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5月 30, 2011

英雄

看美國的英雄漫畫,英雄大多處於如此背景:政府太廢、警察太廢、甚至兩者均已墮落;所以英雄要出動,靠一己之力頑抗惡勢力,否則靠政府和警察,蚊瞓可矣。早陣子的荷李活電影《勁揪俠(kick-Ass)》的主角就是一個並無所長卻自製制服、變身英雄四出鋤奸的平凡人。當然,最重要是幪面,不幪面的英雄就只是個平凡人(除非本身就像超人般不平凡)。

《勁揪俠(kick-Ass)》播放之後,美國有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穿奇怪制服的幪面英雄,或以武力維持治安、或派發物資接濟窮人。香港近來也出現了一位「女英雄」,她叫自己做紫荊俠,載了個有點像女黑俠木蘭花的紫色面具,以低胸及緊身褲的造型出現,四出向籠屋窮人派錢派物資。她之所以主動出擊,也是因為政府的無能,「政府連有錢人都派6,000蚊,絕對係亂咁Fing錢。」於是寧願自己掏腰包,雖沒鋤強劫富,卻主動扶弱濟貧。當然,想像蝙蝠俠拿著一堆杯麵四處派,其實有點滑稽,不過至少比不聞不問強得多。挺身而出,大概是做英雄的基本要求。

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近期被內地網民譽為英雄、好漢、義士,他的名字叫錢明奇。錢明奇本來就居於江西撫州,十多年內被政府拆遷了兩次,於是他和其他苦主一同踏上了上訪路,期間又到法院向政府進行訴訟,這一弄就是十年,仍然未能討回公道。於是上星期四,他帶了炸彈到撫州的政府大樓,連續三次爆炸狠狠地把大樓炸了個半倒,死了三個政府人員,自己也在事件中死了。雖然有說他是個殺人犯,不應被歌頌,但卻阻不了許多人民把他稱為英雄,因為政府貪官太多、像錢明奇這樣的冤案也太多,能取得的公道卻太少。不想做錢雲會(也是多年上訪者,早前被貨車離奇輾死),大概便只能做錢明奇。既沒有人為他們主持公道、權力只為上位者服務,他們唯有靠自己。他們都是大國崛起下的悲劇,時勢迫他們都成了「英雄」;到一天我國再沒有「英雄」,大概才是真正的崛起了吧。

(刊於5月30日 AM730)

星期六, 5月 28, 2011

選管會要管網絡 無助選舉公平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公布區選活動指引,並就新修訂建議進行為期1個月的諮詢。選管會建議要將現時對各傳統媒體實行的「平等時間」規則,擴展到互聯網上的電視台及電台節目。即是說,這些網上電視台和電台在其與選舉有關的節目中,要讓每名候選人享用同等的宣傳時間。然而當記者問到如何界定「網上電視台、電台」時,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卻支吾以對。

平等宣傳時間 難擴至互聯網

  其實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如屬《廣播條例》持牌人的商辦廣播機構,包括電視及電台頻道的營辦機構,都不准接受政治性質的廣告。受平等時間規則限制的,包括在這些持牌媒體上的新聞報道和選舉論壇等,在報道時要以「平等時間」原則及「不給予不公平優待」原則對待所有候選人。而在印刷媒體上,選舉廣告要納入選舉經費,非選舉廣告則要至少提及該選區其他候選人。

  如此安排,是由於持牌的廣播媒體半壟斷了公共頻寬,所以對他們的要求也比較嚴格;而且規範的對象亦清楚,對候選人以及媒體均有清晰指引,不容易誤墮法網。然而將同樣規限伸延至互聯網,則引起至少三個重要問題:一,為何要將管制伸延至互聯網?二,誰會被管制?三,怎樣才算公平?

fb用戶人人皆媒體 如何管?

  互聯網與電視電台的頻寬不同,它沒有門檻,毋須申請,亦難以被壟斷。而這亦引伸了第二個問題:誰會被管制?

  網絡世界對「電台、電視台」的定義與傳統理解不同,甚至可以說,每一個web2.0的使用者都是媒體,更別說要分開是文字媒體、聲音媒體還是影像媒體。

  以我自己為例,我的facebook有4,000多個「朋友」,我的facebook帳戶就已是一個小型媒體,每寫的一個status、分享的每一條超連結、上載的每一張相片和影片,都是在這個小型媒體上向數千人發布的內容,它是綜合文字、聲音和影像的媒體。選管會要管,怎樣管呢?難道要我每個關於選舉的status,都加上所有候選人的名字?

