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 豐盛林輝．無悔人生

正值當立之年的民間智庫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擁有超越同齡人的思想閱歷，多年來為社會問題高聲疾呼，筆耕論政，參與社運保衞皇后碼頭，以鐵鏈纏頸抗爭，教人感動。驀然回首，在香港政治不同崗位都留過足印的他，自評人生「豐盛、無悔」，如能重選命運，他亦無懼「重蹈覆轍」，但對每天上演的政治亂局，卻感到疲累不已，七月中他選擇出走印度留學，不問「港事」，期望未來兩年在異鄉國度，找到新的目標。

記者 鄭斯虹 攝影 楊柏賢

眼前穿着T恤、牛仔褲的林輝，一臉稚氣，活像鄰家大男孩，但才三十二歲的他，經歷之多，卻超越很多人的一生。他曾參選區議員、參與社會運動、成立Roundtable研究社會政策，近年又在不同媒體論政，瓣數多多，令人目不暇給。但自言三分鐘熱度、愛嘗新的他，不甘於將視野局限於狹小的香港，計畫放下一切，出走印度，接受異國文化的洗禮。

感政局紛擾盼能喘息

有人以為他因梁振英上場而「逃亡」，但其實這念頭兩年前已萌芽。他承認：「本港政局的而且確很混亂，民間政治討論不理性，但我一早有計畫，只是剛巧碰上梁振英當選。」近幾年披星戴月與新聞追逐，令他感到身心交瘁，到印度，望能暫別香港的紛亂煩憂，稍獲喘息。

香港地域小，眼界窄，未能綁着林輝的心，他想往外闖，了解更大的世界觀，「香港芝麻綠豆事總被無限放大，如使用繁簡體字的爭議，在我看來只是小事一宗。」當一份工作做得太久，停滯不前時，林輝都會停一停，想一想，再嘗一嘗新，四年前，他也是這樣，「當時參選完區議員，立即去了十個月的東南亞旅行，遊遍西藏、雲南、泰國、尼泊爾及印度等地。」

為赴印度留學做好準備

這次旅行，讓林輝愛上了印度，「印度很有趣，擁有深厚文明，由不同城邦組成，文化多元，東西南北的文化建築已大不同。而且印度佔全球五分一人口，卻鮮有中國及香港人專門研究其文化，我很想理解印度的世界觀，獲得新的角度，日後重新看香港社會。」選擇印度，當然還有另一原因，那是因為當地學費平，每年只需約一萬港元，林輝笑說。

現時他已報讀印度尼赫魯大學的兩年制南亞研究碩士課程，取錄與否七月中「揭盅」，若成事七月底便會出發。「這所大學位於新德里，其社會科學系在印度數一數二，今次留學，除進行學術研究外，還想學會印度文，並學習一種印度樂器，如印度鼓，最好還可學懂瑜伽。」

為做好留學準備，林輝一年前已購備印度文自學教材，但要自學印度文卻甚艱難，「很多字母聽起來一樣音，學不懂，很沮喪，不過相信到了當地生活自然會上手。」

計畫多多　暫未為出路「扑槌」

他已計畫即使最終未獲取錄，也會「向世界出發」，去一趟為期兩年的長旅行，由亞洲出發往中東、南美洲多國。「我喜歡旅行，世界很大，在香港知道的太少，我十六歲已隻身到澳洲交流一年。最喜歡『過癮』的旅遊方式，上次踏單車完成旅程，下次會用更特別方法，徒步或者買驢仔代步。」

留學生涯如箭在弦，林輝滿心期待，但學成後的出路仍未有定案，「完成課程後可能會到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不過他強調：「今次離開並非一走了之，香港是我家，最終也會回來，回來後做甚麼到時才算。」但隻身離去，家人難免依依，「不過他們都知自己兒子麻煩，無法阻止我的決定。」

堅持己見　自評過去豐盛

離港標誌了林輝一個人生段落的完結，為過去日子來個結算，林輝的評語是「豐盛、無悔」，「我性格隨遇而安，當初並非一心要參與政治，只因認識了一群搞社運的朋友，神推鬼擁開始接觸政治，做區議員助理時又因老闆病逝而參加補選。」

