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1月 25, 2010

田北辰、湯家驊、李柱銘與任亮憲

田北辰退出自由黨,原因似乎是與黨的路線分歧, 「走一條平衡僱員與僱主利益之間的路線」;另一邊廂,自由黨的方剛則批評田二少沒有黨性,「點可以喺個黨傾好立場後,又出去發表個人意見」。

「黨性」一詞,頗堪玩味。近期政壇風雲詭變,各個政黨均出現或大或小的「政變」,先有民主黨,再有社民連,後有自由黨,而公民黨亦似乎頗有暗湧,當中對黨路線不滿者大有人在,但對策則各有不同。田二少退黨,李柱銘留黨;湯家驊一直參與普選聯,在最後關頭卻跟隨公民黨投票,並希望更上一層樓參與超級區議員選舉;而社民連任亮憲就索性發動倒閣,但失敗而回。4 人的立場各有毁譽,但卻同樣是黨內的異議者, 「黨性」亦是對他們常見的批評。

黨性牽涉到一個人的政治誠信,亦關乎團體內的權力機制,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之間的平衡及角力。作為集體的一員,有責任去透過團體內的機制,充分發表自己意見,並透過辯論和協商與同伴取得共識,前提是大家對團體的遠景有共同想像,並置團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醞釀立場的過程中,各自發表意見、爭取支持並不為過;然而當團體經過合理過程得到共識之後,異議者應如何自處,才是黨性的體現,也是政治情操的表現。君子交惡,不出惡言,意見不同不成缺乏「黨性」的理由,不尊重集體決定,並反過來傷害自己的團體才是沒有黨性的表現。

然而,黨性亦不是衡量一個人的政治誠信的最重要指標。黨只是共同理念者走在一起的集體,如果黨與個人相信的理念不符,勉強亦無幸福。祝田二少與自由黨分手快樂。

(刊於11月25日明報)

城鄉

上星期談過菜園村。終於星期五有600人進了菜園村護村,令政府押後收到地;但魔掌仍在,因此如今菜園村村民正在美利大廈外留守靜坐。要走到這一步,實非村民希望,然而時勢逼人,政府的「人性化處理」不過空話,為了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家園,大家只好迫於無奈,繼續抗爭。

在粉嶺,另一條非原居民村,叫馬屎埔村,也在面對近似情況。馬屎埔村就在聯和墟附近,靠近梧桐河,遙相對望的是綠悠軒、帝庭軒等大型私人屋苑。自十年前,政府公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把馬屎埔和其他多條在新界東北的村落納入發展規劃之後,地產商便想盡方法,從住了幾十年的村民手中巧取豪奪,積極購地「落釘」,等的當然是時機一到,便可使住宅拔地而起,賺個盤滿缽滿。有些村民把地賣出了,地產商便鐵錘一揮,把房子弄得半倒不倒,遠看像間荒涼鬼屋。說穿了,就是把生活環境弄得要多差有多差,令村民快快把土地賣出而已。

也許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些事合理不過。香港就是從這條「發展」的路走到今時今日,正所謂沒有清拆,哪有興建?其實我們一直以來,是以城巿的需要,去支配新界的發展。巿區缺地,便在新界建屋;巿區需要但不想要的堆填區和焚化爐,就放到新界去;巿區覺得新界大自然重要、要保育,卻發現政府原來一直都在忽視附近居民的需要。這種城巿和新界間的矛盾,一直沒有被重視,因為似乎都可以用金錢和「社會的發展需要」所處理,偶有反抗的,便將之視為尋釁滋事的新界暴民。反躬自省,在一個已發展的城巿、一個尊重個人財產的文明社會,還應被這種思維去主導社會的發展嗎?如果我們願意花大半生的時間為地產商打工,只為換來一個安定的家;那麼面對同樣希望家園不被摧毁的新界非原居民苦主,我們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

(在本星期六日舉行一連兩天的九龍城書節,主講座是《城鄉矛盾在香港——梁振英與朱凱迪對談》,討論的正是文章提到的城巿與新界的關係。另外小弟與本欄的兩位作者張潤衡及陳強,亦會進行一個叫《80後吹脹香港精神吹脹80後?》的講座,並請得《AM730》的執行董事馮振超先生擔任主持。書節詳情可見 http://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22日 AM730)

