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