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管會要管網絡 無助選舉公平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公布區選活動指引，並就新修訂建議進行為期1個月的諮詢。選管會建議要將現時對各傳統媒體實行的「平等時間」規則，擴展到互聯網上的電視台及電台節目。即是說，這些網上電視台和電台在其與選舉有關的節目中，要讓每名候選人享用同等的宣傳時間。然而當記者問到如何界定「網上電視台、電台」時，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卻支吾以對。

平等宣傳時間　難擴至互聯網

　　其實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如屬《廣播條例》持牌人的商辦廣播機構，包括電視及電台頻道的營辦機構，都不准接受政治性質的廣告。受平等時間規則限制的，包括在這些持牌媒體上的新聞報道和選舉論壇等，在報道時要以「平等時間」原則及「不給予不公平優待」原則對待所有候選人。而在印刷媒體上，選舉廣告要納入選舉經費，非選舉廣告則要至少提及該選區其他候選人。

　　如此安排，是由於持牌的廣播媒體半壟斷了公共頻寬，所以對他們的要求也比較嚴格；而且規範的對象亦清楚，對候選人以及媒體均有清晰指引，不容易誤墮法網。然而將同樣規限伸延至互聯網，則引起至少三個重要問題：一，為何要將管制伸延至互聯網？二，誰會被管制？三，怎樣才算公平？

fb用戶人人皆媒體　如何管？

　　互聯網與電視電台的頻寬不同，它沒有門檻，毋須申請，亦難以被壟斷。而這亦引伸了第二個問題：誰會被管制？

　　網絡世界對「電台、電視台」的定義與傳統理解不同，甚至可以說，每一個web2.0的使用者都是媒體，更別說要分開是文字媒體、聲音媒體還是影像媒體。

　　以我自己為例，我的facebook有4,000多個「朋友」，我的facebook帳戶就已是一個小型媒體，每寫的一個status、分享的每一條超連結、上載的每一張相片和影片，都是在這個小型媒體上向數千人發布的內容，它是綜合文字、聲音和影像的媒體。選管會要管，怎樣管呢？難道要我每個關於選舉的status，都加上所有候選人的名字？

規限經費有效　新制徒添爭議

　　另一個難以界定的問題，是網絡的全球化。在香港，我們使用的網絡媒體，很多都不是本地的服務提供者，選管會有權力去監管其他地方的公司嗎？如果我在內地的微博上載關於評論泛民主派的影片而被「和諧」掉，選管會可以代我向它追究嗎？

　　到底怎樣才算公平？其實現時以選舉經費去規限候選人，並規限他們在本地傳統媒體的出現，已是行之有效的公平方法。強加管制於互聯網，恐怕最終只會弄巧成拙，引發出一大串審死官的爭議，卻無助選舉變得更公平。

（刊於5月26日經濟日報）

唐英年是位好司長

聽到唐英年司長接受訪問，說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只是「提供了自由與機會予市民實現夢想，而地產其實只佔商界一部分」，而李嘉誠和李兆基等巨富，「並非一出生就坐擁幾十億身家，他們的財富都是努力的成果。」這還不算，他還語重心長地叫年輕人自我反省：「不滿李嘉誠有錢的年輕人應該反問自己，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 」

唐司長真是位好司長，在他短短的訪問中，可以看到他的多項優點，值得大家都支持他做特首。作為管治班子中重要一員，最重要就是有團隊精神，眼見曾特首就環評問題胡亂開火，被法律界猛轟不尊重法治、被環保團體批評不理環保；那邊廂林瑞麟提出封殺補選的議員替補方案，被轟不講邏輯、不講道理；還有林鄭月娥因丁屋問題被弄得兩面不是人，更面對原居民「流血革命保僭建」，大概也不好過。唐司長不忍同事們飽受壓力，於是主動獻身點起火頭，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分擔同袍們的壓力，實在令人欽敬。

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

唐司長另一個優點，就是幽默。在這個怨氣冲天的社會中，他的幽默感令人緊記一句說話──「認真你就輸了」。香港沒有地產霸權？今時今日靠努力可以做李嘉誠？這些說話在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唐司長口中說出來，更添了幾分幽默，所以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別誤會唐司長其實叫你學習如何炒高樓價和壟斷巿場。何况唐司長自己也不及李嘉誠富有，也未有機會被胡錦濤 主席高調接見，所以「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這問題是他 soul-searching 之後的freudian slip也說不定。

不，唐司長不會這樣膚淺，他其實是要我們深思。為什麼做不到李嘉誠？那是因為這個社會壟斷處處、特權處處，還有高學費、高樓價、高租金，朝9晚9努力OT 也不過是為老闆作嫁衣裳，腳踏實地工作竟不及投機炒賣。唐司長一再挑釁年輕人，其實是要提醒年輕人現况如何不正常，若不爭取更好制度，再努力也無法出頭；即使小部分人成功了，這個社會仍是處處失敗者。用心良苦的激將法，其實是希望青年人別只為自己，應該走出來做個關心社會的好國民，積極地為政府出謀劃策。所以年輕人啊，聽唐司長的號召，一同創造出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吧！

（刊於2011年5月25日明報）

屁民

誰說香港會被邊緣化了？我們學習融合是學得很快的，光看香港政府就知道了。

據聞內地處理事情的方法是這樣的：政府做事出了問題，巿民循正常程序反映意見，不受理；於是巿民或借助傳媒、或告上法院，要是得到關注，政府便乾脆把你捉 回去、關起來，再給你安個「尋釁滋事」或「經濟犯罪」的罪名，總之政府不會錯，錯了也輪不到你這屁民去多咀多舌。就像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不要拿法 律當擋箭牌！」屁民啊，明白嗎？你要識大體、看大局，不要扯發展後腿，不要讓國家難堪，知道麼？

曾特首點頭稱是，覺得這方法真有道理，香港政府也該向國家好好學習。於是東涌有位小巿民入稟法院司法覆核，挑戰香港的環評機制；法院竟然不識大體地判香港 政府敗訴，並批評現時的環評機制有問題。曾特首怎樣說呢？他說「有政黨借環保之名，利用法律程序阻撓大型基建項目，為達到一己政治目的而損害香港整體和長 遠利益，濫用司法程序……會影響本港經濟發展及就業情況，並失去國家帶來的新機遇，令本港更邊緣化。」言下之意就是世上哪有如此不識大體的屁民，懂得拿法 律當擋箭牌？一定是被政黨煽動利用，故意令一眾工友開不了工(是的，我們的政府素來最關心低下勞工苦況)，尋釁滋事，其心可誅。

