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3月 31, 2011

「大社會」爭發聲 勝和諧埋炸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發表財政預算案前,提出過在大市場、小政府之間,香港有一個活躍的「大社會」(Big Society),政府應好好利用充裕的社會資本、發展社會和經濟。

  大社會本是去年英國大選中保守黨的主要口號,以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為首的政府執政後也常將Big Society掛在口邊,說要將權力下放地區、推動社區互助、透明化政府等。然而巧合的事,兩個推崇大社會的政府,均不旋踵便遇上了來自社會的巨大反對浪潮,英國數十萬人示威,香港政府則派掉400億都平不了民憤,不可謂不諷刺。

大社會真義 人民勇於發聲

  如此大社會,大概不會太受當權者歡迎,但事實上這也是大社會的優點之一,就是人民勇於爭取、抗衡權力,使社會不致強弱懸殊。權力過度集中、遏抑社會聲音的社會,也許可得一時之和諧,但矛盾深植於社會之中,民怨只會日益加深,到爆發之時便會無可收拾,正如非洲發生茉莉花革命的諸國。

  然而不論政府是否真心希望,至少香港的「公民社會」正愈益進取。公民為了自己的權益積極爭取,手法亦更多元化,已不再是只有一班「嘈嘈閉」的示威常客和政黨,而是跨階層、跨地區、跨年紀。除了令政府頭痛了好一陣子的八十後,雷曼苦主和菜園村都不是「傳統」的抗爭者,卻都堅持不懈地爭取,最近的美孚新邨抗爭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民間抗爭例子。

  美孚新邨是香港最早出現的中產屋苑,有最早一批本港中產階級出現的象徵意義,也代表了中產安居樂業的夢想。面對着地產商的貪婪、打算在現有住宅觸手可及的空間興建住宅,這些中產的居民也都「激進」起來,就在這兩星期,只要用作警示工程車來到的鼓聲一起,便往往有數十至過百居民衝到地盤外阻止工程車進入和開工;甚至平常養尊處優的師奶,也竟為了阻止工程,危坐在工程車下阻止工人起卸。當然,沒有人會忽然之間「激進化」,居民經過了多年爭取,各種斯文的爭取方法都試過了卻全都無效,惟有以直接行動去捍衞自己的家園,對抗地產霸權。

美孚中產公院醫生 抗爭自救

  除了美孚的中產,抗爭的還有醫生們。公立醫院的醫生抗議工時長未解決、婦產科的醫護人員則要求減少接收內地孕婦,怨氣沖天,幾近臨界點,長此下去工業行動恐怕不遠矣。這顯出政府無能之餘,公民社會亦愈來愈懂得自救的重要;政府若繼續現時那種大量抹黑和拘捕的手法,只會惹來更大的反抗。

  正如英國工黨的Ed Miliband 在日前的反削資大遊行中演說道:「David Cameron︰you wanted to create the big society. This is the big society!(卡梅倫,你說要創造大社會,這就是大社會了!)」大社會並不以當權者意願為依歸,而是人民意願;猜想財爺經歷過預算案一役,對大社會會有更深體會吧。

(刊於3月31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3月 28, 2011

消費

這陣子頗有購買慾,不知是否關財爺派的那六千元事。相機、鏡頭、手機、單車甚至飛機票統統想買,件件都價值不菲(對我來說),所以到現時為止仍忍手未買。但在這心思思的期間,總會不時在各大店舖中和網上搜集資料,比較各款產品價錢和優劣,以及用家評語。資料爆炸的結果是花多眼亂,囊中羞澀的結果則是光看不買。

徘徊在誘惑與忍手之間,使我對自己「消費者」的身份更為警覺。當然,我們每天都在消費,對於消費者權益我們都耳熟能詳,「格價」更是手到拿來。然而除了價錢和功能之外,消費的意義其實更為複雜;在這資本主義主導的世代,消費可不止付錢買東西這麼簡單──它還是對生活價值的投票。

甚麼生活價值?舉個例子:健康。內地人湧來香港買奶粉,即使內地奶粉便宜得多,還是要買外國奶粉,那是對健康的追求、對安心的追求,也是對弄虛作假的經商手法投下不信任一票。在香港我們會買本地有機菜,或日本進口的蔬果(當然現在大家會猶豫了),也是為了健康生活。

還有一些價值,似乎與我們沒有那麼直接,例如反對剝削、反對殘忍。在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智能手機、靠壓榨農民沖出的咖啡、又或是從鯊魚身上硬生生割下的魚翅、以虐待黑熊取得的熊膽汁,大概都值得我們在掏腰包購買前三思。買了,那可能就成了對剝削和殘忍的支持;如果我們尚有選擇,為何要選擇支持剝削和殘忍?

