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即至的公民社會寒冬

梁振英當選成為新任特首，公民社會多瀰漫着一股憂心忡忡的氣氛。無論是來自媒體、學術、評論、社運、政黨還是非政府組織的朋友，都對未來不敢樂觀，公民社會的寒冬似乎轉眼即至。

梁振英的作風固然是關鍵。他過去對社會運動多番批評，曾聲言要「制裁」，在城大任校董時的鐵腕手段，令人色變，而對媒體，他亦曾有不少向之施壓的往績，如早前廣告人畢明就有相關經驗。加上在選戰中出現的媒體奇怪事，例如《成報》竄改劉銳紹文章、《信報》老闆秘書接中聯辦電話等，亦巧合地都與梁扯上關係，不禁令人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

請認清摧毁公民社會的敵我

然而公民社會受的壓縮，已是一種趨勢，早在特首選舉前已經開始。5 名示威者被判監、多位學者和評論人被打壓、記者年內多次被粗暴對待，這是公權力和西環對公民社會的直接施壓和恐嚇，屬明刀明槍。而公民社會面對的另一種危機，則是對公共人物和領袖的「人格謀殺」，有人或透過各種黑白手套，或利用網絡抹黑和動員，悄悄摧毁社會上的公民社會和輿論領袖──律師都是賣港訟棍、政治人物都是投共政棍、學者都是蛋頭學棍、社運人都是暴力惡棍。短短一兩年之間，公民社會本來帶有的光環幾乎全被摧毁，不願打爛仔交的則寧願少出聲、少發言。另一邊廂，公眾討論減少，理性交流變成帽子互扣；而失去了討論的公民社會，亦漸漸失去了互相信任的能力，只剩下令人煩厭的互相攻訐，甚至文革式的批鬥。

如此或明或暗的內外夾擊，正是對公民社會最大的危機，加上今年是選舉年，恐怕情况更會變本加厲。公民社會的本質應是在公權力和金權力之外的制衡力量，以知識、組織和行動推動社會向前變革，防止政治經濟權力勾結膨脹。公民社會各部分被逐個擊破，則意味着公權力和金權力失去制衡，也意味着核心價值如人權自由法治的消失，公民權勢如骨牌逐個倒下。失去容易，重奪則萬倍艱難，循此路進，香港即踏上公民權利崩潰的不歸路，23 條重臨時亦將再無險可守。

希望是我過分悲觀，不然以現時情况，這個寒冬，恐怕彈指即至。我並非要提倡大和解大團結，在這種情况之下亦不可能，但希望呼籲身處這個時勢中的公民社會有心人：我們實在沒有再分裂的本錢，請認清摧毁公民社會的敵我，然後必須互相支持、互相連結，才能捱得過去。

（刊於4月11日明報）

選委不投票、民間投白票

特首選舉進行最後兩周，各種各樣的醜陋消息傾巢而出，桃色、貪腐、黑金，各種各樣香港人想都沒想過會出現的，都在唐梁兩位特首候選人及其陣營成員身上出現。這個小圈子選舉肯定不是君子之爭，而是爛到不堪；建制派內各個陣營殺得見血，可謂史上罕見。在唐英年大勢已去卻仍堅持參選的情况下，促成「流選」的聲音逐漸出現，而隨着針對梁振英的一連串有關西九、黑金等的負面消息出現，白票、流選的呼聲愈來愈高。

流選者，即是在第二輪投票中，有效票數總數不足601 票，選舉將會從新由提名開始，並於6 星期後進行第二次投票。換言之，流選是一種以時間換取空間的做法，透過爭取更多時間，換取其他人披甲上陣的機會，同時亦有可能在該段時間內引爆其他醜聞，進一步左右選情。對於一眾「Anyone But CY」的人而言，在唐英年極難起死回生的情况下，流選再換馬將會是最佳選擇。而梁營，則當然希望可以一擊當選，自然極力反對流選。

建制派的盤算如此，泛民主派又應如何？何俊仁參選特首選舉，在民意調查中一直低落，無法造成「高民望落敗、低民望當選」的效果，而他在Day 1 開始亦已聲言自己無法勝選，只為爭取「辯論機會」，但又屢屢與另外兩位候選人比併無甚特別的政綱，完全無法「突顯小圈子選舉的醜陋」（這是建制派自己的功勞，與何俊仁實在無關），除了每天有媒體「扑咪」機會之外，參選實在不知所為何事。

不為流選，只為民主在小圈子選舉面前，泛民主派（包括民間）最大的痛苦在於不知如何介入，即使民主派參選選委、何俊仁參選特首，或其他建制外的反對聲音和行動，均無法藉此團結泛民主派支持者並將之成為民主運動。我們應該慶幸建制派之間的窩裏鬥，為反對小圈子選舉的人提供了一個極佳的介入位置，白票運動則是乘勢而起之所必然。

白票運動可有數個層次：一眾泛民選委，應該一同杯葛是次選舉，索性不進入會場投票；而民間社會，則可以積極參與3 月23 日由鍾庭耀舉辦的民間投票，並集體投下白票，是為對小圈子選舉的Protest Vote。而何俊仁，請你不要再和豬狼在什麼政綱上打轉，把握你所有的言論位置，呼籲巿民一同投下白票，並與其他泛民政黨合作，將這個不信任運動帶到社區和民間。最後，在投票當天，於會展外進行集會，以民間力量反擊小圈子選舉以及其選出的任何人的認受性。

