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2月 17, 2009

我的請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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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天正為籌備周末舉行的《九龍城書節》忙得不可開交,你是知道的。而在這既繁忙又寒冷的星期五,請假到立法會外吹風,也許有點戇居。但這半天假還是要請的——如果我們不想愧對我們的下一代的話,我們還是必要與反高鐵的朋友走在一起,盡最後努力阻止立法會的撥款。

我們常討論關於我們這個世代的問題。無論是80後、Y世代還是第四代香港人,談的都是我們生於和平、長於本土、在呵護和批評中長大的這一代。我們其實是幸運的,不少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懂得英文和普通話,在全球化的風潮中,我們的選擇比上一代多得多。但我們最終還是選擇香港,不是因為香港特別好,而是因為我們生於此地長於此地,是感情將我們與香港緊扣。也因為這樣,我們期望香港會變得更好,所以願意走在一起,在餐搵餐食的生活中抽出時間精神,為香港做點事。

與我們同一代的,還有他們,一班80後的社運朋友,當中有些你也認識。在反高鐵的運動中,他們全心地投入了,為的是公義。John Rawls說「公平即公義」,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配,正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礎;而今天的香港,公義卻是如斯缺乏。600多億的公帑,可以做多少改善民生的事?可是政府可以毫不皺眉地花在高鐵上,對於智障學童的讀書權卻不屑一顧。專家組的用心研究出來的方案,可以省上300億,政府卻考慮都不考慮就否決了。菜園村的居民,被不斷的抹黑成只為錢,事實上在政府「特事特辦」政策下無端發達的卻是新界地主們,菜園村的居民只為了可以安居樂業,這要求過分嗎?年輕朋友們和平示威,然後被抬被打,比起以前還要變本加厲。還有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員,平日不開會,開會時連自己的座位都找不到,卻拒見市民,從容舉手支持政府方案,可恨。

坦白說,這段日子以來,我不止一次問自己:我真的應該繼續留在香港嗎?唯一能讓我看見希望的,只有民間。現在一班年輕朋友正繞着立法會苦行3天,手心捧着稻米,「不讓其撒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我沒法不站到他們身邊,與他們並肩而行。

所以我不但要請假,更邀請你也一起來到立法會前,與我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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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明日下午立法會將開會表決669億元廣深港高鐵撥款。「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為此發起「1218請假包圍立法會」行動。)

(本文刊於12月17日經濟日報)

星期五, 12月 04, 2009

高鐵祈福黨

反對高鐵的群體當中,其實不單是菜園村面臨痛失家園的村民,還有因為高鐵在地下通過而使樓宇難以重建的大角咀居民、以及許多關注公帑如何使用的巿民。

廣深港高速鐵路將會花掉港人669億,是回歸以來開支最大的一次工程,等於政府投入在迪士尼的錢的4倍、足以興建兩條青藏鐵路、舉辦270多次東亞運動 會、或近500次超支嚴重的維港巨星匯,甚至仿效澳門,全港巿民每人獲退回一萬大元。如果這600多億用作投資,以4厘回報計算的話,每年的利息就有26 億。有些官員和支持高鐵的議員,認為鐵路「雖然貴,但是值得」,因為可以接通內地高鐵網,將會商機處處。然而,是否真的值得,卻不能依賴近乎迷信的猜想, 而應進行仔細研究。

預測前景太樂觀 恐負資產

其實已有許多論者指出,政府對於高鐵前景的預測水份太多,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尾大不掉、要由香港人無止境承擔的負資產。不妨看看政府過去對於交通流量的預測 有多準確:西鐵預計流量有每日34萬人次,結果只有20萬;機鐵預計2011年每天有75,000人的流量,現時只有28,500;深港西部通道預計流量 有28,000,實際只有7,000。還有迪士尼,當年把經濟效益說得天花龍鳳,今時今日卻連官員都指「如此業績,很難找到買家(買迪士尼股份)。」

同樣的事,在一海之隔的台灣正是好例子。台灣的高鐵營運了兩年多,累計虧損已近700億台幣,總欠債達4,000億,負責的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面臨 破產,董事長亦因而請辭。台灣高鐵的客運量不足當初預計的4成,因此即使不計算成本的利息,收支也無法平衡;加上龐大的折舊攤提和債務利息,使高鐵成為台 灣的雞肋,進退失據。

牛津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Ben Flyvbjerg曾就世界上的大型基建項目(Megaprojects)進行研究。他研究了全世界200多個項目,包括公路、鐵路、隧道等,發現絕大部 分工程的事前估算與建成後的結果往往差天共地,原因非常簡單:工程、顧問公司或希望工程上馬的人,往往會以非常樂觀的數字進行估算,務求項目可得到通過。 一旦工程開展,其餘的事便不再重要,一旦結果與預計不符,也能以各式各樣的理由(例如其他配套未齊備、經濟環境轉變,諸如此類)開脫過去,最終往往人人有 責,無人負責。

被疑政治任務 向中央「交數」

回看香港,政府預計高鐵未來將有每日10萬人次的人流量,但今天直通車的流量卻只有9,000人次、每天來港的這個10萬人次的流量是從天跌下來的嗎?又 有多少人會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如果高鐵只是不計成本、用極廉的價格將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搶去,而所虧蝕的金錢又將由香港巿民承擔的話,哪麼到底有甚 麼人會得益?有人說,高鐵其實是政治決定、政治任務,為的就是要成就曾氏政府的功績,並向中央政府「交數」。我不肯定這些說法是否確實,但那些不斷強調建 高鐵會發達、不建高鐵便會被邊緣化的官員和議員,在我看來更似那些把你全副身家騙去、聲稱只要做場法事便可以保你全家安康的祈福黨——不必講證據、不必談 效益,不要問,只管信,這不是騙案是甚麼?

執筆之時,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剛通過了高鐵工程撥款。立法會議員們,可有負起代議士的責任,為巿民的福祉和公帑把關,謹慎衡量高鐵工程是否必要、669億是 否花得其所?在18號的財委會上,懇請不要再重蹈昔日迪士尼覆轍,以台灣高鐵黑洞為鑑,以香港巿民的利益為先,反對高鐵的撥款!


(刊於12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官員撑高鐵 猶如祈福黨 》)

星期四, 11月 19, 2009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政府在6月尾匆匆向立法會提交用港府對迪士尼的借貸轉換成股份、用以擴建迪士尼的增撥資源建議;獲得通過之後還不到兩個月,上海就公布將會興建亞洲地區第3個迪士尼樂園,而在政府給予立法會的資料中並沒提及。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一、迪士尼落戶上海,港府是否知情?二、如果連政府都不知情,那麼迪士尼有否欺詐成分?但無論如何,香港人都是一次又一次被當成提款機,將錢一次又一次掉進迪士尼這個無底深潭。

投資迪士尼 港人被騙?

回看1999年,當時董特首躊躇滿志,把迪士尼爭了回來,那時候對迪士尼的未來估計是這樣的:開幕首年(05年)有520萬人次,然後每年增加百分之五, 到2014年——即是上海迪士尼開幕的時候——將會每年近900萬入場人次;而事實是,過去3個營運年度的入場人次僅得1,380萬,比起預計的 1,700萬少了一截。但重要的是,迪士尼連年虧蝕,成了香港人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今上海迪士尼面積將比香港的大上數倍,收費亦較便宜,可想 而知說「兩個迪士尼並非競爭關係的」,不是缺乏腦袋,便是昧着良心。

其實特區政府在宏圖大計實行前的估計,往往估多於計,不管自稱多科學多精密,通過了立法會,上了馬(或曰賊船)之後又是另一件事。不僅往往中途需要再追加 撥款,更重要是到工程完結之後,成果效益跟預計相差十萬八千里,可惜那時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追悔太遲,也無人要負責。且看數碼港、機場快綫、昂坪 360、西鐵、應科院,每個教訓都價值不菲,but will we ever learn the lesson?

高鐵自負盈虧 過分樂觀

接下來的,還有西九和高鐵。政府預計高鐵投入600多億元建造費(等於四個香港迪士尼的造價),通車之後預計每天有10萬人次,便能夠自負盈虧。

但這10萬人次的流量是怎樣來的?高鐵的車費將會與東鐵一樣,即是其實是在搶走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實質因為有高鐵所以才來香港的人會有多少?更重要的 是,真的會有10萬人次嗎?還是其實只是又一次過分樂觀的「估」計,用美麗的願景和對孤島的恐懼,造就另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

(刊於11月1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香港成了迪士尼的提款機』)

星期四, 11月 05, 2009

我這一代失落香港人

11月1日,一班「網民」發動了包圍禮賓府的行動,報紙以「失落第四代」形容這班人——八十後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學歷也許不低,但在社會卻愈來愈感到憤 慨和絕望。在內地如北京等大城巿其實亦有類似情況,全國估計有近百萬的「蟻族」,特點是高智、弱小、群居,許多是大學畢業,想到大城巿打工,但大學生無論 是在求職及待遇亦愈來愈不如以前,許多蟻族只好在城中村等地條件較差的地方居住,期待好運來臨。

結構性困局 努力沒出頭

青年有甚麼怨氣?其實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有提到:「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充滿社會流動機會,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今天經濟發展日益成熟,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 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晉身中產的關鍵,這對不少青少年造成沉重壓力,在正規教育或公開考試遇到挫折的一羣,更加感到無奈和鬱悶。」

諷刺的是,施政報告公布以後,那位買不起樓的律師女聽眾便狠狠地摑了特首一巴——是的,我很努力讀書,成為了專業人士,理論上是中產,實際上卻不似不中 產。所謂獅子山下、只要努力總有出頭天的說法,在年輕人眼中如果不是個騙局,也只是一個神話,一個讓你乖乖讀書循規蹈矩為地產商打工的神話。

但年輕人的怒氣怨氣是實在的。當他們看見貧富愈來愈懸殊、學費愈來愈貴、找份好工愈來愈難、工作穩定性愈來愈低、樓價卻愈來愈高、上位機會愈來愈少,無論 是讀飽書的,還是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工作的,均同樣面對着社會結構性的困局,而非純粹個人努力與否可以改變的。當我們的社會常談到融合、轉型、增值,滿腦子 偉大願景的同時,卻極少想到怎樣去讓社會未上位或根本難以上位的人分享成果——而這種人在香港社會正在不斷增加。

生活絕望 政治同樣絕望

更重要的是懷有這種絕望感的人發現,原來即使百般怨懟,卻還是無權選擇自己有信心的領袖,在政治上同樣令人絕望。絕望的人可以怎樣?要不愈趨犬儒,認為世 上不會有好事,做甚麼都沒有用;要不愈趨激進,用更多的行動衝擊掌權者,而隨着社會怨氣不斷上升,趨激進者亦會愈多。今天可以以300位警察去招呼100 個包圍禮賓府的示威者,那明天呢?