要控制自己的物慾,還可以多想想我們的地球。手上的電腦雖然慢了點,但明明還運作得好端端,把它換掉棄掉,會否折墮?而且電子廢料可不是地球可輕易消化的,永劫回歸,最終承受苦果的還是人類。當然,要永不買新東西實在過於苛刻,但如果可在消費前多考慮那些隱藏在「消費」二字上的責任,消費的意義也就更豐富了,因為你能重新掌握手上的那一票,可以向剝削、殘忍和污染 say NO!

(刊於3月28日 AM730)

星期三, 3月 23, 2011

6000元與三粒星

財爺派的每人6000元「維穩費」,沒有締造和諧,反而進一步撕裂香港。政府先是突然將「永久性居民」身分定為有錢派與沒錢派的分界線,最近又打算透過關愛基金向來港未足7年的低收入新來港人士派發現金,足顯出政府對於派錢之思慮不周得嚇人;而這次的「補飛」恐怕又會再一次引起社會「三粒星」與「一粒星」間的撕裂。

觀乎過去幾星期的社會討論,大多同意派錢是短視行為,更希望政府可以將錢用在長遠政策之上,例如醫療、退休、房屋等。但既然政府決定派錢了,那如何派得公平就必然是社會要考慮的問題。

首要考慮派錢性質和目的

是否公平,首要考慮派錢的性質和目的,到底這6000元是福利?「回水」?扶貧?還是紓解民怨?對此政府從沒有定義過,大家只好自己猜測。余永逸昨天在《港澳雙城記 派錢的迷思》中指出,澳門以短期福利措施去化解市民怨氣的目標相當明顯,相反香港的目標卻不清晰,派錢更似是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於是政府倉卒之下同意派錢,用最行政簡便的方法劃下派錢的界線,大概連政府自己亦沒有想到會帶來如此巨大的爭議和矛盾。

全民派錢這理論上人人有份的措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財富再分配的做法。以永久性居民作為合資格的界線,有它的合理性,但不等於必然合理。其實用任何界線去劃分,都有被排拒的人,例如原本用強積金劃分,便會將公務員、已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排拒於外;用有否交稅去劃分(如退稅),更會將社會收入最低的一大群人排拒於外。每種劃分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不一定公平。不公平的原因,在於我們會發現最窮的人竟然會在這劃分中被排拒出去!如果一個財富再分配的措施,竟然是將公帑往較有錢的人分配去,恐怕違背了財富再分配的原意。

去衡量新移民或非永久性居民應否受惠於派錢,不能純靠感覺,要一併考慮現實環境和現行政策。現時的新移民大概可以粗略地分成兩大類,小部分是較高學歷或具資本的新移民,更大部分是我們熟悉的嫁到香港的婦女。許多人以為現時新移民已享盡各種福利,但實際上自2004年新移民已被排拒於綜援之外,公屋配屋亦必須要有至少一半成員是香港永久居民。新移民婦女的本地丈夫多較年長、收入較低甚至失業,而她們由於無法獨立申請綜援及公屋,因此必須要依賴丈夫,或依靠低收入工作過活,同時更需要照顧小朋友,當中艱苦可想而知。她們正是香港最需要幫助、最需要改善生活的其中一群,而她們生活的改善,同樣亦是他們孩子生活的改善。移民來港的孩子,正是面對嚴峻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在未來必須仰賴的勞動力。

何不考慮 來港不足7年者可得一半?

事到如今,與其用費時失事的入息審查,何不考慮如澳門一樣,來港不足7年者可得一半?反正連移民離開香港數十年者亦能被派錢,派予新移民半額現金亦不過牽涉金額三數億元,則既能令窮困的新移民得到即時幫助,亦能貫徹之前政府提出的「三粒星」界線,何苦自尋煩惱?