泛民主派應進行白票運動，並不是為了流選，更不是為了老鼠或死雞參選鋪路，而是重奪人民在爭取民主中的位置，拒絕只作壁上觀食花生等睇戲。

（刊於 3月16日明報）

遊客如何毁滅一個城巿

作為一個旅行者，入鄉隨俗、尊重人家地方環境和文化，是理所當然的責任，亦是近年常說「責任旅遊（Responsible Travelling）」的意思。身處外國時，我會很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為在別人眼中我無可避免地代表着某地域和種族，也影響着別人對之的觀感——即使我更希望別人將我看成一個獨立個體而非族群代表。

記得少時到澳洲讀書，出發前熟讀當地習慣規矩，免出洋相，而這習慣亦一直維持至今，旅行前必先了解當地禁忌習俗和法例，既尊重別人也使旅程更順利。然而始終會掛一漏萬，犯禁時如得旁人善意提醒，定必遵從、心存感激，得到當地人主動幫忙時，更是永誌難忘。相反，若無辜被惡意對待，也會成為對當地記憶無法抹掉的污點，當年澳洲街頭那半醉白人青年對我吆喝的一幕，至今仍歷歷在目，雖然知道一國之內好人遠多於壞人，但仍是忍不住感覺無辜和不平。將心比心，將同一來源地、種族或語言的人以具侮辱性字眼以概括，或以具敵意的態度去對待，只會帶來更多矛盾和仇恨。這絕非高談包容或尊重——相比無差別式的謾罵侮辱，唯有合理的宣傳教育以及一視同仁的懲罰，方能有效改善情况。

然而在宏觀層面，大量人口於一地進出，必定會對當地帶來衝擊，這是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世上不少漂亮城鎮已淪陷於數量沒有節制的遊客，甚至對當地人的生活和文化帶來毁滅性的影響，例如雲南麗江的大研古城，原居民已幾乎盡數搬離古城，原居地則成了只服務遊客的主題公園。香港雖然向來視旅遊業為最重要的工業之一，但也不代表可以在沒準備之下承受無限量進入的人數，例如2011 年來自內地的遊客就已超過2500 萬人次，超過全港總遊客量的六成，超過1500 萬人次是以自由行來港。其影響早已清楚：中環、銅鑼灣、旺角、尖沙嘴出現人滿之患，連帶租金飈升，除了賣金飾手袋電器和奶粉外，幾乎沒有店舖捱得下去。「雙非」問題影響香港人可用的醫療服務，不論是來私營醫院生子，或衝急症室的孕婦，很大部分均是自由行的副作用。而部分遊客公德不佳，或行為習慣與香港巿民有所不同，加上手機攝影極為方便，接連的「屎屎尿尿」相片在媒體和網上廣為流傳，將兩者間的矛盾衝突推向臨界點。

有否足夠配套承受大量外來人口

林瑞麟早前在立法會上，指「雙非」兒童家庭背景良好，反映政府人口政策奏效，完全無視香港本地巿民的感受。這種情况如同政府推動自由行，卻沒有簽發和審批權，亦不見得有考慮過香港是否具有足夠軟硬件配套，去承受大量外來人口。同樣情况也出現在各大學之中，為了賺錢大量招收內地學生，卻使本地生在學位及宿舍數量上受影響，加上文化差異，自然出現大量摩擦。據悉政府將會開放廣東省車牌的私家車到港自駕遊，可以預見，這將會成為另一個炸彈，將香港的族群撕裂推向另一個高峰，全賴這個短視且不負責任的政府。

（刊於2012年2月2日明報）

族群矛盾，今天香港，明天台灣？

台灣總統選戰結束，1300 萬人投票，香港人聽着蔡英文說着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再想想20 多年走過的民主路，無法不百感交集。

民進黨落敗，可謂雖敗猶榮，比2008 年選舉多了65 萬票，同時泛藍陣營卻流失了40 萬票，執政的國民黨只以51.6%的票勝出選舉。蔡英文3 年半前自陳水扁手上接下這爛得不能再爛的局面，擺脫貪腐形象，真正一步一腳印帶領民進黨再次威脅國民黨的執政地位，雖然未能勝出選舉「走完最後一里路」，但輸得漂亮。繼續改革，下一屆民進黨仍有翻身的機會。

選舉都有勝敗，但卻有好看與難看之別，今次選舉馬蔡二人是公認的君子之爭，沒有出現過去常見的「奧步」。選後馬英九表示感謝對手、願意接受監察，蔡英文也恭喜馬英九，感謝支持者，沒有口出怨懟，只言自我改進、繼續努力。哪管只是言語，這些也顯出了兩位政治人物的政治胸襟，兩位的選戰，也使台灣逐步走出族群撕裂、非此即彼的陰霾。