規限經費有效 新制徒添爭議

  另一個難以界定的問題,是網絡的全球化。在香港,我們使用的網絡媒體,很多都不是本地的服務提供者,選管會有權力去監管其他地方的公司嗎?如果我在內地的微博上載關於評論泛民主派的影片而被「和諧」掉,選管會可以代我向它追究嗎?

  到底怎樣才算公平?其實現時以選舉經費去規限候選人,並規限他們在本地傳統媒體的出現,已是行之有效的公平方法。強加管制於互聯網,恐怕最終只會弄巧成拙,引發出一大串審死官的爭議,卻無助選舉變得更公平。

(刊於5月26日經濟日報)

星期三, 5月 25, 2011

唐英年是位好司長

聽到唐英年司長接受訪問,說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只是「提供了自由與機會予市民實現夢想,而地產其實只佔商界一部分」,而李嘉誠和李兆基等巨富,「並非一出生就坐擁幾十億身家,他們的財富都是努力的成果。」這還不算,他還語重心長地叫年輕人自我反省:「不滿李嘉誠有錢的年輕人應該反問自己,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 」

唐司長真是位好司長,在他短短的訪問中,可以看到他的多項優點,值得大家都支持他做特首。作為管治班子中重要一員,最重要就是有團隊精神,眼見曾特首就環評問題胡亂開火,被法律界猛轟不尊重法治、被環保團體批評不理環保;那邊廂林瑞麟提出封殺補選的議員替補方案,被轟不講邏輯、不講道理;還有林鄭月娥因丁屋問題被弄得兩面不是人,更面對原居民「流血革命保僭建」,大概也不好過。唐司長不忍同事們飽受壓力,於是主動獻身點起火頭,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分擔同袍們的壓力,實在令人欽敬。

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


唐司長另一個優點,就是幽默。在這個怨氣冲天的社會中,他的幽默感令人緊記一句說話──「認真你就輸了」。香港沒有地產霸權?今時今日靠努力可以做李嘉誠?這些說話在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唐司長口中說出來,更添了幾分幽默,所以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別誤會唐司長其實叫你學習如何炒高樓價和壟斷巿場。何况唐司長自己也不及李嘉誠富有,也未有機會被胡錦濤 主席高調接見,所以「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這問題是他 soul-searching 之後的freudian slip也說不定。

不,唐司長不會這樣膚淺,他其實是要我們深思。為什麼做不到李嘉誠?那是因為這個社會壟斷處處、特權處處,還有高學費、高樓價、高租金,朝9晚9努力OT 也不過是為老闆作嫁衣裳,腳踏實地工作竟不及投機炒賣。唐司長一再挑釁年輕人,其實是要提醒年輕人現况如何不正常,若不爭取更好制度,再努力也無法出頭;即使小部分人成功了,這個社會仍是處處失敗者。用心良苦的激將法,其實是希望青年人別只為自己,應該走出來做個關心社會的好國民,積極地為政府出謀劃策。所以年輕人啊,聽唐司長的號召,一同創造出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吧!

(刊於2011年5月25日明報)

星期一, 5月 23, 2011

屁民

誰說香港會被邊緣化了?我們學習融合是學得很快的,光看香港政府就知道了。

據聞內地處理事情的方法是這樣的:政府做事出了問題,巿民循正常程序反映意見,不受理;於是巿民或借助傳媒、或告上法院,要是得到關注,政府便乾脆把你捉 回去、關起來,再給你安個「尋釁滋事」或「經濟犯罪」的罪名,總之政府不會錯,錯了也輪不到你這屁民去多咀多舌。就像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不要拿法 律當擋箭牌!」屁民啊,明白嗎?你要識大體、看大局,不要扯發展後腿,不要讓國家難堪,知道麼?

曾特首點頭稱是,覺得這方法真有道理,香港政府也該向國家好好學習。於是東涌有位小巿民入稟法院司法覆核,挑戰香港的環評機制;法院竟然不識大體地判香港 政府敗訴,並批評現時的環評機制有問題。曾特首怎樣說呢?他說「有政黨借環保之名,利用法律程序阻撓大型基建項目,為達到一己政治目的而損害香港整體和長 遠利益,濫用司法程序……會影響本港經濟發展及就業情況,並失去國家帶來的新機遇,令本港更邊緣化。」言下之意就是世上哪有如此不識大體的屁民,懂得拿法 律當擋箭牌?一定是被政黨煽動利用,故意令一眾工友開不了工(是的,我們的政府素來最關心低下勞工苦況),尋釁滋事,其心可誅。

但是……如果環評機制沒問題,法庭為甚麼會判政府敗訴?正如如果趙連海譚作人艾未未都是無緣無故尋釁滋事,為甚麼人人都同情他們?環評機制虛有其表早不是 新鮮事,本地的環保團體對之批評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如果政府有聽進去願意改善,誰要跟你抬槓對簿公堂?難道政府犯錯不是錯,揭穿政府犯錯的才是錯,法 院「助紂為虐」錯加一等?

