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0月 29, 2011

打擊弱勢外傭 工會相煎太急



  外傭居港申請權一案,是一面照妖鏡,把香港人的醜陋一面都照了出來。特別是選舉將臨,「反外傭」頓成選票提款機,一手抹黑對手政黨,一手挑動種族矛盾。

  其中一個攻擊外傭不遺餘力的是工聯會,據報道,日前它旗下的香港專業培訓人員總會,指「外傭若取得居港權後,可報讀再培訓課程,屆時將與本地工人爭奪培訓機會」。如果他們沒有失憶,應該記得現時資助再培訓課程的是再培訓局,而供款給再培訓局的「僱員再培訓基金」其實是每個月從外傭的人工剋扣400元而來的(2003年實施外傭稅時同時降低了外傭最低工資400元至3,270元,變相由外傭支付稅項)。

一手抹黑對手 一手挑種族矛盾

  要多厚的臉皮,才可以一邊拿着剋扣外傭的人工而來的錢開辦大量再培訓課程,一邊說出「外傭爭奪本地工人培訓機會」這種說話?

  回歸基本,是他們憑甚麼去「反對外傭居港權」?外傭的司法覆核,談的只是外傭申請居港權的權利,如果法庭根據基本法和法律觀點,認為外傭應該和其他來港工作的外國人一樣,有申請成為香港居民的權利,工聯會的「反對」,是否意味着要推翻法院的判決?還是再一次動用人大釋法,以輸打贏要的方法,去剝奪外傭剛在法院爭取到的權利?

  我不會期望這個本來的「左派工會」,記得馬克思主義說的要團結世界上的工人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也不期望它還會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但如此明目張膽地去排斥其他比自己更弱勢的工人——外傭們主要都是離鄉別井的女性,她們為生活所迫,放棄與自己子女一同成長的機會,遠渡重洋去照顧別人的孩子。大概馬克思泉下有知,也會覺得大開眼界。

站在工人立場 卻賣力反外傭

  香港人最不幸的,就是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更弱勢的人——中產抱怨基層不用納稅而有福利、基層抱怨綜援人士不用工作就有錢花、依靠綜援維生的長者抱怨新移民、新移民竟又看不順眼外傭。而最醜陋的政客,就是將這種短視民粹的矛盾挑動、強化,而對真正的惡視而不見甚至同流合污。

  聲稱自己站在工人立場的工會,為何反外傭如此賣力,反金融霸權、地產霸權又鮮見身影?

(刊於10月28日經濟日報)

星期五, 10月 28, 2011

單拖家庭 我孤獨但我快樂


以前的老土電視劇,常見一家十多口圍在飯桌吃飯、閒話家常;近年除了劇中的高門大戶(因為通常還包括爭產情仇橋段),這種場景愈益少見,因為實在太過脫離現實。先別說香港樓價高企,四百呎單位的飯廳僅夠四人同枱,有時地方淺窄得轉身也難;也因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愈來愈多,以往常見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買少見少,三代人甚至與其他親戚同居一屋簷下早非主流。

「核心家庭」指的是有父母子女兩代人同住的小家庭,約佔現時香港家庭中的七成,而這種家庭縮小化亦與香港的住屋情況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麥理浩時代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計劃,推出可容納過百萬人口的公屋,由於希望可以讓有需要的巿民盡快上樓,公屋均以小單位為主,這亦成為本港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邊廂,無論是居屋還是私人住宅,也素來以中小型單位佔多數。核心家庭愈來愈多、每個家庭成員人數愈來愈少,這已是香港的一個明顯趨勢。

而近年更多人尋求「一人家庭」的生活,特別是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一人家庭」聽來矛盾,「一人」又何以「家庭」?然而愈來愈多的年輕一代,未婚,但卻搬離父母居住的地方,追求一個人的生活,加入「一人家庭」的行列。

我一個人住

一個人居住,其實並不簡單。最基本的,是一闊三大、開支大增,由房租到三餐、由電費到寬頻,都要由自己負擔,對於年輕人來說,壓力不小。但換來的,是更多可以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以Ron為例,他家住天水圍,與長兄共用一個房間;在樂富的中學教書的他,每日一大早就要出門口,每天的交通一來一回就至少要花上兩個小時,車費也不少。有見及此,他終於決定獨自搬到「城巿」油麻地居住,租下了一個面積百多平方呎的「劏房」,省下時間和車費,換來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