在討論新移民問題時,社會習慣將在媒體中聽過的極端個案、或聽聞回來的個別例子,嵌入耳熟能詳的「好食懶做」、「騙綜援騙公屋」標籤之中,將所有新移民簡單地污名化,其實也許只是將香港人對未來的負面情緒都一古腦投射到新移民身上。香港經濟停步不前,而且面對著與內地融合的困難與挑戰,恐懼與擔憂自難避免;但向生活更困難的眾多新移民抽刃,又真能令我們更安心、生活得更好嗎?真正的大鱷是功能組別和地產霸權,要生活過得好一點、要真正公平一點,請認清真正的敵人。

(刊於3月23日明報)

星期一, 3月 21, 2011

苦笑

日本地震、海嘯、面臨核危機,日本人民卻鎮定如恆,反而顯示出冷靜、公德和互助,人民質素之高,令世界嘆為觀止。在此謹向受災的日本致以衷心祝福,也呼籲各界捐款支援日本的重建工作,願困難日子盡快過去。

一海之隔的我國,表現卻差強人意。先是一眾憤青在人家災難後「慶祝」日本地震,再誤信謠言發生「急性盲搶鹽」,成了國際笑 話,真是人家災難、我們丟臉,還丟臉丟到外國去。然而丟不丟臉還是其次,令人感慨的是國人那種心靈上的虛無──虛無的憎恨、虛無的恐懼,取代了愛和信任,佔 據著國人的心靈。這也不能怪他們,當一個國家只強調經濟不強調誠信、只強調國家不強調人民,面對著口上談道德卻處處不道德的生活,人民要保護自己,也只好 把信任收起來,用憎恨取代愛。

那些說著「小日本地震活該」的人,相信大多數未見過日本人,也不是真正的全方位「憎恨」日本,正如內地網民對這些憤青的批判:

「當你玩著索尼遊戲機在同學面前炫耀,你沒有想起愛國。當你看著火影忍者,你沒有想起愛國。當你吃著神戶牛肉,你沒有想起愛國。當你看著AV,在那裡擼管的時候,你也沒有想起愛國……現在日本地震了,你想起了侵華,你想起了南京大屠殺,你現在『愛國』了!」

那伴隨著無辜生命被自然吞噬時才出現的「愛國」,是弱者的表現,怎能算是真正愛國?也許正是因為平日生活中,看清這個國家的太多不可愛,才會讓民族感情在 別人的災難中滋長。那一窩蜂的搶鹽,不正是小巿民向社會體制投的不信任票嗎?日本人能在災難中鎮定如恆,沒有瘋狂搶貨囤貨,大概是因為相信即使有事發生, 政府、媒體和身邊的人都仍然可信。在中國,經歷了這麼多,大家發現能信任的,恐怕只有自己了。

內地網民苦笑曰:「有人說擔心核輻射,嚷嚷著要吃碘,我看沒必要。敵敵畏、蘇丹紅、三聚氰胺你身體裡哪一樣沒有?把你劈碎了攤地上就是一張元素周期表,還吃甚麼碘?」

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欺騙,也只有苦笑了。

(刊於3月21日AM730,原文誤將作者寫為陳強兄,實為本人)

星期四, 3月 10, 2011

用謊言與暴力 「維穩」的李少光

正如內地破了紀綠——維穩的「公共安全」開支達6244 億元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恭喜特首,恭喜新一哥,你們也破了紀綠,就是創出了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對本地人的政治拘捕。

唐 英年司長「車毁人亡論」言猶在耳,特首則身在北京被北大人頻頻問候「受傷」狀况,接下來的這次大型拘捕,野蠻、難看,但不令人詫異。政府的論調如出一轍, 就是強調示威者暴力、譴責暴力,甚至指摘那位帶同8 歲兒子參與示威的母親「用小朋友作武器」,將警方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官府口大,示威者口細,相信不少人立刻就會覺得示威者「用暴力不對」。但想當然的想法未必經得起事實驗證,正如特首聲稱被襲,在網上早就廣泛流傳了現場影片,示威者其實連碰都碰不到特首,何來襲擊?3 月6 日晚上的集會, 示威者進行的是堵塞或封鎖(Blockade)的非暴力抗爭,在夜深人靜的中環德輔道中及雪廠街交界的示威者,手挽手圍成一個大方形,並被數百警察包圍, 怎可能變成李少光口中的「用肢體衝擊警方」?

「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是警方事實是警察是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之下突然進行武力攻擊,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因而跌低,甚至差點釀成人踩人的場面,然後警方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下使用胡椒噴霧。而小朋友亦是在這情况下中招。「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不是示威者,而是警方!

