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3月 23, 2009

家庭價值與政策之辯

我願意相信,今天在香港許多支持加強淫審,反對家庭暴力條例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宗教人士、家長和老師,其實都是因為擔憂家庭價值的崩壞,而這種擔憂是真實的。像有家長告訴我,面對如今的傳媒文化和無垠的網絡世界,實在不知如何教好自己的子女,這相信也是許多家長的心聲。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相信的、關注的事發聲,對許多人而言並不容易,大概也應該對之予以欣賞。問題是,假使大家都認為社會禮崩樂壞、道德淪亡,因而要做點事,那下一步又應如何?回顧過去這兩個月社會上的宗教道德對峙,這股有組織、有動員力的保守運動,怎樣做才對香港最好?

家庭模式非家庭價值

正如安徒早前在明報的文章《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指出,這陣子被道德保守派所捍衛的家庭價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模式,只是狹義的舶來品,既非自有永恆,亦非不可質疑。一夫一妻制在香港立法才不足40年,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擴展家庭模式,難道其他的家庭模式都沒有價值?因此,準確一點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頂多是「主流家庭模式」或「法定家庭模式」,既不是亦不能壟斷「家庭價值」。

如果我們要捍衛「家庭價值」,那我們必須弄清楚「家庭價值」是何物。家庭作為一種建制(institu-tion),有着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其相應的家庭模式,當中未必涉及道德。更甚者,道德往往是建制用以自我合理化而出現的產物。在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之中,影響家庭模式的包括經濟模式、科技發展、政府政策等因素,改變其實無可避免;而家庭在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巨浪之下,其核心價值在於關心、互助、分享以及愛。家庭模式是為實現家庭價值而服務,兩者之間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不代表就懂得關心懂得愛,否則也就不必要有家暴條例了。

重新審視家庭價值

在多元且急促變遷的社會之中,謹守教條的確讓人感覺安全。然而宗教規條面對社會變遷亦須自我修正,否則便會淪為與世界脫節的原教旨主義,正如婚前性行為的意義,在普遍16歲便結婚的年代跟普遍32歲才結婚的年代便截然不同,誰又能斷言2000年前定下的教條最適合這個時代?又如離婚、同居、避孕、墮胎等與家庭有關的議題,即使是教會內部不同流派之中,亦有不同的取態,而這些取態和立場在過去100年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顯示出即使是令人感覺保守的教會,亦會隨着時代不斷思考及變化,並關心如何將教條和生活有機地結合,讓信徒和非信徒都看到愛與善,而不是恐懼和憎恨,更不應以殉道者的心態去面對反對聲音。

在整個討論中,各方對「家庭」都各自作出詮釋,並由模糊不清的概念輕易引伸到政策範疇,當各種對家庭的擔憂都指向了一些具體(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政策問題上,出現情緒性的對峙便毫不奇怪了。要重回理性討論,務必先弄清楚自己在捍衛什麼,重新審視「家庭價值」的意義;而在關心「家庭」的同時,別忘記更重要的「愛」──耶穌會關心被主流家庭排斥的妓女和麻瘋病人,他的愛不會被狹義的家庭模式所規範,也絕不會被規範於家庭之內,如此,才是大愛。

(刊於2009年3月23日香港商報)

星期日, 3月 22, 2009

政治敏感,但良心呢?

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 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 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 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 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當然,有時被官方證實的新聞,可信度比流傳的更令人成疑,就以在兩會前夕、藏曆新年當日發生在北京市三人自焚的事件為例,官方說法可謂離奇過小說: 據稱三人原來是新彊烏茲別克人,因為自己的房子被拆卻沒有賠償,自2002年便開始不斷上訪,當地政府聲稱早已安排好一套他們滿意的經濟適用房,但由於他 們的『三個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第一,要求市政府報銷他所有費用;第二,要求市政府在媒體上向他公開道歉;第三,要求市政府給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工 作)──於是他們便去了北京自焚!

如此荒誕故事,自然是中央操弄媒體的結果,務求將最敏感的東西在這段時間消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造和諧社會。所以近期一個接一個維權律師、民運 人士的失踪、被囚,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像譴責「六四」暴行前解放軍張世軍、維權律師高智晟、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均在過去 數月間被帶走、被囚或下落不明。然而他們幾人較具名氣,也較獲注意,更多名氣不及的異議者也正受到同樣待遇,尤其是在西藏、新彊等地的異議者,被囚被捉者 不在小數,極需要我們關注。

除了控制傳統媒體,中央更不會放過網絡空間。中央政府對網絡是一手抓一手打,像溫家寶在兩會前夕便來了一次『網上聊天』,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秀;但 在另一方面,自年初起官方以『反低俗』之名整頓網絡言論空間,關閉了許多如牛博網等言論空間,加上之前的上網實名制等措施,進一步對網絡進行監管。『草泥馬』的出現,也就是民間對之的反撲,以幽默來抗擊權威,風行一時便是民心所向的明證。

政府的監控和規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民間自己先行潰敗墮落。大學學界向來是社會良心的橋頭堡,雖然近年屢讓人失望,但在大是大非上總算堅守得住。然而城大評議會阻撓編委印制及派發《六四特刊》, 指可能煽動在場參與人士、引起混亂、影響城大聲譽云云,更指『在六四燭光集會派發特刊等於支持平反六四』,可謂令人無言以對。同時,港大學生會亦傳言要舉 行『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潛台詞是否想要將『平反六四』變成一個要討論的問題?那麼下一次的全民公投,又是否討論將國殤之柱趕出港大、將太古橋上的字刷 掉?

今年除了是『6521』,還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也提倡愛國、自救,當年牽頭的是青年人,他們眼中的是人民的生活、國家 的未來,而為此,他們勇於對抗強權、譴責賣國的無能官員。那時候他們抗議專制,要將民主植根在中國,他們會為此走上街頭;70年後天安門的學生也為著一個 廉潔、民主、自由的國家而走上街頭,拋頭顱洒熱血;然而今天香港這些同學啊--你看看你的前輩們,問問自己,你羞也不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