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反日浪潮，在內地突然而來，突然而去，活脫脫一場鬧劇。那些憤青拿著「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的橫額，包圍日本名字(但其實是中國人開的)的商舖、圍堵(中國人開的)日本車、甚至連韓國的店舖、瑞士的錶行都被包圍搶掠(也許是連八國聯軍的國仇家恨也算上去了？

但瑞士可沒有打過中國啊……)。

像甚麼呢？有點像那些上課上得悶極的小學生，一聽到小息的鐘聲就立刻燥動，由木像變成鬥牛一般衝到操場去。反正那就是一個脫離束縛的良機，難得可以名正言順走上街、甚至幾乎可以打砸燒搶為所欲為，將平日受的烏氣都吐出來，當然「義不容辭」。即使不了解釣島歷史、甚至不太知道釣島其實在甚麼位置，也可以以愛國為名，義無反顧地「捍衛國家尊嚴」。

其實還不只如此，他們帶著的，還有一股無以名之的憎恨，是長年累月在媒體和政權孕育出來的情緒。八國聯軍、八年抗戰，每天在電視劇集上重複又重複，提醒著國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是多麼豪氣、多麼愛國。針對的不單是日本軍國主義，還一竹篙的把整個日本都打成非誅滅不可的對象。但口上的這一套，卻與手上用的手機、遊戲機、漫畫、日劇、壽司甚至蒼井空格格不入。這是甚麼回事呢？就是社會不斷教育出來的一種情感，與個人生活培養出來的理智，並不協調──正如大家無論咀巴上說得多硬，都同意日本的電器品牌質量比較好、日本的食材比較安全、日本的漫畫和電視劇比較好看。在一輪的反日浪潮過後，回歸生活，還是繼續開日本車，回歸蒼井空的懷抱。

難怪有內地網友說出這樣的警句：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生小日本的氣，砸自己的車。這就是中國人的宿命。

（刊於9月24日 AM730）

操弄民族主義 增盲動添仇恨

　　內地街頭的反日示威，以愛國為名，打砸燒搶為實。電視新聞轉播了其中一幕：一輛日本車被堵在憤怒人群之中，司機（當然也是中國人）走出車來，帶頭往自己的車踢去，然後群眾齊聲歡呼，一同把車子的車身砸凹、將車窗打碎。

　　一分鐘過後，大家出了氣，才放這位日本車司機，讓其駕着爛車離開，然後繼續包圍另一輛日本車。

車主同砸日本車 荒謬絕倫

　　這樣的事，荒謬得有點超現實，卻在內地各城巿發生了。換成事件在西藏或新疆發生，定必會變成「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利用、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並對之強硬處理，不然每年6,000多億人民幣的維穩預算該往哪兒花去？但對反日示威，中國政府的態度卻從不會如斯強硬——連續多日在全國各城巿的群眾事件，幾近暴動邊緣，卻能被一再容忍，這正是中央政府在此問題上的一貫處理手法。

　　釣魚台事件不是新鮮事，反日更不是新鮮事，三兩年總會發生一次，每次總是由一點小事引發，短時間內醞釀成全國風潮，然後又無聲無息地結束。它與其他群眾運動不同之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許的，一來這種反外國情緒正是中國政府的一道通氣筏，巿民平日對國家的不滿可以在此時轉化為「愛國」的反外國情緒，並以群眾運動之態發洩出來，甚至轉化為支持政府的力量；二來政府若強硬打壓，容易變成「為外國人打自己人」，怒火隨時燒回到中央政府身上。

轉移施政不足 爭取政治本錢

　　所以中央政府不想也不能大力打壓反日示威，巿民也知道這點，於是事態發展有如合法暴動，包圍、搗亂、打砸燒搶等事件，竟然可以在十八大前夕這敏感時期發生，也就並不奇怪了。

　　操弄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放大國家之間的矛盾，強調國家尊嚴、民族尊嚴，一時總能使群眾的眼光移離政府本身之不足，並將矛頭指向「亡我之心不死」的別國。

　　中日政府都知道，這種時勢兩國不可能兵戎相見，因而右翼政治人物樂見這種矛盾出現，並以愛國之名召集群眾、吸納支持者、爭取政治本錢。於是兩地人民仇視增加、無謂的矛盾也隨之增加，民族尊嚴沒有因此得到捍衞，反而將群眾盲動荒謬的民粹一面徹底暴露出來。

