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居大裝修的關係，沒有參與教師的大遊行。從獨立媒體上讀到，當天長毛和司徒華分別提到了兩件事件：1968年法國的5月風暴，和1973年香港文憑教師薪酬運動罷課。意思其實明顯不過，就是說教師們可做和應做的，不止於此；也只有再進取一點，才能真的迫使政府面對現實。
這是關鍵的時刻，教師的抗爭只能停留在『表達訴求』或發展成『社會運動』，將會是所有老師必需作的抉擇。一萬人靜靜的遊行，只能叫政府動一動，拿出一些似是而非兼令人啼笑皆非的方案，如『設立「教師陽光專線」，為教師提供協助和輔導』和『設立獨立委員會，研究教師工作壓力的來源』之類，然而小班教學仍然遙遙無期，教統局拿著『以學生利益為本』和『經過廣泛諮詢』兩道神主牌，繼續無止境教改，話之你，死。
世貿之後，我一直在想，怎樣去將從韓農身上學到的經驗運用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之上。韓國農民用短短一星期，軟硬兼施，清楚地將他們的訊息帶給香港人，也得到了許多香港人的同情。對於教師的情況，香港人一點不會陌生，問題是用何種手法，去將自己置於一個道德制高點，團結自己，感動群眾，借大眾的支持去迫使政府讓步。對於正面對內憂（士氣低落）外患（教改政策）的老師們，將這股怒氣進一步轉化成社會運動，將是一石二鳥是一帖良方。
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如何打這場論述戰，安徒提的建議實在值得考慮：
”曾經有位許老師向教協中人提過一個反制的建議，就是發起教師承諾每人自願扣減5%人工，以支持實行小班教學，要求政府成立類似matching fund機制，教師承諾扣一元，政府付五或十元，諸如此類。
你想政府會不會應承？當然不會。但是，當全香港有兩三萬個教師都肯簽承諾書，這就是一個運動，一個向政府施加最大輿論壓力的運動，顯示政府教改輕重倒置。
政府又再反攻倒算的可能，其實就是再次抹黑教師只是為保護自己利益而反教改。但 “承諾” 減薪可以反佔道德高地，搶回教改agenda。
這種運動，既 “基進” ，亦和平，又符合學生利益至上、教育至上的原則。當這個 “簽承諾書” 運動可以開展起來，這個團結就是堅實持久的。
記著，簽承諾書不是簽支票，不是即時捐錢。只要定一個target，例如簽到兩萬個，各界就可以大條道理發起師生一齊上街，要求小班教學。只要教師以身作則，承諾減薪以求改善教育質素，就有絕對正當性把學生都帶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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