(刊於11月5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11月 04, 2009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星期四, 10月 22, 2009

香港的『孤島恐懼』

菜園村的街坊們呼朋喚友,上星期天共有千人聚集菜園村表達支持「不遷不拆」的訴求,人數比起當日清拆皇后碼頭時更多。

但不消兩日,行政會議便批准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同時以「特事特辦」的做法大幅調高菜園村的賠償,希望以錢解決問題。

地必須收 人必須走 高鐵必須建

這其實是政府一貫的邏輯——堅持不走的街坊其實都是貪得無厭、為了更多賠償才當「釘子戶」,所謂人情、家園、生活,都不過是幌子;香港務必跟上國家的發展規劃,不落人後,否則將淪為「孤島」。於是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菜園村如是,利東街如是,天星皇后也如是。

香港會否成為孤島?在此之先,其實應先問:甚麼是孤島?地理上,香港當然是個孤島,但百多年來,香港就在中國與列強的角力中,半推半就地成為了亞洲最開放的港口城巿,無論是商品、文化、資訊、交通、旅遊,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出香港。

香港既從沒有閉關自鎖,也以這種開放性而自豪,因此「孤島」帶來了一種從根本上否定香港成功的恐懼。孤島代表了斷絕、緩慢、不便、落後,要擺脫成為孤島的夢魘,依政府的邏輯便是要不斷的發展,像奧運精神一樣「(建築)更高、(交通)更快、(經濟)更強」。

發展為先 強者愈強弱更弱

可是香港的情況,卻是「(樓價)更高、(拆遷)更快、(貧富懸殊)更強」。保育這幾年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正是因為政府是發展為先的做法,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拆掉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摧毀家園和文化,是為了興建商廈、商場、中環的公路,以及造價跟票價都高昂的高鐵,首要得益的都不是低下層。小巿民在孤島的恐懼之前,都是劉皇發口中的「小我」,都是要為「發展」這個「大我」犧牲的。犧牲甚麼?人情、家園、生活,以及納稅人的(至少)670億元,為了成就一個不會成為孤島的假象。

少建一條高鐵,多花40分鐘到達廣州,會否令香港成為孤島?香港的競爭力就全賴這條鐵路?香港和廣州就沒有其他接駁交通?別人來香港就只因來香港夠快?這些問題,不但令我們反思高鐵的價值,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價值。


(刊於10月22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不建高鐵 香港必成孤島? 》)

星期五, 10月 09, 2009

甘乃威做錯了甚麼?

兩日的頭版,將焦點從泛民的五區總辭爭論,轉移到甘乃威身上。在政壇打滾廿多年,公認勤勤懇懇的「區佬」,居然在成為立法會議員才一年時間就面臨下台危機;本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是死在連手也沒拖過的純情「桃色醜聞」下,卻真有點不值。

連手也沒拖過 有點不值

到底甘乃威犯了甚麼錯?以現有的資料看來,他「表達好感」或「示愛」了,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更沒有性要求。當然他作為僱主,對直屬下屬「表達好感」,即使沒有口頭上作出性賄賂或性威脅,也容易使人對之作出聯想;但若簡單地將兩者理解成因果關係,而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性騷擾,卻也過分簡單。反而,這樣的解僱更似是一宗不合理解僱,而雙方亦似乎已用各種方案解決了事情(公開道歉、不合理解僱賠償、復職可能),女事主一直不公開露面,亦不見得要將事件變成公眾事件公開處理。

當然,政治就是如是,吃得鹹魚抵得渴,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桃色紛爭往往致命(政治生命),沒理由不懂得小心留神。桃色糾紛是最Juicy的政治新聞,色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最愛看人倒楣的社會。更何況你既不是吳彥祖,也不是李國寶,不有錢不靚仔卻要向風流多情,這是你的原罪。

Don't shit where you eat

如果說甘乃威真的犯了錯誤,那大概就是職場第一守則-Don't shit where you eat,好兔不吃窩邊草。

你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傳聞與他有一手的計有半打年輕美女,他卻仍在桃色醜聞中屹立不倒;當年的克林頓,只是和女下屬玩玩雪茄遊戲,卻成了他任內的最大的政治危機。避免辦公室戀情,那是一般打工仔的常識,甘乃威如何忘記了?

也許甘乃威只是個純情小生,對身邊的美女助理日久生情,不能自控;也許他是有色心欠色膽、取近捨遠,才會忘了自己身處在甚麼致命的位置。

環伺着他的,是一個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是一堆對桃色新聞求之若渴的傳媒,以及一個喜愛看人倒楣的社會。弄至今天如斯田地,甘乃威自己固然是始作蛹者,也讓人窺見了政治生命可以如何脆弱兒戲,對從政者不啻是一個警惕。

(刊於 09年10月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政客吃窩邊草 頭上一把刀 》)

星期四, 9月 24, 2009

「無車日」做騷 不如便利單車行

執筆之時,正是922無車日。這個11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節日,今年得到特區政府的垂青,高官們全體響應,坐港鐵的、坐巴士的、步行的,各適其適——當然還有用坐的士上班來響應「無車日」的兩位司長。

我倒是奇怪,為何好像沒有高官嘗試在巿區以單車代步——如果有,他應該可以體會到單車騎行者在我城正面對怎樣的困境。

巴士港鐵 趕絕單車

我家在九龍,也在九龍工作,不久之前開始嘗試踏單車上班和下班。也許大家都以為只有送外賣和送石油氣的會在九龍騎單車,但其實細心留意,即使在旺角,街上亦有很多人在使用單車代步。成為「單車友」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單車在巿區是如何地不受歡迎,而且是制度性的不受歡迎。

其實每個騎行者的需要不外乎幾個: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單車、有包容單車的公共運輸系統和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而在香港——特別是在巿區——可謂三者皆缺。新界許多單車停泊區車位嚴重不足,而在巿區單車更只能鎖在路旁欄桿和後巷,被偷和被破壞是家常便飯。其次,香港唯一一個對單車較為包容的公共交通公具叫做渡海小輪,但也不是每一條路綫均歡迎單車使用;巴士和港鐵更不消說了,不是乾脆不容許單車,便是諸多阻撓,使騎行者使用單車代步的彈性大減。

道路設計 極不友善

但對於騎行者而言,最痛苦的始終還是道路的不友善設計。在巿區,行車隧道固然不容許單車使用,許多高速公路、高架天橋和路段也是單車止步,令到騎單車的人根本沒辦法可以完整地在路上由一點去到另一點。

以灣仔碼頭為例,由於只有尖沙咀到灣仔的小輪容許單車使用,騎行者要從九龍到港島就必須在灣仔碼頭下船,可是附近的道路幾乎全是禁止單車的dead end,騎行者只能荒謬地上行人天橋、穿過兩個商場,再將單車抬下天橋,方能去到銅鑼灣或灣仔巿區。而在新界區雖然有單車徑,但卻多是斷斷續續的,騎行者要一時騎行、一時推車,既不方便亦不合理。

沒有人會奢望高官們過了無車日之後仍會每天坐港鐵、坐巴士;是公關show也好、真心而行也好,偶一為之、沒有政策配合的環保行動除了令自己感覺良好外,對世界其實絲毫沒有助益。高官們如果可以讓單車使用者更方便,鼓勵更多人以單車代步,那才是實實在在的一件功德。

(刊於09年9月24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星期四, 9月 10, 2009

一句「為你好」 弱勢社群受壓




我想問,為甚麼政府的宣傳片總喜歡Hip-hop?

也許因為這些廣告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一廂情願地以為用上了Hip-hop年輕人便會喜歡;也許是因為覺得只要配著輕快的音樂,便能將充滿荒謬的情景變得正常,或令觀眾變得麻木。

禁煙收緊酒牌 市民無選擇

且看那個「全城動——全城清潔運動」廣告中那些連掃地也要跟著舞步、咧著嘴笑的清潔工,不知現實中的她們拿那樣的人工、每天工作這樣長的時間,是否可以笑得出?還有那個「戒煙我撐你」的廣告,煙民都已經走到垃圾桶旁吸煙了,還要被人指指點點,又「影響到人」又「搞到自己面青」,能留一條生路給煙民嗎?

最新推出的另一「戒煙我撐你」廣告最令人不安:主角身在酒吧,卻連煙也不能抽,如果他辛勞工作了一整天,只想收工去酒吧喝杯酒抽根煙,卻發現在酒吧煙不能抽、連酒也在兩點後不能賣的話,他聽見那些幸災樂禍的戒煙Rap歌時,還會跟你一起唱?揮拳相向才是合理!

吸煙飲酒濫藥援交當然政治不正確,但全面禁煙、收緊酒牌、校本驗毒、打擊援交,卻是公權力以各種道德之名,進一步代巿民選擇更「好」管理身體的方法;而在這個過程中,被管理者的自主權和發言權,可以怎樣得到保障,而不會淪為親權主義(Parentalism)和多數暴政(Majority tyranny)的犧牲品?

為政治正確 簡化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這些以「為你好」之名而擴張的公權力,針對的通常是社會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伴隨著公權力的擴張,往往是一連串政治正確的宣傳攻勢,將問題平面化、簡單化,以求以最簡單的理由——如健康、衛生、和諧、家庭——推行政策,例如禁煙是為了大眾健康、驗毒是為了學生安全、過濾互聯網是為了社會和諧,因此反對聲音都只是無法推翻大原則的枝節考慮。煙民、學生、網民、援交少女等被管理者,如果不是無知得要家長照顧,便是應該為大眾福祉而退讓,否則便成了自私自利、破壞和諧!

當我們放棄維護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去追求社會整體更「理想」的環境時,我們距離真正理想的社會可能愈來愈遠。別忘了,我們都有成為少數和弱勢的一天,今天犧牲的是別人,誰知明天會不會輪到你和我?

