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空間公義」

王光亞來港，說政府應該關注廣大巿民，特別是弱勢者的房屋問題，否則易釀成政治問題。雖然這論調並無新意，但也與梁振英早前在一個場合提出「住房公義」不謀而合。梁振英認為香港可以參考台灣有關「居住正義」的政策，將住屋提升至公義的層次去研究和思考。

關於公義或正義（Justice）的最基本理解，是John Rawls 的正義論—— 「公平即公義（Justice asFairness）」。而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則是思考如何將空間這種有限資源，讓社會上不同人可以更公平地享有。特別是在香港這種土地珍稀的城巿，空間、土地、房屋愈來愈成為貧富差異的根源，掌握空間資源即掌握經濟資源，無論是數量還是位置的分配傾斜，致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正如Rawls 討論資源分配的公義，空間公義也並非要將空間均分；其關鍵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要每個人平均地享有同樣資源才算公義。如何讓弱勢者不致在空間使用被邊緣化，並如骨牌地使其他範疇如工作、家庭等一併被失去競爭的能力，這正是空間公義要彰顯的重要。在香港，公屋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空間政策，讓基層巿民可以透過享用廉價而合理的空間，使他們有更大的向上流動的可能。

在香港討論空間問題，很容易變成在樓價高低上打轉。樓價固然重要，但無論樓價高低，如何讓最弱勢的人也可以分享合理的空間，卻是關乎公義的問題。居屋停建、公屋供應不足、樓價高企帶動租金上漲，結果就是出現貴價籠屋、劏房甚至棺材房這些充滿「創意」的非人生活空間，這不單是青年人的「住房公義」問題，更是整個低下階層的「空間公義」的缺席。

（刊於 6月16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