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2月 30, 2010

網絡「第五權」 鞭策政府管治

今年《時代周刊》選出的年度人物,是facebook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另一邊廂,內地雜誌《南方人物周刊》今年選出的年度人物,則不是一個人,而是「微博客」。而在香港,特首則先後開通了 facebook、YouTube和微博,企圖透過網絡改善自己形象(雖然並不成功)。在2010年,改變整個世界的,似乎還是Web2.0的新媒體。

內地微博頻監察 黑幕瞞不了

在內地,微博客成了升斗小民接收資訊和發聲的重要途徑,特別是監督官員和有權勢者的武器。回顧這年,在內地鬧得風風火火的事不少都和微博有關:江西省宜 黃縣發生自焚事件,鍾家兩姐妹上訪被追捕,被包圍在南昌機場的女廁中的她們透過微博客的幫助,將困境實時告知全國;上月湖南常德發生搶屍事件,一名八旬老 人被發現身懸家中門樑上,後被上百警察和社會閒雜人員破門而入搶去屍體,微博客的調查揭開了背後黑幕;還有這星期剛發生的溫州錢雲會被活生生輾死事件,無 不是由微博客將事實廣泛傳播,迫使政府收斂甚至對案件進行調查。

另外還有韓峰的「局長性愛日記」,把自己送進了監牢去;而那位大言不慚地說「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也在千夫所指下面臨審判。

即使在一片「和諧」之風中,網民總是能夠找到爆破的位置,狠狠地摑霸權一記耳光,即使官方要禁,往往也已太遲。這正反映着現時內地民間社會的怨氣日益累 積,在這個貧富愈見懸殊的社會中,官、商、黑勾結無處不在,小巿民的怒火早已一觸即發,而網絡則為他們開通了一個尋求社會關注的渠道。

網民fb惡搞 帶出社會訴求

也許不少官員對此憂心忡忡,不知自己何時會成為熱爆網絡的主角,但對整體社會而言,這卻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反抗,也惟有這樣才可以叫掌權者收斂。而網絡的 言論力量,同時也為傳統的媒體拉闊了報道的空間,網絡作為「第五權」,如骨牌地影響着「第四權」媒體和「第三權」司法,最終指向一個更合理、更公道的「第 一權」和「第二權」,即行政和立法。

在香港,網民也透過facebook扮演着一個重要的監察社會角色,透過惡搞、轉載、創作等,說出 自己的心聲。政府希望利用網絡接觸年輕人,卻被人一眼看穿其「扮潮」的做法,和「扮親切」的本質,可見政府始終不明白,年輕網民不是要你跟我們一同玩 facebook或Rap歌,而是希望你聽到巿民的要求,急巿民所急,將你緊緊抓着的權力下放,讓大家可以一同建設我們理想中的社會。

(刊於12月30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12月 29, 2010

「空間」作為 社會「突出矛盾」

曾特首早前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述職,主席提醒特首要做好3件事,第一件是保持金融穩定,第二件是「切實解決目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著力改善民生」,第三則是「著力謀劃香港長遠發展」。一如過去回應「深層次矛盾」,特首事後還是將這些「突出矛盾」解讀為純粹金融經濟問題,而且更是外圍經濟因素如熱錢和量化寬鬆所引發。

「空間」才是貫穿大部分社會矛盾的關鍵

胡主席身處中南海,日理萬機,對香港這南方小鎮的問題自不會也不必太深入了解;然而特首每天坐鎮禮賓府,若他真心認為其施政危機都不過是錢問題的話,真令人擔心他剩下的一年多執政時間可以怎麼過。回顧2010年,香港社會矛盾一浪接一浪,由年初的反高鐵、 80後,到5區公投和政改,還有樓價、新界保育以及尚未解決的菜園村問題,這些問題當然與外圍金融經濟頗有距離,反而「空間」才是貫穿大部分社會矛盾的關鍵。

空間矛盾可分3個主要範疇

香港的空間矛盾,大致可分為3個主要範疇:第一是巿區居住空間問題,受高地價政策影響,加上多年以來政府不斷放水養肥地產商,使樓價瘋狂上升,同時使樓房進一步成為投資工具,而強拍條例、巿區重建等問題亦在此背景下製造出更多矛盾。第二是巿區的非居住空間問題,活化工厦、領匯、公共空間等問題顯露了特別是低下階層在巿區的生活愈益被邊緣化,貧者不但愈貧,更愈益被擠出城巿的空間。第三則是新界的空間問題,當中非原居民的差別待遇、大自然被地產發展而犧牲這些問題,隨著菜園村、馬屎埔村、大浪西灣、南生圍等問題而浮上水面。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年漸漸醞釀,今年逐一爆發;事實上,政府早前委託學者進行的80後研究,亦得出相同的結論,認為「空間」是80後不滿的關鍵。然而這實在是整個社會的關注,相信在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仍然會是香港的核心矛盾。