(刊於 2009-09-10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星期五, 8月 28, 2009

關於勇氣、行動和堅持

看本地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覺就如在翳悶的夏天呷一口清涼的凍檸賓。電影呈現了沒有主流電影敢說出口的政治現實,由廖啟智飾演的牧師和幾個小人物憑着勇氣去行動,堅持着自己相信的正義,對抗骯髒污穢的官商勾結。而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動」,正如戲中廖啟智所說,沒有行動的愛,是虛假的。對人如是,對社會亦如是。

《三條窄路》 道出政治現實

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比這個夏天更為翳悶,當我們在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討論之時,其實正反映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力何其缺乏。我們都在政改死綫前期待着大佬們應該如何如何,卻無法將過去20多年追求民主的積累轉化成突破困局的行動。回想03年夏天的高昂,都被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磨蝕;當中央拋出如幻似真的2017普選承諾、當上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難免令人懷疑民主運動是否已行人止步。

身處運動的低潮容易產生懷疑、退卻和無能感,但也是沉思和反省的好時機。我們對於民主運動,是缺少了一往無前的氣概,還是欠了周詳的戰術思考?(還是兩者皆缺?)在遠在北京的阿爺之前,我們視自己為無關痛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三條窄路》內那個家有妻兒的牧師、被趕出警隊的小混混,和既渴望上位也堅守公義的女記者,本來都是社會中毫不起眼的一人,卻戲劇性成為了對抗哥利亞的大衞。行動本身就是改變——尤其是在缺乏希望之時,不論結果,行動都帶來能量、帶來改變。

不在沉默中爆發 便在沉默中死去

因此,在我們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議論紛紛時,要認清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新的動力,而這些動力需要由我們以行動去創造。五區總辭可以是一個方法(雖然未必是個好方法),但歸根究柢,如果你渴望民主或其他你珍視的價值和權利,你就沒有理由依靠別人去為你爭取或捍衞。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在每天批評青少年只顧吸毒如何不濟的今天,成年人可有想過自己應該怎樣成為他們的榜樣,顯示為他們、為自己創造有希望的未來的勇氣和堅持?

(《三條窄路》將於9月初在圓方上映,一天只有一場,莫要錯過。)

(本文刊於8月28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憂民運停步 行動才能帶來改變》)

星期四, 8月 13, 2009

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星期四, 7月 30, 2009

官僚體制 扼殺街坊情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 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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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7月 25, 2009

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星期四, 7月 16, 2009

勿以「保護孩子」為名 管制互聯網


《聖訴》(Doubt)中有這麼一段:梅麗史翠普飾演的古肅修女,討厭使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原子筆,因為覺得使用原子筆會令墨水筆的書法失傳,是神所不喜悅的,這也成了她對勇於創新的神父Flynn看不順眼的理由之一。

不理解現恐懼 操控惹反彈

提起電影的這一段,是因為看了剛在facebook上流傳的一個消息,說梁美芬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小組上,指「兒童瘋人院多數是上得網多的小朋友入了……一個還因上網多之後在校園殺人!」為了查證,我再在Youtube上翻看她早前在另一個活動上的發言:「互聯網可以令到年輕人精神分裂,德國有個年輕人拿槍殺了很多同學,原來他天天都上互聯網。

如果以此作為支持加強網絡審查的理由,我相信即使是與梁議員信仰一致的基督徒,也能看出當中的邏輯謬誤,在此不贅。我想指出的是,互聯網在年輕一代的意義早超越電視及其他任何媒體,甚至超越《聖訴》中那年代的原子筆,其重要性是許多家長及管治者不理解的。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各種恐懼,促使掌握權力的上一代藥石亂投,用盡一切方法希望可以將之控制,但結果往往是更強大的反抗。

強制管網絡 群眾推倒綠壩

內地就是一個好例子,內地政府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6月「眾所周知」的互聯網維護日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希望進一步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然而民間卻不和你硬來,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將政府嘲笑得面目無光,最終也只好將強制安裝「綠壩」的計劃(無限期)推遲。所謂「綠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式監管方法,以「保護孩子」為名(與梁議員的說法十分相似),實際上政策推行時不但沒有真正的「孩子」發言的位置,甚至連成人的自由也被剝奪。於是這些「被保護者」都統統站出來,在網上眾志成城,終於把綠壩推倒。

保護孩子如此冠冕堂皇的名目,誰可反對?但怎樣保護、怎樣才算保護?卻仍需社會去討論;而最重要的,是「被保護者」可有置喙的權力?過去從來都是家長說了算,那是web1.0的管治方法;而在web2.0的今天,家長們也該與時並進了。

(刊於 09年7月16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相片來源

星期日, 7月 12, 2009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 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 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 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 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 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 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 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 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 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 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 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 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 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 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 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 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 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 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

星期五, 7月 10, 2009

新疆問題,去種族化?

新疆發生騷動,不其然令我回想起去年3月的西藏,中央政府的回應基本上是同一個調的:都是『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分別只是這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幕後黑手一個叫熱比婭,另一個叫達賴喇嘛。中央政府的這種思考模式,不只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疆,且看石首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如何回應:『眾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於19日在該市東嶽山路和東方大道設置路障,阻礙交通,圍觀起哄。』

一脈相承的地方顯而見:這些群體性事件,要嘛就是有幕後黑手煽動,要嘛就是群眾愚昧被誤導,原因總不會是深遠的、結構性的,而責任總不在當權者身上。內地政府如是說、內地媒體如此附和,也就算了;香港媒體要是連這種謬誤也看不見,那真是愧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二字記之曰:墮落。就看7月9 日的《明報》社評《維漢兩族非敵我關係 衝突屬人民內部矛盾》,內容引述了一個由浸會大學余振教授進行的研究,指『漢維兩族的關係並不差』,證據就是他曾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是『70.1% 維族受訪者和82.3%漢族受訪者,表示他們都有漢族或維族朋友;對於「我是新疆人」的地方認同,91.3%維族受訪者表示非常自豪,漢族受訪者中,有 70.2%的人有強烈的新疆地方認同意識;對於作為「我是中國人」的自豪感,調查發現維族有87.1%、漢族有85%的人回答說身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興。』

其實上文的研究,王力雄在《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也有提及,而且作了個非常有趣的跟進。他對調查結果的回應是:『讓人感覺與現實相差實在太遠...維族人的認同比漢人高兩個百分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哪裡還要搞甚麼新疆問題研究、哪裡還存在新疆問題呢?』調查不準確的原因是:『當調查人員由官方配合,把問卷交給被指定的維族人填寫時,已經註定不會真。如果維族人連相互之間都得提防,他們怎麼會在官方參與的問卷上寫下真實態度,而不擔心成為證據受到懲治呢?』

於是王力雄自己做了一個小調查,把上述問卷問題向維族人再問一遍,但配合他的不是官方,而是他的一位維族生死之交,他在該地有很多熟人,被訪者只要信任他也就信任王力雄,回答會真確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做出來也不精確,不過結果實在非常有趣,我認為更能反映新疆維族人的想法,兩個調查的問題及結果如下圖。



在王力雄的小型調查中,維族人認同『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與』有 17.5%(原調查為87.1%)、認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份』有 9.3%(原調查為85%)、認同『政府打擊破壞民族團結的勢力和活動是必要的』有 8.8%(原調查為 93%)──幾乎每一條問題的結果都與原來的調查差天共地,卻更接近我們對新疆的理解。明報社評將問題去種族化,認為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無異於鴕鳥政策,與內地政府說的如出一轍。話說回來,『新疆』一詞本來就帶有很重的殖民地意味,而現實就是一個文化、語言、宗教不同的民族在管治另一個/多個民族、現實就是衝突的出現與種族有強烈關係,卻老是拿出甚麼『xx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一部份』的話來自欺欺人,新疆如是,西藏如是,衝突當然永不會停了。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七一之後會回應一句『留意到參與遊行人士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政府已清楚聽到』──雖然聽了卻不知是否聽懂,聽了之後也總是沒有改善,但比起連聽都聽不進,總算強一點吧。

星期四, 7月 02, 2009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 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 七一上街 》)

星期四, 6月 18, 2009

給梅窩居民的呼籲:別被民粹與恐懼打敗

前幾天在梅窩的一個居民大會上,有居民打斷正生書院校監林希聖的發言,大喊「你最叻用傳媒!」,似乎吃了不少傳媒的冤屈。於是我仔細地將在YouTube上有關正生書院風波的片段看了一遍,包括居民大會上居民的發言、新聞報道,以及在互聯網上可找到的其他有關資料,想了解他們的真正想法。

結果,這是我看到最深刻的幾句話:

居民大會上,一位男士發言:「我們不想將這麼好的怡情小鎮變成販毒、吸毒小鎮!」掌聲雷動。

另一位男士說:「(正生書院)來大嶼山我們不介意……但去鳳凰山山頂建吧!」掌聲雷動。

還有一位女士,對着電視台的記者解釋:「我想大家都不想有一間特殊用途的學校這麼近居民吧……」

還有最難忘的一幕:一班才幾歲大的孩子們,小手拿着示威牌,圍着正生書院的校長和校監,居民高呼支持,也自然吸引了各大傳媒眼光。

因此,即使看過溫文漂亮的梅窩學校阮校長,一再帶領居民高呼「我們支持年輕人改過」、「支持正生書院繼續辦學」、「支持政府承擔戒毒教育」後,我仍無法不感到疑惑:這種「我們支持,但……」的說法背後,是一種怎樣的邏輯和情緒。

本地需要與正生 非二選一

這也許是禮貌,因為怕傷害你,所以先來一句「我們支持」。這也許是策略,先表示理解接納,然後再痛快駁斥,力度更大,是我輩寫文章常用的手法。我不懷疑阮校長的好心,更不會認為那些居民都是涼薄心腸壞;相反,我理解他們被政府忽略多時之後的不忿,以及在面對不清楚事物時的恐懼。

同樣都是弱勢,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放到正生書院的對立面上,本地需要和正生書院也絕不應該是非此則彼的取捨;但當民粹主義和恐懼主導了運動,便將所有人都推到了輸家的位置。

民粹主義+恐懼 人人變輸家

以史為鑑,十年前麗晶花園的「反對興建愛滋病治療設施」的運動,到後來演變成充滿仇恨甚至暴力,居民不但被外界視為暴民,而居民內部也嚴重分化;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許多曾大力反對該設施的人,卻樂於經常使用該健康中心。

如果那句「我們支持」不是禮貌和策略,而是發自真心的話,那麼既為自己、也為了整個社會,懇請梅窩的居民們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平心靜氣找出雙贏的方案。

(刊於 6月18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懇請勿偽善 理解締雙贏 》)

星期四, 6月 04, 2009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

星期四, 5月 21, 2009

妖魔鬼怪人間道



90年有一套叫《倩女幽魂II人間道》的電影,由徐克監製、程小東導演、黃霑負責音樂和電影歌詞。電影雖然是以人鬼之間的對峙作為主軸,但骨子裏卻明明白白是一部談六四的電影。

故事說的是一個老忠臣被冤枉,由一個正直但忠於朝廷的高手押解上京,而老忠臣的年輕女兒則打算在途中劫囚車。張國榮演的書生寧采臣和張學友演的道士知秋一葉誤打誤撞認識了這群亂黨,並和他們聯手對付妖精及劫囚。後來他們發現幕後黑手原來是隻千年蜈蚣精,並將朝廷重臣納為傀儡;正直高手知悉後遂倒戈相向,聯手對付蜈蚣精。