位處廟街附近的劏房,面積比天水圍的家要小,客廳、睡房和開放式的廚房(實際上只有一個洗手盆),其實都在同一個空間之內,只足夠他一個人居住,但租金卻佔了他的工資約五分之一。雖然省下了部分車費,但每天三餐都由自己處理,而且甚少自己下廚,加上水、電、電話、上網等,加起來也是一筆錢。然而對他而言,卻是甘之如飴,方寸之地不單是容身之所,更是獨立的證明、也是無拘無束的自我空間。

每天放工之後在家中聽聽音樂、靜靜看書,偶爾有三五老友到來一同睇波至通宵達旦、談天說地,這「家」包含的意義其實遠比看上去的大。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媽媽的老火靚湯,於是回家探望媽媽、細心品嘗媽媽精心炮製的家常小菜 ── 那過去平常不過的事,如今便成了每周一次的享受。

拒絕方程式

據說,在香港成長都有一條方程式:讀書、考試、升學、工作、買樓、結婚、生子。許多年輕人捱過了前四項,卻未必有興趣跟隨主流步伐,繼續最後三項。當中有人根本質疑買樓、結婚、生子的必要,也有人根本無法負擔高得嚇人的樓價,迫於無奈選擇一人家庭的生活;然而也有人希望在這之前爭取幾年時間,換來自主自由,嘗試更多不同的生活方法。

原因各異,然而共通點是從主流的生活方式中另覓出路。香港社會的貧富差異愈見巨大,青年人的「上樓」機會卻更不及過去,面對居住空間的擠壓和邊緣化,除了大聲疾呼要求改革,唯有變得更靈活,在城巿中找尋安身立命的方法。跳出傳統的思考框框,也許可以迸發出更多可能性,尋到更理想的生活。

(刊於10月24日都巿日報)

香港故事(第17輯) 第五集 一人家庭

星期三, 10月 26, 2011

辯論


近來發覺,有些朋友原來一直以為區議會選舉必定有公開辯論,還問我哪裡可以找到辯論的時間地點。真抱歉,印象中許多年前確有官方舉辦的地方選舉論壇,但近好幾屆的區議會已沒有,只有地區上偶爾會有一些民間團體如社區中心邀請候選人辯論,但也不過是小部分。

至於媒體,每屆均有電視電台為部分選舉舉辦論壇,讓候選人在公眾媒體上、在全港巿民之前進行辯論,例如香港電台。今年香港電台舉辦的論壇卻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困難:據新聞說,所有被邀請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建制派候選人,全部拒絕出席選舉論壇。

為甚麼呢?也許是覺得平日的地區工作已經足夠,不需要有辯論?還是自知己方政治立場千瘡百孔、又或是對自己的辯論能力沒有信心,所以拒絕辯論?然而無論原因是甚麼,沒有辯論的選舉對選民來說都不會是好事。當然不是說辯論技巧高超的就是好議員,但議員還是至少需要能夠清楚表達自己意思,否則怎樣「議」政呢?選民由朝到晚都只看各候選人鞠躬握手派單張,在文宣上各說各話,卻無法知道這個候選人一開口會否邏輯混亂、詞不達意,也無法親口聽到他為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公開解釋,變相失去了向這些候選人問責的機會。

無論甚麼地方,一個民主的選舉必定包含大量的辯論,這樣才能讓選民分辨到不同候選人的立場,透過這些場合去闡釋自己的訴求、駁斥其他候選人。唯獨香港的區議會選舉,雖有選舉卻無辯論,猶如一種有缺憾的民主;也許當巿民只滿足於能提供蛇齋餅糉(蛇宴、齋宴、月餅和糉)、掛起成功爭取Banner的街坊保長,候選人願不願意面對巿民公開辯論,已不再重要。

(刊於10月24日 AM730)

星期一, 10月 24, 2011

香港性格:滙豐銀行


佔領華爾街運動,在世界千個城巿遍地開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怎可以不響應反金融霸權的號召?一班朋友要在這個城巿的金融中心示威,當然選擇中環,地點就選擇了滙豐銀行大樓。