但要面對的，卻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兩岸之間的關係。馬英九勝選，被理解為巿民對馬英九政府對九二共識取態的支持票，兩岸少談意識形態，多談經濟，並借助內地帶動台灣經濟。另一邊廂則提出「台灣共識」，試圖在避免兩岸關係惡化及避免過於依賴內地之間落墨。但似乎台灣剛開始嘗到兩岸經濟交流如ECFA的好處，加上兩岸穩定，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又欠缺實質內容，未能令民進黨「食糊」。

步香港的後塵？

然而身在香港，卻隱然覺得台灣正在步香港的後塵，隨着愈來愈緊密的關係，過去外省人和原住民間的矛盾，日後可能會變成台灣人與大陸人間的矛盾。今天香港面對內地人口大量進入、經濟依賴內地、政治俯首北京，引致族群間的爭執不斷，並出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個層面，族群仇恨一觸即發。這與政府過去無力捍衛本地的生活方法和獨特性，甚至主動挑動族群之間的矛盾（如1999 年提出的「167 萬人」的謊言）有極大關係。但如林瑞麟司長卻仍然厚顏無視現時發生的情况，對「雙非」問題若無其事，不肯對中介公司、私營醫院等進行進一步管理，無疑等同將仇恨升溫，最後必定殃及池魚，禍及其他在港居住的不同族群人士。

台灣的選舉，理性而成熟，至於香港，沒有普選，只有假戲假做的特首選舉，我們能寄望他們帶領香港走向理性和「和諧」嗎？

（刊於1月20日明報）

「入侵」與「本土」

內地文化入侵香港文化—— 「入侵」一詞，正代表着香港人面對內地的集體焦慮。政治上，中聯辦前官員參選區議會並當選；文化上，上水屯門的政府告示牌竟只用上簡體字、學校要用普通話教學；生活上，內地孕婦「佔領」私家醫院病房並打邊爐、自由行無處不在、大學內本地生與內地生的衝突，以至各式各樣疑似內地人沒公德令港人側目的行為，都構成了香港人對內地文化「入侵」的焦慮。

這種焦慮，完全可以理解。香港過去十多年的經濟停滯不前，相反內地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經濟上香港越益依賴內地，而政治上香港政府必須仰賴北京鼻息、西環成為香港真正權力核心，亦似乎是公開的秘密。然而，部分優勢不再，使香港人更珍惜所剩下的「優越」的生活方法，例如廣東話、繁體字、人權、法治、公德、廉潔、各項自由， 和比內地略為民主的政治制度。

或曰，有比較之下，更顯出這些生活方法的重要——它們不是獨立於經濟外，而是與之共同構成一個整體的本土香港，例如正因為香港廉潔法治，所以可以吸引到內資來港投資。然而，這些本土的非物質的生活方法，同時也與因內地而帶來的經濟實利產生張力，似乎犧牲生活方法是換取實利的必然代價。這種矛盾，使香港人在不斷遇到的「入侵」事件上，頓感無力。

積極而理性的「本土」觀

在這個矛盾中， 「本土」是愈來愈常出現的詞語。對本土香港的想像， 包括一種可以堅持香港人身分、生活、歷史的生活模式，可以在對外界務實而必須的依賴之外，保留最大程度的原有生活方法。這與保衛皇后碼頭時社會運動者所提出的開放式的「本土」，或盲目排拒和仇視外來者的封閉式「本土」均有分別──前者強調重新檢視及保護自己的歷史，向內求索真正的自己；後者強調替罪羔羊，將失敗怪罪於被妖魔化的外來者，並以拒絕外來者作為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向。前者緩慢而無法處理當下問題；後者卻是盲目且帶來仇恨，是危險的糖衣毒藥，但在謊言和恐懼面前，它卻是最容易被採用的。

面對「入侵」，如何建立一種積極而理性的「本土」觀，正是克服無力感的關鍵。特別是在政府帶頭容讓「入侵」的進行，而部分政黨又急不及待地以挑動恐懼抽水，「本土」價值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單是外來的「入侵」，更是從內部被破壞，淪為一種以弱勢外來者作代罪羊、只打蚊不打老虎的帶來的自我感覺良好幻象。

（刊於12月15日明報）

九龍城書節 繼承什麼

九龍城書節的出現本是無心插柳，一轉眼卻已是第三屆。那年偶然和黃英琦談起已停辦的牛棚書展，她提出何不在創意書院重新舉行？於是九龍城書節就此橫空出世。到了今天每到年尾，總有不少人問我這個搞手，今年書節幾時舉辦、還有沒有地攤可申請、有什麼過癮的講座；幸得支持，九龍城書節也算是成為了本地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絕不否認，九龍城書節是以當年牛棚書節的模式而舉辦的，就是將書商書展、創意地攤和講座活動三大元素，置放在同一個空間中同時發生，空間不必大，最重要是容讓相互間的滋養和撞擊發生。其產生出來的化學作用，就是將城中最有活力的人都吸引了過來，無論是在地攤中售賣自家創作的、在講座中表演中努力表達的，還是渴慕文化和知識的，都聚集在這個小小空間之中。