（刊於9月21日經濟日報）

SU

學期伊始，許多中學生也在準備學生會選舉。現在大部分中學的學生會都由一人一票選出，認受性比特首要高；對於許多參與其中的中學生而言，這大概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的比較正式的民主選舉，無論是組閣參選、宣傳拉票、辯論政綱，還是純粹投票，都應該是個寶貴的經驗。

記得年前我做了一陣子代課老師，恰巧觀看了一場學生會的選舉辯論，其中一方說了一句令我印像深刻的說話：「學生會有責任協助學校」。其實在學生會選舉的同時，也許大家都忽略了學生會存在的目的，出來的結果也就變味了。

學生會為甚麼存在？中學的學生會，其實有點像工會——同學與校方的權力相差太大，正如勞方和資方的權力差距一樣，所以學生要成立一個集體，去縮減這個權力差距。這個集體可以是學生會，也可以是其他學生自發的組織，目的就是要讓同學的校園生活過得更好。因此，無論學生會找到多少購物折扣、文具優惠回來，最終還是要清楚自己與學校之間的關係。這關係，不以和諧和服從為先，而是以抗衡為先。

所以，學生會之於校方，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監察和制衡，視乎情況而定；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記學生會的學生本位。同學用選票選學生會出來，學生就是學生會的權力來源，也是其問責對象，學生會千萬不能忘記、然後調轉槍頭站在學校的一方去管理學生。校方已有太多權力和方法去管理甚至控制同學，同學選學生會出來並不是為了給自己多加一個管理者的。

學生會立足於同學，反映同學意見只是基本，更重要的是擔起帶領同學的責任。就以反對國民教育科為例，學生會的立場理應很清楚：對學生來說，在課程緊迫、且已有眾多學習中國相關內容的科目的情況下，根本就沒理由要再加入一科政治意圖及課程指引均相當可疑的科目。學生會如果可以在政綱內大力要求汽水機可以用八達通，那對於更切身的課程問題，沒有立場怎樣說得過去？

（刊於9月17日 AM730）

寓言

有一個奴隸主，他手下有一堆家臣，每個家臣管理一堆奴隸。有一天，奴隸主覺得奴隸們不夠忠心，於是決定命令家臣對每個奴隸打一百鞭。奴隸們群起抗議，家臣們也覺得有點不妥，於是除了幾個特別忠於奴隸主的，全都噤聲，靜待奴隸主反應。

奴隸主見眾怒難犯，口裡雖說讓步，心中卻毒計頓生。奴隸主說：「好吧，我不命令家臣們鞭打你們，也不限他們甚麼時候打；但如果家臣自己要鞭打你們，我也無法阻止。不過既然家臣決定要打，我也必須要提供一點資金買鞭子和刑具，這是我的責任。這已經是很大的讓步了，你們不能太激進，要見好就收，知道嗎？」

有些家臣們比較有良心，他們的奴隸當然可以倖免於難；但其他的家臣呢？雖然奴隸主沒叫，但打的話不但有錢，更可以表示忠心、討好奴隸主，何樂而不為？奴隸們被分而治之，即使有反抗也只指向個別家臣；奴隸主則安坐家中，樂於當其「Facilitator」的角色。

時間過去，愈來愈多的家臣加入鞭打的行列。有些奴隸早被鞭打了、打慣了，也不懂得反抗；新被打的奴隸，也越來越孤單，反抗也很快被消滅了。最後，奴隸都哭了，奴隸主笑了。

畫公仔畫出腸式解說：

梁振英有關國民教育科的「讓步」其實是糖衣毒藥，貌似讓步，實質殺機處處。除了三年開展期被取消是大家樂見的，政府將責任交到學校身上，要否開設國民教育、是否獨立成科、用怎樣的教材，全都交由學校決定，但別忘了政府始終有各種財政及人事方法影響學校。然而在這情況之下，矛頭將指向學校，分而化之，確是很毒的一著。

梁振英出招，民間社會也要變陣回應；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經過十天佔領、三輪絕食、號召超過十二萬群眾集會，已是力竭筋疲。因此我認為暫時撤出廣場並針對新形勢再作抗爭，是明智的做法。接下來，既要在社區深化、連結家長、校友和學生共同監察各校，也要再思考罷課及其他群眾運動的可行性，作為下一波爭武器。