滙豐銀行大樓雖然不是香港最高的建築物,但卻是最常用作代表香港的建築物。它的外在支架結構加上玻璃建築,在港島一眾建築物中別具風格。說滙豐處於香港政治經濟核心,一點不假。滙豐銀行在清政府簽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繼香港島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幾年,由蘇格蘭人Thomas Sutherland在香港成立,並迅速接續在中國、英國、日本等地方開分行,甚至借了不少錢給滿清政府,是朝廷的最大債權人。據說到了開業50年左右,即20世紀初,滙豐已成為了遠東最大的銀行之一。

及後滙豐除了在二戰時期於香港暫停業務,它一直以香港作為總部,也是香港的兩間發鈔銀行之一。而滙豐銀行的多任大班均是行政局成員,直接參與香港政府的各項運作,影響力不言而喻。也許是因為滙豐與香港一同踏上了那飛快發展的黃金廿年,香港人總對它感覺親切,使它也一直有着「香港銀行」的地位。前年金融海嘯來到,滙豐的股價由153元跌至33元,有「財經演員」淚灑鏡頭前、小股民築起血肉長城捍衛滙豐,那份感情,可沒有其他銀行可望項背。

然而門前的一雙銅獅沒變,銀行其實也沒變,它從來只是一間要賺錢的公司。回歸前香港前途不明朗,它就將總部搬到英國,到近年在中國成重要巿場時,再把重心搬回香港。獅子銀行回應港人感情的方法,是在仍有豐厚盈利的情況下,狠狠地裁員3,000人。

傳說銀行大樓地底有秘道,連接禮賓府和維多利亞港,萬一香港有甚麼事,就可以讓香港的政商頭兒帶着銀行資產,迅速坐船離開香港,雖說是傳聞,其實也頗合其性格。

(刊於《新Monday》#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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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0月 23, 2011

留給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千呼萬喚、吹風多月,特首終於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落實復建居屋,同場獻映的還有優化置安心計劃和協助由非政府機構主導的單身青年宿舍,似乎打算回應「青年買不起樓」的訴求。為何特首要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做?平心而論,曾特首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無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也會被理解為「我請客下屆付鈔」或「死不悔改」,所以最好還是從政策本身去評價:到底這能處理青年人「買不起、租不起」的問題嗎?

「買不起」和「租不起」

「買不起」和「租不起」,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人。居屋和置安心計劃所針對的,是應該買得起樓但卻無法在這個樓價水平中置業的家庭,即為月入約2 萬元以上的家庭,雖然兩者建屋量不多,且要等到四五年後才建成,長遠而言確能稍助這些年輕家庭圓其置業夢。然而新居屋計劃的補價安排,有賺沒賠,頓成另類六合彩,實非善用公帑之法,亦將挑動其他沒資格「抽獎」者的不滿,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但對於「租不起」者,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處理,重災區則是35 歲以下的低學歷低收入單身人士。十年前政府的公屋建屋量近3 萬個單位,而如今只得一半即1.5 萬個單位,建屋量大減的後果固然是供不應求,而政府則將此短缺說成是青年與長者之間的對立,將有需要的較年輕的低收入單身人士排拒於外。現時單身人士申請公屋,一般要到35 歲以後才能成功上樓。在25 至34 歲這個年齡層中,沒有大專學歷者佔約一半,入息中位數亦只有約1.2 萬元,低收入的單身一族既無法置業,又因為公屋的計分制而被排拒於外,只能在私人巿場中租屋捱貴租,亦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以致向上流動可能更小。鄭汝樺局長叫年輕人申請公屋不如自我增值,不要標籤自己做公屋輪候者,何異於叫人「何不食肉糜」?