那些年，我去牛棚書展

聚集產生的熱鬧，不為純粹消費，而是帶着欣賞和互動，讓每個人也可以在書節中得到一點知性上的增長，一同構成這小地方的文化氛圍。

特別是地攤。過去兩年，擺地攤的人什麼年紀都有，但八十後佔最多。他們賣舊書舊物，也賣手作，多是自己設計和製作；甚至有人賣藝、賣自己出版的書、甚至賣自己種的菜、賣自家烘的麵包。他們的滿溢的能量洶湧而來，浪漫點說，從他們賣的東西上，我們可隱約看到我城非主流的可能性。今年的書節每天有逾百個地攤，但仍供不應求，大部分的攤檔都只能夠擺放一天──書節地攤之受歡迎，足證我城如何缺乏讓創意陳列人前的機會。

書節的另一個亮點是密集式的講座、工作坊、放映和表演。每天大概有十五個活動左右，除了表演時段之外，幾乎每個時段都有三個活動同時進行。記得第一年書節，吾友鄧小樺氣冲冲地在三個講座、詩會和音樂會中走來走去， 然後拉着我抓狂地高呼「黐線㗎你哋！」，自此之後盡量在同一時段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並找來SocRec 為講座進行攝錄，好讓未能分身的人也能重溫。

我們的自主生活

今年的主題是「自主生活」，設計講座時多循着「不同的人怎樣自主自己的生活」的思路，得出許多有趣的主題和組合。例如「食物自主」，有陳曉蕾、陳達燊和黃嘉靈這個「記者、厨師、農夫」的組合談《從一粒米看世界》；張超雄和莊陳有對談《沒有牆的世界》，是為「傷健自主」（書節還有一無障礙閱讀展覽，介紹視障人士如何閱讀）。以身體力行來反地產霸權的龐一嗚分享經驗，是為「消費自主」；兩位非主流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馮美華和葉頌星談「拒絕填鴨」，追求的是「學習自主」。

還有張倩儀和陳敏娟談女性、文學和旅行；潘小濤和三師會談國民教育；董啟章、鍾玲、張美君、樊善標和陳清橋談西九談文學；江康泉、崔允信和周博賢談創作和社會介入；陳耀成和黎肖嫻談電影與生活；雄仔叔叔和老B 唱說故事，以及電影《生活在遠方》的放映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講座，題為《「乜仲有人聽電台咩？」──當廣播進入新時代》，講者為三位在傳統電台、數碼廣播和網上電台的年輕主持曾志豪、陳景輝和黃洋達，另外還有兩位電台前輩作評論，分別是陳海琪和近日成傳媒焦點的吳志森。


文．林輝 圖．胡詩韻
（刊於12月2日明報世紀版）

第三屆九龍城書節

日期：2011 年12 月3 日至4 日（周六、日）

周六上午11：30 至晚上9：00
周日上午11：00 至晚上8：00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九龍樂富聯合道135 號）

書節嘉賓排名不分先後：董啟章、吳志森、江康泉、陳海琪、曾志豪、彭晴、莊陳有、周博賢、又一山人、馮美華、潘小濤、張超雄、陳景輝、黃洋達、陳曉蕾、張韻琪、雄仔叔叔、三師會、黎肖嫻、崔允信、龐一鳴、區德誠、陳效能、張倩儀、陳敏娟、葉頌昇、陳耀成、陳麗娟、黃嘉靈、陳達燊、余幼薇、周思中、黎立本、勞麗麗、郝鐵川、馮智政、曾家洛、鍾玲、張美君、樊善標、陳清僑

網址：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1

不止是吳志森周融的事

香港電台發生不續約風波，兩位立場及風格迥異、但同樣受歡迎的烽煙節目主持人吳志森及周融，突然被告知不獲續約，而節目則會由明年開始變動，包括只由一個人主持（ 分別為陳燕萍及梁家永這兩位「港台人」）、減少節目主持人個人意見、加入青年人製作的環節等等。

「封咪」一詞自大班及毓民以降，闊別香港6 年，再度回歸。這樣的結果，據說是港台內部由下而上得來的，而非新任處長鄧忍光的指示。然而即使是由港台員工提出，也不等於就是正確，作為港台聽眾、觀眾及支持者，我們必須問清楚，一個公營電台突然封殺兩個有鮮明個人意見的節目主持、改變兩個重要的烽煙節目的風格，所持的是什麼理據、是否合理，否則很難令人相信這不會對香港言論的自由和多元有負面影響。

根據香港電台的節目調查，《千禧年代》及《自由風自由Phone》一直是港台最受歡迎節目頭10 名以內，而吳志森和周融也一直在香港最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中榜上有名，他們被炒，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不稱職，而是針對他們的風格。風格出了什麼問題？據說，是「凌駕他人意見」，所以改革後要「聽更多不同意見」，意即主持過分強悍，扼殺其他不同聲音在大氣電波出現的機會。

問題是，時事烽煙節目，要追求的是怎樣的「平衡」？兩位主持的風格，不是今天才出現，港台讓這兩位立場迥異的主持各主持一個節目，亦早有平衡意見之考慮。而在個別節目中，過去數年間亦已有明顯「平衡意見」的舉動，如在《自由風》加入劉佩瓊作嘉賓主持、增加Phone-out（主動致電其他人）與不同意見者對話等。如果依照港台所言，到底要「平衡」到哪一個地步，才算真正平衡？筆者相信《無人駕駛》不會是時事烽煙節目的理想模式，聽眾亦不見得希望主持都是面目模糊的「交通警」，至少香港過去最受歡迎的時事節目主持，都有強烈的個人風格。