但是……如果環評機制沒問題，法庭為甚麼會判政府敗訴？正如如果趙連海譚作人艾未未都是無緣無故尋釁滋事，為甚麼人人都同情他們？環評機制虛有其表早不是 新鮮事，本地的環保團體對之批評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如果政府有聽進去願意改善，誰要跟你抬槓對簿公堂？難道政府犯錯不是錯，揭穿政府犯錯的才是錯，法 院「助紂為虐」錯加一等？

同日，內地卻出現了兩單新聞。一是北京官方首次承認三峽工程的危害，特別是對長江中下游的環境影響；二是國家環保部以「未符合環評標準」為由，先後勒令膠濟鐵路和津秦高鐵停建。噢，原來發展不一定是硬道理，香港政府，你學到了沒有？

面對政府，做個異議的屁民真不容易。搶咪就被你說是暴力，塗鴉就要出動重案組；司法覆核就是政客借法律撈利益，公投則又要杯葛又要堵塞。那邊廂，新界原居民們聲言要流血革命保僭建，政府卻只能頭耷耷理順理順，其實政府是不是想告訴我們：不怕你有道理，只怕你夠惡？

（刊於5月23日 AM730)

公投

在臉書上看到中學母校的師弟們發起了一個討論/討伐校政的版面，對於學校的政策大加抗議，言語偶有激烈者。然後有校友(大概畢業了不久)走出來，勸勉師弟們「其他學校更差勁，不要埋怨學校，先自我反省一下，做好自己最重要」；也有同學冷眼旁觀，以「花生友」姿態「睇下你地做得乜出樣」、「做乜都冇用啦」。

如此論調，熟口熟面，我們還何需國民教育呢，其實官方論調早已入腦。「別人更差論」、「自我反省論」、「做好自己論」和「做乜都冇用論」正是當權者最希望人民相信的論調，這四大論調一出，基本上政府就絕不會錯，因為維持現狀就是應當，任何改變都是賞賜。即使批評，也要溫和體恤地批評──當然最好就是別問國家為你做了甚麼，只問你為國家做了甚麼，人人都這樣想，哪有當權者不喜歡？

當然，異議者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令當權者不高興，而是為了令弱勢者無權者過得更好、更公平。爭取不一定成功，但不爭取呢？唯有等吧，等到上天憐憫恩賜吧。看著師弟們的爭論，我突然想起去年的今天，原來是五區公投的日子，一年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記得去年五區公投翌日，馬嶽老師寫了一篇文章，詰問「What will work？」大概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像馬嶽老師的同感──既對這個方法有懷疑，但又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方法可行，所以即使不樂觀甚至不贊成，還是希望自己看錯。

當然結果談不上理想。百分之十七的投票率可以有很多解讀方法，但無論怎解讀也難言成功，似乎，it did notwork。其實即使它有百分之七十的投票率，也未必會真如預想中的work，它就能動搖中央政府嗎？難說得很。但說這種嘗試沒意義嗎，卻又不見得。身邊有些朋友就是在五區公投時，初嘗參與政治，甚至投身這個社會運動的圈子；過了五區公投以後，散落於各個運動之中，慢慢為這個社會積累改變。那是一種由「無能為力」到「我可能可以改變一些事」的轉變，他們的眼中見到了「可能性」。

可以令斷言「It won’t work」的人變成會問「Whatwill work?」，再將問題化成行動，這大概是令當權者最害怕的事吧。

（刊於5月16日 AM730）

什麼是「蝗蟲」？

「蝗蟲」一詞近年在網上特別流行，一般用作形容「來香港掠奪資源的內地人」。在近月的6000元派錢和內地孕婦來港生子事件中，「蝗蟲」一詞更常掛不少人口邊，同時也引起不少人反感，認為這是歧視甚至法西斯抬頭，兩派各自抗議對方抹黑，沒完沒了。即使如此，何謂「蝗蟲」卻少人仔細檢視；如果真有令香港人感到恐懼和厭惡的「蝗蟲」，到底確實在指什麼？

日前《明報》訪問了兩位反新移民遊行搞手，他們堅稱不是歧視內地人，但討厭內地人沒禮貌、財大氣粗、來香港拿福利；說只針對「那些呃綜援好食懶飛者」，但又反對向所有新移民派6000元，其論點自相矛盾，自不待言。但寬容一點去理解，這正顯示了我們在討論中港人口融合中常見的情，就是將所有問題和現象一籃子處理，例如簡單地以「蝗蟲」形容，才會出現這種感覺良好但自相矛盾的結果。

中港人口融合的爭議盲點

「感覺良好」並沒貶意，只是我們鮮有仔細分辨這種「感覺」的源頭和指向。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人——即使最是力撐新移民的——也會有對「內地人」感到某種不安的時候，例如見到西洋菜街滿街充斥操普通話人士、又或是內地人來港狂掃豪宅谷高樓價。而一般人透過媒體或親身經歷，對「內地人沒公德」、「新移民搵覑數」、「內地孕婦生仔走數」等印象深信不疑，亦屬正常。但「內地人」既有勤懇做覑低薪工作的新來港基層婦女，也有一擲千金買樓的內地富豪；有來港消費的自由行，也有計劃在港安身立命的專業人士；有打算在港生子的純內地孕婦，亦有有香港丈夫的內地孕婦，他們對香港的影響各自不同，一概而論不但無法弭清不安，反而使人無法對準問題；不安擴大，結果最弱勢的一群往往成為代罪羔羊。正如父親是香港居民的新來港小孩，稚子何辜，竟被冠以「蟲卵」之名，這是我們願見的「文明」香港嗎？