「租不起」者看不到任何希望

另一方面,政府亦常宣稱土地不足(但又不肯動用勾地表上的土地建居屋),因而大力推動各種巿區重建如惡名昭著的強拍條例,使巿區土地不斷出現士紳化(Gentrification),窮人被迫遷往更邊緣的地區、或搬到更小環境更差的單位如劏房甚至棺材房,使生活成本加重、質素下降。在特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買不起」者尚有一點改善希望, 「租不起」者卻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是留給下一屆政府的另一個計時炸彈。

(刊於10月19日明報)

陰毒

香港政府,實在九唔搭八。施政報告提出青年人要住屋,於是:居屋復建,即成了另類六合彩,只要抽中便穩賺不賠,變相用公帑對好運者贈禮。這還不算,政府還說要搞甚麼單身青年宿舍,我一聽,幾乎昏倒。

甚麼是單身青年宿舍?新聞說是政府會協助非政府機構將空置學校改建成宿舍,讓三十歲以下的單身人士居住,住幾年,讓他們儲儲錢再搬出去云云。一些議員學者立刻有許多意見,有些說青年人會用這些宿舍單位「同居」,是為濫用;有些則說要連帶就業輔導,幫青年人找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人都沒有打算把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人當成有獨立能力和需要的成人看待──希望和情侶一同住,有甚麼稀奇?為甚麼住你的宿舍,便不能有控制自己空間用途的權利,同居會變成「濫用」?難道有獨立住屋需要的人就都需要被「輔導」學習怎樣找工作?「捱不起貴租」怎地就變成了「找不到工作」?

追本溯源,為甚麼基層青年人享用能獨立生活的空間會變得這樣困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公屋計分制將單人申請公屋變得非常困難,三十五歲以下的單身人士基本上都不會申請到公屋,因「長者的需要更大」。這種「青年」與「長者」的對立從何而來?十年前2001年的每年公屋建屋量是3萬,今時今日的建屋量卻是每年1萬5千,足足少了一半。少建了一半公屋,便將責任推到青年人身上,將他們排拒於申請隊伍中,還要鋪天蓋地的教訓你:年輕人不要靠公屋!

這種陰毒的對立,還發生在「中產」和「基層」身上。政府給基層小恩小惠,中產便會投訴自己交稅卻被政府忽視,好像基層搶掉了他們的餡餅;但真的矛盾,根本不在中產與基層之間,而是在那「1」和「99」之間──經濟結構向金融這些務虛產業越益傾斜,財富便越聚集在極少數的人手上,百分之一的他們過奢華生活,餘下的卻在為餅碎毆鬥,這是何等荒謬。

(刊於10月17日 AM730)

星期四, 10月 20, 2011

新居屋杯水車薪 青年置業難


  也許因為本來就沒甚麼期望,特首曾蔭權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反而令人有些意外。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半價已近十年,曾蔭權一直充耳不聞,終於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讓殘疾人士和長者以2元乘搭港鐵、專營巴士及渡輪,然後由政府以實報實銷方式向各交通工具進行補貼,實屬意料之外。

  而政府推出對使用非資助安老院舍住宿服務的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額外津貼、讓居於廣東的長者毋須回港亦可領取全年的高齡津貼,亦是善政。雖然離滿足長者及殘疾人士需要尚有一段距離,但印象中已是曾蔭權上台以來,對老弱傷殘最佳的一份施政報告,只可惜竟在最後一份才見到。

至少5年落成 年僅推5千伙

  除了老弱傷殘,特首在施政報告也多次提到了年輕人,而房屋政策亦與青年息息相關。政府在社會要求經年的情況下,終於復建居屋,在2016年往後四年,共建1.7萬個單位,平均一年有5,000個單位;置安心計劃則進行「優化」,加入「可租可買」選擇,但數量仍只得總數5,000個單位;而公屋則維持每年1.5萬個單位。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會協助非政府機構興建單身青年宿舍,惟數量及內容則不詳。

倡撤公屋計分制 助單身上樓

  換言之,即使真有改變,也需要在至少五年之後,而且數量上也不過每年大約增加6,000餘個單位,杯水車薪;而居屋和置安心其實都是在為一些有一定收入但承擔不起現時瘋狂樓價的家庭,對於基層的單身青年,仍然是自生自滅。

  公屋每年1.5萬個單位之所以可以勉強維持「三年上樓」的政策,是因為透過計分制排除了幾乎全部35歲以下的單身申請者,他們若不與家人同住,就必須投入私人巿場,往往就是劏房的主要租客,租金和環境都差強人意。

  要解決青年的居住問題,最基本當然是取消現時的公屋計分制度、並增加公屋數量(十年前公屋建屋量為3萬個單位,是現時的一倍)。除此之外,社會上亦有其他建議聲音,例如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就在施政報告後立刻公開表示,可在公共屋邨進行混合模式,興建專為單身人士而設的單位,這亦不失為一個方法。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兩星期前還是政務司司長的他,為甚麼不在在任時實行其「新思維」,而要在離任後才拋出意見?