同日,內地卻出現了兩單新聞。一是北京官方首次承認三峽工程的危害,特別是對長江中下游的環境影響;二是國家環保部以「未符合環評標準」為由,先後勒令膠濟鐵路和津秦高鐵停建。噢,原來發展不一定是硬道理,香港政府,你學到了沒有?

面對政府,做個異議的屁民真不容易。搶咪就被你說是暴力,塗鴉就要出動重案組;司法覆核就是政客借法律撈利益,公投則又要杯葛又要堵塞。那邊廂,新界原居民們聲言要流血革命保僭建,政府卻只能頭耷耷理順理順,其實政府是不是想告訴我們:不怕你有道理,只怕你夠惡?

(刊於5月23日 AM730)

星期四, 5月 19, 2011

國民教育 苦了師生

推行國民教育的基礎,來自一個假設:香港人不夠愛國。

而具體指出這個假設真確的指標,則是:有多少香港人會定義自己為中國人?多,則愈益愛國;少,則表示仍未擺脫殖民地遺毒,還不夠愛國。因為不夠愛國,所以要從教育入手;因此國民教育就要成為學校的正式科目。

教育局匆匆提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希望可以將這個新科目匆匆上馬,但文件中對科目的資源、師資等安排盡付闕如,而其評分報告範本要求的「感情」如「欣喜」和「自豪」更令人目瞪口呆。這種安排,正是最官僚的由上而下的政策推行,一味「政治正確」,完全無視各學校的需要和差異、無視老師和學生的工作量和能力、更無視社會對計劃的反彈。

無視學校現况

先不論是否「洗腦」之類的爭議,只看看現實師生的情况。現時各中學正推行新高中,無論校方、老師和學生均為新學制疲於奔命。通識教育科以及其中的專題研習、OLE(其他學習經驗)、各科的校內評核,以及即將來臨的首屆新高中公開試——已把各校師生折磨得不亦樂乎。我認識不少高中生每天要留校補課到七時,甚至暑假也有大半時間要回校上課,課程時間早不夠用;學生要補課,老師也一樣,其壓力之大,不遜學生。如果要在正規課程中加入每星期兩節國民教育課,那時間該從何而來?

老師的壓力不單來自工作量,也來自能力。通識教育的推行,許多不同科目的老師被召入通識老師團隊之中,當中不少老師根本沒有相關的學術背景,結果就是要重新學習,過程痛苦,亦難以保證教學質素。而國民教育如果希望達到「建立學生身分認同」如此宏大的目標,老師的能力則是關鍵,那麼由誰來任教呢?有沒有額外資源?還是要由班主任兼教?

毫無急切性卻充滿爭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如此情况下要急急上馬,很難令人沒有聯想:這是教育方針,還是政治任務?說到底,如果香港人真的不夠「愛國(或愛中央政府)」,捫心自問,責任是在人民身上,還是在政府身上?別拿學校滿足政治任務好嗎?

(刊於5月18日明報)

公投

在臉書上看到中學母校的師弟們發起了一個討論/討伐校政的版面,對於學校的政策大加抗議,言語偶有激烈者。然後有校友(大概畢業了不久)走出來,勸勉師弟們「其他學校更差勁,不要埋怨學校,先自我反省一下,做好自己最重要」;也有同學冷眼旁觀,以「花生友」姿態「睇下你地做得乜出樣」、「做乜都冇用啦」。

如此論調,熟口熟面,我們還何需國民教育呢,其實官方論調早已入腦。「別人更差論」、「自我反省論」、「做好自己論」和「做乜都冇用論」正是當權者最希望人民相信的論調,這四大論調一出,基本上政府就絕不會錯,因為維持現狀就是應當,任何改變都是賞賜。即使批評,也要溫和體恤地批評──當然最好就是別問國家為你做了甚麼,只問你為國家做了甚麼,人人都這樣想,哪有當權者不喜歡?