在香港獨特的一國兩制狀況之中，人口融合（亦包括經濟、文化其他方面的融合）早已開始，香港既無法獨立，亦不願完全融合成為一般內地城巿；要在兩個極端之中安身立命，則無法避免各種與融合有關的轉變，及隨之而來的好處和不安。然而不安感覺如斯強烈，往往卻是因為沒有分清不安的來源，於是也容易將抗拒力量錯置。在內地人眼中，香港人往往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既向內地拿好處，卻又對內地人諸多敵視，其實也同樣是將各種印象一籃子處理得出的感覺。「蝗蟲」與其說是一班人，倒不如說是一種由人口融合帶來的不安感，卻以拿新移民（特別是基層新移民）作代罪羊的語言來表達。

如何在融合同時維持香港的獨特性，對香港的未來極為重要，矛盾確實存在不必迴避，因此更不能被困於這種簡單的不安情緒之中。新移民不是蝗蟲，關心本地資源運用的也不是法西斯，具體問題具體處理，多加一點包容與理性，不一竹篙打一船人，別讓我城輕易撕裂。

（刊於4月13日明報）

其他有關中港人口融合的文章：
香港居民身分不是贈品
6000元與三粒星
只有融合 沒有香港
大話
慈悲

虛偽

運輸及房屋局的鄭汝樺局長和港鐵主席錢果豐昨天在活動中遭遇到示威，事後錢主席呼籲示威人士「克制」。

克制啊。預計今年香港通脹會達4.7%，而港鐵去年賺了超過120億，仍然堅持加價，進一步加重普羅小巿民肩上擔子。錢主席還一臉為難的說「巿民應尊重可 加可減機制」，似乎只加2.3%己是皇恩浩蕩，我輩蟻民福祉豈及上巿公司賺錢重要？錢主席，你說克制，那港鐵可否克制一下貪念，不要加價？

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昨天也遭到攔路示威，抗議的是中港家庭權益會成員及孕婦。周局長沒有接收請願信件，還拋下了一句「要守秩序和不要影響他人」。

秩序啊。這些中港家庭至少有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要在香港生孩子，卻被當成是外地人看待，收費比本地家庭貴一大截，現在醫管局停止接受「純內地孕婦」生子，卻一併把這些香港人在公立醫院生孩子的機會剝奪。他們不守秩序嗎？誰不講道理了？周局長，政府的奇怪政策在影響他們整個家庭的未來，叫他們受到不合理不平等的對待，你真的好意思叫他們「不要影響他人」？

還有，那位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昨天在城巿論壇討論內地孕婦來港生子的問題，聽到公營醫院的情況，「一臉同情」的說：「我們都很同情公立醫院的工作壓力」。

同情啊。私營醫院拿香港居民身份當贈品，大量接收「純內地孕婦」，奇難雜症則送往公立醫院，由他們執手尾。私院賺了大錢，人手不夠，便向公立醫院挖角，令 公立醫院工作壓力大增。現在公立醫院停收內地孕婦，私營醫院更是財源滾滾來了。有同學在論壇上問劉醫生私營醫院賺了這麼多錢，要負甚麼社會責任？原來癱瘓 公營醫院病房、「私院賺大錢、公院執手尾」是為了令私營醫院其他部門可以「提供更佳服務」！大醫生不單邏輯超凡，更是仁心仁術──不過同情歸同情，賺錢更重要！

克制啊。秩序啊。同情啊。

說穿了，虛偽啊。

（刊於4月11日AM730）

香港居民身分不是贈品

過去一年，本港約有3萬多名「純內地嬰兒」——即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在香港出生，當中大部分在私家醫院出生，每位嬰兒4至6萬元的收費，為各私家醫院帶來可觀收入，卻使本地孕婦以及婦科醫生護士們怨聲載道，要求政府對內地來港生子的孕婦「截龍」。

私家醫院賺得盤滿鉢滿的同時，其實正將其成本外化（Externalise）至公立醫院以至全港社會，例如專門接收容易處理的個案、將婦科甚至兒科的奇難雜症轉介到公立醫院，以及從公立醫院挖角，使公立醫院具經驗的醫生和護士大量流失，影響使用公立醫院的孕婦可得的醫護質素。而醫護人員的流失亦使留下來的醫護人員工作量增加，造成惡性循環。因此假如公立醫院減收甚至拒收「純內地孕婦」，雖然可以短期內紓緩本地孕婦床位緊張的問題，亦可能有助改善醫院工作量過多的情况——但同時卻會使私營醫院接受更多的純內地孕婦，私院賺錢，公院執手尾的情况未必會有改善。

牽涉整個社會人口結構

然而除了人手和資源問題，還有更重要的人口問題要考慮。內地孕婦來港生子，不單是一盤生意，更牽涉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因為香港除了「賣出」生孩子的醫療服務外，更附送顧客「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現時每年來港的內地移民名額約5萬名，他們要經過各種程序、要審批、要有理由（包括與家人團聚），而他們大部分一旦來港，則要住滿7年才可以成為永久居民；但以去年計，已有3萬多名嬰兒在港出生並立刻成為香港居民，他們的父母與香港毫無關係，純粹因為能夠付得起幾萬元的費用便可令孩子得到香港人身分，而決定數目多少、誰家孩兒可以在港出生，決定權竟在醫院（主要是私營醫院）手上，這是何等荒謬的事！這些孩子未來會不會成為社會棟樑或使用香港資源，是另一個問題；但香港政府既無權控制數量、監管背景，人口上升數量無法估計，亦不知道他們會何時來港，為醫療、教育、房屋等規劃帶來關鍵卻無法預測的變數，對香港社會絕非好事。

假如政府不願以修改《基本法》作為治本的途徑，則必須硬起心腸，特別對私營醫院接收內地孕婦加強限制，並加強入境的規限，至少可以治標，改善提供給本地孕婦的服務，並應取消對父母其中一人為香港居民的「半內地孕婦」實施的不公平待遇。長遠而言，政府務必重新掌握對人口的控制權，絕不能將之變成私營醫院招徠客人的贈品。

（刊於 4月8日明報）

「大社會」爭發聲 勝和諧埋炸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發表財政預算案前，提出過在大市場、小政府之間，香港有一個活躍的「大社會」（Big Society），政府應好好利用充裕的社會資本、發展社會和經濟。

　　大社會本是去年英國大選中保守黨的主要口號，以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為首的政府執政後也常將Big Society掛在口邊，說要將權力下放地區、推動社區互助、透明化政府等。然而巧合的事，兩個推崇大社會的政府，均不旋踵便遇上了來自社會的巨大反對浪潮，英國數十萬人示威，香港政府則派掉400億都平不了民憤，不可謂不諷刺。

