副產品,對它們加以取締和管制頂多只能治標,惟有增加對基層巿民的房屋供應、取消現時8成門檻的強拍條例、以及停止士紳化的城巿規劃,才是還基層巿民「空間公義」的治本之途。

(刊於6月24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6月 22, 2011

悲劇之後,你要把手指指向誰?

雞苗司機示威、警長失足身亡,是個悲劇,是一件不幸意外。雞苗司機抗議了3年,姑勿論他爭取的是否有道理,在他而言,「坐在天橋上抗議」吸引注意力是最後可行的方法(但實際上其實不可行),只為了宣示訴求而已;然而窮盡任何人的想像,恐怕也想不到會「因而」有一位警長在數十米之外的天橋上跌下來,而且後腦着地身亡。

這個「因而」,包含着多少我們不清楚、也非人為可以控制的因素。雞苗司機大叔示威是一個「因」、天突然下雨亦是另一個「因」,而警長為什麼要走上街的對面的天橋頂?是受上級指示還是自己的判斷?有沒有考慮安全問題?這些仍然是謎。真正的來龍去脈,恐怕要到死因庭開審才能清楚。

一件不幸意外

悲劇之後,公眾當然希望找出原因,將指摘的手指指向雞苗司機大叔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雖然比較鹵莽衝動,卻沒有害人之心,事後他也極感內疚,但他的示威頂多只是警長之死的其中一個構成因素,而非簡單的因果關係。將他說成是殺人兇手「害死」警長,那是忽視細節,並將事情過度簡化了。

那意外的原因是什麼?事後竟立刻有不少人為這場意外「爭取話語權」,那些人到底是真正關心兩位當事人,還是只為乘機抽水?警務處長在事後說「示威者須守法、和平及有秩序」,說穿了就是要將責任都放到示威者身上,而且不只是這位個別雞苗司機,而是其他所有「示威者」。網上也立刻出現了一個名為「強烈聲討80後激化社會矛盾鼓吹激烈示威害死好警長」的群組,其似是而非的滑坡推論,乘機抽水的意味呼之欲出。甚至報章上有些評論,還以「警長試圖爬上天橋頂部游說男子下橋而出事」這種與事實不符的說法去理解整件事,無非就是要將「示威者」一概說成自私、衝動、激烈甚至暴力。

我們更需了解細節謹慎思考

另一邊廂,有議員指周一嶽局長應該負責,如果他肯接見雞苗司機,雞苗司機就不會示威、警長就不會死。至少就我所知,過去該局的高級官員已不只一次見過那位雞苗司機,事情無法解決並非因為見不到周一嶽局長,那位議員如有跟進過雞苗司機的個案,沒理由不知道。况且雞苗司機要的不是見官,而是要解決他自己的問題,所以即使他見得到周局長,也不見得就不會繼續示威。而接下來的意外,卻是誰也不想見到的。

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習慣:面對悲劇,都希望可以找到指摘的對象,都希望有人為事情負責。但為了惻隱之心不會被利用為達到抹黑和卸責的工具,我們更需要了解細節、謹慎思考,也只有這樣才能令逝者得到公道。在此,謹向劉警長的家人致以衷心的慰問,希望諸位節哀順變。

(刊於6月22日明報)

星期二, 6月 21, 2011

煮蛙

我寧願是我多疑,寧願這其實只是個陰謀論,但近來政府推出的多個政策,實在令我心緒不寧。也許諸君不察,但我卻看到了一個羅網正悄悄張開,勢將一舉將我們習之為常的自由和權利牢牢收窄。

這兩個月來,政府各部門提出了以下政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出,取消立法會直選議員的補選,以各方反對的「替補」機制取代。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出選煮蛙林輝吹脹80後舉活動指引,要定義不明的「網上電視台」和「網上電台」,實行「平等時間」規則。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則提出了版權條例修訂,將網上各種改圖、改歌等二次創作或惡搞行為變成侵權,勢將大大規限創意和創作。法律改革委員會則公布《慈善組織》諮詢文件,加強監管慈善團體,卻拒絕把「促進人權」作為慈善團體的工作宗旨之一。還有教育局打算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將「愛國(黨)教育」引進正式的教育課程之中。