《無人駕駛》不會是理想模式

這其實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時事節目（無論是否烽煙）本來就是為了要讓巿民更容易消化、理解新聞，拆解漂亮的言辭、揭開遮羞布讓巿民看見真象，讓不同的觀點撞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讓受眾從不同角度了解事實真相，因此一個具批判性的主持，自然更容易做到以上效果。

當然，港台新增了5 條數碼頻道，絕對有空間嘗試其他節目風格和運作方法，但在沒有和現任主持探討改善可能的情?下，強硬地在港台取消一種行之有效的時事節目風格，對兩位主持以及對聽眾而言，都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更甚者，令人非常擔憂這種「去稜角化」會否是港台的新方針？《頭條新聞》、《議事論事》、《鏗鏘集》會否成為下一個「聽更多不同意見」的改革目標？

（星期六的第三屆九龍城書節，將有一講座名為《「乜仲有人聽電台咩？」——當廣播進入新時代》，吳志森是其中一位講者，詳情可參閱書節網站：http://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1）

（刊於11月30日明報）

求同「割」異的 泛民「新」聯盟

區議會選舉過後，民主黨帶頭主張泛民主派要另建政治聯盟，簡單而言就是要與人民力量（或另加社民連）割蓆。

其實在「泛民主派」這稱號於2004 年出現之前，社會通常以「民主派」稱呼以民主黨為首的一眾政團和政治人物，那是因為民主派再非民主黨一黨獨大，45 條關注組（及後來的公民黨）、長毛（及後來的社民連）、職工盟、街工、民協以及幾位無黨派議員將整個民主派的光譜拉闊，所以以一個「泛」字去鞏固一個互信的合作關係，在議會內雖不求事事立場相同，但在某些議題上大家較有基礎去團結一致，例如平反六四，爭取普選，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因此在2005 年政改方案、23 條，以及最近的遞補機制問題上，大家都可以站在同一陣線上。這個「泛」字，是建基於民主派之間「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為了爭取更強大的政治實力， 而「割蓆」，其實就表示了泛民之間有不能共存的「異」。

這個「異」，在於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合作關係。平心而論，割蓆之論過去在黃毓民口中說過不少，然而黃毓民過去的割蓆是以邊緣排拒主流，企圖以更高的標準去界定民主派；民主黨的割蓆卻是以主流排拒邊緣，即使割蓆了，也不會令邊緣者被社會理解為「非泛民」。正如長毛，如果他不是泛民主派，難道他會被理解為建制派？

「新」在何處？ 只有令人心淡當然人民力量狙擊或攻擊其他泛民主派的行俓，使雙方在一般情况下很難再有互信的合作關係，是否割蓆其實只是公開多說一次的分別而已，對於各自的支持者，這樣的切割反而可以使各自的定位更清楚，並非壞事。

新的泛民政黨聯盟應建基於互信和合作， 但也只應僅此而已， 不應將「民主」與其他無謂的東西綑綁。民主黨稱新的泛民聯盟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換言之「被考慮」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就是「不和平不理性而且暴力」，這種將議會抗爭和民間抗爭等同暴力的方法，實與建制派無異。如果民主黨不喜歡別人講粗口，自己卻只能拿出那用了20 年的招牌就算了，何必將此上升至合作與否的層次？衝突和行動，都是當權者恨不得消失的東西， 民主派仍是在野、仍要抗爭，自我設限，愚不可及。難道那天食環署沒收民主女神像，支聯會眾人用肢體頑抗，民主黨也要跟保皇黨一起站出來譴責支聯會不夠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個「新」的聯盟兜兜轉轉，沒有第三條路、沒有新方向新策略，連過去的「求同存異」也不見了。「新」在何處？只有令人心淡。

（刊於 11月18日明報）

資訊自由 危如累卵

相比內地，香港人無疑能享受到較大的資訊自由，至少傳媒理論上尚有報道自由，亦沒有金盾工程過濾巿民的網絡自由。然而經歷過李克強來港一役，港人赫然發覺自己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其實並非如想像中穩固。事實上，我們正享受的資訊自由，正在我們未必留意的地方漸漸收窄。

月前將軍澳發生的幾宗連環𠝹刀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案發之後巿民一直被蒙在鼓裏，由於傳媒在案發之初沒有報道事件，巿民亦無法根據新聞提高警覺，等同令巿民陷於危機之中。這種事情過去不會發生，而是由於警察已採用數碼化的內部通訊系統，使過去靠聽機採訪得來的突發新聞幾乎消失，而要靠警方先行過濾新聞，由他們決定什麼新聞可以告知記者，記者才能跟進。否則如前述兩宗新聞，或由巿民報料、媒體揭發，或由警方延遲通報，巿民才能得知事件。到底有多少或會危害巿民安全的新聞，在「為免引起公眾恐慌」或其他似是而非的理由下，被警方當成秘密收起、使社會大眾蒙在鼓裏？更不要說如記者在新政府總部被捕和麗港城「黑影」等傳媒被明目張膽打壓的例子了。