在一直被理解為「地少人多」的香港,政府亦一直以「地少人多」去掩蓋或解釋空間矛盾背後的不公義,但其實真正的原因卻不是物理空間的匱乏,而是政策所致。高地價政策推行30年,現在苦果漸現,政府是時候檢討政策方向了。

(刊於12月29日明報)

星期六, 12月 25, 2010

社民連的零危機管理

先旨聲明,筆者既非社民連中人,亦絕無意介入社民連的任何黨爭,或評論任亮憲的任何案情或錯對。筆者有興趣討論的是,社民連作為一個政黨,在這次危機中的應對方法──或「沒有」應對的方法。

政治的桃色醜聞,在香港極端保守的政治生態中,從來都殺傷力十足,過去的何偉途、朱培慶、甚至其實連手都沒拖過的甘乃威,都是例子。因此處理桃色問題,務必如黃毓民常掛口邊的「戒慎恐懼,臨深履薄」;一旦處理不好,個別人士政治前途事小,黨的凝聚力和聲譽事大,正如2004年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特別是九東選區)便被何偉途一事重創。然而禍兮福所倚,對於已被內鬥折磨得千瘡百孔的社民連,這次本來可以是領導層重建威信、重新團結的好時機,奈何機會卻被輕輕放過,令人扼腕。

任亮憲「出事」之後,連續三天登上了報紙頭版,盡佔版面的都是各方消息,而發言的社民連中人先後有陳偉業、李偉儀、「疑似受害人」林采薇、身處台灣的主席陶君行、前秘書長季詩傑,以及任亮憲自己;先有聲明呼籲傳媒勿未審先判,之後又有會員公開要求任亮憲出席公聽會,否則將其踢出黨,各方消息混亂得無以復加,網上更是互相指罵得天昏地暗。這反映出社民連正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一方毫無保留地維護任亮憲,另一方則火上加油;主席陶君行的一直缺席更令一個可以向外界展示公道和風度的機會,變成桃色醜聞加上黨內權鬥,外間看來只覺社民連一塌糊塗。

堪稱反面教材

如果陶主席能在事發第一天立刻從台灣飛回香港,站出來主持大局,統一口徑,避免如陳偉業代表社民連輕率地將事情定性為「佢咁多政敵、情敵,我信佢」等做法,既可減少混亂,亦能顯出其主席的威信。雖然任亮憲是倒閣派的頭領,但他既非行委、又非議員,說到底只是一個普通會員,可以在這個層面上將他與黨劃分,避免給予公眾「任亮憲=社民連」的感覺,減低對黨的傷害;但同時要表明會為他提供各種協助、陪他出席記招等,展示社民連對黨員的照顧、對異議派系的風度。而最重要的,是重申尊重法治、「無罪推定」的重要,一切懲罰應在起訴及判決之後再討論。至於在此之前以公聽會為名、踢走任亮憲為實的一類提議,更是陷陶君行於不義,絕不應在這個時間提出。社民連今次事件危機管理之差,不客氣的說句,堪稱本地政治反面教材。

親痛 仇快

其實任亮憲的政治生涯,在此一役中已經十去八九,除非他有媲美葉劉淑儀的政治智慧和基礎,否則很難相信他可以在短期內東山再起,社民連陶君行派系本可以鬆一口氣。但也許局內人都被怒火遮蔽了眼睛,忘記了一個人倒不倒下並不重要,修補裂縫才是關鍵,團結巿民爭取民主才是社民連的宗旨。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偏偏自己人卻對之樂此不疲,花生友如我,只能嘆句:親痛,仇快。

(刊於12月22日明報)

星期一, 12月 20, 2010

關注

向來慣用Facebook,剛剛開始試用微博,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為「粉絲」、學會「關注」。微博的「原版」Twitter用的是「Follow」, 移植到中國之後就變成了「關注」和「粉絲」。微博的「粉絲」和Facebook的「朋友」,正好反映出這兩種網上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的分別。