投入小型書節 燃起文化星火

  且讓我在此賣點廣告:第二屆的「九龍城書節」,將於本月27、28日舉行,地點依然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這個由Roundtable Community、九龍城區議會和創意書院合辦的活動,是「牛棚書展」的延續,希望可以讓這種本來很正路但在香港卻很非主流的書展模式,可以在我城繼續。所謂「正路卻非主流」,指的是書展以知識、創意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為主軸,而非以展書數量及廉價作招徠。

青年創意爆發 地攤供不應求

  宣傳費用缺乏的小型書展的最大困難,是人流問題。無論是以前的牛棚書展或是現在的九龍城書節,都是透過小型集中的場地、並以書展、地攤及文化活動吸引群眾,並營造一種可以從容參觀、交流討論的氛圍。而在書節中最受歡迎的,不是書商的書展,而是創意迸發的地攤。許多八、九十後的年輕人在地攤售賣他們精心製作的手作成品,由小飾物、衣服、環保袋到雜誌和音樂。只要給他們一個支點,他們就能移動地球給你看。

  可惜在許多時候,他們就是缺乏這個支點——除了這一年一度的書節,和偶然進行的一些民間巿集活動(例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他們要找到足夠客源去售賣自己的創意成品,殊不簡單。小舖小店的租金昂貴異常,他們要持續地進行創作並賴以為生,除了轉戰網上,別無他法,但客源局限大,也缺乏與客人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九龍城書節由去年每天50個地攤,增加到今年每天100個,還幾乎供不應求,反映出青年人對於展示自己創意和努力的渴望。

降參與門檻 打造文化之都

  當然,參與的門檻低也是重要的因素。由於書節不為牟利,因此小型書商和巿民也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參與書展,他們在活動中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創造活動的一部分。事實上,整個九龍城書節的成本,還不夠在香港書展租兩個檔位。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民間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只需要一點的推動,即能發揮出超乎政府想像的效果。

  商場林立、豪宅滿布的我城,常被指為文化根底薄弱,政府要建西九將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然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才到。與其期待大型基建完成,倒不如多研究如何推動早存在於社會中的文化星火,讓在工廈中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創意澎湃的年輕創作人、活躍的小型民間團體,可以發光發亮,而非在各種官僚和政策打壓之下,艱苦經營。

  (第二屆九龍城書節的資料,可見 http://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18日經濟日報)

星期四, 11月 18, 2010

香港單車的 奇蹟與不可能

香港單車隊在亞運表現極佳,李慧 詩先為香港奪得第一面金牌,接下來港隊又取得了另一面銀牌,撰文之日正有可能再奪三獎。香港竟可以先後出產如洪松蔭、黃金寶等優秀單車選手,可謂殊不簡 單;然而雖然單車運動成績優秀,香港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bike-unfriendly 的地方,多年以來一直未變。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兩宗單車意外,死傷的大部分都是騎單車者,可見我城對單車而言,危機處處,極不友善。

雖然單車既環保又健康消閒之外,最需要安全設施的是以單車作為日常交通或接駁工具的巿民。他們的需要最主要有三:一,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二,可以安全停泊單車的地方;三,對 單車友善的公共交通工具,三者之中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最為重要。

理應最為安全的單車徑,有使用過的都知道,其實陷阱處處,事實上在單車徑上 發生的意外佔上整體意外三成六。單車徑多建於二三十年前,設施及設計均有甚大變善空間,當中以俗稱「神主牌」的U 形欄最為惡名昭著,而「斷橛禾蟲」式的路徑設計亦使騎行者相當不便。早前運輸署宣布會更換U 形欄、增加標誌等,但從往績看,其效率實在堪虞。單車徑尚且如此,在巿區的馬路上騎行,其困難則不言而喻了。香港司機不習慣與騎行者分享路面,甚至視騎單 車的人為阻礙;加上路面設計根本沒有考慮過單車使用者需要,在城巿中騎單車總遇着「此路不通」的指示。放眼世上最發達的城巿,她們對單車的態度愈來愈友善 和安全,相比之下,香港實在落後得嚇人。