如果將電影看成描述六四的文本,輕易便能將各中央領導人、學運學生和香港人等角色對號入座。結局是代表香港人的道士元神出竅後,最終無法返回肉身。而道士這角色最有意思,他本來是個出家人,只理鬼怪之事而不理國家大事。但後來他不但捲進了這場爭鬥之中,還全力協助老忠臣們消滅蜈蚣精,可是事情過後他卻失去了身軀,再不是過去的自己了。

《人間道》是六四後的創作,也是導演借電影談六四、談香港人。當然事後看來,片中一些看法未必符合歷史,但卻反映出當時身在香港的製片者如何看待六四。張學友在片中的道士一角,就正反映了香港人八九之後「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自覺,在多次的猶豫、選擇和改變之後,結果卻是徹底的迷失。

如果回溯香港的歷史,六四的激情和迷失引發了往後的移民潮、九七焦慮,還有港人對自由人權廉潔法治的堅持、對民主的追求等;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如何,都無法否認六四事件在確立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大影響,特別是「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間的分野。如果沒有了這段歷史,香港人肯定不會是今天的香港人;如果我們迴避自己的歷史、不去了解自己的身份構成,那恐怕更不可能找出一條屬於香港人的路了。

謹將《人間道》最後的對白,送給今天執掌權力、卻千方百計要忘掉自己以前所信所作的人——「甚麼都忘了,我們還有希望嗎?」

(刊於09年5月21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刊出標題為《『人間道』喻六四 港人身份情意結 》)

星期二, 5月 19, 2009

古城是如何被消滅的



說起古城,許多人都會想起雲南麗江的大研古城。麗江自古以來就是茶馬古道的重要中轉站,千年以來使中國得以和西藏及其以西地區互相交流貿易;而麗江最著名的大研古城,建於八百年之前,聚居的多是納西族人,他們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手工藝,其東巴文字更是世上『唯一還活著的象形文字』。城內的建築不單保存了宋元以來的歷史風格,更具有納西族的特式;青石地板和納西式民房,使這古城在中國旅遊業發展之初便聞名起來。美麗的建築、少數民族的獨有文化及淳樸民風,使來客仿佛可以與此地深厚獨特的歷史互相感通,真實感受到古城的『古』。1986年它既被國務院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997年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短短十年,這個古城雖然歷史不改、建築依舊,可是去年初時卻面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黃牌』警告,世遺資格笈笈可危。要看這十年的轉變,可以先看看數字:遊客數量由97年的150萬激增至2007年的550萬人次;大量外地人來開店賺錢,房租十年內上升了幾十倍;大量納西族的原居民搬離了古城。古城這十年的變遷,也許比它過去幾百年加起來還要多。

要理解當中原因,只需親身走進古城就可以了解個大概。

走進麗江古城,盡見一個又一個的旅行團和滿街的遊客,將古鎮的小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古城中央的四方街上每夜均點起篝火,有穿著整齊納西民族服裝婦女帶領遊客一起跳民族舞(打跳),閃光燈此起彼落。整個古城開滿了售賣民族紀念品的店舖:白族的漂染、摩梭的紡織、納西的飾物,東巴的紙張,全都化身為待沽的商品。晚上的酒吧街燈紅酒綠,播著強勁的跳舞音樂,穿起納西族衣服的妙齡少女在各酒吧前拉生意,扭動腰枝跳著勁舞,渴求艷遇的遊客們大聲喧鬧,猜拳勸酒之聲不絕於耳。古城,只是一個放縱尋歡的地方。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今天的麗江古城,最貼切的也許就是『主題公園化』。每天古城內人頭湧湧,卻幾乎沒有本地人在古城內生活,剩下的大都是在為遊客服務。以往為表達快樂或悲傷而跳的打跳,現在每晚都在四方街為了讓遊客們『感受納西風情』而跳。細心看看城內的店舖,應付當地人日常生活的絕無僅有,因為古城內房價颷升,做旅客生意的店最能賺錢,況且真正要『生活』的當地人也不斷地往新城(即是古城外圍,貌似深圳的城市)搬過去,這些做當地人生意的店也多移到新城那邊了。聽說古城外圍的有的老房子被拆掉,建起了『傳統』的『古城建築』,也許是在仿效迪士尼建其『美國小鎮大街』吧?分別只在於,迪士尼告訴你眼前的全都是假的,麗江卻要你以為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也許今天麗江仍能吸引到絡繹不絕的遊客,可是二十年、三十年後呢?當人們都知道古城不再『古』,這個『納西文化主題公園』恐怕將被棄如敝履,反正遊客們都總會有其他的選擇。沒有人和文化作為軟件,又或者這些軟件都充滿著為遊客而服務的虛假味道,再漂亮的老建築也不過是一間間黑沉沉的木房子,和冷冰冰的青石地而已。今天在這兒賺了個盤滿砵滿的商人,自會另到別處再找商機,遺下的就只有那些世世代代都居於此地,但最終卻要離鄉別井、文化斷絶的原居民。到了那個地步,古城人走茶涼,原本的文化和生活亦再無以為繼,古城最後只會變成一坐空城。

然而麗江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上又豈是唯一?麗江當前的『成功』使許多地方爭相仿效,一方面積極興建酒吧街、購物街,即使是在雪山底下、古刹之前、還是老城之中,以紅燈綠酒來吸引遊客似已是天經地義的不二之途。另一方面,修橋築路建火車軌起飛機場,遊客幾何級數增多之餘卻只看盈利,將自己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待價而沽,大自然和老祖宗留下的好東西則以極快速度耗,像冰川急速縮小、森林植被被毁、古建築保養不周、民風純樸不再;古城看來竟然摩登,本來的人間仙境卻變得像海洋公園--幾乎在內地每個旅遊景區都可以聽到類似的說話。

然而,誰是禍首?談到這個問題,仿佛所有人都逃不了責任。政府沒有好好監管指引、經營者只追求個人利益、管理者失職、原居民貪財──當然,還有旅行者的質素。作為旅行者,往往都不為意自己的存在對當地人的衝擊,當然一個人的影響有限,但成千上萬的旅行者加起來,便足以使當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社會早流行責任旅遊(Responsible Travelling)的理念,提倡的是旅行者的責任,減少搾取當地環境及文化資源,以及以行動幫助當地的原住民。旅行者的自覺,正是為了避免殺雞取卵,因一時的歡愉摧毀祖先留下的環境和文明。

(刊於 《META》#8)

星期六, 5月 16, 2009

不能忘記,不能拋棄——這才是「香港人整體意見」

Freudian Slip,最貼切的翻譯為「鬼拍後尾枕」,亦即是將潛意識的想法,不小心說溜了嘴。曾蔭權為此作了最傳神的演繹——「我的意見是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而之後一連串的解釋、澄清和道歉,更印證了這既是他的無心之失,也是他的心底之言。

此言一出,不單立法會內眾泛民議員一同離場抗議,民意亦為之震怒。Facebook上大家不約而同地改上痛罵曾蔭權的說話,鋪天蓋地的氣氛有如回到2003年七一前夕。但只一句Freudian Slip,為何竟能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將曾蔭權由小勝豬流感(按﹕現稱甲型H1N1流感)的旗手,變成為六四、七一叫人上街的「終極Laughing哥」?

其實說特首「代表整體香港人」並不全錯,雖然他是800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但特首確有其代表香港人的權威及認受性,至少在許多場合,他的確可以說出「我代表香港人」而不被質疑。港人之所以震怒,並非他以特首身分指自己可以代表香港人,而是他以這個理論上可以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說出大部分香港人難以接受的言論;簡言之:騎劫。正如當日陳一諤假如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他所說的話再過分也只不過是一種意見;但當他以港大學生會會長身分說出與大部分學生意見相左的說話,結果則成為了港大史上首位被人拉下台的學生會會長。

曾蔭權說的比董建華更不堪


而曾特首的意見——或被他稱為「香港人整體意見」——其實並不新鮮。「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姑勿論「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此話邏輯何其空洞,「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的論調其實與董建華的「六四包袱論」一脈相承,但曾蔭權說的卻比董建華更不堪。「六四包袱論」雖然是緊隨國家主流發展論述,以「向前看」代替「追究過去」為屠城開脫,但終歸承認六四對香港人是一件重要的歷史;曾蔭權卻是赤裸裸地指出兩點:一,有錢可使鬼推磨,經濟發展可以抵消人道問題、忘記歷史;二,香港人正在搭國家經濟發展的便車,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所以還是乖乖別談六四吧。簡單而言,就是將六四視作可被放棄的歷史。

歷史的弔詭,在於你愈想將它掩藏,它卻往往愈不能被忘記。20年前的100萬人大遊行、《文匯報》史無前例的「痛心疾首」社論、30萬人參與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還有六四以後滿城哀慟,以至後來的信心危機和移民潮,還有對九七回歸的莫名焦慮,無一不深深刻於香港人心中,每一段都是香港人的歷史。如今轉軚的人多了、混淆視聽的人也紛紛湧現,但功利為先的香港人竟然能為平反六四堅持20年,正是因為六四並不只是北京天安門的歷史。它是流在香港人血脈之中的歷史,香港人的身分構成也離不開六四這一段過去,「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的曾特首怎會不知道?可是他終於還是說了令人痛心的話——如果他真的不是「終極Laughing哥」,那恐怕便是迷失在權力當中,忘掉了香港水的味道吧?