但最重要的，還是每一個支持這個運動的人，請你跟大家一同走下去，直到國教科真正撤回為止！

（刊於9月10日AM730）

激進

三位年輕人決定絕食當天，我想起還未聯絡醫生為他們檢查，於是臨急臨忙打電話給一位醫生朋友，請他過來照顧一下同學。醫生朋友二話不說一口答應，還帶了兩三位醫生和護士朋友每天前來探望同學，連同學絕食後第一碗粥都是醫生們買來的。

即使如此，面對同學們，醫生朋友還是覺得不好意思，自覺所做的微不足道，因為欠同學們實在太多。這種感覺，我深有同感——在這樣的時勢中，像我們這些大人所做的，遠遠不及在風雨中露宿、絕食的同學們，這叫我們都感到慚愧。說實在的，在同學們面前，我們沒有不走出來全力支持的理由，這是只是我們成年人應盡的責任而已。

絕食同學中的唯一一位女孩子黃莉莉，我們叫她「阿水」，今年升中六，瘦到風吹得起，但她卻是第一個希望參與絕食的同學。她的血糖一度過低，看著她纖瘦的身影、缺乏血色的臉龐，讓我們都擔心不已；但如果你走近點，凝視她堅定的眼神，你也會為之動容。這本身就是一種沉默的質問，詰問著每一個成年人：

「我們都走到這步了，你們呢？」

這時候，官員走出來了，說不要這麼激進。甚麼是激進？激進其實不是形容方法，而是形容態度。激進不是靠一張嘴、不是靠抽水、也不是靠亂罵一通四處樹敵——那只不過是偽激進。真正的激進，是長時間堅持、是為了自己所信的而出盡己力、是不懼困難走到最尾。像甘地，他比誰都和平、比誰都理性，但也比誰都激進，不是嗎？

在這個意義上，同學們的確是激進，但還可以再激進一點、還需要再激進一點。如此責任，再不能全放在同學的肩膀上，每一個愛護孩子的家長、老師、成年人，都必須回應年輕人的詰問、都應該加入這種激進——要讓那些冷眼旁觀孩子們絕食的官員和議員，都被我們的激進嚇得收起無恥、拿出良心！

同學們結束絕食了，由十位成年人接力，他們當中有大學生、教師、家長、退休人士；接下來，我們就要迎接一場長間抗爭，而我們要將之變成一場激進的全民抗爭。

在這場抗爭之中，有你的一份——請別讓同學們太孤單。

（刊於9月3日 AM730）

中港矛盾未解 擴自由行不智

　　雙非、自由行、自駕遊等「中港融合」措施在過去一兩年，成為了最能挑動香港巿民關注的議題，這完全可以理解為香港巿民對於中港兩地政府毫無猶豫的融合策略的反撲。

　　還記得梁振英在當選前信誓旦旦，以保護本土港人利益爭取巿民支持，特別是反雙非、港人港地等立場。上任以後，港人港地似乎無影無蹤，自由行更突然宣布會進一步擴張。

現超負荷 港人感被「排拒」

　　從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州及深圳6個城市，非深圳市戶籍就業人員及大學生可異地提交出入境證件申請，包括港澳通行證，受惠人數料超過1,000萬。當中深圳可享「一簽多行」赴港的人群會進一步擴大至681萬，首批合資格人士料達350萬人，今年年底累計將有超過410萬人。換言之，除了政府一貫強調的「零售業及旅遊業將會受惠於新政策」之外，香港一直面對的各種因自由行而出現的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

　　如果還記半年前的D&G事件，以至一連串有關「蝗蟲」的「排內」風潮，可以想像在沒有認真處理民間的中港矛盾之前大幅擴大自由行，只會使社會的撕裂更為嚴重。廣東道以至整個銅鑼灣的「淪陷」——全換上服務自由行遊客的店舖、租金飈升、迫走服務本地港人的商店，反映着香港對自由行已是超負荷，不單破壞了香港的城巿景觀，也使本地人感到自己反而被排拒於自己的城巿之外，為香港本地的「本土」或「排內」運動提供養份。

中港融合雙刃刀 苦了基層

　　中港融合是一雙面刃，既能為兩地提供商業和就業機會，也會使本地居民——特別是低下階層的生活受衝擊，例如興建高鐵犧牲了菜園村、新界東北的發展將犧牲多個新界村落；巿民的日常生活也因為「同城化」、「一小時生活圈」等概念被迫改變。