(本月27、28 日舉行的第二屆《九龍城書節》,將會舉行一個名為《休閒之外——香港單車政策可以怎樣?》的講座,詳情可見 http://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17日明報)

星期二, 11月 16, 2010

菜園

這個周末,先後參與了菜園村「停止清拆、先建後搬」大遊行,和在馬屎埔村的「土地呼吸音樂會」。兩條非原居民村子,都在面對著類似的威脅:那個以發展為名、貪婪為實的真正魔鬼,正用著不同的手段把村子吃掉,而村民則在各種污名和抹黑之下,負隅頑抗。

先說菜園村。自從一年前菜園村得到社會關注,繼而引發了反高鐵運動,許多人以為村民們都收了一大筆錢,並已經找到地方建立新村。可是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錢收得最多的是擁有最多地的原居民(他們受影響也最少),而居住在菜園村的卻大多是居住了數十年的非原居民,他們得到的賠償有限,事實上政府給他們的農作物的賠償,也是少得離譜,以巿場賣二十多元一斤的有機蕃茄為例,政府的賠償價竟是1毛錢一斤。而許多居民答應收取賠償,是希望可以重建新村,繼續與村民為鄰,繼續耕作;但政府的復耕牌竟一拖再拖,直至個多月前才批出,卻要村民現在就搬走。禍不單行的是,新村買地問題多多,各方地區勢力多番阻撓,政府的雷厲風行在此卻絲毫不見。說穿了,政府不過是要過橋抽板,只求收地建高鐵,懶理村民無家可歸。

有人會說:「車,講咁多,其實都係為錢。」說錢不重要那是虛偽,但我們真的不相信,有東西比金錢更重要?小學課本會說:親情、健康、尊嚴、良心,都比金錢重要;對許多村民來說,家園、生活也一樣比金錢重要。我是典型 city boy,在城巿長大,鼻敏感的咽喉吸慣了污濁的空氣,要我長期生活在田野之間,我大概也會抓狂,那可不是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對於一個在鄉村住了幾十年的人來說,他們只想繼續生活方法,又怎會難以理解?有錢有權的政府和地產商,用甚麼理由把土地巧取豪奪都好,最最最低限度,該讓被迫離開家園的人過回想過的生活。如果連這樣也做不到,我們還有資格稱自己做一個尊重人的文明社會嗎?

至於馬屎埔的故事,下星期再談。

(刊於2010年11月15日 AM730)

九龍城書節,11月2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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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1月 10, 2010

仇富仇商的始作俑者

讀前天孫啟烈先生的文章,百感交集。文章把年賺5億的大家樂說成是「小本經營的企業」、認為它的錯不過是「與員工溝通得不夠清晰」、更說用社會運動逼大家樂收回「食飯不計工錢」的政策是「鼓勵不勞而獲,違背了香港一向提倡的多勞多得精神」,實在是奇文共賞,在此不贅。令我感慨的是,文中一再呼籲社會不要仇富仇商,然而一個打工仔看了這種文章之後,豈有不對商家們加倍憤怒之理?

 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

 大家樂所以會由一宗勞資糾紛成為一個社會風潮,其實反映了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過去商界利益往往被認為等於全港整體利益,只要商界可以賺到錢,透過滴漏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就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而基層巿民亦可從中得到利益。因此商界無論賺多少錢,其實都是「為社會」而賺的;而政府的施政報告,開首第一句總是要振興經濟、創造更佳營商環境,讓商家可以賺更多的錢。如果循覑這個思維,香港不會有大家樂事件,因為當中不存在老闆與勞工之間的矛盾。

 「滴漏效應」傳說早已失效

 但結果是,許多過去認為「老闆們賺到錢是因為他們有能力」的小巿民,也加入了反對大家樂的浪潮中,而且將自己平日被老闆欺壓的一口口苦水與大家樂的員工共鳴覑。「滴漏效應」的傳說其實早已失效,普羅大眾根本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反而隨覑連鎖企業的擴張、地產商的巧取豪奪、各種外判制和零散化,小巿民和打工仔的生活愈來愈苦,更難有憑努力改善生活環境的可能。現在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辛勤工作的打工仔還要被指為「不勞而獲」?如果香港真的有仇富仇商情緒,像孫先生你這種人,才是始作俑者。

(刊於11月10日明報)

