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9月 30, 2011

新特首班底 選戰成敗關鍵

  與另一位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不同,唐英年拖拖拉拉了好一段時間,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但仍未明言會參選特首,只說會「靜心思考是否參與角逐下屆特首」,一拖再拖,溫吞之極。當然,大家也可以考慮范太的說法——唐英年守規矩、沒說自己想法、有政治道德。

制度先天不足 唐梁欠班底

  相反梁振英在個多星期前便已表示會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並會準備參與特首選舉,行事搶佔先機,頗合梁振英進取的作風。兩者相比,一人進取、一人溫吞,如特首必是二人中之一人,這大概是其中一個選擇的關鍵(當然我跟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無權選擇)。

  然而除了兩人的性格之外,另一個考慮誰更適合當特首的關鍵,應當在於二人的管治班子。由於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亦沒有成熟的政黨政治,二人都缺乏與他們共同進退多年、立場相近且具民意認受的班底,這是制度的先天不足。這使注意力都落在候選人一個人身上,而忽視了未來特首實踐真正才能的基礎——一個有能力的團隊。

  一個好的團隊,隨時比領袖本人更為重要,因為缺乏一個好的團隊,特首再有能力再好腳頭,都恐怕無發如臂使指地駕馭整個政府;相反,一個差勁的團隊、或團隊中差勁的成員,亦可以使整個管治班子陷入危機,回歸後的香港不乏例子。但到現時為止,雖然雙方支持者逐漸現身,但管治班子則仍然未見,大家只能憑小道消息猜測。

曾班子表現遜 恐成負資產

  兩方相比,身在政府近十年的唐英年當然較為有優勢,他熟悉現時的管治團隊,其性格也使他在公務員當中受到歡迎。然而曾班子在過去七年的施政乏善足陳,領導班子五癆七傷,如林瑞麟者更是神憎鬼厭,唐英年若只純粹繼承曾氏政府的班子,實在難言是政治遺產還是負資產。

  然而梁營狀態更劣。江湖傳聞他的幾個主要樁腳,主要包括三數個智庫及政治聯盟,而當中骨幹在政圈的名聲雖未致聲名狼藉,亦算乏善足陳,若他們將成為梁營的主要班子,恐怕立時會嚇退部分支持以及有心有力之人。相反,若梁營可以提出有吸引力的管治團隊,對比唐營陳腐的現有團隊,或將成為其進取的選舉工程一大亮點。

(刊於9月29日經濟日報)

星期一, 9月 26, 2011

先退後獻人生下半場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成為了許多世代討論的支點。社會討論得最多的,當然離不開第四代──即1976年至1990年出生的一代;但其實書中最重要的,還有第二代──1946-1965年出生的戰後嬰兒一代。「第二代香港人」經歷了香港發展得最快的時代,見證著香港經濟起飛和轉型,也靠著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譜出了「獅子山下」的香港神話。他們這一代,佔據著決定香港社會走向的關鍵位置,「成為了整個香港社會在工商業、政府部門、社會服務的專業、管理、行政核心。」這一代人來到今天,已陸續到達退休的年紀,也意味著他們需要從這些核心位置中退下來,重新思考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法。

戰後嬰兒一代成長之際,正是香港百廢待興之時,物質生活雖不豐裕,卻是機會處處,飽讀書的當然可以投身專業界別扶搖直上、低學歷的也可以透過工廠或投身學徒,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半世紀過去,這些曾在職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終要退下火線,他們的經驗、才能和人脈等無形資本也將隨之離開工作崗位。退休帶出的問題既是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