在 一般情况之下,即使警察要清場,都會事先警告。不想發生衝突或不想被抬被捕的人,絕對可以安全離開,但當晚的情况卻非這樣。警方並非無權進行清場, 但警察與流氓的分別,就是有程序要遵守、並要對自己擁有的權力和武力有所節制,這也是一個文明社會對公權力的期望。面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警察斷無理 由在無預警之下率先挑動肢體衝突,漠視在場的年長及年幼者的安全。

有言論責怪小孩子的母親「不應帶孩子上戰場」。香港的示威,從來不是亦不 應是危險的戰場;然而在責怪母親的時候,請小心墮入了Blaming the victim的陷阱。同樣邏輯,可以是: 「為何八九年北京這麼亂,仍然有家長容許小朋友在天安門附近?當時有小孩子在六四晚上被射殺,家長是否都有責任?」也許那位母親最錯的地方,就是錯信了香 港警察,以為在場數百警察環伺之下,自己的小孩必定會安全,想不到率先傷害自己小孩的人,竟是那些本應保護自己的警察——而警察的頭兒還要在事後高調否 認,並指摘受害的母親及小孩,真是情何以堪。

面對如此歪曲事實、倒黑為白的當權者,正如李少光所說: 「我覺得教壞了他們(小孩子)!」

(刊於2011年3月9日明報)

星期一, 3月 07, 2011

暴力

特首聲稱被「暴力撞傷」,胸口有「長達1 0 厘米的紅腫」,更獲多位內地官員接連問候「傷勢」。有教育團體急不及待發表聯署聲明,批評「暴力抗爭的歪風」教壞下一代;也有小學校長致電電台,質問「我點教學生」。

政治人物為了各種原因,要大事化小或小事化大,見怪不怪。但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校長,卻急不及待衝出來聲討、為特首護航,我除了震驚,更是感觸。說出「點教學生」的老師校長,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到底在想甚麼、想過甚麼?第一,在高調地下狠批評之前,他們對事實的掌握有多少?為甚麼對於特首的聲稱竟是毫無懸念地接受了呢?事件發生後,無論是在主流媒體還是網絡上,立刻已廣泛流傳當日現場的錄像,清楚可見示威者根本連碰都沒有碰到特首,也沒有任何攻擊的行為,特首是被自己的保安撞到,還是故意插水還難說得很,怎麼可以不問事實就將示威者打成「暴力」?教育工作者自己要上的第一課,叫認清事實。第二課,叫釐清概念。甚麼叫暴力、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以及甚麼是真正的和平理性,到底這些教育工作者能否分得清楚?胡裡胡塗的把所有挑戰強權的行動都定性成暴力,是否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靠向了有權力那一方,因為權力而放棄知識了?

還有第三課,討論和思考。「暴力」與「和平」難道不是一個值得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討論的絕佳題目、而非應被倉卒定義的嗎?如果學生問:「辛亥革命也是活脫脫的暴力,為甚麼我們要紀念而非譴責?」老師會怎樣回答?答案也許是:「因為那些暴力的使用是為了達到更好未來的必要手段。」那麼一個行動是合乎公義,當然要一併考慮當下社會的背景、前因後果,而不是隨便用「有沒有衝撞」去判斷一個社會行動的價值!

最後一課,叫公義。朱凱迪在菜園村被人撻到飛起,無權力者被暴力欺負,怎不見校長們聯署關注?劉曉波和無數維權人士仍然被囚、內地巿民要發動和平到不得了的茉莉花集會,被打被拉被鎖,難道校長們不怕下一代會被教壞?只見這些校長們毫不猶豫地站在權力那 一方,協助當權者欺善怕惡,這算是那門子的教育?如果你不懂得教學生,不如反躬自省,想想自己應否上上我說的那四堂課。

(刊於2011年3月7日 AM730)

星期四, 3月 03, 2011

財爺急變臉 「掩口費」無以為繼

  這個政府真的令人難以理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數天前才強調香港儲備仍不夠、不會派糖,並指退稅會引發通脹,而財政預算並無修改空間;言猶在耳,曾司長竟來個180度轉軚,將注資強積金變成全民派錢6,000元,另外再寬減薪俸稅上限6,000元。今日之我匆匆打倒昨日之我,令人大開眼界。

大處揮霍 小處孤寒

  作為管治者,對民意讓步,回頭是岸,當然應該;但政府變臉之快,也顯示出其管治之無力,以及理財哲學之虛無。今明兩年都是選舉年,選票在前,各政黨都不敢拂逆民意,即使建制派亦不例外;在政府擁有龐大盈餘,但樓價難抑、物價飛漲的同時,政府卻無視眼前民間困苦,既沒有短綫的派糖紓緩措施,復沒有長遠的改善政策,當然成為巿民的眾矢之的,也成為政黨的選票提款機。建制派發現站在政府身邊有辱無榮,當然只能憤起反對,政府發現自己手上沒票,惟有軟下腰骨讓步,財政預算如是、交通津貼亦如是。然而說出的話卻如潑出的水,自相矛盾的言行,變成寫進歷史的笑話。

