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5月 29, 2012

一點

參與社會運動,無非希望自己爭取的可以成真,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運動。

記得2005年韓農來港向世貿部長級會議(WTO)示威,許多在香港參與社運的朋友都似被當頭棒喝,因為從沒見過原來社會運動可以這樣做法。那是因為2003年的七一是個分水嶺,群眾運動的成敗定格在人數多寡,以及人數眾多時能否保持「和平理性」及「和平散去」。然而韓農人數雖只數百,但他們的行動力、紀律、體力、方法、論述,其效果都遠遠超乎比例地強。

另一方面,只依賴人數並強調「和平理性」的社會行動,愈見困難和無力;不可能每次都有數十萬人上街才能改變事情,如果只囿於這個規則的話,社會運動難有出路。於是大家都在思考怎樣可以多做一點,達到更強效果——這「多做一點」的「一點」是甚麼?正是這幾年間大家都在摸索的:是衝入天星地盤站在推土機上的一刻、是守衛皇后碼頭三個月的時間、是保留喜帖街和藍屋的民間規劃、是反高鐵的快樂抗爭、是保衛菜園村的巡守隊、是接二連三的小規模搶咪和衝擊、是七一之後拒絕「和平散去」的留守……

這種對「多做一點」的追求,正是推動這幾年來社會運動變化的原動力,但也有其局限,就是需要不斷的創意和大量的行動力和組織力;而留守、衝突是當中最容易發生的,因為無需準備、不需創意。而政府面對這種新的模式,其最大對策就是以警力去作拘捕和檢控,並對涉及肢體抗爭者加以抹黑,甚至以各種挑釁和陷阱引導示威者與其發生肢體衝突,加大行動者與巿民大眾的矛盾。社會運動者稍一不慎,反而成為了政府和警察爭取民意支持的工具,為其擴張權力而背書。

今天社會運動面臨的樽頸,不在於我們沒有了希望「多做一點」的動力,而在於看不清敵人在何方,或曰我們都太需要敵人,而這些敵人都要在身邊揪出來才最有價值。滿天都是互相指罵,似乎只要把與你稍有不同的人除之而後快,就能改變世界;面對政府愈益強大的打壓,我們卻在找敵人一事上自娛自樂,卻從沒有人可以指出,未來可以怎樣被改變。

(刊於5 月28日 AM730)

星期日, 5月 27, 2012

浪費是青春的本質

  因為梁文道被圍攻的關係,我在網上翻看他的演講(當然,九成都是普通話的),無意中找到一個叫「浪費是青春的本質」的短片,是道長跟內地年輕人說的。他的一句:「浪費是青春的本質,不浪費不叫青春。」引來台下聽眾共鳴的熱烈掌聲。

  想起了近期一個很紅火的年輕朋友,他叫黃之鋒,十五歲的他,因為在回應媒體時非常淡定,片段在 youtube 上被點擊了十多萬次,隨之而來是一個接一個的媒體訪問。

  其中一個訪問是關於他父母的,到底之鋒的家長怎樣培養出這樣一個孩子?簡單來說,就是溝通和支持:了解孩子的想法,支持他去做經過他充分思考的事,尊重他的決定 - 即使那不是甚麼「善用青春」的事。

  其實,青春的浪費,根本不叫浪費。青春就是有錯的權利,就是有從頭來過的本錢,就是有甚麼都試的特權。
  這些浪費,包括讀了一些閒書雜書,學了一些考試絕不會考的本領,做一些並不賺錢的事,認識一些古靈精怪的朋友;除了最極端的不應該試的事(例如自殺,你成功了便不用再繼續了),其餘都沒有甚麼大不了。

  說到底,一個人的未來豈能輕易規劃?機會的來臨,往往就是因為一個人曾經在某些方面「浪費」過時間,然後機會就在人生的轉角處等着你。

  年輕人本來就充滿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學校和家庭,怎樣讓他們充分去發揮自己,讓他們好好去浪費自己的青春,找一條自己最想走、走得最好的路。

(刊於 5月26 日經濟日報)