大社會真義　人民勇於發聲

　　如此大社會，大概不會太受當權者歡迎，但事實上這也是大社會的優點之一，就是人民勇於爭取、抗衡權力，使社會不致強弱懸殊。權力過度集中、遏抑社會聲音的社會，也許可得一時之和諧，但矛盾深植於社會之中，民怨只會日益加深，到爆發之時便會無可收拾，正如非洲發生茉莉花革命的諸國。

　　然而不論政府是否真心希望，至少香港的「公民社會」正愈益進取。公民為了自己的權益積極爭取，手法亦更多元化，已不再是只有一班「嘈嘈閉」的示威常客和政黨，而是跨階層、跨地區、跨年紀。除了令政府頭痛了好一陣子的八十後，雷曼苦主和菜園村都不是「傳統」的抗爭者，卻都堅持不懈地爭取，最近的美孚新邨抗爭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民間抗爭例子。

　　美孚新邨是香港最早出現的中產屋苑，有最早一批本港中產階級出現的象徵意義，也代表了中產安居樂業的夢想。面對着地產商的貪婪、打算在現有住宅觸手可及的空間興建住宅，這些中產的居民也都「激進」起來，就在這兩星期，只要用作警示工程車來到的鼓聲一起，便往往有數十至過百居民衝到地盤外阻止工程車進入和開工；甚至平常養尊處優的師奶，也竟為了阻止工程，危坐在工程車下阻止工人起卸。當然，沒有人會忽然之間「激進化」，居民經過了多年爭取，各種斯文的爭取方法都試過了卻全都無效，惟有以直接行動去捍衞自己的家園，對抗地產霸權。

美孚中產公院醫生　抗爭自救

　　除了美孚的中產，抗爭的還有醫生們。公立醫院的醫生抗議工時長未解決、婦產科的醫護人員則要求減少接收內地孕婦，怨氣沖天，幾近臨界點，長此下去工業行動恐怕不遠矣。這顯出政府無能之餘，公民社會亦愈來愈懂得自救的重要；政府若繼續現時那種大量抹黑和拘捕的手法，只會惹來更大的反抗。

　　正如英國工黨的Ed Miliband 在日前的反削資大遊行中演說道：「David Cameron︰you wanted to create the big society. This is the big society！（卡梅倫，你說要創造大社會，這就是大社會了！）」大社會並不以當權者意願為依歸，而是人民意願；猜想財爺經歷過預算案一役，對大社會會有更深體會吧。

（刊於3月31日經濟日報）

反地心吸力的李少光

6000元與三粒星

財爺派的每人6000元「維穩費」，沒有締造和諧，反而進一步撕裂香港。政府先是突然將「永久性居民」身分定為有錢派與沒錢派的分界線，最近又打算透過關愛基金向來港未足7年的低收入新來港人士派發現金，足顯出政府對於派錢之思慮不周得嚇人；而這次的「補飛」恐怕又會再一次引起社會「三粒星」與「一粒星」間的撕裂。

觀乎過去幾星期的社會討論，大多同意派錢是短視行為，更希望政府可以將錢用在長遠政策之上，例如醫療、退休、房屋等。但既然政府決定派錢了，那如何派得公平就必然是社會要考慮的問題。

首要考慮派錢性質和目的

是否公平，首要考慮派錢的性質和目的，到底這6000元是福利？「回水」？扶貧？還是紓解民怨？對此政府從沒有定義過，大家只好自己猜測。余永逸昨天在《港澳雙城記 派錢的迷思》中指出，澳門以短期福利措施去化解市民怨氣的目標相當明顯，相反香港的目標卻不清晰，派錢更似是政治角力之後的結果。於是政府倉卒之下同意派錢，用最行政簡便的方法劃下派錢的界線，大概連政府自己亦沒有想到會帶來如此巨大的爭議和矛盾。

全民派錢這理論上人人有份的措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財富再分配的做法。以永久性居民作為合資格的界線，有它的合理性，但不等於必然合理。其實用任何界線去劃分，都有被排拒的人，例如原本用強積金劃分，便會將公務員、已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排拒於外；用有否交稅去劃分（如退稅），更會將社會收入最低的一大群人排拒於外。每種劃分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不一定公平。不公平的原因，在於我們會發現最窮的人竟然會在這劃分中被排拒出去！如果一個財富再分配的措施，竟然是將公帑往較有錢的人分配去，恐怕違背了財富再分配的原意。

去衡量新移民或非永久性居民應否受惠於派錢，不能純靠感覺，要一併考慮現實環境和現行政策。現時的新移民大概可以粗略地分成兩大類，小部分是較高學歷或具資本的新移民，更大部分是我們熟悉的嫁到香港的婦女。許多人以為現時新移民已享盡各種福利，但實際上自2004年新移民已被排拒於綜援之外，公屋配屋亦必須要有至少一半成員是香港永久居民。新移民婦女的本地丈夫多較年長、收入較低甚至失業，而她們由於無法獨立申請綜援及公屋，因此必須要依賴丈夫，或依靠低收入工作過活，同時更需要照顧小朋友，當中艱苦可想而知。她們正是香港最需要幫助、最需要改善生活的其中一群，而她們生活的改善，同樣亦是他們孩子生活的改善。移民來港的孩子，正是面對嚴峻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在未來必須仰賴的勞動力。

何不考慮 來港不足7年者可得一半？

事到如今，與其用費時失事的入息審查，何不考慮如澳門一樣，來港不足7年者可得一半？反正連移民離開香港數十年者亦能被派錢，派予新移民半額現金亦不過牽涉金額三數億元，則既能令窮困的新移民得到即時幫助，亦能貫徹之前政府提出的「三粒星」界線，何苦自尋煩惱？

在討論新移民問題時，社會習慣將在媒體中聽過的極端個案、或聽聞回來的個別例子，嵌入耳熟能詳的「好食懶做」、「騙綜援騙公屋」標籤之中，將所有新移民簡單地污名化，其實也許只是將香港人對未來的負面情緒都一古腦投射到新移民身上。香港經濟停步不前，而且面對著與內地融合的困難與挑戰，恐懼與擔憂自難避免；但向生活更困難的眾多新移民抽刃，又真能令我們更安心、生活得更好嗎？真正的大鱷是功能組別和地產霸權，要生活過得好一點、要真正公平一點，請認清真正的敵人。