作者是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刊於明報2009年5月16日)

星期五, 5月 08, 2009

風雨飄搖愛國時

近來網上流傳著一則政治爛 gag:為甚麼一個內地小朋友背錯乘數表,居然會被拉去坐牢?答案有二:其一是他將『八八六十四』錯背成『八九六十四』;其二則是將『五四中二十』背成『六四終二十』。雖是爛 gag,但著實笑中有淚,特別是在這政治敏感年間,內地維權人士相繼被捕時,更值得身處香港的我們珍惜所擁有的自由。

曾德成局長早前在其『局長隨筆』專欄討論五四時這樣說:『在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的眼界和胸懷都難免受到限制,習慣從香港的視角去看中國,用香港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這難免偏頗,失去準繩。要避免這樣的失誤,應當提高國民意識,加強對國家的了解。』我想起去年這個時候,西藏騷動、火炬被搶、汶川地震,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被強烈的愛國情緒所濃罩;而那時我正身處西藏,每天看電視讀報紙、甚至在網上,看到聽到的都是同一個調子的話,都是漢族中心的大一統愛國思維。我實在耐不下去,惟有千方百計繞過內地的『金盾』(外國人稱之為 Great Firewall,妙譯也),在香港及外國的網路上尋找異議的資料和觀點。在整個中共統治的領土之中,唯有在香港可以自由地得到各方面的資料,也只有香港可以容得下像陳巧文這樣的初生之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揮動雪山獅子旗,使弱勢一方的觀點都能在香港被聽得見。而一年之後,另一位初生之犢陳一諤也將他的另類觀點說了出來,雖然不中聽而且還被拉了下台,但他還是能夠公開說出來,而沒有遭到恐嚇和拘捕。

香港的青年人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培養出獨特的愛國觀,雖云淡薄,卻相對更理性、包容、自由,而這正正就是香港的價值所在。多點認識國情固然需要,但那把『香港的尺』卻不見得不好──透過它,香港人以不同形式展現『愛國』,誰對誰錯還真說不準。就如魯迅所說:『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尊重獨立人格、重視精神自由,正是『立人』的要旨,也應該是香港一直以來重視及賴以成功的價值。

(刊於09年5月8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刊出標題為《「愛國」誰定 香港貴在自由》)

《青年願景》剪報兩則

明報
D06 | 副刊 世紀 | 世紀.happening | By 王雙
五四的今天本土回應 2009-05-04

六個冀盼:青年知識分子宣言今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周年。影響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五四」,雖向來不是香港社會重視的話題,但今年一群青年簽署聯署宣言,提出關注未來社會發展的願景,作為對「五四精神」的遙遠呼應。

是項《青年願景—— 對香港的六個冀盼》,以Roundtable Network 名義發起,呼召青年以個人身分簽署,已聯署者包括沈旭暉、張韻琪、邵家臻、歐陽英傑等,多位在學術界、非政府組織、文化藝術界別的青年公社會成員,目標初定於募集到100 個簽名,將於報章發表。宣言提出六個對香港未來十年的期願:

一、知性的而非形式的:要求公共政策以嚴謹研究為基礎,而非「先有結論」,再以研究手法將結果合理化

二、多元的而非民粹的:公民社會開放、認真、互相尊重,政府兼聽則明

三、流動的而非停滯的:讓青年在勞動市場中更能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四、開放的而非封閉的:開放政治空間,使社會各階層參與管治, 「讓『德先生』好好定居,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楷模」

五、國際的而非孤島的:掌握網絡與媒體自由的優勢,主動了解和參與世界

六、我們的而非無根的:了解香港人獨有的文化、歷史、雜而多元的身分,對之珍重,認真研究和整理

起草人林輝表示,此六項乃是回應「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新青年》雜誌在1915 年創刊時主編陳獨秀所撰的發刊詞〈敬告青年〉。陳當時提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項要義;而這份宣言則經過半年時間醞釀、在Roundtable 平台上討論,曾問訪左中右不同身分與立場的同輩人, 「希望取得一代人的共識,這宣言並不激進,但期望是最大公因數」。正如「五四」有「科學」與「民主」為核心思想,林輝指,是項宣言亦以「知性」、「國際」與「本土身分」為核心價值。

然而回看歷史,當年雖然國事風雨飄搖,但社會仍尊重知識、重視青年的力量, 「但今天的香港,青年人在社會受無形的生活限制,大學畢業便被期望結婚買樓,或者不斷進修高學歷能確保職位。事實上青年人仍然是有力的, 有不少人如《字花》、inmedia、Roundtable、反明光社遊行的團體等等,都正做有意義的事。」林輝希望宣言將問題聚焦,作為未來討論香港路向的agenda;而日後亦將再以研討會或工作坊形式,繼續使青年力量煥發與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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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B14 | Emily 女記者日記 2009-05-07

Roundtable 聯署 對香港6 冀盼

講起Roundtable 呢個年輕人公民社會組織,相信有人會諗起食物及衛生局長政治助理陳智遠, 事關陳智遠以前係Roundtable 嘅總幹事。近日Roundtable 有新搞作,就係整咗個五四聯署,以青年願景提出對香港嘅6 個冀盼,Emily 喺呢度講少少,等而家嘅年輕人喺打機上網之外,都關心吓時事。

呢個聯署聲明第一點就話希望政策都係用嚴謹研究做基礎,第二係要畀新思維和創作力嘅人有發揮空間,第三係保持自由多元嘅言論空間,第四係畀社會唔同立場同階層嘅人都可以參與管治,第五係確立香港喺國際社會嘅獨特價值,第六係正視自己視香港為家嘅廣義香港人身分。

民建聯民主黨區議員參與

聯署嘅人政治立場都好唔同,好似有民建聯區議員陸頌雄、葛珮帆,工聯會區議員鄧家彪,匯賢智庫區議員陳岳鵬,亦有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不過入咗政府嘅陳智遠,可能礙於政府立場關係,就冇參與聯署。

星期三, 5月 06, 2009

青年願景── 對香港的六個冀盼




宣言主網站:http://www.roundtable.com.hk/54/

我們是一群來自研究及學術界、文化藝術界、傳媒界、非政府組織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儘管沒有經歷戰火洗禮,卻在成長中見證著香港多個轉捩 點。即使身份認同一再變改,對我們而言,香港依然不應是借來的地方,香港人也不應活在借來的時間。香港,依然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近年來,香港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鬱悶──經濟的低潮、政策的折騰、狹隘的視野,以及對社會科學和實踐研究的輕視,使香港的優勢和自主性越見薄弱迷失。但政府和 不少主要社會資源的持份者,依然崇尚逾時的精英主義,習慣以由上而下的思維,延續昔日的管治模式;但在追求經濟增長或新機遇的同時,我們整體的生活質素卻 未見改善,社會的貧富差距越見巨大,離以人為本的社會越來越遠。這不但使我們感到無力和無奈,更令我們為未來擔憂。經濟和健康的連串危機,把我們從習以為 常的、效益主導的經濟生活中驚醒,告誡我們急需反思過去的生活價值,並為社會、經濟和生活模式確立新方向。

近一世紀前,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雜誌寫下《敬告青年》一文,寄語青年在風雨飄搖之時,承擔起改造社會之責。今天,我們作為生於七、八十年代前後、行政架 構及立法議會外的一群,也提出六點對社會的冀盼,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政府、學界和民間,開展對香港未來的討論;也希望社會痛定思痛、勇於變革,為下一代建 立一個視野遼闊、共同參與、不再反智的社會。

知性的而非官僚的
任何社會與公共政策,均應以嚴謹的研究作基礎,並以社科的謹慎態度將之納入公共行政體系之中,而非先有結論、後有研究。本地不乏水平出眾的學者和文化工作 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無奈於學院進行與社會應用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企業,或掌握學術資源的機制,均有責任為本地 提供更自由、更富應用性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與社會相關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同時為理想、實踐和創意拆牆鬆綁。

流動的而非停滯的
傳統『香港精神』,認為香港人肯捱願搏,自力更生便總有出頭天。但今天的香港階級流動停滯,青年人不是墮進無休止自我增值的扭曲循環,便只能在技術工作短 缺的勞工巿場徬惶掙扎,兩極化的勞動巿場抹殺了突破的可能性。香港需要更健康的勞動巿場和流動階梯,社會制度需要新的想像和更彈性的發揮空間,讓有新思維 和創作力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理念,自由創造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多元的而非民粹的
自由多元的言論空間,是香港僅餘不多的既有優勢之一。唯有不以仇恨和恐懼推動討論,以知識和理性深化對話基礎,方能讓這優勢得到最大發揮。公民社會需要開 放、認真、互相尊重的討論態度,政府兼聽則明、民間互相包容,建構真正多元的、非形式主義的、由下而上的交流諮詢平台,深化知性討論,下一代才能在理性的 環境成長。

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香港需要一個開放的政治空間,讓社會不同立場和階層者均可以參與管治。『均衡參與』不應是維護既得利益者、延續由一小撮政治精英把持政治困局的幌子,而是 一個整全民主社會的真正願景。在『一國』之下的香港,更有責任讓『德先生』好好定居,落地生根,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楷模。

國際的而非孤島的
香港擁有大中華地區相對最寬鬆的媒體與網絡自由,加上殖民地的歷史因素,理應是一個國際城巿,這也是歷來香港對中國的價值。但近年香港卻越見去國際化,國 際視野淪為商業工具及包裝,社會卻缺乏對世界的認識和關懷,少數族群亦不被主流社會主動融和。在高喊「背靠中國、面向世界」口號的同時,我們必需主動確立 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價值,維繫本土社會的國際性,更具人文關懷地了解和參與世界,方能真正地拓展視野,擺脫孤島心態,確認自己的長處和路向,從而維持對 中國的獨特貢獻。

我們的而非無根的
『我們』指的是廣義的香港人,無論是年長或年輕、生於斯或移居至此,既視香港為家,便需正視本土的歷史脈絡,從個人的根,發展出屬於我們的路向。在全球化 席捲中國的同時,了解及確立自己獨特的定位更形重要。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複雜而多元的身份,在中國近代史,也一直具有富批判性的、醞釀新思維的優良傳 統。這些傳承,正是香港人的根本,我們務必對之珍重,並認真研究和借鑒。否則十年後的香港,只會淪為一個無根的社會,和一個毫無特色的夕陽城巿。

發起人: The Roundtable Network – The Social Science Network in Hong Kong [圓桌香港社會科學網絡] @成立四週年紀念

聯署人:

