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華叔年代 重啟社運反思

司徒華去世，對於參與政黨政治和社會運動的人而言，也是一個重新檢視過去經驗的好時機。我們都同意華叔過去數十年對香港民運、工運和社運的重大貢 獻，他參與成立的三個團體：教協、民主黨（及其前身港同盟）和支聯會，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成為了香港爭取民主的中堅力量，特別是三個團體堅韌的組織力， 使它們能夠成為民主派的基本盤，度過低潮和寒冬。

工會儼成超市　參與漸被動

然而，在硬幣的 另一面，卻是運動的匱乏。超穩定結構的代價，也許就是失去了啟動運動的能力。以教協為例：70年代教協成立之前，是一場文憑教師運動，當時成功號召了香港 大部分官津補教師進行全港第一次的教師大罷課，迫使殖民地政府讓步，成功爭取教師權益，教協亦在這場運動之後被催生。教協成立不久後發生的金禧事件，教協 亦在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兩場轟動的運動之後，三十年來幾乎再沒有運動，教協儼然成了超級巿場的代名詞，老師們的政治參與也多只是被動員參加 集會的角色。

支聯會和民主黨的情況也相近，兩者都顯示出對社會運動相當保守的姿態，運動方法單一，領導和群眾的劃分亦分明，這也許正是超穩定結構的代價。

事實上，縱觀香港各個泛民政黨，對於運動的取態均傾向保守，議題亦多是回應性，遊行示威多只是政治表態，難聽點就是為了拍一張照片，即使是本來比較擅於動員群眾的社民連亦不例外。

職工盟街工組黨　政治新貌

更重要的，是這種行動方法早己被建制派完全複製，使用純熟。然而另一邊廂，較善於創造議題、進行大型動員的社會行動群體，卻對建立組織架構卻步，多以蚊型團體甚至游擊隊參與，其延續性只仰賴於個人而非結構。

在香港，惟有職工盟和街工稍稍比較能將社會運動、地區工作和可持續發展的組織架構結合，據說他們正考慮籌組工黨。如果他們能將華叔模式的結構與有政治能量的社會運動結合，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會為香港政治帶來新的面貌。

（刊於2011年1月13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