（刊於3月23日明報）

用謊言與暴力 「維穩」的李少光

正如內地破了紀綠——維穩的「公共安全」開支達6244 億元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恭喜特首，恭喜新一哥，你們也破了紀綠，就是創出了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對本地人的政治拘捕。

唐 英年司長「車毁人亡論」言猶在耳，特首則身在北京被北大人頻頻問候「受傷」狀况，接下來的這次大型拘捕，野蠻、難看，但不令人詫異。政府的論調如出一轍， 就是強調示威者暴力、譴責暴力，甚至指摘那位帶同8 歲兒子參與示威的母親「用小朋友作武器」，將警方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官府口大，示威者口細，相信不少人立刻就會覺得示威者「用暴力不對」。但想當然的想法未必經得起事實驗證，正如特首聲稱被襲，在網上早就廣泛流傳了現場影片，示威者其實連碰都碰不到特首，何來襲擊？3 月6 日晚上的集會， 示威者進行的是堵塞或封鎖（Blockade）的非暴力抗爭，在夜深人靜的中環德輔道中及雪廠街交界的示威者，手挽手圍成一個大方形，並被數百警察包圍， 怎可能變成李少光口中的「用肢體衝擊警方」？

「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是警方事實是警察是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之下突然進行武力攻擊，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因而跌低，甚至差點釀成人踩人的場面，然後警方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下使用胡椒噴霧。而小朋友亦是在這情况下中招。「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不是示威者，而是警方！

在 一般情况之下，即使警察要清場，都會事先警告。不想發生衝突或不想被抬被捕的人，絕對可以安全離開，但當晚的情况卻非這樣。警方並非無權進行清場， 但警察與流氓的分別，就是有程序要遵守、並要對自己擁有的權力和武力有所節制，這也是一個文明社會對公權力的期望。面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警察斷無理 由在無預警之下率先挑動肢體衝突，漠視在場的年長及年幼者的安全。

有言論責怪小孩子的母親「不應帶孩子上戰場」。香港的示威，從來不是亦不 應是危險的戰場；然而在責怪母親的時候，請小心墮入了Blaming the victim的陷阱。同樣邏輯，可以是： 「為何八九年北京這麼亂，仍然有家長容許小朋友在天安門附近？當時有小孩子在六四晚上被射殺，家長是否都有責任？」也許那位母親最錯的地方，就是錯信了香 港警察，以為在場數百警察環伺之下，自己的小孩必定會安全，想不到率先傷害自己小孩的人，竟是那些本應保護自己的警察——而警察的頭兒還要在事後高調否 認，並指摘受害的母親及小孩，真是情何以堪。

面對如此歪曲事實、倒黑為白的當權者，正如李少光所說： 「我覺得教壞了他們（小孩子）！」

（刊於2011年3月9日明報）

暴力

特首聲稱被「暴力撞傷」，胸口有「長達1 0 厘米的紅腫」，更獲多位內地官員接連問候「傷勢」。有教育團體急不及待發表聯署聲明，批評「暴力抗爭的歪風」教壞下一代；也有小學校長致電電台，質問「我點教學生」。

政治人物為了各種原因，要大事化小或小事化大，見怪不怪。但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校長，卻急不及待衝出來聲討、為特首護航，我除了震驚，更是感觸。說出「點教學生」的老師校長，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到底在想甚麼、想過甚麼？第一，在高調地下狠批評之前，他們對事實的掌握有多少？為甚麼對於特首的聲稱竟是毫無懸念地接受了呢？事件發生後，無論是在主流媒體還是網絡上，立刻已廣泛流傳當日現場的錄像，清楚可見示威者根本連碰都沒有碰到特首，也沒有任何攻擊的行為，特首是被自己的保安撞到，還是故意插水還難說得很，怎麼可以不問事實就將示威者打成「暴力」？教育工作者自己要上的第一課，叫認清事實。第二課，叫釐清概念。甚麼叫暴力、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以及甚麼是真正的和平理性，到底這些教育工作者能否分得清楚？胡裡胡塗的把所有挑戰強權的行動都定性成暴力，是否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靠向了有權力那一方，因為權力而放棄知識了？

還有第三課，討論和思考。「暴力」與「和平」難道不是一個值得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討論的絕佳題目、而非應被倉卒定義的嗎？如果學生問：「辛亥革命也是活脫脫的暴力，為甚麼我們要紀念而非譴責？」老師會怎樣回答？答案也許是：「因為那些暴力的使用是為了達到更好未來的必要手段。」那麼一個行動是合乎公義，當然要一併考慮當下社會的背景、前因後果，而不是隨便用「有沒有衝撞」去判斷一個社會行動的價值！

最後一課，叫公義。朱凱迪在菜園村被人撻到飛起，無權力者被暴力欺負，怎不見校長們聯署關注？劉曉波和無數維權人士仍然被囚、內地巿民要發動和平到不得了的茉莉花集會，被打被拉被鎖，難道校長們不怕下一代會被教壞？只見這些校長們毫不猶豫地站在權力那 一方，協助當權者欺善怕惡，這算是那門子的教育？如果你不懂得教學生，不如反躬自省，想想自己應否上上我說的那四堂課。

（刊於2011年3月7日 AM730）

財爺急變臉 「掩口費」無以為繼

　　這個政府真的令人難以理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數天前才強調香港儲備仍不夠、不會派糖，並指退稅會引發通脹，而財政預算並無修改空間；言猶在耳，曾司長竟來個180度轉軚，將注資強積金變成全民派錢6,000元，另外再寬減薪俸稅上限6,000元。今日之我匆匆打倒昨日之我，令人大開眼界。

大處揮霍　小處孤寒

　　作為管治者，對民意讓步，回頭是岸，當然應該；但政府變臉之快，也顯示出其管治之無力，以及理財哲學之虛無。今明兩年都是選舉年，選票在前，各政黨都不敢拂逆民意，即使建制派亦不例外；在政府擁有龐大盈餘，但樓價難抑、物價飛漲的同時，政府卻無視眼前民間困苦，既沒有短綫的派糖紓緩措施，復沒有長遠的改善政策，當然成為巿民的眾矢之的，也成為政黨的選票提款機。建制派發現站在政府身邊有辱無榮，當然只能憤起反對，政府發現自己手上沒票，惟有軟下腰骨讓步，財政預算如是、交通津貼亦如是。然而說出的話卻如潑出的水，自相矛盾的言行，變成寫進歷史的笑話。