王慧敏 王曉晞 五師兄 公園仔 方志恆 方欣浩 孔誥烽 丘偉國 

司徒家浩 甘文鋒 石育峰 石傲枝 伍展邦 伍浩賢 朱天韻 朱浩霆 

江恩恆 江蔭輝 江樹標 余永逸 余偉鏗 余家豪 何昌穎 何建宗 

何建威 何 洋 何偉業 何雪凝 何嘉衡 何漢威 何靜瑩 何龍源 

吳木鑾 吳雨澄 吳俊彥 吳偉怡 吳啟漢 吳國偉 吳梓毅 吳淦濠 

吳紹倫 吳凱宇 吳凱霖 吳詠琳 吳愛達 吳麗珠 呂嘉寶 呂榮淳 

呂 潔 岑家輝 岑朗天 杜建斌 李克賢 李志輝 李育成 李依婷 

李 炘 李芷君 李律仁 李炳雄 李家豪 李峻嶸 李家翹 李祖喬

李婉雯 李 淼 李紫雲 李勤成 李 想 李照興 李達寧 李學斌 

李錦棠 李縱略 李鍾洲 李駿康 李韡玲 沈文璟 沈旭暉 阮子健 

侍建宇 周子恩 周子康 周倬行 周 澄 季霆剛 招政怡 林立志 

林忠保 林長志 林韋彤 林夏如 林挺進 林真如 林景輝 林筱魯 

林裕茵 林嘉寶 林德隆 林 輝 林 勵 邱兆麟 邱林川 邵厚業 

邵為忠 邵家臻 邵國華 邱 晨 俞若玫 姚怡越 施德安

施麗珊 洪 磬 洪 鵬 胡金榮 胡盈姬 胡嘉明 胡 驕 唐 藝

孫維翰 孫 澎 徐岱靈 徐承恩 徐遠華 柴文瀚 柴宇瀚 翁文鏗

袁佩貞 袁彌昌 袁彌明 馬金馨 馬家輝 馬震寧 健 吾 區天倫

區凱淇 區惠蓮 區華欣 區嘉忻 區嘉敏 區諾軒 崔浩泉 崔偉恆

張 帆 張志楷 張 佳 張佩琪 張勁駒 張剛瑋 張 望 張智鈞

張焯為 張開圍 張鼎源 張 漢 張韻琪 張寶華 曹文傑  梁文道

梁可欣 梁卓恆 梁幸兒 梁明德 梁秉堅 梁俊佳 梁偉怡 梁啟智

梁啟賢 梁鈞浩 梁達睿 梁德民 梁曉莊 曹鴻輝 梁寶山 莊運啓

莊曉陽 許正宇 許志光 許知遠 許智峰 許 煜 許夢璋 陳光輝

陳宇輝 陳汝昌 陳百恒 陳志威 陳志輝 陳秀慧 陳秀賢 陳岳鵬

陳俊文 陳彥琳 陳美紅 陳浩倫 陳健民 陳偉信 陳惜姿 陳敏思

陳智恒 陳智傑 陳逸駿 陳溢謙 陳誠斌 陳嘉銘 陳嘉輝 陳嘉寶

陳碧琪 陳劍青 陳劍梅 陳廣揚 陳樹鳴 陳璟茵 陳錦茵 陳錦添

陳錦發 陳錦豐 陳麗麗 陳繼宇 陶培康 陸偉祺 陸宇光 陸頌雄 

陸翰民 郭哲瑋 郭永鋒 麥子均 麥 丹 麥志烈 麥美娟 麥耀之 

勞寶茹 喬偉鋒 彭 林 曾子傑 曾志豪 曾瑋衡 湯禎兆 紫 草 

黃元山 黃 永 黃宇軒 黃秀麗 黃明樂 黃建業 黃家平 黃庭堅 

黃振權 黃浩然 黃健偉 黃偉國 黃偉強 黃偉豪 黃培烽

黃智聰 黃雅麗 黃愛華 黃德智 黃鶴回 黃穎欣 馮詠欣 馮智政

馮嘉和 馮嘉誠 馮祖建 馮浩恩 馮振超 馮家強 馮英倫 馮南樓

馮鍵恒 楊 帆 楊沁渝 楊秉基 楊 春 楊 倩 楊國雄 楊嘉美

楊嘉瑋 楊漢群 楊聰榮 溫師雁 溫 爽 萬子豪 葛佩帆 葉建民

葉海文 葉國豪 葉慧雯 葉慧雯 董慶君 詹 晶 鄒頌華 雷紹麟

廖葆玲  趙必立 趙光遠 趙志傑 趙志傑 趙婉明 趙曉暉 劉 方

劉方中 劉天淳 劉 冉 劉世鼎 劉永佳 劉欣瓏 劉冠亨 劉美璐

劉詠芝 劉雅詩 劉 鵬 潘江鯤 歐泳欅 樊婉貞 潘詠鏗 歐陽英傑

歐陽檉 歐贊年 蔡彤彤 蔣玲靜 蔡恩浚 蔡海偉 蔡啟恩 蔡梓健

蔡聖龍 蔡銘禧 蔡鳳萍 蔡穎婷 鄭子鍵 鄭依依 鄭建煒 鄭建韓

鄭詩靈 鄧世民 鄧羽騰 鄧明暉 鄧家彪 鄧崇俊 鄧慧中 鄧潤棠

鄧鍵一 鄧藹珊 黎育庭 黎恩灝 盧日高 盧思騁 盧星杰 盧家詠

盧傳偉 盧覺麟 禤智偉 蕭銳坤 鮑偉聰 戴翰深 戴耀廷 薛良武

薛俊良 謝冠東 謝銘潔 鍾宏安 鍾展良 鍾樂偉 鍾錦玲 鄺俊宇

鄺彥暉 鄺健銘 羅永聰 羅健熙 羅雅寧 譚美慰 譚偉峰 譚靜怡

關勇 關穎妮 嚴清樺 蘇延芳 Chan Pui Shan Evelyn Kusnawirianto

Hardy Ho Nelson Tam (大腦電波) Pazu 薯伯伯 Sidekick

星期一, 5月 04, 2009

五四與青年,還有什麼關係? ——緬懷90年前陳獨秀和蔡元培的精神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 ,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 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年,內地政府將5月4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 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 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文:沈旭暉、林輝

(刊於09年5月4日明報)

星期四, 4月 30, 2009

給後輩 - 20世代的一些觀察和感想

生於90年代的你們,想來,你們比我們受到更多成人世界來的標籤。「思想幼稚」、「捱不了苦」這些是從來就有的,最近的甚麼「6P案」、「校園濫藥」、「自製爆炸品」使指摘變得更「理所當然」。

雖然近年好像聽少了「生舊叉燒好過生你」,但成人世界給你們的限制、打擊和傷害,也許已令你們自覺比那塊叉燒還不如?

父母無暇溝通 只好高壓管理

不少父母把管教你們的責任,都通通交給了政府、學校;但政府和學校的教育,卻又和你們太脫節了。他們管教的模式,簡單點說就是斬腳趾避沙蟲,以為不讓你們接觸某些「壞東西」,你們就不會「學壞」了。他們的性教育只會叫你不要發生性行為、男女朋友要有界綫、不要看色情資訊等,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怎樣自慰,更不會教導你們避孕套的正確用法,怕你們學懂了便會「想入非非」。政府最近檢討淫審條例,要網絡供應商過濾「不良資訊」;又在財政預算案中投入6,000 萬元來教導你們「如們正確安全使用互聯網」,自然也是來自相同的思維了。

你們的父母,也許工作真的太忙,沒有時間為你們製造弟弟妹妹。你們當中很多也是家中的獨子獨女,沒人和你們吵鬧、沒人和你們嬉戲,而父母們不是營營役役、連對你們嘮嘮叼叼的時間也沒有,就是將你們送往各興趣班、補習社和與你們年齡絕不相稱的訓練班。你們只好自己尋找樂趣吧,怎料到這些樂趣在成人眼中都是「錯」的、要打壓下來的呢?

不過,我們也懇請你們體諒父母,在這吃人的社會,若非雙親都外出工作,如何養家、怎樣供樓?若要多生個孩子,那駭人的$400萬誰來付?而且父母們有很多顧慮,因為在公司中,他們不能比其他職員早放工,別人加班自己不加,是等老闆炒魷。當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這些議題,商界一面倒地反對,你們就知道對那些老闆來說,員工的家庭生活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你們的幸福、父母,在經濟效益之前,只能靠邊站。

你們的父母們,可能在你們的年紀便已經要出外打工養家。他們所經歷過的父母「教導」便是「棒下出孝兒」,偏偏現在打仔隨時變成「虐兒」,令他們的唯一法寶也失去了。他們也不懂你們現在那些Facebook、MSN、討論區的新玩意,不知道如何學習你們的語言——你們說要「拜祭laughing哥」,他們隨時以為你們真要去墳場去為他上香。他們很想疼愛你們、很想跟上你們的步伐,但卻真的沒有時間,被社會擠壓得去學習、嘗試和你們溝通的時間也沒有。他們的理想早在結婚、買樓、生孩子和養家之後已被磨滅殆盡,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在他們眼中自然也是不切實際、甚至危險,於是只好歇斯底里地管理你。

說實在,政府並不真心在乎你們幾歲做愛、和多少人做愛、或是會否吸着大麻做愛;他們要的只是everything under control,而這種秩序卻正扼殺着我們的生活。

用好奇與想像力 改變世界

各位年輕朋友們,這是個變態的社會,比甚麼「5P」、「6P」更變態;就是這個社會,把你們的父母從生活中擄去,把你們的理想消滅淨盡!你們沒需要像超巿廣告中那個小女孩般「慳得一蚊得一蚊」去儲錢購買父母的時間,在父母沒空理會你們的時候,何不天馬行空地想想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想想改變這個社會的可能性?

別小看你自己,毛主席(你可能覺得他很out,但他有時很有point)這樣說過:你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終歸是你的。那麼,面對這個將交託到你手中的世界,你打算將它變成怎樣?願你知道,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是打破桎梏的最有力武器,因為時間站在你這邊。你思考,社會便會因你而改變!


羅建熙、林輝

(短版於4月30日經濟日報刊登,刊出題為《20世代莫慌 世界終歸是你的》)

《國際政治夢工場II-下卷》序

《國際政治夢工場──從電影看國際政治II(下卷)》

作者:沈旭暉
出版社:上書局出版社



《序》 - 林輝

據 Simon 在序中所言,《畫皮書》和《幻影樓》﹐是他繼《國際政治夢工場》之後,關於電影的『個人筆記』。但我覺得,與期說這些是關於電影的筆記,倒不如說是 Simon 借電影『過橋』、帶領讀者放眼國際大世界的手段。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常被批評為國際視野貧乏,然而所謂『國際視野』,其實本身也是一個不好掌握的概念。甚麼是國際?怎樣的視野?這大概已叫許多企圖擺脫『缺乏國際視野』罪名的莘莘學子頭疼不已。世界之大,二百多個國家,上下幾千年歷史,國際關係錯綜複雜,要認識得既廣且深,談何容易;雖然各種資料唾手可得,資訊爆炸卻令人不知從何入手,要抽絲剝繭地去認識大世界,如果缺乏興趣和求知慾──正如做其他學問一樣──將會是件令人痛苦不已的事。可有速成的捷徑?大概沒有,但如果能從學習中尋到樂趣,那這條路就易走得多了。Simon 作為引路人,以電影作為通向認識國際世界的橋樑,電影不再只是電影,而是如蜘蛛網般將許多看似不相關的知識連繫起來,向讀者呈現出當中紛陳的微妙關係。國際評論也不再是獨沽一味硬橋硬馬,從光影之中看世界,又是另一種味道。

然而單靠自己一支筆去改變社會始終難成氣候, 大概Simon 也知道引路人不易為,所以和我們一班朋友在 04 成立了 Roundtable,經過這幾年的艱苦經營,由本來的一個蚊型智庫組織,變成今天稍具規模的社會企業和智庫的混合體。透過研究、寫作、出版、知性旅遊、媒體協作、以及舉辦各類活動,我們都希望以新的思維,擺脫本地政治粗疏的二元分野,為本地社會科學和國際研究在香港開拓更廣濶的空間。誠然,在今天的香港,無論是社會企業還是智庫的路都是崎嶇艱難的,但我們都相信,若 Roundtable 這個實驗的成功,得益的將會是整個社會。

也許這些說起來都太沉重了,還是請各位安坐幻影樓,細看畫皮書,讓 Simon 帶你走進他的光影大世界吧!