退休,對個人而言,意味著生活模式的大幅度改變。過去數十年在社會上打拼的日子,許多時不單是為了賺錢養家,其意義超越生存而至生活及個人價值──一個人可以獨立工作、賺錢支持自己甚至家庭的生活,並在職場上發展自己的事業,肯定了個人的價值,工作本身就有實現自我(self-actualization)的功用。一旦離開了工作崗位、無法再從事熟練的工作、亦無法繼續透過有償勞動去肯定自己對社會的價值和貢獻,退休人士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懷疑自己、感覺自己一夜間由「有用」成為「冇用」。然而,亦因為退休人士擁有大量資本──除了經濟資本,還有人力資本(知識、經驗)和社會資本(人際網絡),若能善用,不但可以對個人有幫助,亦能使社會整體得到益處。

就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1949年出生的他是典型的「第二代香港人」精英,大學畢業、公務員、專業人士,他也自言這一代人比較幸運,乘著香港經濟起飛的大浪潮,他的同輩許多也見過世面、閱歷豐富。他在2009年正式退休,離開天文台的工作之後的他無需為生計擔休,因此除了享受生活,更經常馬不停蹄到處演講,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他來說,退休並非人生終結,只要有氣有力,仍可以對其他人作出貢獻。

葉秀華校長是另一位剛退休的人士。和林超英略有不同,她選擇在退休後盡情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友人共同享受,展露出有別於嚴肅校長的另一面。至於較年輕的陳永坤,他於四十多歲就已退休,退休之後重投校園,並從事義務工作,生活之豐富比過去全職工作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統計,香港女性的出生時預計壽命達86歲,男性則達80歲,壽命之長,在世上位處前列。在香港,退休後往往仍有十多二十年甚至更多時間,因此有說退休是「人生下半場」,在人均壽命越來越長的時代,退休生活更是政府和每一個人要提早計劃的事。

事實上,香港的人口結構也在慢慢改變,根據統計處對未來30年的人口推算,到了2039年,65歲以上的人口將會達總人口的28%,比現時的13%要多出超過一倍;總撫養比率也會由現時的331到達2039年的625,意思即是屆時勞動人口要支持的被供養人口(包括兒童及長者)將比現時多近一倍。這意味著未來香港將會面臨一連串挑戰,包括在醫療、房屋、老人服務等的資源運用也必須隨之調節,而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退休保障。本集《香港故事》的三位主角均屬高學歷、高收入一族,經濟獨立使他們在退休後享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然而現時的香港,約一百萬長者之中,有近三十萬正領取綜援,屬於貧窮人口。面對未來人口老化的挑戰,強積金成效廣受批評、全民退休保障又付之闕如,貧窮長者的退休生活,恐怕會是另一個折然不同香港故事。

(節錄版刊於9月26日都巿日報)


香港故事(第17輯) 第一集 退休族群

失車

 遺失單車, 是一件痛苦的事。

08年我從西藏拉薩騎單車到泰國清邁,一個人用了三個月時間,大概有四千多公里路程吧。那時我的單車是在拉薩買的,和它經歷了多少風雨困難才到達泰國,難兄難弟,所以即使旅程完結時已幾近破產,還是要把它帶上飛機一同回港。

只是回港之後,在哪兒安置它卻成問題。家住唐樓,無法每次帶著碩大的山地車上落樓梯,於是唯有將它放在後巷,用兩個鎖鎖住。過了沒多久,冬天來臨,天氣太冷所以有兩星期沒有用過單車代步,它也一直在後巷相安無事。

至到有一天早上,我夢到自己去了旅行,要回程了,正躊躇著怎樣安置我那單車,夢便醒了,起身洗面刷牙返工去。出門的時候,突然心血來潮,到樓下放置單車的地方一看,我那單車已然去如黃鶴,連那兩個鎖也沒留下。浪漫點想,大概是單車覺得我用它用得不夠,於是向我報夢告別,另找主人去了。

當然,這是浪漫的想法──一想到單車被偷車賊偷去了這事,我還是很不爽。一直不明白為何香港的單車賊如此猖獗,警察竟無力(或無心)處理。的確,要偷單車很容易,也難以預防,但單車被偷去之後始終要轉手的吧?香港可以轉手這些賊贓單車的地方很多嗎?警察可曾有心從被盜單車的產業鏈著手,打擊單車盜竊問題?