　　更根本的問題卻是政府的理財哲學（如果有的話）。「守財奴」三字並不能貼切形容政府，它其實是「大處揮霍，小處孤寒；應花不花，該慳不慳」。申辦亞運數百億，政府眉頭都不皺一下；政府每年投放超過600億元於工程項目，但巿民需求最殷切的如沙中綫、港島南綫卻一拖再拖，反而注定要長期蝕本的高鐵卻要火速上馬，粗暴拆遷未有新村的菜園村村民。放寬交通津貼不過多花十億八億，便能使原有領取交津的基層巿民繼續得到資助，政府明明打算放寬交通津貼，卻偏要在這些枝節斤斤計較，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德政變惡政。

考慮不周　四面楚歌

　　而今次的「派錢」方案也是如是，根據統計署資料，香港18歲以上永久居民約600萬人，每人6,000元即合共約360億左右；而據去年財政預算，上限 6,000元的薪俸稅寬減大約會令政府少收45億元稅收。換言之，牽涉的金額不過由240億元增加到405億元左右，但對於政府今年近千億元的盈餘，仍算不上是甚麼大數目。如果政府一早就推出這做法，相信即使得不到全民掌聲，也絕不會如今天般四面楚歌、民意插水。

　　派錢雖遠較將金錢注資於強積金為佳，然而始終只是一個短視的方案，財政預算仍嚴重缺乏長遠解決香港結構問題的措施。到底政府把錢收進庫房之後，會怎樣去長遠地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巿民生活？政府認為錢要怎樣花才算用在刀口上？

　　巿民完全看不到政府的理財哲學、看不到遠景，即使政府每次都付出如此「掩口費」，仍難以令巿民滿意和信任。得不到巿民信任的政府，難逃「鋪鋪清」的命運，看來曾班子剩下一年半載的任期，難過矣。

（刊於2011年3月3日經濟日報）

要回水，更要公平！

240 億元的「強迫金」注資，引起全城圍剿——不知是誰出的餿主意，大家都已被高樓價、高通脹壓得喘不過氣，政府明明可以用各種方法助巿民解燃眉之急，卻偏要將錢變成不能止渴的梅，明明給了你，你卻只能看不能用，唯一得益的只有各大基金管理公司，巿民不生氣才怪。這也顯示出了不吃粟米斑塊飯的財政司，與巿民之間的鴻溝之大。然而也因這個荒謬的財政規劃，讓公眾可以有一個好好討論公共財政該如何運用的機會。

討論從這240 億「已出之物」開始，由退稅、減租、派錢這些直接還富於（不同階層的）民的方法，以至遏抑通脹、回購隧道及領滙、土地保育基金、全民退休保障、復建居屋以至稅制改革等政策性方案，均在一片反對政府240億注資方案聲中出籠。相比於過去只希望一次性的「派糖」，今次似乎有更多聲音落在各種結構上的改革，希望可以長遠地、真實地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正如溫家寶總理早幾天在網上說的：

「我們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還提出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擾攘近10 年的最低工資即將推出，雖稍可改善「一次分配」的公平問題，但地產先行的經濟結構卻仍是關鍵中的關鍵。香港仰賴高地價作為重要收入來源，其實極不健康。低稅率只是幌子，實質在賣地的一刻，已向每個香港人徵收了稅項，由住宅樓價到商舖租金，以至在茶餐廳買的一個粟米斑塊飯飯盒，其實都在向政府（以及地產商）繳稅。這種稅制的結果就是令有錢的人更有錢，有資產的人可以透過資產的投資和增值得到巨額收入；窮人則愈失去生活的自主性，愈勞動卻愈見貧窮。而政府在「二次分配」所擔當的角色，亦顯然與巿民的期望有所落差，特別是對於被排拒於社會福利以外的低下階層（N 無人士），政府多年的無心無力，令人心淡， 「公平」二字更是無從談起。

市民的容忍接近臨界點

在這豐富多元且跨階層的「回水」聲中，可以看出巿民對於官富民貧、貧富懸殊的容忍，已接近臨界點；特別當巿民發現原來巿民可以與政府共患難，政府卻不會與人民共富貴，更令基層中產均感憤怒。民間聲音之大、意見之多，史無前例；政府的盟塞程度也是令人大開眼界。難度要政府張開耳朵聽聽巿民訴求，真是如此困難？

（刊於2011年3月2日明報）

田二少的貧窮國遊記

田北辰先生參加了香港電台的真人騷節目《窮富翁大作戰II》，並花了3 天時間變身清潔工人，親嘗基層勞工生活點滴。事後田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叫〈患貧窮更患不義——我的掃街心路歷程〉，講述他對基層生活的體驗。

文章讀下來，感覺似是在讀一篇遊記，就像一位富裕的美國人到柬埔寨農村三日兩夜旅遊之後寫下的遊記。這當中沒有貶意，事實上即使是香港人讀了美國老外這樣一篇遊記，也確實會對柬埔寨農村的情况有更深了解，當然——當美國老外驚歎不已地寫下「原來柬國人每天都吃Rice，而且還會用 Chopsticks！」，同在亞洲居住的我們難免會暗笑他大驚小怪。社會大眾未必具體知道清潔工掃街的困難、籠屋的狹小的細節，但田二少所經歷的基層悲歌，卻是社會大眾的共同認知，可謂一點都不陌生。

我們更需要一個良好制度

田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再聰明絕頂的人坐在冷氣房內不斷閉門思索，也永遠不能體會窮人的真正困苦」，階級和背景，無可避免地會局限一個人的視野和認知，體驗固然是理解的良好方法，但偶一為之的體驗效用有限；對於日理萬機的管治者而言，要他們放下身段去體驗低下階層的生活，亦不太容易。我們需要的，不單是願意體察民情的管治者，更需要一個良好制度，令巿民之急可以透過制度成為政策，令最無權勢者可以得到照顧。