  更根本的問題卻是政府的理財哲學(如果有的話)。「守財奴」三字並不能貼切形容政府,它其實是「大處揮霍,小處孤寒;應花不花,該慳不慳」。申辦亞運數百億,政府眉頭都不皺一下;政府每年投放超過600億元於工程項目,但巿民需求最殷切的如沙中綫、港島南綫卻一拖再拖,反而注定要長期蝕本的高鐵卻要火速上馬,粗暴拆遷未有新村的菜園村村民。放寬交通津貼不過多花十億八億,便能使原有領取交津的基層巿民繼續得到資助,政府明明打算放寬交通津貼,卻偏要在這些枝節斤斤計較,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德政變惡政。

考慮不周 四面楚歌

  而今次的「派錢」方案也是如是,根據統計署資料,香港18歲以上永久居民約600萬人,每人6,000元即合共約360億左右;而據去年財政預算,上限 6,000元的薪俸稅寬減大約會令政府少收45億元稅收。換言之,牽涉的金額不過由240億元增加到405億元左右,但對於政府今年近千億元的盈餘,仍算不上是甚麼大數目。如果政府一早就推出這做法,相信即使得不到全民掌聲,也絕不會如今天般四面楚歌、民意插水。

  派錢雖遠較將金錢注資於強積金為佳,然而始終只是一個短視的方案,財政預算仍嚴重缺乏長遠解決香港結構問題的措施。到底政府把錢收進庫房之後,會怎樣去長遠地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巿民生活?政府認為錢要怎樣花才算用在刀口上?

  巿民完全看不到政府的理財哲學、看不到遠景,即使政府每次都付出如此「掩口費」,仍難以令巿民滿意和信任。得不到巿民信任的政府,難逃「鋪鋪清」的命運,看來曾班子剩下一年半載的任期,難過矣。

(刊於2011年3月3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3月 02, 2011

要回水,更要公平!

240 億元的「強迫金」注資,引起全城圍剿——不知是誰出的餿主意,大家都已被高樓價、高通脹壓得喘不過氣,政府明明可以用各種方法助巿民解燃眉之急,卻偏要將錢變成不能止渴的梅,明明給了你,你卻只能看不能用,唯一得益的只有各大基金管理公司,巿民不生氣才怪。這也顯示出了不吃粟米斑塊飯的財政司,與巿民之間的鴻溝之大。然而也因這個荒謬的財政規劃,讓公眾可以有一個好好討論公共財政該如何運用的機會。

討論從這240 億「已出之物」開始,由退稅、減租、派錢這些直接還富於(不同階層的)民的方法,以至遏抑通脹、回購隧道及領滙、土地保育基金、全民退休保障、復建居屋以至稅制改革等政策性方案,均在一片反對政府240億注資方案聲中出籠。相比於過去只希望一次性的「派糖」,今次似乎有更多聲音落在各種結構上的改革,希望可以長遠地、真實地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正如溫家寶總理早幾天在網上說的:

「我們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還提出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擾攘近10 年的最低工資即將推出,雖稍可改善「一次分配」的公平問題,但地產先行的經濟結構卻仍是關鍵中的關鍵。香港仰賴高地價作為重要收入來源,其實極不健康。低稅率只是幌子,實質在賣地的一刻,已向每個香港人徵收了稅項,由住宅樓價到商舖租金,以至在茶餐廳買的一個粟米斑塊飯飯盒,其實都在向政府(以及地產商)繳稅。這種稅制的結果就是令有錢的人更有錢,有資產的人可以透過資產的投資和增值得到巨額收入;窮人則愈失去生活的自主性,愈勞動卻愈見貧窮。而政府在「二次分配」所擔當的角色,亦顯然與巿民的期望有所落差,特別是對於被排拒於社會福利以外的低下階層(N 無人士),政府多年的無心無力,令人心淡, 「公平」二字更是無從談起。

市民的容忍接近臨界點

在這豐富多元且跨階層的「回水」聲中,可以看出巿民對於官富民貧、貧富懸殊的容忍,已接近臨界點;特別當巿民發現原來巿民可以與政府共患難,政府卻不會與人民共富貴,更令基層中產均感憤怒。民間聲音之大、意見之多,史無前例;政府的盟塞程度也是令人大開眼界。難度要政府張開耳朵聽聽巿民訴求,真是如此困難?

(刊於2011年3月2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