(刊於10月15日經濟日報)

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給何俊仁主席的信



仁哥:

早前正當區議會提名進入最後階段,你兩位已落區多年但尚未當選的年輕黨友被「人民力量」的候選人狙擊, 加上公民黨亦有成員「被撞區」,因而在網上掀起了一股反對「人民力量」進行狙擊的浪潮。我並不是想討論對貴黨的狙擊是好是壞,而是想仁哥你知道,近來民主黨的行徑是如何令你許多你的黨員,和對民主黨尚有希望的人難堪。

我其實並不完全反對狙擊——我認為作為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狙擊可以是一種可行方法,但宣示同時,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到底這會帶我們走向怎樣的民主之路。而現時的狙擊者,在我看來,並沒有分清敵我,而是將主要敵人放過,將可拉攏的人破壞,而自己卻沒有足夠實力或意願去做得更好、取而代之。是的,我和身邊許多人都不同意「民主黨比民建聯更差」或「民主黨已投共」等說法——雖然不同意民主黨政改立場,但認為它始終是泛民主派,在許多問題上仍應該與我們站在同一立場上,包括捍衛香港的人權、自由和法治。我們亦相信即使民主黨常被認為是泛民中較為老舊保守,當中仍有不少人(包括仁哥你)是帶着理想從政的,否則轉黨到民建聯去,政途必然更順。

爆笑和恥笑

但近來民主黨真的變了,變得令人陌生,甚至變得令人憤怒。卿姐常掛口邊的「非暴力非粗口」是個人品味,尚算次要,但民主黨先是在立法會動議譴責科學館的衝擊行動,接下來又見民主黨高調反對外傭有(申請)居港權及要求政府上訴,立場和建制派幾乎沒有兩樣,這實在已不是我過去認識的民主黨。記得李柱銘曾提及過,港同盟時代曾在越南船民等問題上不肯順從「主流民意」,因為認為從政者即使可能拂逆民意亦應擇善固執,否則從政何為?如今的民主黨處境不似當年港同盟,而是腹背受敵、艱苦經營,我理解,但這卻不是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的理由。我看見今天的民主黨,在逆境之中腳步浮浮、進退失據,建制派看你是民主派,民主派看你卻似是建制派,又要公義又要民粹,兩面不是人。我明白選舉對一個政黨很重要,但不能為一時的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相信仁哥你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你真的要參選特首嗎?身邊每一個人看見你在茶餐廳宣布有意參選,都爆笑和恥笑了出來。在民主派分崩離析的時勢,把精力花在參選特首上,真的是個好主意嗎?請三思。

(刊於10月12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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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的回應:

答林輝:居留權並非人權聽民意不是民粹


林輝弟:

我一向欣賞你熱中社運,堅持民主和社會公義的理想。拜讀10 月12 日在《明報》刊載致本人公開信,題為〈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有感你未能充分了解民主黨就「譴責科學館衝擊事件」及居港權的理據,特覆函回應。

暴力破壞了和平抗爭的道德力量

民主黨多年來參與民主運動,一貫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法表達訴求。我們堅信,和平的表達方式最能爭取社會最大支持。反之,使用暴力,就算主張如何正義,只會使市民反感和失去社會對原來正義主張的支持。民主黨認為,科學館諮詢會的安排縱使不公,亦不至於以暴力衝擊手法,導致在場工作人員受傷。有關暴力衝擊手法,是不合理和不合比例,因此民主黨在立法會支持有關譴責暴力動議。我強調,民主黨過往一直認為政治暴力行為,破壞了香港長期以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群眾運動傳統,從八九年的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至2003 年50 萬人反23條惡法的遊行,我們都和平而堅定地表達我們的強烈訴求,贏得國際社會稱譽。近年的議會暴力,以至是次暴力衝擊事件卻開了暴力風氣。不要忘記,暴力不但破壞和平理性運動的道德力量,更令保守力量將來有「以暴易暴」的藉口,對民主運動發展非常不利。

暴力行為轉移了正義訴求視線

你應該記得,早前警務處長因為李克強訪港時,困學生、擋記者、無理拘捕穿「六四T 恤」男,遭輿論炮轟之際,科學館諮詢論壇暴力衝擊事件一出,社會討論焦點即時轉向,變為憂慮暴力政治抬頭,支持一哥強硬路線的保守主義乘勢而起。這樣的突變,你認為對社運和長遠民主運動是有益還是有害呢?