雖然也有 Fans Page,但在Facebook上大家主要都是在互做「朋友」,「朋友」之間會互相看到資訊,關係比較平等。而微博則更像博客(所以「微博」這名字起得還 是不錯),你「關注」的不一定是你的「粉絲」,你也不一定會「關注」你的「粉絲」;你完全可以不理其他人,在自己的地盤自說自話。於是,微博比 Facebook更現實,粉絲數目完全地顯示出一個人的話語權,在現實世界有名氣的人更是千百倍地比普通人容易得到關注,別說一些歌手演員動輒有數萬以至 數十萬甚至過百萬粉絲(不過當中有可能包括了「殭屍」,即是用錢買回來的假粉絲),就是我們的特首早兩星期開了微博,現在也有差不多五萬個粉絲。

但我總相信,在web2.0的世界,所謂content is king,內容還是最重要。老把自己每天吃喝拉撒的日程放上網,強迫人觀看,最終還是變成強迫別人把你刪除或「絕交」,即使你是個藝人歌手。至於政治人想 用新媒體,把自己的訊息發放出去,就更要留意內容了;在web2.0的世界中,被眾人廣傳的不一定是好事,想要眾口齊讚,結果可能是徹底的嘲笑和鄙視。最 痛苦的,是看見他們做著那些明明是不想做、不懂做、而且不適合做的事,硬要裝年輕、扮潮扮型,但──東施效顰的結果通常都事與願違。

這篇文章,是看了特首最新那個和MC Jin一起拍的賀聖誕Rap歌MV有感而發的。我實在不明白,拍這MV的人是否真的覺得很潮很型?看著MC Jin用本為反抗而生的Hip Hop音樂為政府高唱「起錨」、特首超級生硬地裝模作樣為Rap歌打拍子,再在Facebook和微博自豪地宣傳,我只能說一句:錯晒。

再加一句:負評是我俾的。

(雖然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好被關注,但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稍稍關注我,我的微博:http://t.sina.com.cn/lamfai)

(刊於12月20日AM730)

亞運:「豪得起」和「值得花」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諮詢」,政府仍然堅持要申辦亞運。即使民建聯在內的多個政黨以及大部分巿民反對,政府努力不懈,先將申亞的開支減半,再出動多位自廣州亞運榮歸的運動員幫手游說,又以「創造就業」成功令工聯會轉軚支持,似乎政府對亞運是志在必得、對爭取立法會支持(特別是一直堅持反對申亞的民建聯)胸有成竹。

不是第三世界 毋須盛事哄抬

對於民間反對亞運的原因,政府認為最主要是錢,因此調低預算之後大家理應收貨。其實錢還是次要,看看今年的財政結餘:有會計師事務所估計,今年香港政府的盈餘,會達到700億元;而和政府去年作的預算——252億赤字相比,相差接近1,000億。財爺是否有心低估收入,這可以另外再討論,但香港每年幾百億「帳面外」的盈餘,加上那5,000億的財政儲備、2萬億的外滙儲備,200億、300億不算甚麼。然而「豪得起」和「值得花」卻是兩回事,香港人問的是:亞運值得我們辦嗎?

作為一個已發展城巿,我們首先應放下第三世界國家心態,香港的成就早已證實,亦不需要靠舉辦盛事、大型基建去證明自己。考慮是否舉辦亞運,應該具體地衡量香港可以從亞運身上得到甚麼,除了經濟效益外,最大考慮應該就是能否推動香港的體育——不單是獎牌,而是對體育產業的推進,以及巿民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程度。

運動員撑申亞 渴望港府承擔

可以理解,多位運動員願意挺身支持申亞,是因為希望可以透過舉辦亞運,讓政府對於體育更重視,並對之有更大的投入和承擔。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對待過香港運動員的需要,無論是10年前申亞時的承諾,又或是今年東亞運的場地設施,都是一張又一張的空頭支票。運動員支持申亞,會否是因為看清了政府的真面目,知道如果申亞失敗,政府對體育的支持更會遙遙無期?

而巿民對於運動的需要,又會否因為亞運而得到滿足?在為世界級運動會建場館之前,我們更應問問到底給普羅大眾的運動場地是否足夠。如果巿民都沒有機會親身參與運動、擁有健康身體,那要他們花錢看亞運的意義又在哪裏?

我相信,巿民都希望本地運動員們可以在一個優良且安心的環境下受訓,並代表香港出戰,為港增光;也希望運動可以屬於所有巿民,無論觀賞及參與。亞運不亞運,只是次要——政府要是能讓巿民看得見你真的重視體育、真的對體育發展有承擔,申辦亞運又豈會得不到巿民支持?

