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1月 04, 2009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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