但都不及○七年在皇后碼頭的一幕，他以單車鐵鏈纏頸自綁於鐵柱，像繯首死刑般，激烈抗爭。年輕熱血的他，當然不覺這行為過「激」，「這樣做是因為已駐紮碼頭三個月，想顯示出捍衞本土歷史的決心，絕不是玩玩吓。」那顆熱熾的心，今日仍舊未變。

幸抗爭有價，政府其後亦認同保育的重要性，林輝深信，若非曾為保育發聲，政府山想必現已拍板興建寫字樓。曾多次參與保育、反高鐵等社會運動的他神情堅定的說：「若命運能選擇，我仍會走同一條路，只因過去所做的，都是應做的事。」

（5月6日星島日報）

新聞透視《拐子疑雲》

[訪問] 12 年後再愛一次

這是一場注定徒勞無功的初戀，有效期限為一年。

80 後林輝 16 歲時已十分玩命，別人用兩年去迎戰會考，他卻用當中的一年去澳洲做交流生，剩下 4 個月迎戰。從結果證明他不是傻瓜，起碼他會考成績不差，並因着澳洲之行來了一場刻骨初戀，就在澳洲最南的島：塔斯曼尼亞。

「那時是第一次長住異地，頭一兩個月有很多文化衝擊，自然就會與亞洲人特別熟。在我住的那個小鎮，來自亞洲的交流生最初只有我們兩個，她來自泰國北部清邁，細細粒粒，長頭髮，有酒窩，好 Sweet 的一個女仔！」交流本來像假期延續，不用面對未來、考試，盡情體驗，當然初戀也是體驗之一，在風光明媚，以幽靜到耳鳴而出名的塔省，有太多時間和空間去開始，做盡甜度爆錶的行為：互相學對方的母語，硬要學「我愛你」開始！（這種學習徒勞之處，在於十 N 年後的今天，林輝早已忘了泰文的「我愛你」點讀，唯一記下「Bomb 賣溝仔」，即是「我唔明白」）；相識約一個月後，某天的 Free Time，他們在校園附近，畢直的路上走了很久，期間，兩隻手偶爾碰到，「當時我個腦不停咁轉，一路想捉唔捉隻手，係咪 Good time？拖了被甩開又怎算？我估當時她應該都有相同想法，最後我豁出去一拖，好 Sweet，好觸電！」純情到我認不出眼前說話者，社運男林輝也。

沒有符號的世界

16 歲的權利，是拖手當下不用多想，即使彼此明白在澳洲就只有一年的，但能否捱到那時也未可知，直至數月後穩定下來，16 歲的代價，是察覺很多的不由主自，長隔離戀愛可能性是零，各自回鄉正是分手之時，「所以中途我們曾經鬧分手，因為驚真正分開時會好 hurt，不如早點分開……唔知係咩邏輯，但戀愛中的人就會發這些神經！」雙方先後都提過這種傻原因，最後還是回歸青春的義無反顧，花光一年的初戀，以林輝回港而熄滅，「送機時，佢喊到阿媽都唔認得！」林輝瀟灑地沒有滴下男兒淚，但用眼淚來量度感情本來就存在很大誤差。回港後再與香港女孩拍拖，才明白有些東西一去不復返的。「回想起來是有點魔幻的，在澳洲的大框架上，我們都要拋開自己的文化框架，無前設，又無拍過拖，是兩張白紙，相處都要摸索。」因為住得遠又無車牌，沒有送女方回家的模式，也不用每晚電話備報，「回到香港，學習在香港點拍拖，在同一文化下不斷重複做一些行為，好清楚做甚麼會有咩效果，其實男女相處是一種 encoding 和 decoding，拍得多就會好純熟，而初戀就沒有這種符號概念，好好玩！」

12 年後再遇

初戀的獨特性，讓林輝在 N 個 ex 中，小心翼翼把這位清邁女孩儲存至「最難忘」那個群組，一直保持一年一兩封的電郵聯絡。12 年後，原本的無疾而終，卻因林輝的熱血重燃燦爛瞬間。07 年，林輝去了一個為期十月的旅行，經雲南、西藏、尼泊爾和印度。在西藏拉薩時，他忽發奇想，想踏單車，由雲南經泰國，便決定踏至清邁探她，苦騎了 3 個月，相隔 12 年，他們重遇，「楊過和小龍女相隔了16 年，我都有他們 3/4！」我忍不住反駁楊過多年只有姑姑一個，林輝就多姿多采得多！無論如何，清邁小龍女和她的家人還是熱情招待 / 救濟了這位因長途旅行而幾近破產的男人，12 年的隔離有點生疏，但花了一天就重新熟稔，然後舊情復熾，這次期限更短，是幾天。「當時我們都是單身。雖然明知得幾天，但多年來彼此都在對方心中有位置，再一起，有點完整了件事。」彌補了強行分開的遺憾，今年，林輝在 Facebook 上留意到她結婚的信息，「我真心為她高興，又覺得成件事真的完結。」


