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15年，社會運動面對的最大一個變化，就是國家機器對社會運動的高度關注和介入。這包括了警力的增強、規則的增多、檢控的增加，對社會運動進行全方位的管制。
特別是過去一年多，這種情況尤甚。早前先有梁國雄等5人在替補機制諮詢會上抗議被判監禁3星期至2個月，近日又有一位年輕的社運青年泰歷被判襲警罪成，並不准保釋即時還押候判。而現時亦有8位社運人因去年6月4日的遊行而被檢控非法集結（即3人或以上聚集即可被控），正在面對長達20多日的聆訊當中。
曾偉雄上任後 拘示威者飈
以上的個案涉及司法範疇，但最重要的還是執法態度方面的轉變。上月發表的美國人權報告，指本港警方任意拘捕示威者的數字大幅上升，並採進取手段妨礙集會自由，是本港人權狀況最大問題之一。事實上，曾偉雄任警務處長一年多，警方拘捕示威者的數字已逾400人，比起上任一哥鄧景成高逾10倍有多，檢控數字同樣地多，當中包括檢控開香檳、掟奶粉的示威者，幾近濫用警察的檢控權力。
而警方在新政府總部和中聯辦外的處理示威的手法，亦明顯問題多多。警方無數次阻撓巿民在中聯辦正門外和平集會、挑釁示威者，並動輒使用胡椒噴等武器；民陣上月申請在中聯辦正門示威被拒，上訴至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並獲裁定有理，並成功在中聯辦東西閘口外集會。另一方面，監警會主席翟紹唐亦認為應該拆掉中聯辦外的花槽——這個花槽與舊政府總部外的黑色鐵閘同樣惡名昭彰，是為了阻止遊行示威、隔阻民意的無謂建築。
而去年的黑影事件、多次發生的記者與警察間的爭執，更涉及香港的新聞自由、巿民了解事件真相的權利，更是不可輕視之。
回歸15年，也許馬能照跑舞能照跳，但表達意見的空間和權利卻明顯減少了，表達異見的代價也增加，這種逆文明潮流的做法，卻在香港發生了。
（刊於6月21日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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