因為單車盜竊問題如此猖獗,許多人也只敢把最殘舊的單車放在街上,不然就像我般換成摺疊單車,將單車隨身攜帶。但如果騎單車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將自己的愛車有秩序地放在街上,不用擔驚受怕單車被盜,你說該多好呢?

這篇文章叫《失車》,其實還是一個尋車呼籲。話說小弟星期五晚上在銅鑼灣下的士, 竟大意得將我的橙色摺疊單車CarryMe遺留在車尾箱內。在此謹呼籲該位姓羅的司機大哥,如拾獲小弟的單車,懇請聯絡本人, 願付薄酬,感謝!(我的電郵:fredlam@roundtablecommunity.org.hk)

(刊於9月26日 AM730)

當然有權「憤慨」——敬覆吳康民先生

吳康民老先生上星期在本版文章〈香港電台太過分了〉中,批評港台員工在處理新任處長鄧忍光一事做得太過火,其主要論點有二:一,港台是政府部門而非獨立王國,員工無權反對政府的人事決定;二,鄧忍光處長尚未上任,港台員工便大力反對,是打下馬威,有欠公道。

香港電台是香港人的珍貴資產,相信對港台有好感和予以肯定的吳老先生也定必同意。多年以來港台節目有口皆碑,其公信力也是多年以來本着認真和敢言的態度製作節目而得來的;多年來雖有不少風浪和壓力,港台仍能堅持媒體應有的風骨,幸未有變成第二個亞視新聞部,也沒有成為CCRTHK,除了有賴巿民大眾(如吳老先生本人)的支持和認同,亦與港台編輯自主的「高度自治」架構定位有關。

港台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

港台當然不是獨立王國,但作為一個媒體,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去年政府公布《香港電台約章》,列明港台編輯自主,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並非官方喉舌、甚至監察政府的媒體身分。但同時,《約章》亦列明「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換言之,這個由政府任命的廣播處長有決定港台如何監察政府的生殺權,當中關係既微妙又尷尬。如果政府對這關係有足夠的敏感和重視,根本不應該任命一個如此授人以柄的人選——任用一個絲毫沒有媒體經驗的人,掌管其中一個香港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媒體,對任何一個關心香港電台的人來說, 「憤慨」完全合理。

豈能與奧巴馬相提並論

港台員工以至公眾對於新任處長的質疑,不是針對其人格,而是根據其履歷而質疑這個任命本身;鄧忍光先生沒有傳媒工作經驗,不止是公開的說法而是事實。奧巴馬做總統前當然未做過總統,但他卻有15 年的參政經驗,參與過多場選舉,與新任處長白紙一張的媒體履歷豈能相提並論?香港政府聲稱無法透過公開招聘找到合適的處長人選,又不從港台現有員工中提拔,媒體人才是真的如斯短缺?難免令人懷疑政府另有盤算。港台過去多年處境一直風高浪急,香港的新聞自由近來也屢受考驗;加上港台未來面對各路媒體的激烈競爭,敢問吳老先生, 「外行領導內行」除了是一個「決定」之外,其合理性何在呢?

(刊於9月21日明報)

星期二, 9月 20, 2011

落後

 我在四年前曾參與區議會選舉,選舉過後沒多久,廉政公署聯絡我,說我涉嫌觸犯了選舉條例。廉署喎,我心下當然一驚,到底我做了甚麼會驚動廉署(但未有機會喝咖啡)呢?