星期六, 4月 11, 2009

給……長輩們 ——20世代的反思

給:我們的長輩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這裏生活了20多年——跟任何年代的香港人一樣,我們避不開社會的氛圍、你們的教導。我之所以為「我」,與你們實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不知是中國人的習俗還是其他原因,「一代不如一代」總是比「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具感染力。只要到街上做個訪問,看看市民對「年輕一輩」的感覺,相信「一代不如一代」會以極大比數勝出——即便是我們自己,看着較年輕的青年朋友,偶爾也會不自覺慨嘆「一代不如一代」,並以此作為解釋所有青年問題發生的理由。

從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以來,「自由經濟」和「自食其力」成了香港精神的兩大核心。我們這一代,自小便學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道理,我們也不停被灌輸「賺大錢便是成功人士」的想法,讀不好書賺不到錢那是失敗者。長大一點,當我們開始和你們談「興趣」、談「理想」時,得到的回應總是「理想唔可以當飯食」;但到現在,卻老是聽到你們說年輕人沒理想、沒大志。

盼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空間

你們又說我們沒有捱過苦,抗逆能力和你們相比相差太遠;更年長一點的長輩也不時將抗日、國共內戰時的苦况掛在嘴邊,「再苦也捱過」。實在,我們沒有這些經歷。又再想想,我們到底是怎樣成長的呢?你們對我們簡直是呵護備至,你們常說「我哋捱過,唔想你哋都要捱」,因此便用盡一切辦法,幫助我們避開所有可能出現的困難挫折,讓我們享盡你們能力範圍內的最大奢華!你們甚至擔心我們不能妥善做好工作,不放心交棒給我們,導致你們到今天仍然不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到現在,你們又說我們「抗逆能力差」,說來也是百辭莫辯。

當政府為大學生們定了4000元的最低工資,學生們抗議,你們叫我們不應計較,應多爭取機會和經驗,看誰誰誰為爭取機會寧願不收錢,這才值得好好效法。你們又說其實4000元不算少了,我們語文能力差、沒國際視野、不懂國情、高分低能,嫌少的話去找份4萬元的工作試試。可是,你們從來不都是以工資高低來衡量我們的價值嗎?大學每年都拿畢業生的人工炫耀一番,搶着開辦吃香的賺錢的學科,像歷史、文學、社會科學這些不會賺大錢的學系,卻不是被殺系便是無奈苟延殘喘。過去十多年,做地產的、IT 的、投資顧問的,不都曾是你們眼中「搵到錢」的叻仔叻女麼?但誰會讚揚有理想但錢賺得少的文字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市况不好了,我們只希望有合理工資,卻都成了不肯吃苦、沒有遠見、唯利是圖,卻又有誰會想想那些借了十多萬元讀個副學士、畢業後每個月要還錢要養家要看親戚朋友臉色的年輕人的感受?

叫許多大學生、副學士學生和其他在教育階梯上努力的青年人最感到委屈的,不是工資銀碼多少,而是那種對青年人的輕視和不信任。你們用「為你好」心態說出「一代不如一代」,簡單地變成一竹篙打一船人,簡單得讓人忘掉問題從何而來,簡單得令人以為只要青年人「改過」,所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就像那4000元實習計劃,我們不會懷疑那「為你好」的良好動機,但在此之先,又有否細心聆聽青年人的真正需要?我們從沒打算將我們的不足諉過於人,也願意一起努力面對經濟不景的困難日子,只希望——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和空間,如此,足矣。

羅建熙、林輝

(刊於09年4月11日明報)

星期一, 3月 23, 2009

家庭價值與政策之辯

我願意相信,今天在香港許多支持加強淫審,反對家庭暴力條例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宗教人士、家長和老師,其實都是因為擔憂家庭價值的崩壞,而這種擔憂是真實的。像有家長告訴我,面對如今的傳媒文化和無垠的網絡世界,實在不知如何教好自己的子女,這相信也是許多家長的心聲。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相信的、關注的事發聲,對許多人而言並不容易,大概也應該對之予以欣賞。問題是,假使大家都認為社會禮崩樂壞、道德淪亡,因而要做點事,那下一步又應如何?回顧過去這兩個月社會上的宗教道德對峙,這股有組織、有動員力的保守運動,怎樣做才對香港最好?

家庭模式非家庭價值

正如安徒早前在明報的文章《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指出,這陣子被道德保守派所捍衛的家庭價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模式,只是狹義的舶來品,既非自有永恆,亦非不可質疑。一夫一妻制在香港立法才不足40年,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擴展家庭模式,難道其他的家庭模式都沒有價值?因此,準確一點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頂多是「主流家庭模式」或「法定家庭模式」,既不是亦不能壟斷「家庭價值」。

如果我們要捍衛「家庭價值」,那我們必須弄清楚「家庭價值」是何物。家庭作為一種建制(institu-tion),有着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其相應的家庭模式,當中未必涉及道德。更甚者,道德往往是建制用以自我合理化而出現的產物。在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之中,影響家庭模式的包括經濟模式、科技發展、政府政策等因素,改變其實無可避免;而家庭在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巨浪之下,其核心價值在於關心、互助、分享以及愛。家庭模式是為實現家庭價值而服務,兩者之間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不代表就懂得關心懂得愛,否則也就不必要有家暴條例了。

重新審視家庭價值

在多元且急促變遷的社會之中,謹守教條的確讓人感覺安全。然而宗教規條面對社會變遷亦須自我修正,否則便會淪為與世界脫節的原教旨主義,正如婚前性行為的意義,在普遍16歲便結婚的年代跟普遍32歲才結婚的年代便截然不同,誰又能斷言2000年前定下的教條最適合這個時代?又如離婚、同居、避孕、墮胎等與家庭有關的議題,即使是教會內部不同流派之中,亦有不同的取態,而這些取態和立場在過去100年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顯示出即使是令人感覺保守的教會,亦會隨着時代不斷思考及變化,並關心如何將教條和生活有機地結合,讓信徒和非信徒都看到愛與善,而不是恐懼和憎恨,更不應以殉道者的心態去面對反對聲音。

在整個討論中,各方對「家庭」都各自作出詮釋,並由模糊不清的概念輕易引伸到政策範疇,當各種對家庭的擔憂都指向了一些具體(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政策問題上,出現情緒性的對峙便毫不奇怪了。要重回理性討論,務必先弄清楚自己在捍衛什麼,重新審視「家庭價值」的意義;而在關心「家庭」的同時,別忘記更重要的「愛」──耶穌會關心被主流家庭排斥的妓女和麻瘋病人,他的愛不會被狹義的家庭模式所規範,也絕不會被規範於家庭之內,如此,才是大愛。

(刊於2009年3月23日香港商報)

星期日, 3月 22, 2009

政治敏感,但良心呢?

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 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 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 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 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當然,有時被官方證實的新聞,可信度比流傳的更令人成疑,就以在兩會前夕、藏曆新年當日發生在北京市三人自焚的事件為例,官方說法可謂離奇過小說: 據稱三人原來是新彊烏茲別克人,因為自己的房子被拆卻沒有賠償,自2002年便開始不斷上訪,當地政府聲稱早已安排好一套他們滿意的經濟適用房,但由於他 們的『三個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第一,要求市政府報銷他所有費用;第二,要求市政府在媒體上向他公開道歉;第三,要求市政府給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工 作)──於是他們便去了北京自焚!

如此荒誕故事,自然是中央操弄媒體的結果,務求將最敏感的東西在這段時間消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造和諧社會。所以近期一個接一個維權律師、民運 人士的失踪、被囚,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像譴責「六四」暴行前解放軍張世軍、維權律師高智晟、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均在過去 數月間被帶走、被囚或下落不明。然而他們幾人較具名氣,也較獲注意,更多名氣不及的異議者也正受到同樣待遇,尤其是在西藏、新彊等地的異議者,被囚被捉者 不在小數,極需要我們關注。

除了控制傳統媒體,中央更不會放過網絡空間。中央政府對網絡是一手抓一手打,像溫家寶在兩會前夕便來了一次『網上聊天』,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秀;但 在另一方面,自年初起官方以『反低俗』之名整頓網絡言論空間,關閉了許多如牛博網等言論空間,加上之前的上網實名制等措施,進一步對網絡進行監管。『草泥馬』的出現,也就是民間對之的反撲,以幽默來抗擊權威,風行一時便是民心所向的明證。

政府的監控和規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民間自己先行潰敗墮落。大學學界向來是社會良心的橋頭堡,雖然近年屢讓人失望,但在大是大非上總算堅守得住。然而城大評議會阻撓編委印制及派發《六四特刊》, 指可能煽動在場參與人士、引起混亂、影響城大聲譽云云,更指『在六四燭光集會派發特刊等於支持平反六四』,可謂令人無言以對。同時,港大學生會亦傳言要舉 行『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潛台詞是否想要將『平反六四』變成一個要討論的問題?那麼下一次的全民公投,又是否討論將國殤之柱趕出港大、將太古橋上的字刷 掉?

今年除了是『6521』,還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也提倡愛國、自救,當年牽頭的是青年人,他們眼中的是人民的生活、國家 的未來,而為此,他們勇於對抗強權、譴責賣國的無能官員。那時候他們抗議專制,要將民主植根在中國,他們會為此走上街頭;70年後天安門的學生也為著一個 廉潔、民主、自由的國家而走上街頭,拋頭顱洒熱血;然而今天香港這些同學啊--你看看你的前輩們,問問自己,你羞也不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685

星期一, 1月 19, 2009

一「字」錯滿盤皆落索?──《家庭(居)暴力條例》的一場鬧劇

《家庭暴力條例》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在親密關係中受暴力對待的成員,以民事補救的方式,向法院申請強制令,保障其人身安全,「親密關係」是條例的核心。受虐者或許會因為種種理由而不將刑事條例用於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家庭暴力條例》的功能,則在於從民事途徑讓受虐者受到更大的保護,免令親密關係中的成員受到傷害。

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案,其實是經過去屆立法會及政府一年多時間討論得出的共識,除了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受保護範圍,條例亦包括離婚、分居、同居、領養等關係。「家庭」在條例中包含的意義,早已遠超狹義的婚姻關係(離婚後還算是家庭嗎?);保守派認為,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會令社會誤會同性同居者亦屬家庭關係的一種,衝擊家庭價值」,令人疑惑:為甚麼相關指控不指向離婚夫婦和異性同居者?如果黃成智和保守派沒有大張旗鼓地反對,又有甚麼人會因為這條條例的修訂而「誤會」呢?

