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上古怪的香港──張虹與紀錄片同行的九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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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 『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