當然,異議者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令當權者不高興,而是為了令弱勢者無權者過得更好、更公平。爭取不一定成功,但不爭取呢?唯有等吧,等到上天憐憫恩賜吧。看著師弟們的爭論,我突然想起去年的今天,原來是五區公投的日子,一年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記得去年五區公投翌日,馬嶽老師寫了一篇文章,詰問「What will work?」大概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像馬嶽老師的同感──既對這個方法有懷疑,但又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方法可行,所以即使不樂觀甚至不贊成,還是希望自己看錯。

當然結果談不上理想。百分之十七的投票率可以有很多解讀方法,但無論怎解讀也難言成功,似乎,it did notwork。其實即使它有百分之七十的投票率,也未必會真如預想中的work,它就能動搖中央政府嗎?難說得很。但說這種嘗試沒意義嗎,卻又不見得。身邊有些朋友就是在五區公投時,初嘗參與政治,甚至投身這個社會運動的圈子;過了五區公投以後,散落於各個運動之中,慢慢為這個社會積累改變。那是一種由「無能為力」到「我可能可以改變一些事」的轉變,他們的眼中見到了「可能性」。

可以令斷言「It won’t work」的人變成會問「Whatwill work?」,再將問題化成行動,這大概是令當權者最害怕的事吧。

(刊於5月16日 AM730)

星期四, 5月 12, 2011

硬推愛國教育 勉強無幸福

不知是哪個脫離現實、急求上位的蠶蟲師爺的點子,要在正規教育課程中加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強迫莘莘學子在課堂上學習「愛國」、接受「健腦」(中聯辦郝鐵川部長用語)。另一方面,本來已被視為次要科目的公民教育,現在更被進一步「邊緣化」,如此境況,實在令人為下一代的教育擔憂。

港人愛國 未必愛黨

支持加強國民教育者,多以「建立身份認同」有必要為理由;當然這個「身份認同」不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當中應該包括了⑴對國家歷史的認識(中國歷史教育)、⑵對國家現況的認知(國情教育)和⑶對國家情感的建立(愛國教育)。針對前兩者的反對者甚少,甚至有不少聲音抗議教育局取消初中中史科,使學生的中史根基更為薄弱。

然而無論是中史教育或是國情教育,其實在現有的初中綜合人文科、高中通識教育科、中史科,以及其他學習經歷等已有足夠涵蓋,並無必要再另加一科。因此,重點其實一直都在於「國民教育」中的「愛國教育」上。

何謂愛國,在香港是老議題。社會一般同意愛國不同於愛政府和愛黨,愛國的「國」更多是指文化中國、民族中國而非中共政府——盡管中央政府很希望人民愛她,但有些事實在勉強不來,勉強反而會有反效果。我們需要教育巿民更愛文化中國和民族中國嗎?

香港人雖然不愛將對國家的感情掛在口邊,但國家有事,香港人總願意走出來,出錢出力地去關心,過去八九六四如是、天災人禍如是;最近劉曉波和艾未未,香港的年輕人也非常關心。對於這個層面的「國家」,我們感情從來不缺。教育的工作只是向他們展示中國的不同面向,感情並不需要教出來,也不見得可以在班房中教出來。

照搬內地一套 徒添學生壓力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是獨特的,文化也與內地頗有差異,如果要硬將內地那套「愛國就是愛政府」的一套愛國教育搬來香港,即使不弄巧成拙,也很可能徒勞無功,徒然浪費學生時間、加重學生壓力。

香港的優勢,在於資訊自由,沒有內地人或西方社會看中國的盲點;也在於有相對高的公民質素,廉潔、法治、公德,這些都是香港賴以致勝的軟實力。將公民教育置於「愛國教育」之後,如此犧牲下一代的自毁長城之舉,恐怕也只是某些人寧左勿右、撈政治本錢的手段而已。

(刊於5月12日經濟日報)

星期二, 5月 10, 2011

如果


日前在青山公路又發生了一宗慘劇:一位年輕單車手被懷疑超速行駛的紅色小巴撞倒,即使他有配戴頭盔,最終還是不幸不治。我不明白,只不過是騎單車而已,為甚麼在香港就要變得好像玩命一樣?

有 人會立刻說:對呀,香港就是不適合在馬路上踩單車的,因為香港地少人多、車多路窄、寸金尺土‧‧‧也許都對,但這些都是結果,而非真正原因。真正阻礙安全 騎行的原因,是我們缺乏對城巿空間的想像力。到底道路除了行人和汽車之外,還可以容納甚麼?如果單車要分享道路的話,是否真的沒有可能?

