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nich》有一幕是這樣的：以色列刺客團隊 Avner和同伴遇上了巴解的 Ali一伙，劍拔弩張之際Avner等裝作是同路人，造就了接下來二人在後樓梯煲煙談天的一場戲。Avner 冒充成Ali 的同路人，反而迫使他去認真聆聽對方的觀點。兩個人，兩種你死我活的立場，對話也許只有在電影中才有出現的空間。
那場對話的精彩，在於對話本身的不可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早就超越利益層面，而是混和了無數血與淚的宗教民族尊嚴問題。巴勒斯坦要奪回土地，以色列要保衛家園；歷史是他們的使命，未來是他們的本錢，而真理都在他們手中。每一個讓步，都可能會被視為對生命的懦弱、對民族的背叛，唯有激進再激進才能安撫愛國者的心。
然而旁觀者如我們，大概都能冷靜指出：『冤冤相報何時了？』互相殘殺的結果是雙方都受害，越來越多無辜的人被捲入仇恨的漩渦中，只會使仇恨加深，最終受害的都是自己。我們會奇怪，難道他們真的不明此理，才繼續你打我我打你？
民族和國家，從來都和理性劃不上等號。以色列的猶太人，二千年來被統治、被驅逐、被屠殺，流離失所，成了名符其實的『世界公民』，好不容易才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豈容別人破壞？他們對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的渴望，容讓他們合理化任何行為。但以色列的地盤本來卻是巴勒斯坦的，好不容易才能脫離殖民地統治，巴勒斯坦卻被硬生生地割去一大塊土地，連伊斯蘭教聖城耶路撒冷在內的土地，白白地送到猶太人的手中。那種屈辱，就像將北京以北的土地拱手讓予日本，然後在紫禁城內建靖國神社，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想起了科學哲學大師庫恩（Thomas S. Kuhn）提出的文化不可通約性。不同範式(Paradigm)之間的對話，由於歷史脈絡和言語的鴻而變得不可能，而這種不可翻譯性（untranslatablity ）則造就了我們所謂的盲點。在這樣的場境底下，深遠的歷史和文化，似乎反而成為了民族間溝通的包袱、世界達致和平的障礙。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似乎也繼承了庫恩的思考邏輯。西方和非西方思維（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對立，之所以引發出文明衝突，其實就是因為範式之間的難以溝通。當然，這種範式間的鴻溝並非絕對，在商品、廣告和娛樂產品帶著西方價值，於全球無遠弗介地軟著陸，在硬橋硬馬的政治意識型態中找到發揚光大的空間，空間雖然有限，但也成了越過範式鴻溝的路徑。就像史提芬史匹堡的電影，借流行電影之名，大概可以成為對話的一個介入點吧？
在被亨廷頓標籤為『非西方』陣營一大旗手的中國大陸，當然也難免在與其他文明溝通時，出現盲點──不論是對西方社會，還是對日本、台灣，甚至是前殖民地的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些被世上大部份國家認定的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均在中國人的歷史脈絡中缺席。反而，在受到諸多國家及自身百多年的催殘之後，民族主權和經濟發展成為了內地的兩道不能被挑戰的神主牌，外交均以展現民族主權為先，內政則以經濟發展為要。這種價值取態本來不難理解，可是鴻溝的出現在於一來本身難以接受，二來缺乏將之與實際行為作出連結的想像。於是，西方只好將內地侵犯人權的行為解讀為極權統治、日本將反華示威解讀成暴民政治、台灣將內地的文攻武嚇解讀成強權逼迫，而香港則將阿公拒絕普選理解成蠻不講理。同樣，內地亦將西方、日本、台灣和香港的行為，看成侵犯主權和阻礙內地發展，觸動了內地政府的逆鱗，換來的當然就是狠狠的反撲了。
在現有的範式之下，要在文明與文明之間，強求消除盲點，實屬妄想。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文明與文明間的接觸更見緊密，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將無可避免，但到底範式轉移會使盲點減少，還是加深鴻溝？到底應向那個方向改變，我答不上；但肯定這會是全球的課題，沒有個人、也沒有國家可置身於這個挑戰之外。
心湖淬筆：論典範轉移——與Fred兄商榷（Fred 按：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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