　　其實梁振英政府應該了解這種中港融合帶來的問題，在沒有適當配套之下而產生的怨氣，最後必然燒回政府，因為得益於中港融合的人並非受害之中港融合的人。如今貿然擴大自由行，這個民望史無前例地低落的政府，恐怕難以承受未來的民意反撲。

（刊於8月30日經濟日報）

心急

有試過等電梯等得心急了嗎？你也許會選擇多按幾次按鈕，或改為跑樓梯到地下，但無論你怎樣心急，你也不會蹤身一躍往窗口跳下去─即使那是最快到達地面的方法。因為你知道，有些事情是有底線的、有些事情是無法回頭的，所以你不會選擇以跳樓代替等電梯，哪管你真的很急很急很急。

有朋友想在投票中投給以攻擊其他泛民主派聞名的自稱激進泛民政團，理由是因為等得太久了，心急了，希望投給一個不按章法出牌的政團，以圖換來「希望」。但我們若因此高估了「希望」、低估了「代價」，那後果可能就是令我們與目標背道而馳，令我們離真正的民主更遠。

我們思考，怎樣可以透過選舉，拉近我們與真正民主的距離。民主不單是制度，也是文化和生活習慣，一個容得下理性辯論和異議聲音的社會，不會因為你不跟從我那一套，你就立刻成了投共、廢柴、叛徒、人渣，然後讓一堆疑似紅衛兵的粉絲在現實世界中包圍你辱罵你、在網上追打你恐嚇你─只因你不及他大聲，或不願跟他鬥大聲。然後他們會為其「宇宙唯一民主派」的身份沾沾自喜，並搜尋下一個「投共、廢柴、叛徒、人渣」的異議者。

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要建立自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擊最接近自己的人，「同路人」在其眼中其實是「對手」的意思。故努力抹黑和攻擊最可以成為朋友的人，將「同路人」都說成是十惡不赦的叛徒，唯有自己才是真理道路生命，儼如教主。用最投機的方法，打擊堅持最久的人。

細心想想，當泛民中人個個成了壞人，誰最開心？

有說「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言的敵人嗎? 難度事實還不夠有力嗎？」，稍為一改：「需要用獨裁去打擊獨裁的敵人嗎？難度民主還不夠有力嗎？」。追求民主，自然會對政府諸多施政感到不滿，並希望用各種方法去反抗暴政、阻止惡法，以期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但如果我們因此用上反民主的方法，我們與我們討厭的獨裁者之間又有甚麼分別？

正因為要達到「希望」荊途，我們更要堅持我們所信和所追求的，拒絕這種投機的歪路和歪理。

（刊於8月27日 AM730）

獨立

一到選舉，除了各大小政黨的候選人，還會有不少「獨立」人士出來參選。他們大多有一個共同點：強調自己不群不黨、獨立為巿民，而且指有政黨背景的人都是只為政黨利益服務，不是將巿民放在第一位，唯有「獨立」的他們，才是最佳選擇。

不入政黨，沒問題；說自己是最好選擇，叫人投給自己，也完全沒問題。問題是：甚麼叫「獨立」？不加入政黨，就是獨立、就是不群不黨？

說實在的，在議會政治之中，「不群不黨」實在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事實上，也鮮有真正的不群不黨。沒有與你志同道合的夥伴，就憑你的一票，你怎樣在議會內將你的理念落實呢？沒有高揚理念的旗幟，怎樣令巿民知道你到底堅持甚麼立場？所謂獨立，是否就是立場隨你心情而變？

不入政黨不等於獨立。沒有政黨背景，不等於能獨立於政治勢力之外；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定位，可以從其支持者、資金來源和政治歷史來考慮，而不能只看選舉時寫的一紙政綱。例如選超級區議員，哪些區議員提名他？在選舉中，有哪些人為他站台造勢、簽名支持？他的競選資金來自何處？誰大額地贊助他？他的競選樁腳從何而來？

如果他以前曾在議會內工作過，或曾經在政治圈活動過，就更應該看他的政治歷史─無論是否「獨立」。如果他曾在議會內胡亂投票、或經常不開會不投票、又或經常胡說八道出口傷人，這正是選民要考慮的地方。同樣一個政治人如果可以堅持多年，為同一理念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那總比投機取巧只顧做騷上位的人可信，不是嗎？議員當然要懂得說話，連話都說不好，很難相信他能在議會內好好議事；但說話技巧卻絕不是議員的全部。即使你能舌燦蓮花，若然沒有誠信，一切枉然這樣的人，絕不只梁振英一個。梁振英你票可投，但立法會，你還有手上的票可以用，可以用你的選票去選擇一個較可信的人。