文：一頂帽
（刊於311期 UMagazine）

[訪問] 八十後的辣魚蛋

林輝最愛吃的食物，是辣魚蛋，才五、六歲便已經好喜歡，每次買一串還不夠，起碼要兩串，多到要放在紙袋裏。

本來這樣小的孩子會怕辣，可是林輝父母都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家裏餐桌不時會有咖喱的菜式。林媽媽會把雞翼用咖喱汁醃了，再拿去炸，一碟十隻，林輝自小就可以一口氣把整碟吃光。看見兒子喜歡吃辣魚蛋，林媽媽也會在家裏煮，魚蛋、咖喱粉、洋葱，但用料再足，仍然比不上街邊的小販。

那時林爸爸林媽媽從內地來到香港，如同很多華僑一樣，去了工廠林立的觀塘落腳。觀塘裕民坊的街邊好多小販，林輝記得最初是五毫子一串五粒辣魚蛋，後來賣到一元五粒，再後來整條街的小販都被逼走了。

「香港不讓人當小販，是很不應該的。」林輝一說便停不了：「小販曾經是很重要的『社會階梯』，讓一無所有的人，可以自食其力向上爬，街邊賣魚蛋的，只要勤力、食物好食，就有機會賺到錢，變成小食店的老闆，甚至開茶餐廳。可是現在？街邊只給人賣寬頻，是大財團才有資格去做生意，而賣寬頻的人，永遠不會成為寬頻公司的老闆！」

得知道林輝天天都在報章寫專題，評論社會時事。他是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曾經當過民主黨區議員助理，出選過區議會選舉，保留天星碼頭、反對起高鐵等社會運動，都會見到他的蹤影。雖然出生於一九七九年，還是被視為「八十後青年」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他一談起小販便滔滔不絕，由公共空間使用權一直扯到社會貧富懸殊：「現在魚蛋五元六粒，甚至六元五粒！愈來愈貴了。」

裕民坊沒有了街邊小販，林輝不斷光顧其他小販的辣魚蛋，都覺得沒有小時吃到的好味道，他甚至誇口說吃遍全港的小販和小食店，最後只有尖沙咀小巷一間小食店的辣魚蛋，味道相近。「我不懂得形容，辣魚蛋不止放咖喱和辣油，還有很多秘方吧。總之尖沙咀那間，我一放進口，就是小時觀塘小販的味道。」

最近他很高興地在面書宣佈，找到彩虹道大有街熟食檔中心一間小食攤子，便宜得難以置信：「我看見價錢牌還不敢相信：竟然五元十三粒魚蛋！我買了五元，那老闆還問要不要加沙嗲汁，說附近學生吃辣魚蛋，都好喜歡再加他的沙嗲汁。能夠賣到這樣便宜，都因為這熟食中心還沒被領匯收購啊！」

面書留言，紛紛大罵領匯以至地產霸權。

小攤子自己磨的豆漿一杯三元，豆腐花一碗四元。林輝買五元辣魚蛋、加豆漿、豆腐花，也只是十二元。「簡直是天堂！」這八十後青年，笑得眼角皺作一團。

作者：陳曉蕾（資深記者《低碳生活＠香港》叢書主編出版著作包括：《剩食》、《香港正菜》、《方任利莎：生命中的家常便飯》等相信香港除了地產，還有本地農產。）

（刊於851期《飲食男女》）

[訪問] 拒做樓奴 林輝租屋快樂

　　不是人人都發「曾版居屋」夢，31歲的智庫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林輝是無殼蝸牛族，6年來一直與兩名友人合租油麻地唐樓單位，雖然日日要上落6層樓梯，但他住得很快樂，若要花200萬元買居屋，他寧花200萬元買村屋享受鄉郊樂趣。