星期五, 5月 25, 2012

局長人選其次 文化局須願景

  文化局尚未落實,已成為未來的5司14局中最被關注的部分。香港文化界談文化局沒有二十年也有十五年,過去既沒有具體的文化政策,與文化相關的項目也散落在不同的政策局和行政部門之中;香港文化發展停滯不前、被鄰近地區迎頭趕上甚至拋離,與本地落後的文化政策及管理,不無關係。

非只推產業 要升人文質素

  因此,文化局實在是當務之急,但也不能因此急就章怱怱上馬;局長人選還是其次,文化局的願景、權責、角色卻是關鍵。

  現時這個文化局,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構思,其實我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會將散落在各個部門的有關政策責任,放到未來的文化局之中,至於怎樣幫助香港成為梁振英口中的「東亞文化中心」,則相信無人會有頭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參考台灣剛成立的文化部,其四大施政理念分別為「公民文化權的全面落實」、「美學環境的創造」、「文化價值的維護與建立」及「創意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由虛到實,無所不至。

  部長龍應台則用「文化猶如方糖融入水」作比喻,指文化要融入不同的部門及領域,是一個貫徹於各範疇的政策觀點,而不止於個別的政策項目。

  換個說法就是「文化觀點主流化」,意思就是在每一個領域都要從文化角度考慮問題;無論是旅遊業、廣播業、土地運用、街道管理、教育、人口,都應該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不僅是純粹看「文化」可以變成多少「產業」和錢,最重要是社會整體人文質素的提升。

不奢望「龍應台」 但要懂文化

  這牽涉不單是文化局本身,而是整個政府對於「文化」的重視程度;如果只有文化局單打獨鬥,只能局限於派錢分餅仔及管理圖書館的行政職能,那今天社會對文化局的任何期望,都只會落空。

  文化,既需扶植,更需放任。只有放任而無扶植,則令許多文化幼苗死於萌芽之時;只重扶植則或揠苗助長、或淪為中宣部。

  文化局既如上述需有全政府協助貫徹政策理念於各層面,亦需有清楚的權責架構去協助實踐,在扶植與放任之間發揮功能,因此掌舵者本身亦必須有相當的文化底子、經驗和人脈。我們不會奢望香港能找出另一個龍應台,但總不能是另一個極端吧?

(刊於5月24日經濟日報)

星期四, 5月 24, 2012

非常人語:吹我唔脹 餓我唔死 林輝


○七年的八月二日天氣一片晴朗,在如今已經消失了的皇后碼頭底層,一個稚氣未脫的年輕人以鐵鏈繞頸,把自己鎖在石柱上,在他周圍擠了一圈又一圈的是警察的警棍、記者的攝影機。

警察的鐵鉗剪向鎖鏈,年輕人閉眼大喊了起來,同時響起的還有一片咔嚓咔嚓的快門聲……

如果說「林輝」這個無甚特色的名字最初為何會在人們記憶裡留下點印象,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幕。

當然,還有他之後的各種銜頭:Roundtable研究所總幹事、時事評論員、「民主女神」周澄前男友、數碼電台主持———只是這一切都將(或已經)成為過去,上月底大班鄭經翰致電大罵林輝有份主持的電台節目不濟、「冇火」,陳景輝等人辭職,林輝也跟着離開:「佢作為台長,如果覺得我哋不合資格,炒咗我哋都仲得,但佢唔係純粹要我哋唔講嘢,係叫我哋講佢想聽嘅嘢,大家期望上有落差。」

這個月他又辭去Roundtable總幹事,準備往印度留學。

世界遼闊,為何選印度?「好玩囉件事,學費又平!」

那回來可有打算?他笑起來,眼角一堆笑紋:「冇諗過喎,餓我唔死嘅。」


「鎖頸嗰日好熱,陽光普照,老實講如果嗰時唔剪就真係仆街啦!」說起五年前的保留皇后碼頭運動,林輝依然眉飛色舞,當年一班搞社運的年輕人佔領碼頭三個月,他是最後一個被抬離碼頭底層的人。「你諗吓,由得你鎖十個鐘頭,點去屙尿?」他想了想:「都可以嘅,柱後面就係海,轉身即刻屙囉。」真的這麼做,想必那張照片會更精彩。當年他以單車鏈自鎖的照片被登在各大報章上,《明報》攝影記者憑該張照片得了那年的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攝影獎。