原來,是咁的。話說我在選舉期間開了一個Blog——當然是免費申請和使用的那種——我亦已向當局申報Blog的內容;誰知原來還不夠,因為原來寫Blog是有成本的,那就是上網本身的費用。那要怎樣計呢?假設平均每天處理博客要花一小時,而每個月的上網費用是100元的話,兩個月的選舉期就是100元除以24小時再乘以2個月。換言之,勞煩廉政公署跟進的「案件」,其實是本人「漏報」了港幣11.47元「上網費」。

事件後來以口頭警告了事,我卻不禁納悶:雖說這是為了選舉公平,但這樣的選舉規定難道不是既吹毛求疵、又太追不上時代嗎?上網要計錢,那我家中的電費水費電話費要不要計?網絡世界日新月異,關於選舉的規定和負責管理選舉的機構,卻仍以史前的思維去面對,當然無法避免鬧出又落後又擾民的笑話了。

就以今次區議會選舉為例,選舉事務處認為Facebook應納入選舉條例監管,即「在展示及分發任何選舉廣告前,候選人必須向選舉主任呈交聲明、及以彩色影印本、光碟或電子文本等方式申報選舉廣告文本。」那要怎辦呢?是不是候選人每次更新status、每次like其他人、或別人Facebook上tag自己和留言,都要事先白紙黑字向選舉事務處申請,否則可能會有廉署上門?

陰謀論解讀,這種官僚兼out到爆的做法會否是打壓年輕一代參選人的做法?年輕候選人往往缺乏資金大賣廣告,卻可以在免費的社交網絡做宣傳和動員,此舉變相阻止他們使用社交網站。在區議會選舉影響還算小,在立法會這種全港性選舉中,社交網站以及web2.0的新媒體可能可對選舉有重要作用,當局的做法是否公平?

我更寧願相信當局是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科技,而不是有心以官僚程序之名進行政治打壓。希望當局可以回頭是岸,鼓勵更多人了解和參與選舉,而不是撲滅選舉氣氛。

(刊於9月19日 AM730)

星期五, 9月 16, 2011

聚焦論替補 勿被衝突轉視綫

  「動作」永遠最吸引鎂光燈和觀眾眼球,因此替補機制「諮詢會」上的衝突與那個V煞面具,一如所料成為討論焦點,也成為建制派轉移「黑影」視綫的對象,在區議會選舉前夕,那套「暴力抗爭搞亂香港」的論述又再出籠(即使長毛梁國雄被疑似愛國阿伯再三叉頸)。

公權力保自由 更堪關注

  說到底,些許肢體衝撞,是末節。示威者也好,愛國阿伯也好,都是無權無勢無武器者,最終也沒有誰真的受傷;不是說這做法值得鼓勵,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此事之上,與對網上那些XX男XX女短片主角口誅筆伐無甚分別。

  個別人士犯法、有人普通襲擊,那是警察的責任去跟進;社會要關注的,應該是公權力的使用、規限和監管。正如這幾個星期討論得極多的李克強訪港事件,「核心保安區」、「黑影」、「濫用警權」這些關鍵字大家都已耳熟能詳,背後牽涉的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甚至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香港核心價值,更值得我們關注。

  尚有一事值得關注,便是替補機制「諮詢會」的「諮詢」。衝突事件歸根究柢,其實正是對「諮詢」本身的反作用力。替補機制的諮詢,本身就是林瑞麟不情不願之下出現的產物,若非七一遊行的廿二萬人,他恐怕仍會堅持不作諮詢硬上弓。

  而今次推出作公眾諮詢的四個方案,卻無一項是「維持原做法不變」,因為政府是以「有漏洞要堵塞」作為諮詢的假設。這等同二人比賽,其中一方聲言:「你可以選擇怎樣玩,但前提是要我贏!」大概不能稱得上公開公平公正。況且「補選是要堵塞的漏洞」實在不見得是社會共識,至少相比「林瑞麟是要被炒的庸官」,我敢打賭一塊錢,後者更貼近社會共識!