白供利息 不如活在當下

　　林輝此刻無意買樓，因為樓價太瘋癲，更何況他計劃明年到海外進修，根本沒置業需要。

　　他學成回來，可能剛好是「曾版居屋」推出之時，但他說未必會申請。

　　他表示：「說20萬首期就可以，我覺得是呃人，付了20萬，還有180萬等你供，供足25年，其實有三分之一是付了利息，是為利息而奮鬥。」

　　林輝坦言自己是不擅投資的人，身邊的朋友有些都已置業，他們的理論是有首期便買，盡量買多幾間，升值賣出便賺，根本不會白供利息，還可將手上資金愈滾愈大。

　　然而林輝相信，與其去當樓奴，倒不如活在當下，把不用供樓的錢，去做想要做的事。

　　他說現時合租，每人月租只付千多元，是抵到爛，「買樓是看需要，他日想過安穩生活，可能會買樓，但現在無樓也很快樂。」

作者：王嘉嘉
（刊於2011年10月14日經濟日報）

[訪問] 林輝原來是「交通」毒男

Roundtable總幹事林輝自反高鐵一役起，經常被人稱呼為「高鐵男」，但現實中的他，卻是個尚未提速的「電車男」。他自稱自己興趣「很窄」亦「很毒」，是個無網不歡的「毒男」。上街他在看iPad，在家他在咪電腦，亦很趕潮流，最新的微博、GooglePlus他都有毒癮。說着說着他像有點心虛：「都叫做減壓方法，雖然不太有教育意義。」

無網不歡自認「毒男」

除了上網看報紙也愛蒲高登網，雖然無帳號，但啃着花生睇好戲也過癮。話未畢，他隨即與麥格斯分享一條帖子：「如果李嘉誠在八十年代出生會點呢？」有高登網友話：「李嘉誠是穿膠花出身的，但現在無工廠；想做小販又不發小販牌；想租鋪，又畀業主加租……結果八十年代出生的李嘉誠就無發達了。」他覺得挺有意思。

有次上YouTube，他又看到King'sCube的地產廣告，促銷深水埗劏房，實用面積百分百，揶揄地產霸權逼人住劏房，他亦覺得創意十足！他自言「中毒深」也非壞事。「上得facebook多，可以看到甚麼是大家在意的主流新聞。」

除了當「電車男」，有時他又會變身「單車男」。原本只會由大圍踩到大美督的他，○八年作了首次單車旅行，一人一騎由西藏拉薩經雲南踩去泰國青邁，足足踩了三個月，難得沒有踩斷腳，最難忘是有日踩上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山。

話說他上山前欲找地方落腳儲力，誰知四野只得一個兵哥，搞笑的他問兵大哥能否借宿一宵，當然遭拒絕啦，但獲贈飯一碗。結果那晚他找到間爛屋過夜，翌日直踩四十公里上山，「過程都幾刺激，雖然踩單車比較慢，但勝在不會錯過任何風景！」三個月有無試過命懸一綫呢？他得戚的說：「無喎，連炒車都無。」他自言並非單車健將才可去單車旅行，「我只憑三個字：『去就得』，看你有幾大決心！」今年初他又再由泰國踩去柬埔寨至老撾，不但日日陽光普照，路途又平坦，物價指數又低。唯一不爽的，是毒男被網所困，他後悔的鄭重聲明：「去旅行帶電腦是錯誤的選擇，我因為帶了電腦，結果旅行都要上網搵料寫稿。」

By 麥格斯
（刊於2011年8月10日星島日報）

單車訪問 by Sportsoho #028

單車訪問 by Sportsoho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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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某些時候要走前一點」 民主小女神 周澄

朋友知我要訪問周澄，立刻瞪眼大叫﹕「女神喎！」

這個「（口靚界）民主女神」的稱呼，源自去年一場示威，

周 澄一身自由神像的造型加上假火炬，被同學友好們戲稱為「民主 女神」，並在facebook為她開了fans page。

我認識她，其實早在她成為眾人「女神」之前──那時她在讀副 學士，仍是個小妹妹，正參與支聯會 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絕食，也是她人生的第一次絕食。

