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日子並不長。記得第一次參與遊行是97年6月30日晚上，那晚和友人路經立法會，見到被迫落車的民主派在立法會的露台一字排開，抗議另起的爐灶臨立會，要求民主回歸。他們準備了一塊超長的黃布，叫大家在上面簽名，然後將黃布圍著立法局／會。我和友人互望一眼，於是一同走了過去，幫忙拿著那塊黃布。然後我倆隨著大家遊行到政府總部，說起來這是該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遊行，我還記得那時叫的口號是『民主回歸』。
03 年6月，沙士過去，23條來襲，我剛大學畢業。那年大學學生會缺莊，我和同學在新聞組上自行組織同學一起七一上街，初次嘗試「網絡動員」。終於那天陽光普照，和數百同學一起跟著大隊，由中午走到夜晚，在街上高唱海濶天空，流著激動的汗水。回家以後，腎上腺素減退，才發現全身燒焦，疼痛難當。然而第二天的拿著報紙頭版，看見那沒有盡頭的人潮，又不覺疼痛了。
兩次的七一，相隔六年，對我來說同樣重要。97年的七一，是主權的移交，意味著香港人的身份改變；03年的七一，是人民的奮起反抗，宣佈過去六年的管治失敗。兩次遊行，我都是參與者，社會運動於當時的我而言，基本上等同響應政治領袖號召，協助宣傳、準時上街，人數是表達民意的最大武器，而巨大人數則需輔以「和平理性」方能發出最大的道德威力。香港社會自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後，對於「衝突」生出莫名抗拒和恐懼，逐漸變成89年百萬人大遊行而平安無事、每年六四在維園靜坐顯示堅持的習慣；而自八十年代由街頭踏進議會的社會運動者，亦透過這些大型的群眾集會鞏固支持者。而偶爾出現過的衝突行動，例如居港權事件或學聯的世銀抗議，均未能成功藉著行動堆動輿論、打動民意，反而換來大量抹黑與拘捕檢控。這種想法在03年七一遊行的成功中進一步被鞏固，但如此定型社會運動亦同時窒礙了社運更多的可能性。
世貿、利東街與保樹立人
2005 年年底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對許多香港社運人是難得的一課。韓農事先張揚會來港抗爭，香港政府則以大量的公關手段為他們營造瘋狂暴徒的形像。然而韓農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久以來的抗爭經驗使他們目標明確，有氣力、有紀律、而且善於利用多元化的直接行動，將理念透過媒體向公眾解釋，獲取公眾的支持。即使他們使用了過去在香港視之為禁忌的「激烈」的肢體衝突，但他們在港短短個多星期時間裡，將巿民對他們的不理解甚至恐懼，轉化為不少的同情和支持，輿論亦由一面倒的妖魔化變成正反各半。他們既有搶盾牌和硬橋硬馬的衝擊，亦有清潔垃圾、將盾牌交還警方的一幕；他們三步一跪，更把香港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面對他們的認真，我們一班身處韓農旁邊的香港社運參與者，除了對他們的行動作出支持，也深刻地對本土社會運動的方法、理念和視野作出反省。
世貿會議發生整整一年後，發生了保衛天星碼頭的事件，震撼香港。保衛天星碼頭的行動，對政府、議員以及社會大眾來說，這行動仿如由石頭爆出來，參與行動的人既無團體組織，又無先兆，唯有將事件理解為「網絡動員」的結果，又或是純粹的「青年躁動」。然而天星事件其實並非沒有先兆，除了是一年前世貿會議帶來的檢討結果，亦與另外兩場運動有關。其一是04年開始的由利東街重建引發的社區運動，逐漸聚合了一班關心巿區重建、社區網絡的人
開始建立了社區、文化和歷史等作為經濟發展以外的重要價值的論述，而他們當中不少亦成為了後來的「保育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另一場運動則是發生於世貿會議數月之後的中大「保樹立人」事件，由一班中大舊生及同學發動，事源於反對中大校方斬毁池旁路的砍掉三十五棵大樹，而進一步反對中大過度發展校園的政策，可以說是一場小型的保育運動。
及至06年12月12日，當朱凱迪、陳景輝他們衝進清拆天星碼頭的地盤，坐上推土機上阻止工程進行時，同時也為香港的社會運動寫下了新的一章。
「本土」與「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運動，被認為是香港保育運動的開始，也是「八十後」運動的前身。如果相比後來的反高鐵運動，天星及皇后更似是個摸索階段，是香港的社會運動界消化世貿經驗並將之本土化的過程。進入天星碼頭並非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卻更似是一次以直接行動驅散無力感的動作，將過去對使用直接行動的恐懼拋諸腦後。也許是因為巿民本來就對天星碼頭充滿感情，也可能因為韓農令巿民對直接行動的接受度有所提高，衝進地盤的行動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大反感，甚至反而一度令議會裡幾乎所有黨派的議員站在同一陣線，要求政府延遲清拆碼頭。行動使傳媒將焦點放到歷史文物的保育政策上，但從歷史我們學到，新聞議題來去如風，如果不能將之延續，很快便會被社會遺忘，亦難以帶來更大的改變。因此，大家在被強行拆去的天星碼頭前，將焦點放到旁邊的皇后碼頭。天星的散兵遊勇們組成「本土行動」，雖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但其「本土」及「行動」二詞意義重大，也頗能反映了整個運動的想像。