「假諮詢」護航 透支公信力

  而多次的諮詢會,均出現了座位不尋常地迅速爆滿、場內大部分是由旅遊車車來的長者街坊、而且眾口一詞支持政府做法的現象;加上場內有空位,場外等候的人卻無法進入會場,「假諮詢」是使人衝入諮詢會的直接理由。

  諮詢本來是個通氣閥,讓政府在制定政策前知曉各方民意,作出調整,使政策真正出台時可以增加成功通過機會。然而當政府肆意操弄諮詢,將之變成為既定立場護航的工具,等同透支政府(所餘不多)的公信力,最終惡果也將由自己承受。

(刊於9月15日經濟日報)

星期二, 9月 13, 2011

恐襲


十年前,世貿大廈在火海中沉沒,「恐怖襲擊」一詞正式成為全球常識。從此之後,我們坐飛機不能帶萬用刀、不能帶液體,全因為要預防那名為「恐襲」的「超限戰」。

超 限戰,就是不需要有國家級的軍事實力,也可以對國家造成大規模的傷害,無需宣戰、沒有預警。事實上,隨著科技的發展,人的生命其實愈來愈容易被傷害,過去 一個人哪管你是武林高手呂布轉生,也只能憑自己一刀一槍去殺人,可造成的傷害始終有限。但在今天,只要拿著一支槍,便能像虎入羊群, 就如早前挪威的槍擊案;還有炸彈、生化武器、甚至借助飛機、火車等公眾交通工具,一個人可以引發的傷亡變得難以估計。我們的世界有著愈來愈多「安保」,正 因為它正變得愈來愈不安全。

危險愈多,意味著失去的自由也將愈多,因為我們會寧願放棄自已的自由去換取安全──自由失去了,然而安全是否真 的有所增加,我們卻常未有深思。恐襲是果,是仇恨結下的果,問題是這仇恨種子如何種下;若不能從源頭去處理仇恨的話,我們也只能繼續無止境地以加高堤壩去 阻擋洪水,堤壩愈高,洪水也愈高。

怎樣可以消解仇恨?我們都不懂,但我們總懂得怎樣去積累仇恨。仇恨就像蜘蛛結網,愈積累愈糾結,而且總可 帶著崇高的理由去仇恨。試想像那身為人肉炸彈的婦女,或那讀飽書的劫機者,他們其實與被國家派上戰場的士兵沒有分別;若非帶著家仇國恨的崇高情意、相信殺 人且自殺的行為其實高尚,又怎會願意犧牲自己生命?

於是,人民失掉自由和安全,並將非我族類看成潛在的敵人,劃清界線,並製造出新的恐懼和仇恨,以及更多的危險。這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循環,人類更需要智慧去脫離這種命定。但寬恕、慈悲和愛,口裡說說比實踐容易得多,但也只有回歸它們,我們才有和平的希望。

(刊於9月12日 AM730)

星期五, 9月 09, 2011

看不見面具下的臉,但你看得見理念嗎?

替補機制諮詢會被「衝擊」,電視畫面中為首的是一位戴着「V煞」面具的示威者,與保安員發生肢體衝突。其實戴着面具示威,是否真如某建制派評論人言道,等同「戴着黨罩袍面具的3K 黨暴徒」?

3K黨固然惡名昭著,但其惡名昭著卻非因他們頭戴面罩,而因為其白人種族主義及排外特質。有趣的是,將V煞看成3K黨,卻是抽空了所有脈絡,將「蒙面」都等同成惡徒,那真叫真實世界的飛虎隊、漫畫世界的蝙蝠俠蜘蛛俠等超級英雄無地自容了。

查巴達以蒙面聞名

世上以蒙面聞名的,還有墨西哥的民族解放軍查巴達Zapatista, 他們全都蒙着臉,但卻風靡世上無數老中青,其副總司令馬可斯(Marcos)更是世上著名的萬人迷——即使無人知他真實外貌,卻也因此更添神秘魅力。