三年之後，即是去年六四 ，身為學聯秘書長的她帶領同學絕食六十四小時，這時的她與傳媒應對嫻熟，口才便給，已儼然是個大姐姐了。

上月她和四名同學組成「大專2012」出選立會，希望啟動 五區公投。參選消息一傳出，她開始新聞不絕，在公在私皆然。

媒體當然樂見立場清晰、行動突出而又外貌標緻的少女出現，網 上也難免出現對她的容貌衣著評頭品足、爆料起底。

她始終只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承受得了麼？

無論是「女神」的讚譽也好，批評和起底也好，她比想像中看 得開。「每個人在歷史上都是配角，也許兩年之後便沒有人 再記得我，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所謂。只是當我在說香港人 沒普選 ，被壓榨的時候，你卻要討論我的感情生活，這樣才令人氣餒。」 但媒體就是這樣操作啊，「我明白，同時也相信選民會 懂得判斷，我的私生活不會影響我說話的合理性。重點是公投， 不是在我身上。」

「其實參與社會運動，我從來都不是要走到最前的那種人，當 上學聯秘書長只是因緣際會。你也知我其實不擅辭令，那時 候知道當秘書長要經常見傳媒，其實很怕很緊張。」那為什 麼這次會走得這麼前？「我們只是覺得有需要做、應該做， 便去做吧。這個社會這麼多人，總有些人在某些時候要走前一 點，反正是為了民主運動，不是為自己，問心無愧。」


打破經濟迷思


「大專2012」參選，即使在社運界也似是平地一聲雷，頗 為突然。「三月的時候我們已覺得要為公投做些事，也有人 接觸過一些學生會的同學建議參選，那時候我們開始醞釀參 選的想法」。後來「齊腳」了，便決定參選，「但我們獨立 於公社兩黨，接觸他們也是決定參選之後的事，因為想保持自己 的主體性。我們不是B隊」。

雖然行動倉卒，但似乎大專生的光環還是有用。宣佈參選後， 他們在網上發起籌款，反應理想，短短個多星期便籌夠了五個區 的選舉按金，合共二十五萬元，總算是個好開始。

參選除了要啟動公投，「還為了拉闊論述，打破既有的經濟迷 思。」經濟迷思？「功能組別不只是議會內的不公平，而是 一個跨界別的利益集團，巿民被「㩒住嚟搶」，中產基層同 樣受害。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普選還可以 等、功能組別仍可以忍，那是因為一些根深蒂固的經濟迷思， 就是那種經濟至上、自由巿場至上的想法，令那些『有民主就會 變成民粹和福利主義』的謬論還有生存空間。」

「代議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當下我們必需爭取普選和 取消功能組別，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必然目標，否則無法制衡 今天這種貧富懸殊、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情況。但當然之後 還必需要掃除那些經濟迷思，否則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路，那 未必會比現時好多少。」

周澄是個左派，當然不是民建聯 那種左派，而是批判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的經濟左翼，去年六四後她就曾在報上和吳康民（培僑中學前校長）隔空討教香港左派的失落﹕「香港『左派』抽空社會分析，盲目附和和諧愛國之詞，追本溯源是歷史失憶，他們忘了，當初『共產黨宣言』所呼求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解放，是國際主義的革命理想，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金融海嘯代價慘重，世界各地的進步左翼力量都在醞釀對當前世界經濟範式的新一輪反思與改革訴求，唯獨這群自居『左派』的既得利益者還在附和『共渡時艱』口號，粉飾矛盾、背離群眾。在製造帽子與模糊是非以外，究竟香港『左派』還剩下多少舊日堅持，對創造真正的開放自由社會又有多少努力？」對香港「左派」的批評，大概也說明了她參選的理由。


中產家庭基層運動


周澄中學讀的是曾鈺成 當校長的培僑，中三時卻加入了支聯會青年組，她也是由支聯會開始進入社會運動。後來又參與基層大學、基層關注組、深社協等民間團體，進入大學，當了中大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入了學聯，之後還成為學聯秘書長，莊期剛剛完，又參選立法會 。

「基大、基關組是我瞭解左翼思想的起步，像開了一個新領域 去思考問題。」那時她經歷了身份危機，「我來自中產家庭， 卻在搞基層運動，會問自己是不是只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或 贖罪？後來想通了，在現時的香港，中產和基層不是互相對 立的階級敵人，而是同樣受到壓迫。中產的家庭背景反而讓我更 瞭解他們面對的煩惱，其實也源自那些經濟迷思。」