好笑的是,當日被抬離碼頭後的林輝走到大會堂,迎面正好遇見一名大學同學,他畢業後加入警隊,那天碰巧當值。於是一個示威者、一個警察站着聊起天來,一個問:「點呀,幾時收工?」一個答:「睇吓你哋幾時收工我哋就幾時收工囉。」之後兩人各自回到碼頭現場,林輝隨大隊衝擊鐵馬,剛握住鐵欄要用力,一抬頭就看見那名同學站在鐵馬對面。

「我心諗係唔係應該過去同佢搶呢?好尷尬,用力定唔用力好呢?」最後他決定放棄———他去搶另一個鐵馬。

天星、皇后、反高鐵、反政改,近年一系列社會運動林輝都站在前線,問他從什麼時候開始社運變得激烈?「○五年,我哋成班獨立媒體嘅編輯去睇韓國農民反WTO遊行,覺得哇!大蛇屙尿!原來社運可以咁搞!」當日看到韓農爭鐵馬、搶盾牌的編輯包括朱凱迪、陳景輝、鄧小樺、周思中等,後來成為社運組織本土行動的核心成員。

「原來示威跟住和平散去係唔夠嘅,要多少少先有力,嗰陣我哋一直摸索嗰個『多少少』係咩嚟,要狠啲、要衝,要俾人抬、俾人拉、俾人告……但係咁又漸漸成為另一種定局。可能運動時間太短,短時間內最方便係點?就係示威遊行俾人拉囉,但咁係唔係最好呢?值得討論。

「同埋依家嘅社會運動成個生態唔同咗,冇乜信任。以前梁文道會批評支聯會,我哋會批評舊派社運人唔夠激進,但你唔會當佢哋係敵人嘛。但依家鬧完,你仲衰過我真正嘅敵人!毛澤東都話要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依家係聯合主要敵人打擊可以成為你朋友嘅人。」

這番話矛頭分明指向人民力量。而上月二十號,大班在節目時間致電《八十後今晚起義》大罵陳景輝等主持人唔夠火,之後一班主持辭職,與人民力量關係密切的「皇上」黃洋達隨即在自己的網絡電台內痛斥林輝和陳景輝水準低。「如果黃洋達要鬧,就要鬧晒兩邊:你應該鬧埋大班PK,做乜干預夥計?同時又鬧我同陳景輝冇鬼用,渣!咁你就贏晒。但黃洋達話未管過咁大個機構,唔識點評論大班喎,咁你以後唔好評梁振英啦,特首管政府咁多人。而且佢過兩日話自己唔做人網,跟住又俾人見到同大班食飯。你咁自私,用公共平台鬧人,就為咗搵工。

「根本成個人民力量都好有問題,只要唔啱聽就率眾去?,用接近網絡欺凌嘅方法,我話你PK你就PK。陳雲派系都係做緊呢樣嘢,唔使同你講道理,就鬧你係賣港賊、港奸、投共,一頂頂帽笠落嚟。但你鬧曾志豪投共?佢鬧共產黨多過你啦!」

Roundtable

去年Roundtable研究所的理事會主席沈旭暉接受《壹週刊》訪問時曾說起,○八年他邀林輝當Roundtable總幹事,就是因為看到皇后碼頭上他那張鎖頸相片夠激、夠反政府。

訪問那天林輝解釋,早在Roundtable成立初期,他就是四個核心創會成員之一,其餘三個是沈旭暉、陳智遠、孫澎。「○八年陳智遠入咗政府做政治助理,當時都幾大爭議,Simon(沈旭暉)想平衡番件事,我又去完十個月旅行冇工作,咁就搵我囉,我有社運底,好清楚係反政府嘅人。」