查 巴達戴上面罩,其匿名性不是因為要和政府打個你死我亡(事實上他們甚少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而是因為要免於政府的壓迫,也為着要讓他們的理念被人聽見 —— 「他們戴上面罩,放棄自己的樣貌, 為了可以被世人看見(By wearingmasks, they give up their faces in order to beseen)」。

查巴達的面罩下面,是一副副拉丁美洲本土農民臉孔,但他們如此形容自己:「我們是在三藩市的同 性戀者、在南非的黑人、在歐洲的亞洲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德國的猶太人;我們是夜晚身處地鐵站內的獨身女性、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是失業的工人、是 失意的學生。當然,我們都是在山野裏的查巴達同志。」面罩的意義,不止是為了自己,更是與世上所有「不被看見」的人走在一起。

隱匿性、匿名 性,不等於不負責任,正如我們不會指揭露醜聞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隱藏身分有違道德,也不會同意要所有網民都用實名上網,即使我們並不 欣賞散播謠言和歪理的五毛黨。要問的,是他們戴上面具到底為了什麼?行動者要自省的,是行動與面具代表的理念,是否一致?

V 煞面具背後文本和意義

那 張V 煞面具,背後有其文本和意義。那張臉其實是英國人Guy Fawkes,由於不滿當時國王詹姆士一世迫害天主教徒,又不想傷害無辜,於是意圖炸毁英國議會大樓暗殺國王,但後來事敗被處決。後來英國作家Alan Moore 引用於漫畫作品Vfor Vendett ( 後來拍成同名電影《V煞》)中,成為面具上的這張臉。《V煞》的主角V 是個以推翻極權政府為目標的革命家,由於曾被嚴重燒傷,所以長期戴着面具;而這面具也成為推翻政府的一個工具。電影中最後一幕,千萬群眾戴着同一面具,穿 過荷槍實彈的軍隊,看着英國議會大樓被炸毁、極權政府被推翻,感動人心。這也使這帶着無政府主義意味的《V 煞》面具在世界各地街頭運動中紛紛出現,意味着人民團結起來對抗政府,特別是在警權高漲、自由人權遭到威脅的時候。

在社會運動中戴着面具, 不同於平常在六四七一戴着口罩的公務員(那是飯碗和良心之間的妥協),也不應是動亂時為了逃避責任而趁火打劫的暴徒——那面具,應該是為了與行動配合,讓 大眾更易了解行動的理念,令運動更有力量。正如《V煞》的名句: 「你可以殺死肉身,但無法殺死理念」——戴上面具的人應有更強的自覺和承擔;如果無人能為戴面具者發言,是否只靠媒體的詮釋去宣揚理念?又誰知會否有 Laughing Sir 戴上面具以抹黑抗爭者?如果無人可以承擔責任,反而要其他以真面示人的同伴代為負責,甚至使「面具」和背後理念被污名化,又會否使運動的團結和推進得不償 失?戴上面具的行動者,對此不可不慎。

(刊於9月8日明報)

段飛

殺人對不對?而且手起刀落,連殺八人,是否兇殘變態殺人狂?

網上瘋傳一篇文章,說雲南一條小村一名叫段飛的年輕男子,拿著淬了劇毒的刀,闖進鄉官們開會的地方,化身一道黑影,把八個鄉官全都殺了。男子被捕,圍觀的鄉親都為他惋惜、感謝他為民除害。

原來段飛是村子的村民,和其他村民一樣受到鄉官們的欺壓。鄉官變賣村產、中飽私囊;貪污舞弊、操控選舉;而最重要的是,村裡建了一個污染厲害的水泥廠,當中牽涉了這些官員與廠商間的腐敗,受害的卻是附近的村民。

段飛就是因為這個水泥廠所以患上了肺癌,本來大好青年卻面對生命終結,於是把心一橫,覺得即使要死,也要為鄉親們做些事。於是他買了刀淬了毒,把貪官們全部殺死;文章引述他說:「為民除害了,沒白死,希望鄉親們能在下任村官的帶領下過上好日子」。