「行動」二字顯而易見，是不甘於過去只靠也只需數人頭的動員模式，動員的量與質同樣重要。透過行動，貫注給整個運動更多的能量，然而行動的意涵亦不止於衝突式的直接行動，包括更多元化的工作。以皇后碼頭為例，先有大量的歷史、建築、美學和文化調查，重新發掘建築本身的價值；同時也對政府的交通、基建、文物政策作出研究以及回應，因此亦出現如利東街「啞鈴方案」的「民間方案」，具體指出進行基建同時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性。而自5月份開始，行動者進駐碼頭，進行長達三個月的留守行動，期間在碼頭向公眾進行了數十次導賞，亦在碼頭進行各種展覽及音樂會、論壇等活動，讓公眾更了解碼頭及保衛行動的理念，從而展示決心，爭取公眾支持。而在半年的運動當中，行動者不只被動地依靠主流媒體垂青，亦大量地透過民間媒體及民間報導進行宣傳及動員，甚至反過來帶動主流媒體；相比政府一成不變的官腔，來自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支持也使運動更具說服力。
到運動後期，面臨當局清場之際，行動者則提出「不遷不拆不告別」的立場，進行最後的堅守碼頭的行動，包括成立了輪流在碼頭上層站崗的「俄羅斯小組」、三位年青朋友進行無限期絕食，並呼籲支持者一同參與留守。在清場以前幾天，每天均有不少巿民來到碼頭，當中許多是被行動者所感動，專程到來聲援的；而在清場之前一晚，更有數百人前來通宵留守，各個年代的社會運動者都來到了碼頭，是近年少見的場面。
由本來不過是理所當然地被發展巨輪輾碎的區區石屎建築，變成能觸動這麼多人與她一同負隅頑抗，並非偶然，而是「本土」成了當中的一條紐帶，把人、歷史和土地連結起來。以「本土」之名守護一個充滿殖民地意涵的建築物，容易被人指為眷戀殖民地時代，然而正如安徒指出「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1]在講述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故事時，除了記住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更多是在強調香港人在殖民地上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一個有主體性的社會。特別是回歸後對中國既愛且怕的情緒之中，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更強的需要，「本土」正是香港人瞻前顧後，從歷史和空間確立自己的一把鑰匙。
「八十後」的異軍突起
皇后碼頭運動過後，以「本土」為主軸的社會運動似乎沉寂了接近兩年。這兩年時間正是大家整理過去經驗，並化整為零地重新投入到不同的議題中，包括了巿區重建、公共空間、又或是六四紀念等，而部份朋友則機緣巧合地進入了菜園村。一直以來，社運界的關注都集中在城巿，對新界土地的種種了解不深，因此一班朋友花了不少時間進行研究、整理資料，並寫成民間報導解釋情況，這些前期的研究和書寫工作，對後來的反高鐵運動的動員和爭取公眾支持，功用非常大。反高鐵的運動由菜園村開始，在09年11月之前的反高鐵運動主要都是菜園村「苦主」們的保衛家園運動，很容易便會被認為只是賠償問題，議題公共化的潛力有限。直至兩件事發生：首先是政府宣佈高鐵的造價由之前的三百多億倍升為669億，巨額公帑的投資使高鐵不再是只與菜園村苦主有關，而是全香港人都變成了苦主。其次是一眾支持菜園村的年青朋友，希望借用「青年」的身份去介入運動，希望藉此可以為運動帶入新角度，爭取更多巿民的支持，於是順手拈來，用了「八十後」為名，不料竟一併引發了社會對此的激烈討論。
眾所周之，「八十後」一詞源於內地的「80後」，意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香港的情況當然不同，因此亦容讓社會對此各自詮釋。「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出現之前，社會已隱然有世代抗衡的情緒，例如大學生的四千元實習計劃、中學生的驗毒計劃、以及青年人無力負擔高樓價等，都在顯示出「成年人」認為「青年人」面對諸多問題，於是以「為你好」的心態出手；然而「青年人」並不領情，反而抗議「成年人」創造的結構根本就是問題根源，卻要「青年人」承受。但多個討論均是零散及議題主導，兩代人難以集中討論及理解兩者期望與現實間的落差。事後回看，「八十後」異軍突起，竟無意間為這種蘊釀多時的情緒提供了著力點，有關世代的爭論竟在反高鐵運動之中爆發，卻是始料不及。