Roundtable研究所底下眾多分支,又各有其負責人,林輝這個「總幹事」便負責面對公眾,籌辦活動及處理與香港政治有關的事項。去年年初,唐英年指摘八十後青年如果「剛愎自用」就會「車毀人亡」的經典名句,便出自他在Roundtable周年會議上的演說。那場演講林輝當然也在場,「當時我仲同唐英年嘅新聞秘書傾緊偈,個秘書話:『陣間我老細講嘅嘢你哋可能唔係好鍾意聽』,我話『吓』?跟住再一聽,車毀人亡?無嘢呀?」之後唐英年說多錯多,那一次算是個序幕。

眾所周知Roundtable背後獲不少人資助,其中不乏親中人士,例如葉國華。「大家都知佢背景,但憑良心講,佢支持我哋咁多年,確實無俾過任何政治壓力,冇話『喂我俾啲錢,你幫我做某啲打手』。」

選擇這時候辭職遠走,和梁振英上台可有關係?林輝大笑:「我唔係逃走o架。年初我已經遞表申請印度尼赫魯大學嘅南亞研究碩士學位,想睇吓呢個世界,學個新嘅框架。同埋我相信Roundtable都唔係CY嘅主要打壓對象,就算係都排到好後啦!」

窮困

說林輝是基層出身大概沒有人會反對,三歲開始住公屋,一直都窮。○三年從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正遇上沙士,最壞的時節。「我同幾個朋友召集二、三百人去參加七一遊行,搞到七月頭先開始搵工,好灰,當時有啲老闆開四千人工都有人做。」於是從前兼職的社區中心請文職,月薪七、八千,他立刻答應了。

之後擔任觀塘區區議員歐玉霞的助理,月薪還是不過萬。○七年初歐玉霞癌症過世,林輝參加補選,同時還在中文大學讀社會工作碩士,窮得快揭不開鍋。「參選要錢,我無入黨,全部都要自費,問朋友借咗幾乎六位數嘅錢,之後慢慢還。」結果補選輸了,女朋友分手了,畢業了,皇后碼頭還是拆了。

「我當時三失:失學、失業、失戀。」朋友再借錢讓他參加之後的區議員選舉,他再三考慮,決定不參選,那筆錢拿去旅行了。十個月的旅程,其中一段是在西藏拉薩買一輛單車,騎行到泰國清邁。欠下的錢到去年才還清。

窮到連杯麵也嫌貴,改買一份五包的麵餅,煮熟了加點辣椒醬、麻油、蒜茸餐餐吃。這麼困窘,他不以為苦,而且堅持要搬出來住,六、七年前他和陳景輝、八十後農夫周思中在油麻地唐樓合租一個單位,每人每月交大約二千元租金。「私人空間好緊要,搬出來,可以成日有啲朋友上嚟傾偈,好多社運都係咁傾出嚟;又好似你啱啱拍拖,無理由叫女朋友上來俾屋企人見o架,仲要過夜添……」

記者笑他,三個大男人住在一起,房間又有氣窗相連,何嘗真的有私隱?他倒是坦然:「係o架,我哋啲房堪稱零隔音。咁好多方法處理的嘛,大家唔係二十四小時喺屋企,遷就吓時間囉……」或者開大音樂?「當然都係啦!」他笑:「香港咁淺窄嘅環境,只要你有咁嘅需要就一定搵到方法解決,香港人能屈能伸嘛。」

感情

既然說起女友,記者壯膽提他傷心史:○七年失戀出走,當時的女主角可是後來滿城注目的「民主女神」周澄?提起這名字,林輝嘆氣:「嗰個係周澄,不過唔講啦。」

兩年前,周澄這位社運界女新星上《非常人語》,自認曾任職夜總會,她當時說做舞女是因為○七年與男友鬧翻,「(男友)說我賤,就賤給你看。」林輝一直否認說過她「賤」。舊事重提,他只是強調:「唔講啦,好麻煩,費事(現任)女朋友唔開心啦。」

社運界男女關係很淫亂?「唔算,身邊好多社運朋友拍拖都好穩定,這圈子與普通年輕人一樣,淫亂只係個人問題,有啲人出咗名就亂嚟。我唔開名喇,你知道我講邊個啦!」我只知唔係講緊陳雲囉。

林輝從Facebook上認識現任女友到相約見面到拍拖戀愛已三四年,算來是維持得最久的一份愛情,然而此去印度至少兩年,這麼有信心讓感情經受時間考驗?