如果,可以將單車徑連得好好,讓騎單車的人不用每一百米停一停,可以嗎?倫敦快可以──那兒正在建「單車超級公路(Barclays Cycle Superhighways)」,讓單車可以在巿中心內安全使用道路。

如果,可以讓單車好好存放,不必擔心昂貴的單車轉眼被盜,可以嗎?東京可以──那兒不單有充滿公德心的巿民,也有讓人停泊單車的收費停車場。

如果,可以隨處借到單車使用,隨借隨還,可以嗎?巴黎可以──那兒有叫Vélib'的單車租借計劃,共有千多個單車租借點、二萬多輛單車隨時出租。

如果,可以帶單車上公共交通工具,不用擔心騎單車會「半天吊」,可以嗎?哥本哈根可以──那兒的的士甚至必需要裝有可放置單車的尾架,也不可拒載單車!

如果,可以將單車變成一種令人驕傲的文化,並成為增長旅遊業的方法,可以嗎?台灣可以──電影《練習曲》加上當地政府的大力推廣,不單環島單車旅行成為了一時風尚,巿區內的單車配套也大為改善,巿民以單車文化自豪。

如果,可以透過單車改變一個城巿的氣質,將之變得更人性,可以嗎?紐約正在做──單車俓不再是河邊的休閒車道,而是大規模地伸展到繁忙的巿中心內,令這個世上最擁擠的城巿變得更豐富、更人性。

這 些大城巿都可以,為甚麼香港不能?也許只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不能。又一位騎士的死亡,提醒著希望香港能變得 Bike friendly 的人──這樣的一天不會從天而降,如果我們不爭取的話。5月18日香港會舉行「沉默的騎行 Ride of Silence」,關注單車安全、爭取騎行者權益的朋友,可以一同為在路上死去的騎行者哀悼,並爭取更單車友善的環境。

(縮短版刊於5月9日 AM730)

星期四, 5月 05, 2011

林輝﹕社會運動催生的香港「政治劇本」 ——回應呂大樂教授

早前呂大樂教授發表了名為〈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的文章,對香港的政治參與者——特別是社會運動參與者——作出了善意的提醒。坊間及網上有對教授頗不客氣的回應,指教授亦不過是光說不做的「周末保皇黨」,或認為教授「指點江山」的語氣令人不爽。呂教授文章固有可商榷之處,但其實學者、論政者、組織者和行動者各有位置,評論者的責任是以事論事,而非身先士卒,否則世上再無人有資格批評其他人了。

正視具能量的社會運動

教授憂心香港的民間社會正與政府同時退步,「自九七回歸以來,口號如何代替了分析和策略,行動的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的內涵,以及政治姿勢代替了紮根於群眾的政治動員」,並提出了幾個例子作例證。如果說教授希望提醒社會運動者策略分析、運動內涵及紮根群眾的重要,當然無任歡迎,但民間社會到底是否在退步、弱化,卻值得商榷,也很視乎論者著眼於社會運動中哪個部分。「社會運動」從無固定「整體」,它多元、流動、山頭處處、進出自如,所以要找出當中不成熟、沒組織、欠論述的部分必定可以手到拿來,但具能量的部分卻更值得我們關注。以下3個均是近期的社會運動例子:

.例子一:堅持與實踐——菜園村及菜園村巡守隊

菜園村由一條名不經傳的新界散村,演變成風風火火的反高鐵運動;村子也抵住了政府和原居民的壓力,扭轉了本來要風流雲散的命運,建立菜園新村在望。數十人組成的巡守隊,3個月來每天都義務到菜園村與村民們一同巡守,風雨不改;當中有人被暴力傷害、有人被檢控,但仍堅持忍耐,直到成功搬村。如此由村民規劃的香港鄉郊可持續發展的實驗場,也成了兩岸三地民間社會參考的例子。

.例子二:論述與連結——馬屎埔及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粉嶺馬屎埔村是另一個被「地產霸權」威脅的非原居民村,當中牽涉到政府、地產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錯綜複雜的關係,而最弱勢的當然是非原居民。關注事件的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過去年多以來一直努力釐清當中問題、連結其他處境相近的散村及向公眾解釋,馬屎埔村亦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之中。更有年輕朋友在村內建立「馬寶寶社區農場」,以實踐農業作為連結村民與公眾的方法。