反對外傭居港權就是民粹嗎?

另外,你引當年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未有理會主流民意,支持收容越南船民的事件為例子,指摘現時民主黨的外傭居港權立場「民粹」、為「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你以上的質疑,顯示你對民主黨立場誤解甚深,我必須詳細回應。

越南難民是人道移民政策非人權

當年越戰結束,大量難民來港逃避政治迫害。港同盟認為香港不應拒收難民,讓他們在公海自生自滅。這是人道和人權問題。正如你所言,我們當年頂着極大民意壓力,支持收容難民的政策。你未有提及其他事件,包括「廢除死刑」、「麗晶花園事件」(當年居民反對在屋苑附近設立健康中心為愛滋病患者提供治療),民主黨人都面對強大民意壓力,堅守立場,因為人權、公義、反歧視等普世價值,是民主黨人一向持守的信念和原則,亦是民主黨的黨格!

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因為其社會情况,自行制訂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社會理應先有政策,然後制訂相關法例配合。眾多以保障人權見稱的西方國家亦有不同的移民限制,你亦理當同意,勞工移民外國並非基本人權,亦非人道問題。有關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外傭最多只能聲稱,居港權是她們根據《基本法》第24 條而享有的權利,而不能聲稱居留權是她們的基本人權。主審法官林文瀚在判辭亦清楚指出,居港權不涉及歧視,很明顯,居港權並不涉基本人權、種族歧視,或者人道主義等基本價值問題,而是涉及香港長遠發展的人口政策。
修訂移民政策需有社會共識

民主黨、政府,以至普羅市民有共同理解,輸入外傭並非移民政策。民主黨認為,政府根據上述政策而制訂相關入境條例,理應符合《基本法》。現時外傭對《基本法》條文理解有差異,而提出司法覆核,我們當然要尊重個人的訴訟權利、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但我亦必須強調,外傭是否享有居港權如此重大政策的改變,必須經過社會充分討論,達成基本共識,才可實行,絕不能因為《基本法》條文不清,影響對立法原意的理解,導致法庭裁決外傭勝訴,從而突然改變如此重大的公共政策。民主黨強調必須尊重法庭裁決。我們反對以釋法處理有關事宜,以免損害法治精神,並且重申如有需要,應以修改《基本法》解決有關爭議。

聽民意是政治責任

民主黨在政策上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的立場,與我們上述的原則理念相符,亦代表大多數民意。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政府,除了必須有基本理念,亦要考慮民意,然後制訂對社會負責任的政策。這就是著名政治學者Max Weber 所倡議的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外傭居港權如此重大社會政策,民主黨聽取民意難道就是你所指「民粹」嗎?我們在社會政策的辯論時,不能在取到民意支持時,就自稱為民意領袖,在欠缺民意支持時,就指對方為民粹。從另一角度看,你可能發現聽取民意是民主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

最後,有關你指民主黨向同道「背後插刀」的批評,我認為並不公允。居港權引起市民廣泛關注,民主黨和其他主要政黨一樣,有責任向市民清楚解釋立場和理據。事實上,民主黨過往只是申明立場,並無批評不同意見人士或政黨。相反,我們曾公開呼籲各界尊重法治,認為不應因意見不同,而攻擊外傭團體、個別律師和政黨。難道立場不同、互相表述、呼籲尊重不同意見就是「背後插刀」嗎?還是你認為民主黨應採取鴕鳥政策,面對市民的關注,模糊政策立場呢?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謹覆

(刊於10月1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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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李柱銘於明報的專欄文章:

為選票棄公義?