他還是嘆氣:「我哋唔係太敢掂呢個話題。我唔會咁天真覺得無變數啦。現代愛情唔係好可靠,有太多機會、太多可能性。好似打工一樣,可能放個假返嚟先知呢份最適合呢。」

父母呢?唯一的姐姐已嫁人移民澳洲,留下父母「放假」兩年可又說得過去?「佢哋慣o架啦,好似啲同志出櫃,你唔接受都要接受。當然媽媽會擔心,好似當年踩單車旅行,阿媽係咁話危險,問我真係要做?我覆佢我會好小心,同埋最重要係我已經決定咗啦,你吹我唔脹。」

或許這就是年少者最大的輕狂,逼緊了,不過一句「吹我唔脹」;問到未來規劃,回一聲「餓我唔死」,一切置諸死地,而後生。

壹週刊 A078-082  |   時事  |   非常人語 2012-05-24




星期一, 5月 07, 2012

[訪問] 豐盛林輝.無悔人生


正值當立之年的民間智庫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擁有超越同齡人的思想閱歷,多年來為社會問題高聲疾呼,筆耕論政,參與社運保衞皇后碼頭,以鐵鏈纏頸抗爭,教人感動。驀然回首,在香港政治不同崗位都留過足印的他,自評人生「豐盛、無悔」,如能重選命運,他亦無懼「重蹈覆轍」,但對每天上演的政治亂局,卻感到疲累不已,七月中他選擇出走印度留學,不問「港事」,期望未來兩年在異鄉國度,找到新的目標。

記者 鄭斯虹 攝影 楊柏賢

眼前穿着T恤、牛仔褲的林輝,一臉稚氣,活像鄰家大男孩,但才三十二歲的他,經歷之多,卻超越很多人的一生。他曾參選區議員、參與社會運動、成立Roundtable研究社會政策,近年又在不同媒體論政,瓣數多多,令人目不暇給。但自言三分鐘熱度、愛嘗新的他,不甘於將視野局限於狹小的香港,計畫放下一切,出走印度,接受異國文化的洗禮。

感政局紛擾盼能喘息

有人以為他因梁振英上場而「逃亡」,但其實這念頭兩年前已萌芽。他承認:「本港政局的而且確很混亂,民間政治討論不理性,但我一早有計畫,只是剛巧碰上梁振英當選。」近幾年披星戴月與新聞追逐,令他感到身心交瘁,到印度,望能暫別香港的紛亂煩憂,稍獲喘息。

香港地域小,眼界窄,未能綁着林輝的心,他想往外闖,了解更大的世界觀,「香港芝麻綠豆事總被無限放大,如使用繁簡體字的爭議,在我看來只是小事一宗。」當一份工作做得太久,停滯不前時,林輝都會停一停,想一想,再嘗一嘗新,四年前,他也是這樣,「當時參選完區議員,立即去了十個月的東南亞旅行,遊遍西藏、雲南、泰國、尼泊爾及印度等地。」

為赴印度留學做好準備

這次旅行,讓林輝愛上了印度,「印度很有趣,擁有深厚文明,由不同城邦組成,文化多元,東西南北的文化建築已大不同。而且印度佔全球五分一人口,卻鮮有中國及香港人專門研究其文化,我很想理解印度的世界觀,獲得新的角度,日後重新看香港社會。」選擇印度,當然還有另一原因,那是因為當地學費平,每年只需約一萬港元,林輝笑說。

現時他已報讀印度尼赫魯大學的兩年制南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與否七月中「揭盅」,若成事七月底便會出發。「這所大學位於新德里,其社會科學系在印度數一數二,今次留學,除進行學術研究外,還想學會印度文,並學習一種印度樂器,如印度鼓,最好還可學懂瑜伽。」