這事是真的嗎?當地政府發聲明指這只是謠傳,但會調查文中所說的貪污舞弊指控。至於你信不信?網民們都說:反正我信了。他們都說希望有多幾個段飛大俠,而沒人說他是兇殘殺人狂。

早前有另一宗「謠傳」,一位女幹部喝醉倒在街頭,被三名乞丐強姦了。本來女子被強姦,旁人很難說得出風涼話;但女幹部便不同了,得不到一絲同情,最多的回應是:「三位乞丐慘了,幹部得的那些病,不是乞丐能治得起的!」

不 珍惜名聲的官員,自然得不到人民信任,甚至連帶所有官員都被仇視,恨不得你去死,這是政府的悲哀,也是政府的自作孽。如果一個政府可以(也理應)守著自己 的道德底線,記得自己是公僕而非主人,保持廉潔、公正、合理,就如我們過去的警隊,人民自然會對你尊重甚至維護,而非咒罵、恥笑、衝擊。

世上豈有無緣無故的恨?物必先自腐然後蟲腐之,那是理所當然。當權者要是執迷不悟,以為自己掌握權力便等於掌握真理,剛愎自用──那便只好祝你好運,不要遇上段飛大俠,車毁人亡。

(刊於9月5日AM730)

星期四, 9月 01, 2011

港人珍惜自由 警隊慎濫權

 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一直以享有高度的自由、人權、廉潔和法治而自豪,也常以此區別於內地。

  香港的警察不似內地公安、香港人遊行不用說成「散步」,也不會怕表達自己之後,會引來暴力和牢獄之災,而且有法院和法治制度作最後把關。尊重程序、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這是許多香港人心中的香港最可愛之處。

保安Vs權利 非有你無我

  然而一旦個人權利被侵犯,例如2003年廿三條、或今年的替補機制所引發的廿二萬人七一遊行,巿民的反應也會非常強烈,可見以人身自由、表達自由為首的權利,正是香港人最珍惜的資產。

  由李克強來港引發的一連串關於警權、大學自主、新聞自由以至一國兩制的事件,正正因為國家機器踐踏了個人權利這個不可侵犯的領域。警察以保護政要為由,將表達自由(甚至穿衣服的自由)、新聞採訪自由、示威集會自由統統視為可以犧牲的等閒事,而非需要與保安平衡的東西。

   保安的藝術,其實正是如何在保護目標人身安全的同時,盡最大能力去減少對其他巿民和權利的影響,保安和公民權利,是放在天秤上兩端同等重要的東西,而非 有你沒我。將保安變成戒嚴,方圓百里寸草不生,那是非常缺乏技巧的做法——牛頭角順嫂也懂得,把軍隊和裝甲車一股腦兒全拿出來不就可以了嗎?這不是專業的 香港警察應該交出的合格功課。

權力必須制衡 曾偉雄要負責

  這證明了警權在這個政府的管治之下,愈益明目張膽地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曾偉雄指「政要安全凌駕市民自由」,這正是極危險的思維,也是警察城巿的前奏。

  今天是穿T恤會被拉、在大學校園示威會被推倒被禁錮、是記者被一再侮辱和阻撓採訪,這些事相信大部分巿民事前都無法想像;一旦任由警察權力濫用下去,誰知下一次會不會是有秘密警察事先用麻包袋綁架巿民、以言入罪「尋釁滋事」、有或拔槍對付和平示威者?

   再看曾偉雄在立法會內一句道歉也沒有,一再說出荒謬言論如「黑影論」,根本是侮辱巿民的智商,亦視人民的權利如無物。權力必須得到制衡,尤其帶着武力的 權力更必須被制衡,否則香港只會連僅有的優勢也失去。曾偉雄必須下台,不是因為他本人令人討厭,而是他必須為侵犯港人人權、破壞香港核心價值而負上責任。

(刊於 9月1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