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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