沒有普選的香港，功能組別與大商閥聯手操控議會，特首亦要依仗有錢有權者的選票；無權無勢者如清潔工人、籠屋居民，面對着庫房水浸但決不派糖的政府，可以怎樣？

且看能否日常生活身體力行

說回田先生的文章。這是一篇寫得不錯的遊記，相信對田二少來說，也是一次深刻的旅遊。但多少人到訪完國內貧窮農村之後，驚覺別人生活困苦，復慶幸自己生於安逸，許下宏願要救助窮人、保護環境；然而旅遊之後，回到家中溫暖被窩，不到一天便繼續大魚大肉，盡情消費，什麼宏願都拋諸腦後，旅遊只剩下一堆擺滿V字手勢的相片， 放在facebook 上與人分享。

能將旅遊的深刻體驗，轉化成日常生活的身體力行，委實不易，且看田二少能否做到。

（刊於2011年2月18日明報）

難抗中港融合 怎保香港獨特性

　　引起不少人關注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短短一個月諮詢，上星期結束。雖然政府在最後關頭走出來說這個「行動計劃」是「講大咗」，實際只不過是「概念性研究，旨在為粵、港、澳三地提供規劃溝通平台。該計劃提出的建議，只具有原則性和方向性，並非法定諮詢程序」，但根據民間智慧，官字兩個口，官府的話不可信多於一成，我們作為小巿民還是對此謹慎一點好。

行迹太鬼祟　諮詢期奇短

　　這個計劃引起大眾關注，除了因為行迹鬼祟、諮詢期奇短，更因為這個疑似令香港「被規劃」的方案，正狠狠地對香港對未來的自主權（是自主權，非主權或次主權，敬請留意）摑了一巴，刺中了香港人最介意卻又最無力的一環，就是如何有別於內地的，真正實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當然，毫無保留地相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無疑過分天真，亦無法解釋為何一定要建高鐵、為何香港仍沒有普選、為何王丹不可以來香港。但從另一角度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仍有其重大意義，否則回歸13年，早就可以讓「河水」長驅直進，淹沒香港了。

　　殖民地統治150年，為香港建設了一套有別於內地的制度和文化，廉潔、效率、公德、自由、人權、誠信，這些均為支撑香港的脊樑，香港過去不少發展經驗，亦被內地各城巿參考借用。

　　只是近年香港發展停滯不前，眼見內地GDP飛躍上升，不免百般滋味在心頭，難免感到憂慮甚至恐懼，於是各界紛紛獻策，並多以乘搭內地經濟發展順風車為主，「融合」似乎是解決香港經濟困境的不二法門。然而在巿民日常生活經驗中，「融合」的經驗卻非如此一面倒地好，無論是小至買不到奶粉，還是大至買不起樓，都是那靜悄悄發生的「融合」的結果。

宜開放心胸　聽市民憂慮

　　政府的《環珠計劃》中，提到多項基建如鐵路，並涉及大量香港土地的使用，這些對普羅巿民而言，自然會視之為威脅多於機遇；加上政府行迹鬼祟，更會覺得政府不安好心。

　　香港人抗拒「融合」嗎？不見得，如果對香港人有益的話，不見得香港人會不支持；但同時香港人亦肯定希望維持香港的獨特性，保持現有的生活水準。

　　因此政府在此重大議題，決不能因為怕被批評為議而不決而另走極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處理融合問題，而是應該開放心胸，與巿民一同開展有關「融合」與「獨特性」的討論。

（刊於2011年2月17日經濟日報）

只有融合 沒有香港

政府悄悄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公眾規劃諮詢稿，以18 個工作天時間向公眾諮詢這個勢將大幅改變香港面貌、融合粵港澳的9 年大計。這個令香港人「被諮詢」的計劃，包括了北大嶼山發展、北環線等未在香港落實的部分，卻會統統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之中。

政府放棄讓巿民參與討論的機會

應該扼腕惋惜的，不止是政府獨斷獨行，將香港未來規劃權從香港人手上拿走；更是放棄了一個絕佳的讓巿民參與討論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機會。香港應否與內地融合，其實是個假命題，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選擇，又或是早就已經選擇——小小一個「井水」香港面對滔滔「河水」的中國，多年之前就已開始漸融其中，無論是否情願、有否察覺。然而我們卻仍可選擇如何融合、在哪些層面融合、融合多少、用什麼速度，而融合之後到底可以怎樣最大程度地有利香港，特別是香港的普羅大眾、基層巿民，更是我們應有的共識。但我們一直鮮有深入的討論，而政府過去亦多是只以經濟角度去簡單地合理化規劃及基建融合的需要，訴諸「邊緣化」恐懼，一旦深入討論，立時不堪一擊，並只能以行政及立法霸權強硬通過，高鐵就是好例子。

使「井水」不會被「河水」吞沒

融合除了經濟以外，還有文化、生活、環境、人口、制度等各方面。當基層懼怕內地移民來港搶工作拿福利、中產父母抱怨買不到奶粉、大學生紛紛盤算回內地工作，正顯示出融合與普羅大眾休戚相關，豈能只靠由上而下的基建和規劃？而在「我們需要怎樣的融合？」這個硬幣的另一面，是「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在融合的大潮流之下，更值得討論的是我們怎樣可以加強香港的獨特性，使「井水」不會被「河水」吞沒，令香港不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巿，這才是作為政府應該與巿民共同討論和思考的。

只可惜，我們的政府善於豪擲金錢於巨型工程，無視香港人最介意的空間使用問題，也不願讓巿民參與有關融合的討論，只求用行政方法快快通過。相反，他們最喜愛就是叫香港的人才快快回內地發展，彷彿不願離開香港的都是沒志氣的失敗者——按此邏輯，難怪我們的官員們都仍留在香港了。

（刊於2011年2月9日明報）

大話

這大概是香港回歸以來──除了 「一國兩制」之外──最大的大話。1999年終審庭確認港人在內地子女有權來港，香港政府在法庭上輸了，卻立刻開動輿論機器，把內地人來港團聚定居說成會 令香港陸沉；當時的保安局局長，即是今天的尊貴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帶頭向香港人撒了一個瀰天大謊，就是指將會有嚇死人的167萬個內地人來港；後來再提 請人大釋法，硬生生地剝奪他們來港一家團聚的權利。