社運之外，周澄是個電影迷，喜愛看書、讀詩、聽中樂，有部 分原因是幼受庭訓。她在中產家庭長大，爸爸做生意，媽媽 是《男人四十》和《甜蜜蜜》的編劇岸西，她執導的《月滿 軒尼詩》本月初才上畫。周澄向來甚少告訴別人她的母親是 誰，直到報紙公開她倆的關係，「因為我想我做的事影響她， 特別是怕令她回內地工作不方便。」那媽媽怎樣反應呢？「她也想低調，但覺得既來之則安之，沒所謂了。」


她應該會明白我


參選前夕，她的祖母突然離世，「我女麻女麻上星期剛過身， 就在我們報名的那個晚上，醫生告訴我們她情況很嚴重，沒 過幾天就走了，八十三歲。她很疼我的，她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 ﹕不知道她理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以前出來搞社運，她在報紙上見到我，會很擔心，叫我不如 不要搞那麼多。她那一代人經歷過共產黨，對政治很恐懼。 對他們而言，也許會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很好，比起以前要 走難要打仗要好太多。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爭取的，跟她那 一輩當年的願望其實一樣，都是希望得到公平的社會，和有 尊嚴的生活。沒有機會向她解釋我在做什麼，是個遺憾，但我相 信她應該會明白我。」

「我想起在深社協認識的一個街坊，跟我女麻女麻是同一代人， 但我女麻女麻比較幸運，老來享到清福；那位街坊沒有受 過多少教育，在工廠工作了大半世，工業北移他便開始失業， 加上妻子患病，花光積蓄還是救不回來，現在拿綜援 過日子。像他這樣的人，為社會辛勞貢獻了大半生，為什麼會因為老來要依靠社會而被認為是懶人？」

今年是她在中大文化研究系的最後一個學期，正忙於寫畢業論 文，寫的也是歷史。「我的論文題目是『從吳仲賢看七十年 代青年激進運動的遺產』，用陳光興《去帝國》的框架，重 新審視托派的實踐所反映當時的思想困境。」吳仲賢是「長 毛 」梁國雄 的社運前輩，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派），「七十年代是個很重要的關口，那時候托派提出了很多很前瞻性的東西，到今天仍很有價值，但如今對當年的學生運動卻只剩下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簡單說法。」

「搞社會運動要看歷史，因為我們要看清，究竟歷史淹沒了哪些 人的聲音。」

不知道若干年之後，五區公投和周澄的這段歷史，又會怎樣被書 寫？


後記

訪問當晚，剛好是抽選舉號碼的晚上。周澄在抽籤時見到「對 手」長毛（另外還有兩名候選人陳國強及胡世全）。也許因 為知道周澄在研究托派，長毛特地帶了本書送給她，是俄國作家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印刷 得密密麻麻像聖經 的舊書，扉頁提了這樣的字﹕

「周澄兄，

愈戰愈勇

弟長毛

2010五區公投」

立此存照。 : )


後後記

這篇訪問不好寫，為前女友寫訪問，除了冒著被現任女友殺頭 之風險，更怕書寫距離拿揑不準，寫得不好。其實一切早已 事過境遷，再見亦是朋友，何須介懷？更不必勞煩網民朋友煞有 介事地到處宣揚了。


答﹕周澄

前學聯秘書長，中大文化研究系三年生，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近期被稱為「民主小女神」。


問﹕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獨立媒體編輯、四捨五入八十後。感謝女友寬宏大量，不殺之恩。

（刊於2010年4月18日明報）

文 林 輝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存在只為不用再存在－－專訪傳媒工作者朱天韻

編按：近日，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欲訪問曾採訪譚作人的香港電台編導而被拒，撰文指控香港媒體：「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境外觀衆消費的極權風景」。「境外記者」享有一國兩制下「自由表達」的位置、具非一般的輿論影響力、得無權者仰賴；有香港記者剛剛更就川震報道獲國際獎項。只是，一國以下，境外媒體是否不過抱有消費心態而非良知？另一面講，境外記者的自由與限制何如，他們真是否如斯「境外」？

早前Roundtable 的林輝訪問一位曾經的、亦可能是未來的「境外記者」朱天韻，她半年前製作六四特輯，專題被抽起、人被辭退，及後短暫停留旗幟鮮明的異見媒體。作為「香港記者」的個人，置於「境外媒體」的脈絡之下，朱天韻的故事可寫下一個怎樣的注腳？