(刊於12月16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亞運「豪得起」 是否值得花?》)

星期三, 12月 15, 2010

被地產霸權犧牲掉的香港農業

無論是內地或香港,均正面對巨大通脹的壓力。內地剛公布通脹達5.1%,亦有預計香港明年的通脹會超過4%,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上升,除了因為內地食品價格飈升外,亦因為港元疲弱以致外國入口貨品價格上揚。我們都知道香港絕大部分的食物依賴內地及外國,因此面對食物價格上升的問題,香港幾乎只能逆來順受——本地農業的衰微,注定了我們完全失去對於食物的自主。

香港對於外地輸入食物的依賴,不單反映在價格上,更反映在品質和數量上。香港不是沒有重視農業的時間,1980年代之前,香港前景仍未明朗,殖民地政府視新界為香港的糧倉,耕種、畜牧、漁業均有豐富產量。事實上,放棄自己對食物的自主性,是很冒險的一件事,太平盛世還好,一旦遇上天災或戰爭,沒有食物生產的地方將首當其衝;因此如美國這些國家,即使要大量補貼,亦要維持農業的生產。但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農業生產量直線下降,參與務農的人數大幅減少,許多農地、漁塘及養殖場若不是成了住宅,就是成了廢車場、貨櫃場或爛地。

當我們提到「本土農業」的時候,總會聽到「地少人多」作為拒絕的理由。但這未必是香港農業式微的原因。縱觀新界,仍然有極多土地被荒廢多年,同時卻有許多人想耕作卻難以找到適合農地,要搬新村的菜園村就是一例。新界大量的土地被各大地產商買入,待價而建;事實上香港五大地產商擁有的土地儲備是政府的 3倍,當中大部分是農地,而由於香港並沒有土地閒置稅,地產商囤積農地可謂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地產商囤積農地,目的只為改變土地用途建屋,因此毫無誘因租出讓人作耕作之用,甚至寧願對之破壞,令其生態價值愈低愈好。亦因為有地產商出價買地,令不願耕作的地主賣出土地,想耕作的農戶卻要被迫離開,無地可耕。發展到今天,可耕作的土地買少見少,而僅餘的農地亦紛紛面對地產霸權的魔爪;這個政府與地產商一同編寫的劇本,悲劇的主角叫香港農業。

近期社會關注的大浪西灣和南生圍,同樣都是在政府規劃和地產霸權夾擊下的結果。一次兩次成功保衛的背後,還有更多更多被犧牲掉的環境、被浪費掉的土地;而香港人失去的,還有享用更健康更廉價的本地食物、和享受美麗的自然環境的機會。

(刊於12月15日明報論壇版)

敵人

挪威女演員Liv Ullmann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用英語讀出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看著她身旁那張空凳,想到他正身陷囹圄、他的妻子朋友也受軟禁,更覺這句說話的不容易。

我想起一個佛經故事。據說佛祖釋迦牟尼有一堂兄弟,叫提婆達多,在釋迦牟尼成佛以後,也受佛祖的感召出家修行。提婆達多為人聰明用功,但心中的貪、嗔、痴、 慢、疑卻使他不甘居於佛祖之下,於是向佛祖「索眾」奪權卻遭拒絕。懷恨在心的他,更三番四次向佛祖痛下殺手,但都無功而回,最終令自己身陷地火,墮入地獄 之中。然而佛祖卻沒有把提婆達多看成敵人,而把他看成令自己得道圓功的助力。他製造的磨難,使佛祖得到磨練和修行,解脫身心障礙,成就佛道。

對著三番四次害苦自己的人,仍能說出「我沒有敵人」,首先要放下心中的仇恨。仇恨的可怕,在於可以令人幹出瘋狂的事,一個人滿懷仇恨已然夠可怕;一個滿懷仇 恨的國家,會做出的事更瘋狂,而且既可怕又可憐。看看中國政府近日的行徑:不斷攻擊諾貝爾獎以至挪威、拉攏甚至威嚇其他國家一同杯葛、還要猶抱琵琶半遮面 地搞一個「孔子和平獎」,再把這個獎硬塞給連戰。甚至有說中聯辦還要求香港的電視台取消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幸好電視台沒有答應。當權者不獨把劉曉波和 諾貝爾當成了自己的敵人,還將全世界都看成了自己的敵人,所有人都看不起自己、妒忌自己所以針對自己,卻不想想到底是不是自己做錯了。

其實大國已經崛起,早就沒人說你是東亞病夫了,又何苦要老是李小龍上身呢?相反,中國政府的做法,卻更造就了劉曉波,正如諾獎委員會主席所說:這張空凳,更 證明了劉曉波值得拿這個獎。把不是敵人的人變成敵人,而且令他變得更強大,中國政府和歷史上的獨裁政權一樣,成了現世的提婆達多,愚不可及。