上月底,高等法院裁定外傭可按《基本法》,申請香港居留權,因而有議員在明天立法會會議提出議案, 「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

若議員是以選票為前提的話,當然要支持議案,因特區政府與民建聯在有關官司開審前,便已聯手堆砌出駭人數字來恐嚇市民,以致絕大多數港人皆強烈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

然而,實際上所有非中國籍人士,只要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並在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和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就可依照《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申請居港權。但《入境條例》卻訂定外傭的留港情況, 「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這般針對外傭的限制,不僅違憲,亦明顯存在職業歧視。

何況,根據判決,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條件的外傭,並非自動享有居港權,而只是有提出申請的資格。

按照現行條例,外籍人士居港滿七年而欲申請居留權,除了要證明打算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亦要列舉配偶及年幼子女是否在港、收入是否足夠供養自己及家人而毋須依靠綜援等。

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指以上審批非常寬鬆,故不能阻攔外傭取得居港權,但以往審批之所以寬鬆,是由於一直以來,非外傭而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多數是攜同家眷來港、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才,固然輕易符合資格取得居港權。不過,單身來港工作、每次合約期為兩年的外傭,能符合上述申請條件的,肯定少之又少,所以「十二萬五千名外傭能獲居港權」、「五十萬外傭連家屬湧港」,根本是危言聳聽。

筆者期望立法會議員,千萬不要為了選票,而支持此背棄公義的動議。



星期日, 10月 16, 2011

[訪問] 拒做樓奴 林輝租屋快樂



  不是人人都發「曾版居屋」夢,31歲的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林輝是無殼蝸牛族,6年來一直與兩名友人合租油麻地唐樓單位,雖然日日要上落6層樓梯,但他住得很快樂,若要花200萬元買居屋,他寧花200萬元買村屋享受鄉郊樂趣。

白供利息 不如活在當下

  林輝此刻無意買樓,因為樓價太瘋癲,更何況他計劃明年到海外進修,根本沒置業需要。

  他學成回來,可能剛好是「曾版居屋」推出之時,但他說未必會申請。

  他表示:「說20萬首期就可以,我覺得是呃人,付了20萬,還有180萬等你供,供足25年,其實有三分之一是付了利息,是為利息而奮鬥。」

  林輝坦言自己是不擅投資的人,身邊的朋友有些都已置業,他們的理論是有首期便買,盡量買多幾間,升值賣出便賺,根本不會白供利息,還可將手上資金愈滾愈大。

  然而林輝相信,與其去當樓奴,倒不如活在當下,把不用供樓的錢,去做想要做的事。

  他說現時合租,每人月租只付千多元,是抵到爛,「買樓是看需要,他日想過安穩生活,可能會買樓,但現在無樓也很快樂。」

作者:王嘉嘉
(刊於2011年10月14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10月 10, 2011

[ 文匯報奇文] 港台為何找政治偏激的林輝主持節目?



港台現時一星期七日都有節目在各大電視台播出,當中既有社會議題、醫學常識、社會治安及政治議題,為市民提供各種的資訊,本來是值得支持。然而,港台選擇政治立場極為偏激的反對派人士主持節目,令到資訊節目變成了反對派新人免費亮相宣傳、積累種子資本的平台。這是不能接受的。

 以每周一的《香港故事》為例,節目本來是介紹一些社會熱點問題,「雙失青年」、退休人士保障等,但港台卻找來政治立場偏頗的社運人士林輝擔當主持,變成了他個人的表演舞台。林輝是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也是激進的抗爭分子,過去曾任民主黨區議員助理,後出選區議會失敗,繼而全身投身社會運動,在反高鐵、阻拆天星碼頭、菜園村拒遷等事件上都站在最前線,在拆卸天星碼頭一役,他更將自身綁在碼頭石柱上阻止警方清場,行徑令人側目,也反映其極端抗爭立場。

 港台找林輝主持《香港故事》並非隨意為之,一方面林輝偏向反對派、極端社運抗爭的立場可能受到某些港台中人青睞;另一方面也是為反對派打造政治明星。《香港故事》在黃金時段播出,而且有多間電視台轉播,宣傳效果不能小覷。林輝每星期主持節目等如是得到了寶貴的出鏡亮相、爭取認同的機會,這不啻是為他度身定做的宣傳工程。將來他要再參選,或進行其他政治動員及抗爭,將會更加得心應手,具有別人所難以相比的優勢。這些都是港台造就之功。