訪問林輝、黃靜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攝影陳淑安


最堅固的堡壘總由內部開始崩潰。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政治敏感年中備受考驗，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傳媒自己的「自律」，過去不敢宣之于口的如今都明目張膽了。半年前還在《君子雜誌》當記者的朱天韻（Daisy）訪問我，她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閑談間說到她希望未來回內地媒體工作；誰知沒多久，整個專題便因涉及六四事件而被抽起，而Daisy 也被解僱。半年之後，當日的受訪者訪問當日採訪者，位置互易，只因在小妮子身上，我們窺見了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熱情與無奈。

Daisy 畢業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後分別在報紙和雜誌當上記者；喜歡媒體工作的她，在今年六四之前，根本沒想過會這樣離開《君子》： 「因為正值六四20 周年，大家覺得六四是社會大衆的議題，而且我們都是以很軟性、很leisure 的角度去做，難聽點甚至可以說是gimmick 而已，沒預料過會有問題。」但為何還是中招？「其實根本與內容無關，純粹因為『六四』兩個字，就被指為煽動。我們以為避開了界，但原來根本沒界。」當日上司把她和同事叫入房，指出哪些是煽動，仿如審判，Daisy 既覺荒謬，也感害怕：「我們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六四是整個社會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你卻說是煽動不能談，那個氣氛好像在表示，員工必須公司的政治立場一致，我覺得很無稽。」

香港媒體沒令我失望

不忿的她，在網志上寫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部分傳媒開始留意，最先聯絡她的是《蘋果日報》。雖然她早有被辭退的準備，但為怕影響其他同事，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還是有猶豫。「我希望事情本身能被放大，不是我個人被放大。我不想出位。」她的媒體經驗令她猶豫；但出乎她意料，「他們在報道時都為我著想，尊重我的意願，也沒有錯誤報道，這件事上沒有一個媒體令我失望。」

後來她在七一前夕真的被「炒」了。她到記協求助，並非要求什麼實質東西，而是只希望社會回答一個問題：「事件之後，很多人跟我說，媒體都不過是要賺錢而已，算數吧——那我想問，是不是因為是商業運作，所以自我審查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什麼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會低到這個地步？」外表瘦弱、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卻是風骨崢嶸的傳媒工作者。

撫摸國家的傷痕

被解僱後沒多久，Daisy 進入自由亞洲電台工作，但只工作了一個月便離職。自由亞洲電台由美國國會出資，關注亞洲地區媒體自由、人權等問題，是中國政府眼中名符其實的「外國敵對勢力」，然而Daisy 的離職卻非因不想做「敵對勢力」，而是每天是如此密集地接觸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而且自己有份親證它們的真實， 「我EQ 太低，情緒上很波動，有時會失眠，因為受訪害的經歷都是血淋淋的」。

她其實很認同自由亞洲做新聞的方式，「自由亞洲電台存在的目的，是希望『這樣的電台不需要再存在』，他們做新聞，很理想，很認真。一般香港媒體做內地新聞都是靠『炒稿』（轉載內地網站消息），但自由亞洲堅持一單新聞有『四條聲』，一條是自己，一條是當事人，再加不同觀點及評論，即是說必須找到當事人現身說法才能成為新聞。」Daisy 以往會認為像博訊網、多維網這些「反動網站」所報道的內地新聞當中應有相當部分是抹黑的，「但在自由亞洲的採訪經驗，十條新聞幾乎十條都是真的」，這使她窺見了內地的另一面。「以前做中國新聞，專注的是中國的股票、商機，很工具性；但在自由亞洲卻是在監察中國、推動改革，分別展現了中國的兩個面貌」——一個是崛起的大國，另一個卻是充滿不公並盡力隱藏的國家。

所謂不公的另一面真是如此陌生嗎？並不。如果Daisy 真有受不了的感覺，或者不止在於目擊了血的真相，而更關乎念茲在茲的家國信念——在香港成長的Daisy，總愛到內地晃蕩游走，尤其是純樸的地區，遇見的都是善美的平民。她曾到北京讀書，亦進過北京醫院動過手術——這些都是第一身的、鎖于身體里的記憶和情感的聯繫。

「在報紙工作時，有一位同事說，如果能夠換血，他必定換上韓國人的血。我感到震驚：他這麼恨中國嗎？但在自由亞洲一路面對這些新聞，卻真會愈來愈產生這種極端的情緒；但一切就是真實的啊。」