一系列的政策,來自不同部門,分開看好像沒有甚麼;但放在一起,卻可以看見在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教育各方面,均面臨權利與自由被收窄的危機。別忘了,與此同時,多位政治人物包括王光亞表示要進行廿三條立法,廿三條重臨的日子也許不遠了;這一連串的收緊公民權利的政策,說不定正是廿三條的前奏。

且讓我說一個老掉牙但永不過時的比喻:要煮熟一隻青蛙最好方法,就是放牠在溫水之中慢慢加熱,到牠發現自己陷於險境之時也已太遲。當我們以為甚麼都與我無干、甚麼都是理所當然,到我們後悔的時候也就再無力回天。文中提到多個政策都仍未落實通過,有的仍然在諮詢階段,有的則將被霸王硬上弓強行通過;網民、學生、民間團體、以致所有選民,請在太遲之前,努力發聲,積極行動,捍衛我們和下一代的權利和自由!

(刊於6月20日 AM730)

香港人的「空間公義」

王光亞來港,說政府應該關注廣大巿民,特別是弱勢者的房屋問題,否則易釀成政治問題。雖然這論調並無新意,但也與梁振英早前在一個場合提出「住房公義」不謀而合。梁振英認為香港可以參考台灣有關「居住正義」的政策,將住屋提升至公義的層次去研究和思考。

關於公義或正義(Justice)的最基本理解,是John Rawls 的正義論—— 「公平即公義(Justice asFairness)」。而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則是思考如何將空間這種有限資源,讓社會上不同人可以更公平地享有。特別是在香港這種土地珍稀的城巿,空間、土地、房屋愈來愈成為貧富差異的根源,掌握空間資源即掌握經濟資源,無論是數量還是位置的分配傾斜,致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正如Rawls 討論資源分配的公義,空間公義也並非要將空間均分;其關鍵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要每個人平均地享有同樣資源才算公義。如何讓弱勢者不致在空間使用被邊緣化,並如骨牌地使其他範疇如工作、家庭等一併被失去競爭的能力,這正是空間公義要彰顯的重要。在香港,公屋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空間政策,讓基層巿民可以透過享用廉價而合理的空間,使他們有更大的向上流動的可能。

在香港討論空間問題,很容易變成在樓價高低上打轉。樓價固然重要,但無論樓價高低,如何讓最弱勢的人也可以分享合理的空間,卻是關乎公義的問題。居屋停建、公屋供應不足、樓價高企帶動租金上漲,結果就是出現貴價籠屋、劏房甚至棺材房這些充滿「創意」的非人生活空間,這不單是青年人的「住房公義」問題,更是整個低下階層的「空間公義」的缺席。

(刊於 6月16日明報)

星期二, 6月 14, 2011

獨行

特立獨行的人,總是叫人又愛又怕。就像艾未未,內地官方報章用「特立獨行」形容他,為這位後來「被經濟犯罪」的大鬍子藝術家添上了一抹浪漫。

在香港的年輕人─不,該說是在香港的所有人─似乎都很少可以被人冠以「特立獨行」四字。要特立獨行,頗需勇氣;如果特立獨行而又不賺錢,那就更需勇氣了。八九十後常被說成「冇鬼用」,於是早陣子某報用頭版介紹了三位「優秀」八十後,都是乘樓價上升而掘了第一桶金的地產經紀,也許想反證這個時代還是有些「有成就」的年輕人。然而他們並不特立獨行,而是主流價值下的典範。相比之下,我還是覺得那些古古怪怪的特立獨行者有趣得多了。