這個大話，迎合了香港人對內地人那種抗拒和恐懼，於是即使當時有許多人指出167萬這個 數字如何不可能、港人內地子女來港定居的權利是如何符合公義，大部分香港人還是立刻對此照單全收，並將此作為排斥他們的理據。到十二年後的今天，政府才肯 改過遷善，讓港人內地成年子女可重得港人身份，而當日167萬的推算變成今日原來只有數萬人有意來港。一晃十二年，多少青春就在毫無道理的等待中消逝。

當 權者的一個大話，不單剝奪掉弱勢者的權利，更為民粹的憎恨大開綠燈。香港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巿，大部分人在香港都不足三代時間，都是從各方歷盡艱辛來到這裡 建立起這個家；即使對新來的移民不同情，也應該有更多的理解和寬容。然而特別是在政府帶頭妖魔化內地移民、把他們塑造成只會來港拿綜援、拿福利的一群人之 後，針對他們而生的民粹主義更是日益增加。在網上多少人對他們冠以「蝗蟲」之名、諸多侮辱，然而為何可以對同根同源的同胞如此尖酸刻薄？即使功利一點而 言，香港的出生率極低，人口結構極不健康，過去多年的內地移民為香港提供的年輕人口，對香港整體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可謂功不可沒，可是卻統統被恐懼和憎恨 淹沒了。

政府撒謊，罪加一等，因為它的謊言會輔以權力，變成真正的傷害。別忘了167萬，也別忘了今天弄得一塌胡塗的領匯、蝕錢蝕到傻的迪士尼。還有高鐵，還有政改方案，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不要善忘，不要忘記罪魁禍首。

（刊於2011年1月31日AM730）

對立

Take a closer look，唐英年司長口中那些「剛愎自用地勇往直前最終會車毁人亡」的社運青年是怎樣的。

過 去兩個多月，每天都有巡守隊進菜園村，義務與村民一同巡守護村，他們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也許就是叫唐司長看不順眼的那些。護村，是因為政府背信棄義，甚 麼人性化處理、甚麼會協助建新村、甚麼先建後搬、甚麼足夠賠償，全都是廢話和謊話。事實就是，村民們在舊村被港鐵逼迫、在新村則被惡霸敲詐，還要面對無日 無之的抹黑，他們都只不過是想要一個家而已。

那天在菜園村，數百警察、保安和工人已連續三天結集村內，只為了拆掉村民的 家。就在那之前幾天，一位弱質纖纖的巡守隊員葉寶琳被工人撞傷；過了兩天，工人 趁一位村民與他八十多歲中過風的丈夫早上外出散步時，把他倆的家封了，叫他們無家可歸。之後那天，一位工頭將骨瘦如柴的朱凱迪整個人拋起，以驚人的功架將 他狠狠地撻在地上，恍似在拍《柔道龍虎榜》。而身邊的警察，卻視若無睹，恍似與他們無關──當然，他們進村是為了讓港鐵和地政可以「安全進行工程」，他們 要保護的大概不包括與拆村對著幹的村民和巡守隊員吧。

朱凱迪終於盆骨和頸部受傷，左手更被割傷，進醫院縫了三針，他之後在 Facebook 上報告情況，沒有責難那位工人，卻問：是誰將我們和工人對立起來呢？也許，那位工人的真正身份真是位柔道高手，只是因為有老婆仔女要養家交租供書教學所以 唯有收起自己的興趣和才能，做一個地盤管工，做一個以拆人家園為工作的管工。他要做好這份工，就在那個 moment，他爆了，因為他以為站在他的對立面的，是那個皮包骨的朱凱迪。但其實怎麼會呢？大家不是同樣都在政府惡劣施政和地產霸權過著苦日子嗎？站在 你的對立面的，是強權，不是和你同樣弱勢的小巿民。

巡守隊的年輕人守護菜園村，他們不只在保護這小小一條村子，而是在堅守一條陣線。這條陣線，就是對最弱勢者的公義；他們提醒我們，不要被表象的對立所蒙蔽，即使被打被拉，也要站在最弱勢者身邊，因為只有這樣，別人才會站在我們身邊。

我們不只是我們。我們都是菜園村。

（刊於1月24日 AM730）

突出矛盾 是為了什麼？

唐英年司長在Roundtable 舉辦的青年學術會議中以主禮嘉賓身分發言，直指80 後社會運動，語出驚人。我雖然對唐司長的言論實在無法苟同，但作為主人家批評主禮嘉賓的言論，卻也有欠禮貌。然而跳出逐字逐句的字面意義思考，將唐司長的 說法放在更大的脈絡中看，也是有意思的。

年長者對年輕人的要求

唐司長的發言，剛好是反高鐵包圍禮賓府、包圍立法會一周年，而 發言的地點則在一個青年活動之中，因此即使他的用詞用上勸喻、告誡的包裝，甚至肯定社運的價值，亦難掩其針對性甚至挑釁性；而用上「車毁人亡」、「剛愎自 用」等詞語，亦是刻意引起社會討論，是有意為之而決非一時失言。因此，理解他的意思，不能簡單地說他「不理解年輕人」，亦不能斟酌於他「只不過」是指「一 小撮社運青年變得最極端時會怎樣」的「善意提醒」；那不是同路人之間的提醒勸勉，而是年長者對年輕人、當權者對反對者、有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的要求。

這 種要求提出來，不是無的放矢，而是一種為定位而進行的操作，清楚地將我與他者劃分。這種劃分，當然令人聯想到未來特首的選戰——有論者指出，現時特首選舉 委員會成員中沒有一個是80 後，當然更沒有年輕社會運動者，因此唐司長的說法正是為了討好他們——這種推論也許過於主觀和誅心，然而唐司長要透過高調批評80 後來突出矛盾，再一次強化兩代之間、「溫和∕穩定」與「基進∕衝突」兩個陣營間的張力，卻是明顯的。

最終回歸各執一辭的結果

唐 司長為何要在「80 後」已漸被消化的時候，突然提出並突出矛盾、挑起討論，我無法確定。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由於沒有具體的衝突點（如具體政策和事件）只根據一個人的言論而進 行的論爭，最終必會回歸各執一辭的結果。然而論爭後雖然不會有什麼改變，但誰能藉此得益呢？這場有趣的互動，值得我們細心觀察。

（刊於1月19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