最新的資訊被過濾，過去的資訊則被銷毁。據報道，在政府搬屋前後，政府檔案處在一年半內，共批准各局及各部門銷毁600 多萬份的檔案，光過去半年銷毁的文件疊起來就超過一公里厚，此事曾被前政府檔案處長朱福強先生撰文狠批。香港一直沒有檔案法，官員不重視檔案的保留與保護，法律亦沒有對之作出全面的規管，巿民因此難以從檔案中了解政策的歷史和原意。

如果不想「真理部」出現

可想而知，這和上述警察過濾新聞一樣，政府官員同樣可以銷毁不希望社會大眾知道的真相和資料，社會將無法透過檔案全面了解歷史、重塑真相，官員亦可因此逃過被後世問責，這對於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而言，不啻是一種侮辱。

而在未來，政府正積極希望通過的版權條例草案，更有可能成為打壓二次創作、箝制網民在這Web 2.0 的互聯網上互通信息的工具，隱然有與內地接軌的味道。如果我們都不想見到《一九八四》中的專責篡改歷史、控制新聞的真理部在香港出現，如何捍衛我們的資訊自由，已成我們急切要面對的問題。

（刊於11月3日明報）

留給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千呼萬喚、吹風多月，特首終於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落實復建居屋，同場獻映的還有優化置安心計劃和協助由非政府機構主導的單身青年宿舍，似乎打算回應「青年買不起樓」的訴求。為何特首要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做？平心而論，曾特首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無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也會被理解為「我請客下屆付鈔」或「死不悔改」，所以最好還是從政策本身去評價：到底這能處理青年人「買不起、租不起」的問題嗎？

「買不起」和「租不起」

「買不起」和「租不起」，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人。居屋和置安心計劃所針對的，是應該買得起樓但卻無法在這個樓價水平中置業的家庭，即為月入約2 萬元以上的家庭，雖然兩者建屋量不多，且要等到四五年後才建成，長遠而言確能稍助這些年輕家庭圓其置業夢。然而新居屋計劃的補價安排，有賺沒賠，頓成另類六合彩，實非善用公帑之法，亦將挑動其他沒資格「抽獎」者的不滿，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屆政府的計時炸彈。

但對於「租不起」者，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處理，重災區則是35 歲以下的低學歷低收入單身人士。十年前政府的公屋建屋量近3 萬個單位，而如今只得一半即1.5 萬個單位，建屋量大減的後果固然是供不應求，而政府則將此短缺說成是青年與長者之間的對立，將有需要的較年輕的低收入單身人士排拒於外。現時單身人士申請公屋，一般要到35 歲以後才能成功上樓。在25 至34 歲這個年齡層中，沒有大專學歷者佔約一半，入息中位數亦只有約1.2 萬元，低收入的單身一族既無法置業，又因為公屋的計分制而被排拒於外，只能在私人巿場中租屋捱貴租，亦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以致向上流動可能更小。鄭汝樺局長叫年輕人申請公屋不如自我增值，不要標籤自己做公屋輪候者，何異於叫人「何不食肉糜」？

「租不起」者看不到任何希望

另一方面，政府亦常宣稱土地不足（但又不肯動用勾地表上的土地建居屋），因而大力推動各種巿區重建如惡名昭著的強拍條例，使巿區土地不斷出現士紳化（Gentrification），窮人被迫遷往更邊緣的地區、或搬到更小環境更差的單位如劏房甚至棺材房，使生活成本加重、質素下降。在特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買不起」者尚有一點改善希望， 「租不起」者卻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是留給下一屆政府的另一個計時炸彈。

（刊於10月19日明報）

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給何俊仁主席的信

仁哥：

早前正當區議會提名進入最後階段，你兩位已落區多年但尚未當選的年輕黨友被「人民力量」的候選人狙擊， 加上公民黨亦有成員「被撞區」，因而在網上掀起了一股反對「人民力量」進行狙擊的浪潮。我並不是想討論對貴黨的狙擊是好是壞，而是想仁哥你知道，近來民主黨的行徑是如何令你許多你的黨員，和對民主黨尚有希望的人難堪。

我其實並不完全反對狙擊——我認為作為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狙擊可以是一種可行方法，但宣示同時，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到底這會帶我們走向怎樣的民主之路。而現時的狙擊者，在我看來，並沒有分清敵我，而是將主要敵人放過，將可拉攏的人破壞，而自己卻沒有足夠實力或意願去做得更好、取而代之。是的，我和身邊許多人都不同意「民主黨比民建聯更差」或「民主黨已投共」等說法——雖然不同意民主黨政改立場，但認為它始終是泛民主派，在許多問題上仍應該與我們站在同一立場上，包括捍衛香港的人權、自由和法治。我們亦相信即使民主黨常被認為是泛民中較為老舊保守，當中仍有不少人（包括仁哥你）是帶着理想從政的，否則轉黨到民建聯去，政途必然更順。

