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

參與社會運動，無非希望自己爭取的可以成真，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運動。 記得2005年韓農來港向世貿部長級會議(WTO)示威，許多在香港參與社運的朋友都似被當頭棒喝，因為從沒見過原來社會運動可以這樣做法。那是因為2003年的七一是個分水嶺，群眾運動的成敗定格在人數多寡，以及人數眾多時能否保持「和平理性」及「和平散去」。然而韓農人數雖只數百，但他們的行動力、紀律、體力、方法、論述，其效果都遠遠超乎比例地強。 另一方面，只依賴人數並強調「和平理性」的社會行動，愈見困難和無力；不可能每次都有數十萬人上街才能改變事情，如果只囿於這個規則的話，社會運動難有出路。於是大家都在思考怎樣可以多做一點，達到更強效果——這「多做一點」的「一點」是甚麼？正是這幾年間大家都在摸索的：是衝入天星地盤站在推土機上的一刻、是守衛皇后碼頭三個月的時間、是保留喜帖街和藍屋的民間規劃、是反高鐵的快樂抗爭、是保衛菜園村的巡守隊、是接二連三的小規模搶咪和衝擊、是七一之後拒絕「和平散去」的留守…… 這種對「多做一點」的追求，正是推動這幾年來社會運動變化的原動力，但也有其局限，就是需要不斷的創意和大量的行動力和組織力；而留守、衝突是當中最容易發生的，因為無需準備、不需創意。而政府面對這種新的模式，其最大對策就是以警力去作拘捕和檢控，並對涉及肢體抗爭者加以抹黑，甚至以各種挑釁和陷阱引導示威者與其發生肢體衝突，加大行動者與巿民大眾的矛盾。社會運動者稍一不慎，反而成為了政府和警察爭取民意支持的工具，為其擴張權力而背書。 今天社會運動面臨的樽頸，不在於我們沒有了希望「多做一點」的動力，而在於看不清敵人在何方，或曰我們都太需要敵人，而這些敵人都要在身邊揪出來才最有價值。滿天都是互相指罵，似乎只要把與你稍有不同的人除之而後快，就能改變世界；面對政府愈益強大的打壓，我們卻在找敵人一事上自娛自樂，卻從沒有人可以指出，未來可以怎樣被改變。 （刊於5 月28日 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