為做好留學準備,林輝一年前已購備印度文自學教材,但要自學印度文卻甚艱難,「很多字母聽起來一樣音,學不懂,很沮喪,不過相信到了當地生活自然會上手。」

計畫多多 暫未為出路「扑槌」

他已計畫即使最終未獲取錄,也會「向世界出發」,去一趟為期兩年的長旅行,由亞洲出發往中東、南美洲多國。「我喜歡旅行,世界很大,在香港知道的太少,我十六歲已隻身到澳洲交流一年。最喜歡『過癮』的旅遊方式,上次踏單車完成旅程,下次會用更特別方法,徒步或者買驢仔代步。」

留學生涯如箭在弦,林輝滿心期待,但學成後的出路仍未有定案,「完成課程後可能會到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不過他強調:「今次離開並非一走了之,香港是我家,最終也會回來,回來後做甚麼到時才算。」但隻身離去,家人難免依依,「不過他們都知自己兒子麻煩,無法阻止我的決定。」

堅持己見 自評過去豐盛

離港標誌了林輝一個人生段落的完結,為過去日子來個結算,林輝的評語是「豐盛、無悔」,「我性格隨遇而安,當初並非一心要參與政治,只因認識了一群搞社運的朋友,神推鬼擁開始接觸政治,做區議員助理時又因老闆病逝而參加補選。」

但都不及○七年在皇后碼頭的一幕,他以單車鐵鏈纏頸自綁於鐵柱,像繯首死刑般,激烈抗爭。年輕熱血的他,當然不覺這行為過「激」,「這樣做是因為已駐紮碼頭三個月,想顯示出捍衞本土歷史的決心,絕不是玩玩吓。」那顆熱熾的心,今日仍舊未變。

幸抗爭有價,政府其後亦認同保育的重要性,林輝深信,若非曾為保育發聲,政府山想必現已拍板興建寫字樓。曾多次參與保育、反高鐵等社會運動的他神情堅定的說:「若命運能選擇,我仍會走同一條路,只因過去所做的,都是應做的事。」

(5月6日星島日報)


星期二, 5月 01, 2012

逃獄

 陳光誠逃離軟禁的經過,緊張刺激得像電影一樣。他被軟禁的日子不短,在外許多人想營救他、探望他,都不得要領。偶然會傳出這位失明的維權人士被打的消息,更令許多關心他的人心急如焚。他怎樣逃出來的呢?據另一位維權人士胡佳說,他的第一步是麻痺守衛,每天都不起床不出屋,讓守衛們見不到他也不會起疑。第二步是找機會。憑著靈敏的聽覺,把握守衛倒水的十秒時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再伺機翻牆離開。陳光誠翻牆、過河、跌到了不少次,才成功逃離,得到一位網名珍珠的朋友何培蓉幫助,用車把他載走。

傳說他終於到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容身,雖然其實同樣未得到真正自由。而協助他離開的珍珠何培蓉,現在卻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被國家「請」去了。對香港人來說,陳光誠和珍珠,似乎都是一個很遙遠的存在。我們無法想像是甚麼給他勇氣,去捍衛自己所信、去對抗這個政權;我們亦無法想像他被軟禁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只能以荷李活電影作參考,去想像他的逃亡是怎樣發生。而珍珠,因為營救陳光誠而令自己身陷囹圄,也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高貴。

也正正因為他們,我們得到勇氣。在面對強權和不公義而需要抗爭時,我們都會猶豫,因為我們都擔心隨之而來的犧牲和代價。但這世界上總有像光誠和珍珠這類人,不是讓我們將抗爭的責任都交給他們,而是提醒我們,這個世界還有人珍惜公義,而且看得比自己更重。無論在任何層面上,我們都沒有理由讓他們獨自承受所有的代價;至少,在我們能力範圍以內可做到的關注和支持,可以讓他們更安全。這應是我們對自己的基本要求。

(刊於4月30日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