 事實上,港台為反對派培養政治明星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公民黨組黨初期各大狀幾乎是港台的特約嘉賓,反對派中人擔當節目嘉賓也是俯拾皆是。《頭條新聞》、《議事論事》(李小薇擔任主持期間)請的嘉賓,介紹的政壇新人又是何許人也?社會都看在眼裡。港台被指為反對派宣傳基地,絕對不是無的放矢。

 當然,反對派得到港台的無限量支持,也懂得投桃報李,君不見早前港台工會因不滿政務官擔任廣播處長,將大堂裝飾成靈堂一樣,以黑地毯黑衫迎接新處長,行徑囂張心態惡毒,引起社會批評。倒是身受港台知遇之恩的林輝,立即撰文為港台辯護,反指港台工會「當然有權『憤慨』」,內文全是維護港台工會內容,對於外界質疑的管理混亂,立場偏頗倒是不著一詞。如果再聯繫迎接新廣播處長當天,公民黨的毛孟靜親臨現場支援,反對派對於港台的支持,在在說明港台與反對派的互相奧援關係,港台熱衷找反對派人士擔當節目主持,不是沒有原因的。

 港台節目方針偏袒反對派,在風平浪靜時狐狸尾巴不容易露出來,但當政局突變,特別是選舉或反對派遭逢打擊之時,港台的立場便表露無遺。近日公民黨接連發動的兩場司法覆核案,令港人損失了65億公帑,為外傭湧港開了綠燈,公民黨的禍港行為引起了公憤。但向來批評中央政府、狙擊特區政府不遺餘力的吳志森,竟然對此置若罔聞,在社會民情洶湧之時,採取冷處理,討論話題突然關注經濟民生,這種轉向未免太過突兀。而港台在公民黨四面楚歌之時,公布自己進行的民意調查,為公民黨、余若薇大唱讚歌,雪中送炭,與社情民意更是背道而馳,甚至在區選前讓陳偉業上節目宣傳,如果不是偏袒反對派,偏袒公民黨,又如何解釋呢?

作者:卓偉 刊於2011-10-07文匯報

星期二, 10月 04, 2011

獵巫


「我不是歧視,但……」但,女人總是要嫁人生孩子的啊,這工作恐怕做不長啊。但,他以前坐過牢,對工作氣氛不太好啊。但,印度人都把房子弄得全是咖喱味,租給他們多不方便啊。但,愛滋病很容易感染,我不會讓我家附近建愛滋病診療所的啊。但,同性戀多核突,兒子你叫我怎樣見人啊。

「我不是歧視」要說出口很容易,冠冕堂皇的說話誰都懂得說,但要在行動上實踐,卻真的要用心去做;心中充斥恐懼的,仇恨和歧視自然如影隨形。恐懼、歧視和仇恨,總是像三胞胎,誰也離不開誰。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被恐懼淹沒的人,再沒有能力去作任何理性的判斷,也不會再有同理心、同情心,為了「安全」,寧願將自由和公義獻出。正因如此,古往今來的政客都懂得操弄人民的恐懼,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中世紀的歐洲,當時的教廷常將災難和悲劇歸咎於「女巫」,於是將那些被認為是女巫的弱女人捉起來,綁在柱上活活燒死。「獵巫」完成,恰巧災難又過去了,證明「獵巫」有效;如果災難還未過去,那大概是「獵巫」未夠徹底,是時候再找第二個與魔鬼交易的女巫燒死,為民除害。我們會嘲笑那時的人愚昧野蠻吧,但今天的我們進步了嗎?

是的,香港現在貧富懸殊,維港上的陰霾把我們籠罩,但這是弱勢者的錯嗎?外傭循法律途徑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法庭根據法律觀點還他們一個公道,公義在法院得到伸張,難道就因為獲勝的不是「香港人」所以就可以不尊重他們的權利嗎?輸了官司就人大釋法,這不是輸打贏要嗎?特別是那些打著「愛護香港」旗號的團體,在區議會選舉前對某政黨大肆抹黑,在社會中散播不盡不實的恐懼,目的真的是為了香港好嗎?還是其實暗有政治目的?

真的為香港好,第一件事就要尊重法治,香港如果連法治都失去,那就真的甚麼都沒有了,立刻可以淪為三線城巿。第二件事就是包容,第三件事就是理性,沒有包容和理性,現代獵巫只會不斷發生,就在這個先進發達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之中。

(刊於10月3日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