Daisy 採訪過一些個案，有人因為消費者維權而被公安關起來毆打，也有人因為揭露貪汙腐敗而被關上好幾年，「我以前有想像過，但當真實就放在面前時——也許我不夠成熟——就發覺真的很難接受、很憤怒。」在這個連兩個阿拉伯數字都不能搜尋的國度內，「內地的維權人士不怕被監聽，勇於做自己在做的事，因為他們想國家好」，就是這樣簡單。「好像程翔，這樣愛國的一個人，卻被指為出賣國家，可以想像他當時的痛苦。」在她口中說出，可是感同身受？

「很少年輕女孩像我：一直以來我的愛國是幾近民族主義的。」雖然，她和不少八十年代成長的兒女一樣，父母在大陸上過山下過鄉，七八十年代抵壘政策時期投奔香港，父母對內地的依存不免浸染了孩子的童年；雖然，她亦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以及一連串的人權打壓情況，鑽進他們的認知，對中共政權產生了批判和警惕。

「但國家政權和社會現實于我來說是兩邊的。我所遇過的每一個內地人都是好人，包括臭名遠播的計程車司機。」

當暴力來臨

Daisy 初進自由亞洲，跟進的第一單新聞，就是now 新聞台記者在四川被誣蔑藏毒、採訪譚作人案受阻的事件，接下來還有無線和now 記者在新疆被毆打和指嚇的事件。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當暴力降臨在新聞工作者身上時，她有什麼想法？「其實很明顯『藏毒』不是中央的意思，只是地方機構要找一個理由去拘押記者，但整個做法都很愚蠢——或許是他們這樣對媒體早已習以為常吧，但若中國要走向世界，這必須要改變；而這種改變其實亦已在進行，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重要的是， 「要為這個地方好，不能只在情感上，而且更需要實踐。」

是否仍喜歡媒體這一行？「我喜歡文字、喜歡記者的工作模式，但我喜不喜歡這一行，與這一行喜不喜歡我，是兩件事。我想繼續當記者，但如果因為我將這件事公開而無法再做記者的話，也沒所謂。」對媒體還有希望嗎？「君子雜誌的事當然令我失望，但之後其他媒體的跟進和重視，還有網絡媒體的力量，讓我覺得新聞工作還是有希望的。特別是事後許多網民迅速轉載和回應我的網志，甚至將它翻譯成英文，填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使事情有更多的面向、更多討論，使當權者封鎖消息、管制新聞的難度更大，這對新聞工作是好事。」就像年中的反CCTVB 運動，由民間發動、在網絡壯大，向愈吹愈烈的媒體自律風說不。

後記

訪問Daisy 的時候，她剛辭去了另一份新工作——在一份報紙編輯足球版，並將轉到另一份lifestyle 雜誌工作，兜兜轉轉似是回到原點，其實是否風光看遍？記得當日得知她寧願失去工作也要把事情公之于世，喝采之餘不禁為她擔憂，擔心她會因此放棄或被迫放棄自己喜歡的媒體工作，但幸好事實證明擔心多餘。香港媒體應該還是需要多幾個Daisy 的。（by林輝）

訪問期間Daisy 多次表示不希望自己的相片放得大、訪問篇幅長， 編輯算是負了她了， 但背後想法其實是：個人放大還是事件放大，互為表里豈能說清； 同時，單數可以變衆數，Daisy becomes Daisies ，riding on the iron horse 。（by 黃靜）

（刊於 11月4日明報世紀版。感謝黃靜的潤飾，更感謝 Daisy 接受採訪！）

愛上古怪的香港──張虹與紀錄片同行的九個年頭

在 Google 輸入『香港／紀錄片／導演』，有26,900個結果，但真正相關的除了張虹的名字外，幾乎再找不到其他。

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 『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

溫柔的長毛

『無論你幾愛一個人，你都唔能夠強迫佢去做佢唔鍾意做o既o野．．．』

新青年@明報周刊

今期明周做了一個『新青年』專題，朋友們都受訪了，寫得蠻好的，冒著侵犯版權之罪 scan 了下來，不妨一讀：

朱凱迪p1，朱凱迪p2
陳景輝p1，陳景輝p2
花苑
小樺
浩賢
周公子


(明報周刊 2007-08-25)

訪問

(click to enlarge)

嗯．．．今期 U Magazine 的小專訪，感謝訪問我的張兄，和搶先幫我 scan 了的 Yvonne 老師！

另外要更正的是，本人其實只有27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