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仇商的始作俑者

讀前天孫啟烈先生的文章，百感交集。文章把年賺5億的大家樂說成是「小本經營的企業」、認為它的錯不過是「與員工溝通得不夠清晰」、更說用社會運動逼大家樂收回「食飯不計工錢」的政策是「鼓勵不勞而獲，違背了香港一向提倡的多勞多得精神」，實在是奇文共賞，在此不贅。令我感慨的是，文中一再呼籲社會不要仇富仇商，然而一個打工仔看了這種文章之後，豈有不對商家們加倍憤怒之理？

　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

　大家樂所以會由一宗勞資糾紛成為一個社會風潮，其實反映了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過去商界利益往往被認為等於全港整體利益，只要商界可以賺到錢，透過滴漏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就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而基層巿民亦可從中得到利益。因此商界無論賺多少錢，其實都是「為社會」而賺的；而政府的施政報告，開首第一句總是要振興經濟、創造更佳營商環境，讓商家可以賺更多的錢。如果循覑這個思維，香港不會有大家樂事件，因為當中不存在老闆與勞工之間的矛盾。

　「滴漏效應」傳說早已失效

　但結果是，許多過去認為「老闆們賺到錢是因為他們有能力」的小巿民，也加入了反對大家樂的浪潮中，而且將自己平日被老闆欺壓的一口口苦水與大家樂的員工共鳴覑。「滴漏效應」的傳說其實早已失效，普羅大眾根本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反而隨覑連鎖企業的擴張、地產商的巧取豪奪、各種外判制和零散化，小巿民和打工仔的生活愈來愈苦，更難有憑努力改善生活環境的可能。現在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辛勤工作的打工仔還要被指為「不勞而獲」？如果香港真的有仇富仇商情緒，像孫先生你這種人，才是始作俑者。

（刊於11月10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