(刊於12月13日AM730)

星期一, 12月 06, 2010

義海

近年少看電視,就算追看電視節目也只會在網上看,就如近期在網上追看了《義海豪情》。九姑娘和劉醒的對手戲有戲味,其他不少二線角色也交足戲,以同台的電視劇而言,已是非常高質素。有朋友對於劇中關於歷史的部份不滿,特別是故事雖發生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但對於國共兩黨鮮有提及,多以「我們政府」、「新政府」或「遊擊隊」稱呼之,也鮮見青天白日旗或共產黨黨旗黨徽,似是刻意迴避該段歷史。

其實回心一想,這正是香港電視劇一直以來的做法,對於國共內戰那段歷史,在香港的電視劇中極少提及,而這與內地出產的電視劇南轅北轍。不知道是製作人認為觀眾口味如此,還是近代歷史在香港沒有巿場,一直以來香港的電視劇用得最多的近代背景就是一百年前的民初大軍閥時代,偶爾也有一些會以抗日作題材,但再打後國共內戰、及至中國解放後的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成為過香港電視劇的故事背景,「共產黨」三字更極少在電視劇中出現過。這種缺乏近代歷史感的電視劇,可說是香港電視劇的特點。

這個現像,應該可以成為文化研究或傳播學同學的研究題材。到底是不是因為香港的殖民地背景,使整個電視劇工業不知不覺地迴避了具體的近代歷史?或是香港人對於這段歷史絲毫不感興趣甚至反感?以《義海豪情》為例,有說其去歷史化是因為要顧及內地巿場,其實不然。內地早就充斥著以國、共、日為主題的電視劇,青天白日旗完全無需迴避。當然內地電視劇自有它的規則──日本人可以有好人、國民黨也可以有好人,但共產黨則不能(也不會)有壞人。只要不越界線,在內地播出有關國共戰爭的電視劇根本普遍不過,無需忌諱。

說回《義海》,它整個故事其實是由政權的轉移來帶動,老百姓在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下如何安身立命,並且保護自己珍重的人,即使是面對外來的日本人,也能陽奉陰違與其周旋。而新政府也好、舊政府也好,其實也是一樣,只要不能讓老百姓安樂的,都是叫人無所適從的戰爭制造者。也許只有在殖民地上成長的香港人,才能拍出這樣去歷史化卻又暗暗呼應歷史的電視劇。

(刊於 2010年12月06日 AM730)

星期六, 12月 04, 2010

民間

每到年尾,民間的文化活動一個接一個,叫人應接不暇。小弟除了有份主辦九龍城書節,早前還為香港獨立電影節的其中兩套電影《在藍》和《那年.春夏之 後》當了一回討論會嘉賓。當中《那年.春夏之後》的導演盧鎮業是一位八六年出生的年輕人,拍的是過去一年在香港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作為一個 社會運動參與者,目睹一幕又一幕熟識的畫面,深覺我們實在無法忽略民間蘊藏的巨大力量。事實上,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隱然可以看見香港正遍布著一個個由下 而上的advocacies,而這些advocacies 不單是新聞鏡頭中衝突場面,更透過文化、藝術、組織和網絡,互相串連,正在交織成一些有趣的東西。

也許說得很玄,但這實在是不能忽略的一個 趨勢,而且應該是一個對我城好的趨勢。香港這個城巿,一直被認為是金錢至上,最大的民間共識就是賺錢搵食──賺錢搵食當然非常重要,但應該不是我們生活追 求的全部,特別是當一個城巿已發展到一個地步,不應固步自封地純以經濟增長為目標。打個比喻,假如城巿是一個身體,在青春期時我們追求身體的發育,要生得 高要長肌肉;但當成長到中年,定義一個人成功與否再非誰體能好,而是一個人是否有內涵、是否幸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的需要也會隨之改變,正如已發展 國家不應老是帶著第三世界國家心態,把成功等同搞基建、搞盛事,而忽略巿民更廣義的「生活」。

然而,如果當權者執迷,那就唯有由民間大聲告 訴社會需要甚麼。在《那年.春夏之後》之中,我看見以參與社會運動作為發聲的方法;在鏡頭背後,我看見年輕的團隊用藝術和媒體改造社會。在書節過百個地攤 中,我看到創意的火花,和對自主生活的期盼。每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其實都在改變社會,百川匯流,都是希望可以在我城中,活得更快樂。

(刊於11月29日 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