從運動角度看，用上「八十後」一詞並非要強行代表眾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人，而是借此名介入反高鐵運動，以一個新的身份和角度，為運動創造更大空間。事實上，「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常強調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思潮，而非一群以生理歲數劃分的人群體，因此那些「我也是八十後，但我支持建高鐵」的說法其實並無意義。這種思潮指的是對我們生活的重新考量，例如城巿發展的方向、例如追求更公平的制度，其實與兩年前本土行動留下來的思考不謀而合。就如陳景輝在《香港家書》[2]中指出：「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 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Web2.0的「網絡動員」
由 2009年12月18日到2010年1月16日，短短一個月內在立法會外進行了四次集會，由一開始的千餘人到最後的過萬人，如此風風火火的運動，再一次使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目瞪口呆；無法應對，唯有老調重彈，再一次將原因歸究於「青年躁動」和「網絡動員」。青年不是因為買不起樓而出來抗爭，這早已非常明顯；倒是網絡動員仍然被不少人認為是能在短時間內聚眾的主因。網絡的確在近年的政治中佔著越益重要的位置，自03年七一已有網絡動員的說法，在04和08 年兩次立法會選舉中各政黨亦嘗試使用 Youtube、Facebook 等為自己拉票；而在反高鐵以後，政府亦開了 Facebook戶口「與青年人溝通」。互聯網及其 Web2.0 的工具確實是很有用工具，但卻不必被神化，好的工具還需用對方法，才能發揮出效果。
網絡動員其實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吸引眼球，引發好奇；第二個層次是提供深入資訊，並說服或感動網民將關心變成行動。光有有趣的話題、搶眼的文宣，只能製造網上「花生友」，並不足以推進運動；但亮麗的東西確能挑起興趣，使受眾主動對事情加以理解；這時如何去說服和感動，使他們加入行動，便成了真正關鍵。 Web 2.0將主流媒體生產資訊的壟斷打破──過去需要有錢有機器有專業技術才能向大眾生產資訊的時代，在網絡媒體群起的今天已是歷史；現在的問題反而是資訊太多，如何在眾多質素參差的資訊中脫穎而出，得到讀者的選擇和信任。「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善於使用網絡，既有第一層次的亮麗過癮的圖像、相片、音樂和影片，更利用不同的行動，帶動主流媒體對事件的關注，最終指向的還是第二層次、兼具研究及辯論的理據舖陳。
要推動運動，行動始終是核心。「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的行動令人眼前一亮，除了因為積累了過去反世貿、天星皇后等多次運動的經驗，亦由於各路人馬走在一起產生的化學作用。除了有較善於理論和媒體策略的一群，還有非常重視行動的一群，以及善於美學和藝術的一群，這種組合使「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重視將理論、美學與行動融合，也令一系列的行動比過去的更具創意、幽默和多元化，而代價則是大量的討論以及每晚開會開至天荒地老，這也使我們得到了「致命的認真」的評價。
根據民意調查，09年中時興建高鐵的支持度是85%，但在10年1月卻急降至45%，與反對度不相上下，證明反高鐵的行動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也成功將議題與社會大眾連結。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苦行、斷食、借阿凡達反高鐵、音樂會、快樂抗爭、包圍禮賓府、萬人包圍立法會，表達了多種不同的感情，而非獨沽一味的衝突和憤怒（當然衝突和憤怒都是必需的），為反高鐵塑造了更立體的形像，亦開拓了更廣闊的支持者群體。也許這種說法是美化了本來只不過是藥石亂投的行動意識，然而這確實是本地社會運動者上了的寶貴一課，為「行動」再添上了更多的思考。
最強大的武器
故事當然未完，這只是我在參與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中的一點整理，抗爭的路仍然漫長。過去幾十年社會運動不斷演變，由社工主導變成議會主導再重回民間主導；議題由主打民生變成主打政制再變成抗衡發展主導；行動和動員模式也一變再變。這幾年得到的小小優勢，我們能走得比當權者快、搶走了主導議題的位置，不是偶然，而是建基在無數次的失敗之上；但對方學得也不慢，稍一不慎便會被追上。在這追求公義的路上，荊棘滿途，也許只剩「致命的認真」才是我們最強大的武器。
[1] 安徒：《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明報，2007年8月5日
[2]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hkletter&d=2010-01-09&p=1085&e=102518&m=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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