易容

內地青年坐上往加拿大的飛機,用的卻不是自己的身份,而是拿著假的證件,戴上了一個幾可亂真的白人長者頭套,竟然可以騙過機場的地勤人員,順利上 機。本來一切順利,卻百密一疏,被細心空姐察覺到破綻—皺皮老人的臉孔卻有一雙細皮白肉的年輕手掌。但最致命的卻是他上了飛機以後,大概是戴著頭套太辛 苦,坐了數小時便忍受不了,進了洗手間大變身,再以青年的身份回到座位呼呼大睡,終於在抵達加拿大時被拘捕。

如此的入境方法,當地官員評論為「Unbelievable」,實在充滿電影感。這位青年人可謂機關算盡,你以為他埋門一腳踢空氣,原來卻是胸有成竹,知道加拿大入境條例寬鬆,到埗即以難民身份要求庇護,所以不怕在機上堂而皇之變回原形。

說回來,其實我們都有易容的慾望吧,都會有一剎希望自己變成其他人,可以不負責任地做平日不敢做、不會做、不能做的事。成年人的生活都不簡單,肩上 都有著不同的責任,要搵食要供樓、要供養父母、要供書教學,如果可以變回學生,每天不過是讀書上課,生活多美妙!但在學生眼中看來,學校仿似監獄,家庭似 勞教所,巴不得變成大人自己賺自己使。結了婚的羨慕單身自由人,孤家寡人羨慕人家卿卿我我,如果可以易容—試試做其他人,倒也不錯。

但這也許只是「隔籬飯香」的錯覺,到真的可以改變,卻又未必捨得放棄手上所有。就如許多人總愛說自己的願望就是環遊世界,明明有錢有時間有健康,但 到雙腳一伸那天都沒有去過超過兩個星期的旅行,只因身上太多放不下的物事。就像那位易容的年輕人,即使臉上皺紋滿布,卻始終藏著一雙細皮白肉的手。

(刊於11月8日 AM730)

星期四, 11月 04, 2010

擺脫成人枷鎖 讓孩子談夢想

這陣子網上流傳一個電影片段,來自印度去年非常賣座 的電影《三傻大鬧寶來塢》(3 Idiots)。電影講述的是三個大學生的故事,樣子有點像吳彥祖的主角是個熱愛自己學科的大學生,所以在學習中常挑戰權威和制度,在只問成績不問學識的 填鴨式教育中是個異數,他既是天才,也是傻瓜。他的格言是:「Chas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追求卓越,成功就會不期而至。)」這是一套值得學生、老師、家長和關心教育的人一看的電影。

選科講「錢」途 不講理想

這套電影,談的是學習和夢想。在電影中的大學裏,學生們都是為了各種原因而學習,例如為了脫貧、為了父母期望、為了未來生活有保障,反正沒有人敢於為了興趣和夢想而學習,除了主角。

主角把興趣放在第一位,鄙視囫圇吞棗的學習方法,更反對充滿壓力、強調名次的教育,認為這樣只會造就更多的壓力煲和機械人,遏抑人的真正才能。

這 大概也是香港的寫照,在香港談夢想談興趣似乎很奢侈,公開試考得好的學生十之八九選讀醫科、法律、精算、金融,似乎從來理當如此,但他們又是否真的喜歡 這些科目?當然,他們要另選其他「不搵錢」的學科也不容易,家庭和社會的壓力往往蓋過了他們的意願,或使他們從無考慮自己真正喜歡甚麼。

也許,從中學甚至小學開始,大人的期望已把學生的生命擠得滿滿:要精通兩文三語、要懂電腦、要懂樂器、要懂各種運動、還要學珠算、奧數、公文式,以及國民教育和通識。幼稚園要學面試技巧,小學就要出國交流,中學生要驗尿,大學生還要上補習班。所有事情都搞錯了。

無力感充斥 青年冀空間

早陣子有機會和一班中學生談到將會出現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對於這個將來會納入正規課程、可能要每個星期上兩堂的學科,他們對之一面倒地反對;可是除了私底下和同學吐苦水,卻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自己的反對。

甚至,他們根本不認為大人會認真聆聽他們的意見——大人都只是扮聽到而已,從來都不會認真對待。本來應該充滿理想熱情的年紀,卻已被無力感與犬儒佔據,這是社會的悲哀,也是我們成年人的罪過。

