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7月 30, 2009

官僚體制 扼殺街坊情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 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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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7月 25, 2009

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星期四, 7月 16, 2009

勿以「保護孩子」為名 管制互聯網


《聖訴》(Doubt)中有這麼一段:梅麗史翠普飾演的古肅修女,討厭使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原子筆,因為覺得使用原子筆會令墨水筆的書法失傳,是神所不喜悅的,這也成了她對勇於創新的神父Flynn看不順眼的理由之一。

不理解現恐懼 操控惹反彈

提起電影的這一段,是因為看了剛在facebook上流傳的一個消息,說梁美芬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小組上,指「兒童瘋人院多數是上得網多的小朋友入了……一個還因上網多之後在校園殺人!」為了查證,我再在Youtube上翻看她早前在另一個活動上的發言:「互聯網可以令到年輕人精神分裂,德國有個年輕人拿槍殺了很多同學,原來他天天都上互聯網。

如果以此作為支持加強網絡審查的理由,我相信即使是與梁議員信仰一致的基督徒,也能看出當中的邏輯謬誤,在此不贅。我想指出的是,互聯網在年輕一代的意義早超越電視及其他任何媒體,甚至超越《聖訴》中那年代的原子筆,其重要性是許多家長及管治者不理解的。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各種恐懼,促使掌握權力的上一代藥石亂投,用盡一切方法希望可以將之控制,但結果往往是更強大的反抗。

強制管網絡 群眾推倒綠壩

內地就是一個好例子,內地政府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6月「眾所周知」的互聯網維護日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希望進一步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然而民間卻不和你硬來,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將政府嘲笑得面目無光,最終也只好將強制安裝「綠壩」的計劃(無限期)推遲。所謂「綠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式監管方法,以「保護孩子」為名(與梁議員的說法十分相似),實際上政策推行時不但沒有真正的「孩子」發言的位置,甚至連成人的自由也被剝奪。於是這些「被保護者」都統統站出來,在網上眾志成城,終於把綠壩推倒。

保護孩子如此冠冕堂皇的名目,誰可反對?但怎樣保護、怎樣才算保護?卻仍需社會去討論;而最重要的,是「被保護者」可有置喙的權力?過去從來都是家長說了算,那是web1.0的管治方法;而在web2.0的今天,家長們也該與時並進了。

(刊於 09年7月16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相片來源

星期日, 7月 12, 2009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 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 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 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 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 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 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 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 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 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 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 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 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 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 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 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 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 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 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

星期五, 7月 10, 2009

新疆問題,去種族化?

新疆發生騷動,不其然令我回想起去年3月的西藏,中央政府的回應基本上是同一個調的:都是『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分別只是這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幕後黑手一個叫熱比婭,另一個叫達賴喇嘛。中央政府的這種思考模式,不只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疆,且看石首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如何回應:『眾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於19日在該市東嶽山路和東方大道設置路障,阻礙交通,圍觀起哄。』

一脈相承的地方顯而見:這些群體性事件,要嘛就是有幕後黑手煽動,要嘛就是群眾愚昧被誤導,原因總不會是深遠的、結構性的,而責任總不在當權者身上。內地政府如是說、內地媒體如此附和,也就算了;香港媒體要是連這種謬誤也看不見,那真是愧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二字記之曰:墮落。就看7月9 日的《明報》社評《維漢兩族非敵我關係 衝突屬人民內部矛盾》,內容引述了一個由浸會大學余振教授進行的研究,指『漢維兩族的關係並不差』,證據就是他曾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是『70.1% 維族受訪者和82.3%漢族受訪者,表示他們都有漢族或維族朋友;對於「我是新疆人」的地方認同,91.3%維族受訪者表示非常自豪,漢族受訪者中,有 70.2%的人有強烈的新疆地方認同意識;對於作為「我是中國人」的自豪感,調查發現維族有87.1%、漢族有85%的人回答說身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興。』

其實上文的研究,王力雄在《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也有提及,而且作了個非常有趣的跟進。他對調查結果的回應是:『讓人感覺與現實相差實在太遠...維族人的認同比漢人高兩個百分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哪裡還要搞甚麼新疆問題研究、哪裡還存在新疆問題呢?』調查不準確的原因是:『當調查人員由官方配合,把問卷交給被指定的維族人填寫時,已經註定不會真。如果維族人連相互之間都得提防,他們怎麼會在官方參與的問卷上寫下真實態度,而不擔心成為證據受到懲治呢?』

於是王力雄自己做了一個小調查,把上述問卷問題向維族人再問一遍,但配合他的不是官方,而是他的一位維族生死之交,他在該地有很多熟人,被訪者只要信任他也就信任王力雄,回答會真確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做出來也不精確,不過結果實在非常有趣,我認為更能反映新疆維族人的想法,兩個調查的問題及結果如下圖。



在王力雄的小型調查中,維族人認同『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與』有 17.5%(原調查為87.1%)、認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份』有 9.3%(原調查為85%)、認同『政府打擊破壞民族團結的勢力和活動是必要的』有 8.8%(原調查為 93%)──幾乎每一條問題的結果都與原來的調查差天共地,卻更接近我們對新疆的理解。明報社評將問題去種族化,認為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無異於鴕鳥政策,與內地政府說的如出一轍。話說回來,『新疆』一詞本來就帶有很重的殖民地意味,而現實就是一個文化、語言、宗教不同的民族在管治另一個/多個民族、現實就是衝突的出現與種族有強烈關係,卻老是拿出甚麼『xx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一部份』的話來自欺欺人,新疆如是,西藏如是,衝突當然永不會停了。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七一之後會回應一句『留意到參與遊行人士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政府已清楚聽到』──雖然聽了卻不知是否聽懂,聽了之後也總是沒有改善,但比起連聽都聽不進,總算強一點吧。

星期四, 7月 02, 2009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 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 七一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