爆笑和恥笑

但近來民主黨真的變了，變得令人陌生，甚至變得令人憤怒。卿姐常掛口邊的「非暴力非粗口」是個人品味，尚算次要，但民主黨先是在立法會動議譴責科學館的衝擊行動，接下來又見民主黨高調反對外傭有（申請）居港權及要求政府上訴，立場和建制派幾乎沒有兩樣，這實在已不是我過去認識的民主黨。記得李柱銘曾提及過，港同盟時代曾在越南船民等問題上不肯順從「主流民意」，因為認為從政者即使可能拂逆民意亦應擇善固執，否則從政何為？如今的民主黨處境不似當年港同盟，而是腹背受敵、艱苦經營，我理解，但這卻不是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的理由。我看見今天的民主黨，在逆境之中腳步浮浮、進退失據，建制派看你是民主派，民主派看你卻似是建制派，又要公義又要民粹，兩面不是人。我明白選舉對一個政黨很重要，但不能為一時的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相信仁哥你明白的。

還有一件事——你真的要參選特首嗎？身邊每一個人看見你在茶餐廳宣布有意參選，都爆笑和恥笑了出來。在民主派分崩離析的時勢，把精力花在參選特首上，真的是個好主意嗎？請三思。

（刊於10月12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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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的回應：

答林輝：居留權並非人權聽民意不是民粹


林輝弟：

我一向欣賞你熱中社運，堅持民主和社會公義的理想。拜讀10 月12 日在《明報》刊載致本人公開信，題為〈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有感你未能充分了解民主黨就「譴責科學館衝擊事件」及居港權的理據，特覆函回應。

暴力破壞了和平抗爭的道德力量

民主黨多年來參與民主運動，一貫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法表達訴求。我們堅信，和平的表達方式最能爭取社會最大支持。反之，使用暴力，就算主張如何正義，只會使市民反感和失去社會對原來正義主張的支持。民主黨認為，科學館諮詢會的安排縱使不公，亦不至於以暴力衝擊手法，導致在場工作人員受傷。有關暴力衝擊手法，是不合理和不合比例，因此民主黨在立法會支持有關譴責暴力動議。我強調，民主黨過往一直認為政治暴力行為，破壞了香港長期以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群眾運動傳統，從八九年的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至2003 年50 萬人反23條惡法的遊行，我們都和平而堅定地表達我們的強烈訴求，贏得國際社會稱譽。近年的議會暴力，以至是次暴力衝擊事件卻開了暴力風氣。不要忘記，暴力不但破壞和平理性運動的道德力量，更令保守力量將來有「以暴易暴」的藉口，對民主運動發展非常不利。

暴力行為轉移了正義訴求視線

你應該記得，早前警務處長因為李克強訪港時，困學生、擋記者、無理拘捕穿「六四T 恤」男，遭輿論炮轟之際，科學館諮詢論壇暴力衝擊事件一出，社會討論焦點即時轉向，變為憂慮暴力政治抬頭，支持一哥強硬路線的保守主義乘勢而起。這樣的突變，你認為對社運和長遠民主運動是有益還是有害呢？

反對外傭居港權就是民粹嗎？

另外，你引當年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未有理會主流民意，支持收容越南船民的事件為例子，指摘現時民主黨的外傭居港權立場「民粹」、為「選票犧牲黨格和公信」、「在其他民主派同道和社會運動者身上抽水，甚至在背後插上一刀」。你以上的質疑，顯示你對民主黨立場誤解甚深，我必須詳細回應。

越南難民是人道移民政策非人權

當年越戰結束，大量難民來港逃避政治迫害。港同盟認為香港不應拒收難民，讓他們在公海自生自滅。這是人道和人權問題。正如你所言，我們當年頂着極大民意壓力，支持收容難民的政策。你未有提及其他事件，包括「廢除死刑」、「麗晶花園事件」（當年居民反對在屋苑附近設立健康中心為愛滋病患者提供治療），民主黨人都面對強大民意壓力，堅守立場，因為人權、公義、反歧視等普世價值，是民主黨人一向持守的信念和原則，亦是民主黨的黨格！

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因為其社會情况，自行制訂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社會理應先有政策，然後制訂相關法例配合。眾多以保障人權見稱的西方國家亦有不同的移民限制，你亦理當同意，勞工移民外國並非基本人權，亦非人道問題。有關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外傭最多只能聲稱，居港權是她們根據《基本法》第24 條而享有的權利，而不能聲稱居留權是她們的基本人權。主審法官林文瀚在判辭亦清楚指出，居港權不涉及歧視，很明顯，居港權並不涉基本人權、種族歧視，或者人道主義等基本價值問題，而是涉及香港長遠發展的人口政策。
修訂移民政策需有社會共識

民主黨、政府，以至普羅市民有共同理解，輸入外傭並非移民政策。民主黨認為，政府根據上述政策而制訂相關入境條例，理應符合《基本法》。現時外傭對《基本法》條文理解有差異，而提出司法覆核，我們當然要尊重個人的訴訟權利、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但我亦必須強調，外傭是否享有居港權如此重大政策的改變，必須經過社會充分討論，達成基本共識，才可實行，絕不能因為《基本法》條文不清，影響對立法原意的理解，導致法庭裁決外傭勝訴，從而突然改變如此重大的公共政策。民主黨強調必須尊重法庭裁決。我們反對以釋法處理有關事宜，以免損害法治精神，並且重申如有需要，應以修改《基本法》解決有關爭議。

