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間在替補機制一役上是小勝一仗的話,這也不過是建基於政府的失敗而成功。政府方案過分差劣、漠視程序公義,加上缺乏足夠「忠心」的建制派伙伴,引致進退失據,是其失敗原因。民間社會與泛民主派對方案的反擊,可謂是順水推舟;如果政府的方案不是如此低智、或政府再厚面皮一點、或中央在背後再發功多一些,歷史恐怕要被改寫。即使如今政府暫時抽後表決,香港人仍是「冇賺」,頂多只是「未蝕」而已,補選權仍然危如累卵,再打一仗是幾乎肯定會再發生的。在此一役,民間社會可以學到什麼?
公信力與道德高地
與2003年23條一役相似,政黨並非帶動整個反對行動的主力,反而律師和學者的參與,加上媒體的助力,將反對方案的行動帶上了道德高地;特別是大律師公會的3次聲明,狠狠地反擊政府,相比之下,大律師公會比政府更具信譽,也更得到巿民的信任。也許會有人對這些「中產、專業人士」只發發聲明的行動不以為然,但事實是他們長年累月建立而來的公信力,在適當時候發揮了強大作用,也進一步堅固了他們的公信力。而學者、記協、大專生的聯署和聲明,也發揮到類似的功效,在與政府角力的當兒,對巿民發揮了強而有力的說服力。
相反,政黨所做的則顯得相當有限,而政黨之間的不同意見、缺乏(或拒絕)溝通更令巿民對各泛民黨派無所適從。除了呼籲巿民七一上街之外,到底應否退出草案委員會、應否拉布、應否包圍立會,泛民政黨各說各話,令泛民支持者失望,亦等於將行動主導權拱手相讓。
論述與策略
策略與行動無所謂絕對對錯,然而必需有論述支撐,才能使之完整及有說服力。例如七一遊行,雖然時間倉卒,但主題竟然沒有提及替補機制,這是主辦單位跟不上形勢變化;而七一遊行之後的行動,包括在修頓球場和干諾道中出現的留守,也是論述和訴求薄弱,行動本身無法顯示目標,也因如此,行動之後一如所料滿是「堵路阻礙交通」的 backfire。而在政府宣布押後表決後,各黨派的行動也是論述與合作均欠奉,例如「包圍」不會表決議案的立法會,或十多人拉橫額循例示威,甚至運動未完就先互相攻訐,這是在延續運動還是消滅運動?
在替補機制勢必重回、23條整裝待發的形勢下,泛民政黨的表現,實在令人憂心。
(刊於7月13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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