（刊於8月20日 AM730）

數碼廣播「被執笠」 揭媒體悲歌

　　香港數碼廣播（DBC）「被執笠」，在社會輿論中並沒有得到其應有的重視，這是香港社會的悲哀。

注6億未兌現 清盤理由牽強

　　DBC本來的計劃，是要注資六億去營運；然而在注資一億五千萬之後，幾位主要股東，包括李國寶、李國章和有「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等，決定要將公司清盤，原因是DBC經營不善。

　　作為一間開始營運不足一年的數碼電台，根本不可能達致收支平衡，何況本來早已協議好的六億營運開支才不過用了三分之一，就執意將籌備經年的數碼電台清盤，純粹以經濟理由解釋實在很難令人入信。

　　大股東鄭經瀚鄭大班指事件是政治事件，背後是由中聯辦所操控的打壓，指控不可謂不嚴重。大班主理的DBC在過去一年的營運中，先後招攬和企圖招攬社會上的異見者在DBC開咪，例如吳志森、李慧玲、黃毓民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八十後等，傳媒也將DBC形容為「反狼大本營」；加上大班本身與曾蔭權份屬老友的「唐營」身份，被封殺是可預期的事——只是沒有料到來得這麼快、用這麼明目張膽的方法而已。

　　傳說中梁振英的「四大任務」，其中之一就是以控制異議媒體為目的「整肅香港電台」，如果這屬實的話，突然出現的DBC也自然會是其打壓的目標。DBC成立的時間短、普及度不足，也許因此民間社會對之的關注亦不足；但這其實牽涉到嚴重的政商合謀、打壓異議聲音的問題，透過最資本主義、最巿場的方法，去消滅一個大眾媒體，也消滅巿民的資訊來源。

疑資本市場手段 行政治打壓

　　對於香港普羅巿民而言，DBC也許從來未在其生活中出現過，所以即使其消失亦不感到觸動。但想深一層，媒體在社會其實非常脆弱，巿民的知情權不必透過中聯辦出面打壓，也可以透過收購等方法以錢去完成，例如《南華早報》被指「染紅」就是一例。

　　DBC的「被執笠」是一個徵兆，將香港媒體面對政治的脆弱，以一個最戲劇性的方法，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刊於8月16日經濟日報）

赤化

記得1996年我在外國讀書，別人知道我是香港來，總會問我「97怎樣？」，而我總是不知如何回答。16年之後，再到外國，他們還是會問「97之後怎樣？」，我仍然不太懂得回答， 只好說「I t i schanging, subtly」，一種微妙、隱晦的轉變狀態。

然而，「赤化」似乎是一個更好更明確的答案，雖然我不知道「赤化」的英文是甚麼。

其實「赤化」說的，是一個極權政府企圖操縱政治的手段和過程，以消滅異議聲音、獨攬權力為目標，而具體操作離不開四個層面：

空間層面：阻止人民示威、集會、公開提出異議；

傳媒層面：控制媒體、控制意見領袖、控制資訊流通；

政治層面：邊緣化其他政治力量、達到完全控制建制內的權力；

教育層面：潛移默化、由教育開始達到思想控制。

這些手段，你可以在《1984》中讀到、在《V煞》中看到、或在北韓找到，當然也能在內地看到——而它正向香港蔓延。以上四個層面是不是似曾相識？其實不就是傳說中梁振英的「四大任務」嗎？

雖未立廿三條，但已有化身維穩辦的香港警察、大枝裝胡椒噴霧和《公安條例》；雖未徹底控制香港電台，但已成功消滅DBC；雖未正式推行「國民教育」，但染紅洗腦的遊學團和教材早就遍布各大中小學。而政治層面更不消提了，中聯辦治港，天天抹黑和邊緣化泛民主派，還有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由建制派和地產商為政府護航。一而再、再而三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赤化」之勢，不是很清楚了嗎？

因此，阻擋赤化，是挽狂瀾於既倒、是知其難為而為之，也絕不是一黨一派可以完成的事，而必須香港人共同努力。選舉期間，人人都稱自己是真誠為港，但誰人口頭漂亮加天天蛇齋餅最終卻在立法會內投票出賣香港人，為「赤化」香港不遺餘力——請你明鑒，善用你的一票。

（刊於8月13 日 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