這陣子認識了一些單車旅行的朋友,這是他們的故事:志輝和文謙,十七歲那年一同出發去踩單車,花了兩年多時間,把全中國的每一個省都去遍了,回來的時候才二十歲。周榕榕一個女孩子,先從雲南騎單車越過高山越過谷到達拉薩,然後再坐巴士和順風車到阿里流浪去。

Cody拿著萬多元,在日本騎行了差不多三個月。重光呢,他中學剛畢業,便一個人騎著單車遊遍東南亞七國。潘威單人單騎,由西安出發,騎單車穿過俄羅斯哈薩克和東歐諸國,去到羅馬。還有林氏兄弟二人,由香港出發去到巴黎,途中遇上單車意外差點死掉,最後還是完成了旅程,平安回家了。

如果你愛將「八九十後冇鬼用」掛在口邊,我很樂意把他們介紹給你認識。雖然他們沒有在地產巿場掘到金,也應該沒錢買樓,但他們都是有勇氣和毅力的特立獨行者,而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他們,那將會是多麼單調的世界。但話說回來,他們都不是外星人,他們能做到的,其實我們也可以;與其羨慕,倒不如坐言起行,你也可以是一個型到爆浪漫到爆的特立獨行者。

(「責任行者」將會在6至8月舉辦6場名為「出發吧!單車旅行去!」的講座,主講的就是文中提到的年青人。詳情可瀏覽 http://roundtabletravelseries.blogspot.com)

(刊於 2011年06月13日 AM730)

星期五, 6月 10, 2011

網上「惡搞」變侵權 扼殺創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早前推出了《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有將網絡自由大幅收窄之嫌。與之同時,選舉管理委員會亦推出了有關網上電視台及電台的選舉活動指引,其「平等時間」規定亦將對網絡媒體掀起寒蟬效應。

兩個同時出台的關於網絡自由的法例修訂,勢必大大限制網絡自由、創意文化,更易使無辜巿民誤墮法網,特別是版權法修訂,稱之為惡法絕不為過。

新修訂 加工圖片歌曲屬違法

根據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表示,將圖片、相片、歌曲加工「惡搞」並上載或轉載,網民在修例下便已違法侵權,隨時要負民事責任。換言之,無論是現時高登常見的「這些機會不屬於我的」截圖、網民為支持日本核難災民而改編的《福島烈士》、甚受網民歡迎的爆笑字幕版《足球小將》,以及其他以二次創作生產的漫畫、圖片、影片,均會全變成侵權。而主流媒體報道或轉載它們,恐怕也會跌入侵權的陷阱。這對民間創意的發展,將會是一個災難。

甚麼是創意?創意的其中一種,就是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具變化的重複。以「惡搞(Kuso)」為例,它是二次創作的一種,是將嚴肅主題加以解構,從而建構出喜劇或諷刺效果的胡鬧娛樂文化,而其核心則是創意。惡搞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能將現存的文本加入創意,添加新的意義,甚至嘲笑文本本身,例如在網上搜尋「McDonald + Parody」,即可見到許多對麥當勞的惡搞圖片和影片,伴隨着的是對其經營手法等各種各樣的批評。

恐打壓異議聲音 消滅多元性

而前年惡搞民建聯標誌的「禮義廉」也是相似情況。當然麥當勞和民建聯大概不會太喜歡這些惡搞,但這些創意卻是一個多元社會、協助大眾進行思考和理解的重要工具,更是無權力者對抗強權的重要工具。消滅這些「雜音」的法例,往往會成為有錢有權的人打壓異議聲音的工具,變相消滅一個社會的多元性。

二次創作也是創作,它注入了創意,也使文本的意思轉變。一刀切的規管,只看版權,不理創意,最終只會令網上出現寒蟬效應、殺死創意、殺死最有活力的文化生產空間。

不鼓勵創意只規管 保護強權?

版權條例不去推廣鼓勵創造和分享的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精神,反而以扼殺創意的方法去「保護知識產權」,為有權勢者打造一個「清淨」的網絡世界,真是功德無量!

(刊於6月9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