錯誤的戰場

保守派阻止以「家庭」之名,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另一理由,是「可能會引起日後同性戀者的司法覆核」,以至可能會「為同性婚姻大開綠燈」。但這一連串既沒有先例、亦沒法理依據的「可能」,為何竟可作為阻撓同志及其他一併受條例修訂保護的人士免於暴力的理據?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衞家庭價值,倒不如說,這是保守派有策略地與同志運動角力的動員。回看過去幾年,同志和保守兩派在不少議題上多番角力:性傾向歧視立法、肛交合法年齡、淫審條例等,算是明刀明槍的交鋒;但今次所用的策略,則有如○五年阻止同志在「七‧一」遊行前帶頭──「七‧一」遊行是否成功對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showmuscle,讓社會不要「誤會」人人都支持同志。

戰術也許無所謂對錯,然而,這又是一個合適的戰場嗎?若細心閱讀雙方立場,可發現支持和反對修訂者的立場,分歧其實遠比想像中小:既沒有人否認社會上有同性同居者面對暴力對待的客觀事實,也沒有人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法例的保護之內。然而一個「庭」字,最後竟被上綱上綫成為了「家庭價值」、「婚姻關係」的代表、彷彿成了寸步不可讓的矛盾所在,卻以受虐者的人身安全為磨心,這難道不荒謬嗎?

負擔不起的責任

「家庭」也好、「家居」也好、「家庭及同居」也好,無論最後條例用的是甚麼名稱,請議員們都三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條例的修訂重點在「保護受虐者免於暴力」,而非在於「家庭」價值的意識形態爭拗;如果捨本逐末而令法例無法盡早通過,未來一旦發生類似天水圍的慘劇(倒楣的事總會在最巧合的時間出現──還記得政府在泰國包機事件的教訓嗎?),始作俑的議員和黨派,你又是否有勇氣,去承擔那你其實承擔不起的政治和道德責任?

還記得安息日掐麥穗的聖經故事嗎?耶穌在某個安息日經過一塊麥田,他的門徒掐了一些麥穗來吃而招法利賽人批評:「為甚麼你們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穌這樣回答:「你們若明白『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話的意思,就不會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莫要執着於字面上的律法和規條,而忘記了宗教的仁愛與憐憫。願與各位共勉之。

(刊於 1月19日星島日報)

星期六, 1月 17, 2009

鏹水彈,擲向誰?

兩枚從天而降的鏹水彈,落在人來人往的西洋菜南街,傷了46名無辜途人,連特首也要來旺角巡視10分鐘。事發之後,大眾紛紛猜測原因,該區區議員許德亮就認為這「或多或少與噪音問題有關」,指「街上影音店長期大聲播放電影音樂、團體機構大聲宣傳,加上數以萬計人流喧嘩、巨型電視屏幕的光污染,令居民不勝煩擾」,而改善的方法,包括了限制行人專用區使用時間、限制使用擴音器等,簡而言之──加強管制。如果翻查油尖旺區議會的記錄,更能發現沒多久之前,還有區議員認為行人專用區違背了「讓行人可以輕鬆漫步,減少空氣讁染」的「原意」,建議乾脆把行人專用區取消,讓車來車往的景象重新進駐西洋菜街;近日區議會更通過了在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裝置4支監視鏡頭,名副其實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也許這正符合了我城最常用的管理邏輯:透過加強管制,將一些似是無秩序、「未申請」的東西清理,而噪音、衛生、安全,這些問題由官民間的衝突變成「人民內部矛盾」,使問題更為難纏。政治無比正確的理由竟成了許多民間活動、民間創意的催命符。

街道管理與小區主義

且讓我們反思何謂街道。從議員的話可見一斑,街道的意義幾乎等同「快」和「移動」,而一切在街道中逗留,又或是妨礙移動的一切,皆應該被管理,或掃除。我想起Jane Jacobs 在《美國大城市生與死》中將充滿人味的多元街道景象稱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漂亮的名字寓意街道不單是為了移動,更是人民的公共生活場所。回想香港,從前街道可以有各類小販,以廉價售賣著多元化的食物和貨物,養活自己也帶動經濟;示威遊行集會,讓市民在鬧市中聽到不同訴求;又或者各種街頭表演,將藝術帶到平日不進劇院的人的跟前;還有性工作者們,也在街上make a living。即使你不喜歡他/她們,也不能否定這些活動,豐富了街道的意義,成為了我城的一道風景。

諷刺的是,最積極地消滅這種多元的使用空間方法者,不是政府,反而往往是由區議員們為首助長的「小區主義」。那一萬幾千選民是區議員的衣食父母,噪音衛生都變成天大的事──當然不是說居民的生活環境不重要,但也不應成為摧毁其他同樣重要的事的唯一理由。而且除了管制和消滅,是否還有更多可以做的事?就如領男在12月15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油尖旺街頭升斗悲歌〉所述的故事,區議員似乎沒有把調解社區間的紛爭當為己任,反而將問題變成「你死我活」的衝突、以對「違規」食肆趕盡殺絕作為政績。如果區議員不能發揮其有別於政府的功能,促進市民間的互相理解、互相忍讓的話,這不是辜負了向你投下信任一票的選民麼?

退一萬步,假如那兩枚鏹水彈真的因為居民受不了噪音而被擲下,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亦該是噪音從何而來,而非將罪名都放到行人身上。難道無休止的汽車聲和廢氣就比行人易於容忍?無日無之亮覑的巨大熒光幕和廣播,不是比偶爾為之的街頭論壇和表演者更滋擾嗎?人流之所以高度集中,是否正正因為我城的公共空間奇缺?要減低噪音、疏導人流,是否應該反過來想想如何在滿街電器店和汽車的鬧市之中,多騰出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予行人?這些問題,不單政府要思考,也該是有心有理想的地區工作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刊於 2009年1月17日 明報)

星期三, 1月 07, 2009

Gone full cycle

SCMP 6/1/08

Long-distance biking may be arduous, but for riders the joys outweigh the pain, writes Katie Lau

Fred Lam Fai is miles away as he clicks through photos of his 3,000km cycling trip on his laptop. An avid photographer, the 29-year-old has captured the clear blue skies of Tibet, the mountain meadows of Yunnan and the serenity of Chiang Mai's ancient temples.

Lam often returns to those images from the trek last summer that he says is "the greatest thing I've ever done". This afternoon, however, the chief campaigner of charity Roundtable Community is sifting through his photos for a talk he's giving about the joys of long-distance biking - one of several travel lectures organised by the group.

"These rides reveal scenery at whatever pace that feels comfortable and you can stop whenever you want and take pictures. I can see how a lake shin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s I go along," Lam says.

"Many Hongkongers are often too busy to savour a place. When you cycle, you can access places seldom visited by other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a place."

More hardy types are beginning to share Lam's view, according to the 1,000-member Hong Kong Cycling Tour Association (hkcta.org.hk) and the 300-member Cycling Club. Both groups were formed in the 80s to spread the joys of pedal power, help beginners prepare for long-haul trips and organise runs across Asia and the mainland.

"Back then bicycle touring was the most practical way of exploring the mainland because public transport was still rather underdeveloped," says Yan Kinn-wai, a long-time member of the Cycling Club and a tourer.

However, the bicycle-hostile rail network in Hong Kong has put a damper on club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ays the 48-year-old building consultant.

"Our club isn't as active as before because we got tired of the many unpleasant experiences trying to bring our bicycles on trains," Yan says.

"Bicycle trips are mostly undertaken by veteran club members who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don't mind the hassle of carting their bicycles across the border."

Nevertheless, improved roads on the mainland have made bicycle touring there more popular with Hongkongers in recent years, Yan says.

Although Lam had backpacked across India and Nepal, he was a touring neophyte when a conversation with a Lhasa-based Hongkonger inspired him to set off on his cycling trip from Tibet to Thailand.

He soon found himself faltering on the steep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It felt like climbing up the stairs for eight straight hours," he says.

Thankfully he had few problems adjusting to the high altitude.

"I felt OK - I just felt a bit exhausted and had to push the bike for a while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Lam learned it's a challenge to eat well and stay healthy on the road. The physical demands, often spartan accommodation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make long-distance cyclists vulnerable to ailments such as diarrhoea and flu.

But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along the way makes such hardships worthwhile, Lam says, pointing to a mountain vista on his laptop.

"You forget how difficult it was getting there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o beautiful."

Like Lam, social work student Chan Ka-chun was a touring novice when he joined four mainlanders he had met online on a 2,300km ride from Chengdu to Lhasa in the summer of 2007.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not? I am only young once," says Chan, 22, who will be sharing his touring adventures alongside Lam.

He was eager to enjoy the exhilaration and freedom that mainland and foreign cyclists described but found realities on the road tested his mettle to the fullest. A severe bout of flu almost caused him to give up the trip two-thirds along the way to Lhasa.

"I had to get a car to [the nearest town] and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I was in terrible shape, but didn't want to be a quitter," he says.

Chan recovered, caught up with his friends and they made the last leg to Lhasa together.

The ordeal didn't put him off long-distance bike trips: last August he saddled up for a solo run from Beijing to Xilinhot in Inner Mongolia.

Road conditions can be terrible and signs misleading, but cycling on the mainland "isn't as dangerous as it's made out to be" although it's important to stay alert, Chan says.

Such experiences can be life lessons in resilience, Lam says. "I used to get excited easily about different projects, but seldom stuck it out to the end," he says.

"You can build up physical stamina, but you have to be strong-willed to carry on against the odds on the road."

Veteran tourer Fong Pak-mau agrees. "Your willpower makes or breaks your trip," says the 43-year-old garage owner, who completed a 14-month odyssey through 17 countries just over a decade ago. "There are many unpleasant situations and you must hold yourself together emotionally. For example, you might be lonely, surrounded by filth and want to go home."

Although many cyclists like to tour in a group, Fong prefers travelling solo, recalling how he completed a globetrotting tour on his own after two friends dropped o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cycling rhythm," he says. "It limits possibilities when you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who's trailing behind. Many conflicts occur when it happens."

Fong shared such insights with Leung Chi-fai, 19, and Chan Man-him, 18, just before they set off on a 14,000km ride across the mainland a year ago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living.

But while the marathon ride could be a strain, the pair say it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friendship.

"We'd fight from time to time, but compromises were made and we were determined to go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from start to finish," says Leung, an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

Encounters with locals often create the most enduring memories.

"I was stranded in Xinjiang and running out of water in insanely hot weather. It was 50 degrees," Leung says. "Then this driver came by and gave us water. He saved our lives."

Lam recalls how a man carried his bicycle across a river in Tibet. "I thought he wanted money, but I was wrong," he says. "I gave him chocolate sticks instead, but he only took one and shared it with me."

Getting a marathon bike ride started may be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journey, Leung says. "Many people can do what they set their mind to, but they often beat themselves up in the process. It's important to dare to dream."

Roundtable Travel Series, Jan 20, 7.30pm-9.30pm, Room 1102, Freeman Bookshop, Mong Kok City Centre, 74-84 Sai Yeung Choi St, Mong Kok, HK$20. Inquiries: 9810 9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