.例子三:創意與自發——艾未未及藝術公民

內地維權人士接連被捕,而艾未未「被失蹤」更使香港一眾藝術工作者大為關注,成立了「藝術公民」,早前的遊行雖然籌備倉卒,但無論規模和氣勢均令人眼前一亮。而由塗鴉少女開始進行支持艾未未的塗鴉起,以自發和具創意的方法聲援艾未未的行動此起彼落、遍地開花,「未未」塗鴉甚至蔓延內地。

以上3個例子,大概可展現出與教授觀察相反的社會運動另一面:重視開創論述、也重視堅持和實踐;重視創意與自發,也重視連結群眾。我相信每個年代成功的社會運動都具類似特質,過去某些社會運動的成功也不靠否定今天的社運而確立,亦毋須神化過去的成就,回歸前的民間社會真比今天成熟嗎?什麼時候proactive的倡議比reactive的多了?我甚至懷疑在社會環境、政治制度甚至科技大大轉變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可以作出這樣簡單的比較?這種比較是否真有意義?

議題的模糊性和包容性

如果真要比較,今天香港的社會運動,倒是如教授所言,愈見百花齊放。過去的運動多圍繞民生及民主、今天關心則分散至空間、環境、文藝、基建、性別,視野也更多及至內地;過去運動較以團體號召為重心,今天則較多「特立獨行」者各師各法,「打單泡」的行動也更多——這使跨議題、跨界別的連結和合作更為重要。

呂教授以「地產霸權」為例,批評討論「含糊、流於姿態與口號」。可是社會運動是集體發展而成,民間必然有持有各種意見者,他們的意見甚至可能互相排斥,情况在多元社會中尤甚;社會共識也往往需要透過長時間的辯論和行動方能建立。正因如此,社會對同一個議題有不同理解,又何奇怪之有?也以「地產霸權」為例,潘慧嫻的著作推出才不足一年,詞語已被大量使用和詮釋,更反映出「地產霸權」的多種面向。由高樓價到強拍條例、由南生圍到美孚新村 ,「地產霸權」一詞的挪用使本來有不同關注的人更容易走在一起,其模糊性也是其包容性,連結著各個具體問題和政策,卻未見窒礙各行動與政策倡議。對運動而言,至少迄今所見,肯定利大於弊。

限制、挑戰與兩難

今天的社會運動當然有其限制,其面對的挑戰亦絕不比過去任何時間少。公民社會缺乏資源,多靠個別人士燃燒熱情青春,難以長時間投身組織工作,這是其一;警察打壓愈見雷厲風行,行動風險增加,行動者被法律程序消耗精力,這是其二;部分傳統媒體受內地及巿場影響,對社運諸多抹黑、放大肢體衝突,這是其三(媒體操作令如教授等極具經驗的社會觀察者,也混淆了行動者對「非暴力衝突」和「暴力襲擊」的立場,媒體影響力可見一斑);社運界與部分泛民黨派關係陷入低潮,使社運、議會兩者互補的可能性大減,這是其四。

而最大問題,則是政府視社會運動如洪水猛獸,渾不拿他們對社會的願景當一回事。既然你要踢多幾踢才願動一動,那民間可以做的便只有多踢幾腳——踢你從來不是目的,但不踢的話你卻對我不屑一顧,那唯有使用更多數量及種類的行動。也許有政治參與者是如教授所言「以為否定這個政府的施政便是一種超越,假設政府有所動搖便等於啟動社會轉變」,但就我所見,民間的社會行動通常目標明確具體,為了喚起關注、製造壓力,發聲是為了達至目標,不見得「為動搖而否定」,也不等於要革命推翻政權。

然而無權力者的反抗,無論多溫和都會被視為找碴(君不見連司法覆核勝訴的女士也被指為搞事,似乎大家都忘記了盧少蘭和領匯 的教訓);部分社會行動雖然不斯文,但幾乎全都沒有逾越「非暴力、非襲擊」的界線,卻屢屢被簡化和抹黑成「暴力」,對社會行動而言,這是兩難。要是巡守隊不以身體堅守,哪能等到菜園新村通路?要是美孚居民不瞓身阻止工程,地產商還不長驅直進?理念與行動從來都是互相支撐,突破框框,努力催生新的香港「政治劇本」。

(刊於2011年5月5日明報)

參考文章:呂大樂﹕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

[好片推介]《你還可愛麼》 佳叔

好片推介!《你還可愛麼》 佳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