當大人都要孩子們贏在起跑綫上,為他們預設好未來的路時,其實可能卻是在摧毀他們。Less is more,給他們多點空間和選擇,成功自會追着他們而來。

(刊於11月4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11月 03, 2010

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近日最有娛樂性的,是網上廣傳的卿姐在6月23日立法會上的發言短片。卿姐在立法會說:「我希望(超級區議員)門檻不要過高,最好10席,令所有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結果門檻過高,很多人都覺得原來是騙人的,只有益某些黨,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終於政府提出了政改套餐,包括特首選舉委員117個區議員選委用全票選出、超級區議員要15個區議員提名及經費上限600萬。而當日政府說會「考慮」取消的委任區議員,則可能要分三屆進行,到2019年才全面取消。而政府則認為,這實在地增加了「民主成分」。

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

有兩個問題我們要問,一,是微觀地看: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15個區議員提名、600萬選舉經費(政府有最多50%補助),對某些政黨而言當然可以接受,事實上論人力財力,只有民建聯    、工聯會可應付裕餘,自由黨有錢缺人,而民主派則只有「有人缺錢」的民主黨    有資格參與,其他政黨政團一律人錢皆缺,被拒之門外。如此門檻,可以說不是「只益某些政黨」嗎?

這是民主進程嗎?

第二個問題,則是宏觀地看:這是民主進程嗎?當日民主黨提出「量變到質變」,但量變之後,可能不是質變,而是變質。特首選委由800人變1200人,但在增加了以全票選出的區議員選委的情况下,民主派要得到特首提名,則比過去更為艱難。過去民主派尚能手執政改的關鍵否決權,亦有足夠實力提名特首;政改過後,兩大皆空,泛民分裂,誰可以告訴我,我們的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政府的本地立法方案,細節中魔鬼處處,反映出當日民主黨的決定是多麼倉卒,而民主黨也不是小孩子,不能只說句「唐英年不君子」就算數。過橋抽板,固然可恥;誤信歹人,自毁長城,卻是愚不可及。

(刊於2010年11月3日明報)

星期一, 11月 01, 2010

奸商

很難叫人不仇富。

身 為大企業,一個去年純利五億元、每年盈利雙位數字增長的大企業,卻和為自己賺錢的基層員工斤斤計較。大老闆身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先是頻頻出口術,說 最低工資會增加成本云云;到最低工資立法通過了,本來應該加自己員工的工資,卻同時在玩弄手段明加實減。每小時工資加兩三塊錢,但員工本來有45分鐘的午 膳時間,現在卻變成無薪時段,結果是有員工的工資在「加人工」後反而被減薪,還要被公司勸說:「勿太關注數字表面」!

被 影響的員工,都是前線的基層員工,工資平均22元左右。即是說一位員工每天工作9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的話,減去強積金每月薪金不足5,000元。有媒 體給企業計過數,在明加實減之後,公司可以節省的不過一百多萬元。一百多萬元從基層工人身上刮出來的錢,即是多少呢?光是這間企業的大老闆一個人,去年的 年薪就接近1,000萬元,這些錢就是從剝削辛勤工作的員工得來的!

這種老闆,簡直令人髮指,但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 告訴社會,我們確實需要最低工資、需要更多保障基層勞工免於無良僱主的法例。這種老闆,沒有最低工資去 規管,他會主動對自己的員工好嗎?正正就是這種僱主,才令勞工階層的生活愈來愈苦,以「股東利益」為名,換取自己的肚滿腸肥。

所 以我不單舉腳贊成最低工資,更支持累進利得稅、入息稅,以及集體談判權和標準工時,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只尊重資本,不尊重勞動,把勞動者的權益置作等閒, 卻把有錢人的權利看得比天還大。一個以剝削換來千萬年薪的人,為甚麼只需要繳16.5%的稅?請記著,那不是他個人的努力,而是在騎劫許多許多人的努力, 怎樣才算公平?我們都值得去想想。社會的富裕繁榮不是靠剝削最弱勢的勞工換來的,香港不應也不要成為資本家的天堂、勞工的地獄。 

 (刊於 2010年11月01日 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