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6月 18, 2009

給梅窩居民的呼籲:別被民粹與恐懼打敗

前幾天在梅窩的一個居民大會上,有居民打斷正生書院校監林希聖的發言,大喊「你最叻用傳媒!」,似乎吃了不少傳媒的冤屈。於是我仔細地將在YouTube上有關正生書院風波的片段看了一遍,包括居民大會上居民的發言、新聞報道,以及在互聯網上可找到的其他有關資料,想了解他們的真正想法。

結果,這是我看到最深刻的幾句話:

居民大會上,一位男士發言:「我們不想將這麼好的怡情小鎮變成販毒、吸毒小鎮!」掌聲雷動。

另一位男士說:「(正生書院)來大嶼山我們不介意……但去鳳凰山山頂建吧!」掌聲雷動。

還有一位女士,對着電視台的記者解釋:「我想大家都不想有一間特殊用途的學校這麼近居民吧……」

還有最難忘的一幕:一班才幾歲大的孩子們,小手拿着示威牌,圍着正生書院的校長和校監,居民高呼支持,也自然吸引了各大傳媒眼光。

因此,即使看過溫文漂亮的梅窩學校阮校長,一再帶領居民高呼「我們支持年輕人改過」、「支持正生書院繼續辦學」、「支持政府承擔戒毒教育」後,我仍無法不感到疑惑:這種「我們支持,但……」的說法背後,是一種怎樣的邏輯和情緒。

本地需要與正生 非二選一

這也許是禮貌,因為怕傷害你,所以先來一句「我們支持」。這也許是策略,先表示理解接納,然後再痛快駁斥,力度更大,是我輩寫文章常用的手法。我不懷疑阮校長的好心,更不會認為那些居民都是涼薄心腸壞;相反,我理解他們被政府忽略多時之後的不忿,以及在面對不清楚事物時的恐懼。

同樣都是弱勢,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放到正生書院的對立面上,本地需要和正生書院也絕不應該是非此則彼的取捨;但當民粹主義和恐懼主導了運動,便將所有人都推到了輸家的位置。

民粹主義+恐懼 人人變輸家

以史為鑑,十年前麗晶花園的「反對興建愛滋病治療設施」的運動,到後來演變成充滿仇恨甚至暴力,居民不但被外界視為暴民,而居民內部也嚴重分化;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許多曾大力反對該設施的人,卻樂於經常使用該健康中心。

如果那句「我們支持」不是禮貌和策略,而是發自真心的話,那麼既為自己、也為了整個社會,懇請梅窩的居民們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平心靜氣找出雙贏的方案。

(刊於 6月18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懇請勿偽善 理解締雙贏 》)

星期四, 6月 04, 2009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