聽民意是政治責任

民主黨在政策上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的立場，與我們上述的原則理念相符，亦代表大多數民意。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政府，除了必須有基本理念，亦要考慮民意，然後制訂對社會負責任的政策。這就是著名政治學者Max Weber 所倡議的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外傭居港權如此重大社會政策，民主黨聽取民意難道就是你所指「民粹」嗎？我們在社會政策的辯論時，不能在取到民意支持時，就自稱為民意領袖，在欠缺民意支持時，就指對方為民粹。從另一角度看，你可能發現聽取民意是民主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

最後，有關你指民主黨向同道「背後插刀」的批評，我認為並不公允。居港權引起市民廣泛關注，民主黨和其他主要政黨一樣，有責任向市民清楚解釋立場和理據。事實上，民主黨過往只是申明立場，並無批評不同意見人士或政黨。相反，我們曾公開呼籲各界尊重法治，認為不應因意見不同，而攻擊外傭團體、個別律師和政黨。難道立場不同、互相表述、呼籲尊重不同意見就是「背後插刀」嗎？還是你認為民主黨應採取鴕鳥政策，面對市民的關注，模糊政策立場呢？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謹覆

（刊於10月1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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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李柱銘於明報的專欄文章：

為選票棄公義？

上月底，高等法院裁定外傭可按《基本法》，申請香港居留權，因而有議員在明天立法會會議提出議案， 「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

若議員是以選票為前提的話，當然要支持議案，因特區政府與民建聯在有關官司開審前，便已聯手堆砌出駭人數字來恐嚇市民，以致絕大多數港人皆強烈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

然而，實際上所有非中國籍人士，只要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並在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和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就可依照《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申請居港權。但《入境條例》卻訂定外傭的留港情況， 「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這般針對外傭的限制，不僅違憲，亦明顯存在職業歧視。

何況，根據判決，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條件的外傭，並非自動享有居港權，而只是有提出申請的資格。

按照現行條例，外籍人士居港滿七年而欲申請居留權，除了要證明打算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亦要列舉配偶及年幼子女是否在港、收入是否足夠供養自己及家人而毋須依靠綜援等。

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指以上審批非常寬鬆，故不能阻攔外傭取得居港權，但以往審批之所以寬鬆，是由於一直以來，非外傭而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多數是攜同家眷來港、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才，固然輕易符合資格取得居港權。不過，單身來港工作、每次合約期為兩年的外傭，能符合上述申請條件的，肯定少之又少，所以「十二萬五千名外傭能獲居港權」、「五十萬外傭連家屬湧港」，根本是危言聳聽。

筆者期望立法會議員，千萬不要為了選票，而支持此背棄公義的動議。

當然有權「憤慨」——敬覆吳康民先生

吳康民老先生上星期在本版文章〈香港電台太過分了〉中，批評港台員工在處理新任處長鄧忍光一事做得太過火，其主要論點有二：一，港台是政府部門而非獨立王國，員工無權反對政府的人事決定；二，鄧忍光處長尚未上任，港台員工便大力反對，是打下馬威，有欠公道。

香港電台是香港人的珍貴資產，相信對港台有好感和予以肯定的吳老先生也定必同意。多年以來港台節目有口皆碑，其公信力也是多年以來本着認真和敢言的態度製作節目而得來的；多年來雖有不少風浪和壓力，港台仍能堅持媒體應有的風骨，幸未有變成第二個亞視新聞部，也沒有成為CCRTHK，除了有賴巿民大眾（如吳老先生本人）的支持和認同，亦與港台編輯自主的「高度自治」架構定位有關。

港台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

港台當然不是獨立王國，但作為一個媒體，與其他政府部門明顯有別。去年政府公布《香港電台約章》，列明港台編輯自主，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並非官方喉舌、甚至監察政府的媒體身分。但同時，《約章》亦列明「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換言之，這個由政府任命的廣播處長有決定港台如何監察政府的生殺權，當中關係既微妙又尷尬。如果政府對這關係有足夠的敏感和重視，根本不應該任命一個如此授人以柄的人選——任用一個絲毫沒有媒體經驗的人，掌管其中一個香港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媒體，對任何一個關心香港電台的人來說， 「憤慨」完全合理。

豈能與奧巴馬相提並論

港台員工以至公眾對於新任處長的質疑，不是針對其人格，而是根據其履歷而質疑這個任命本身；鄧忍光先生沒有傳媒工作經驗，不止是公開的說法而是事實。奧巴馬做總統前當然未做過總統，但他卻有15 年的參政經驗，參與過多場選舉，與新任處長白紙一張的媒體履歷豈能相提並論？香港政府聲稱無法透過公開招聘找到合適的處長人選，又不從港台現有員工中提拔，媒體人才是真的如斯短缺？難免令人懷疑政府另有盤算。港台過去多年處境一直風高浪急，香港的新聞自由近來也屢受考驗；加上港台未來面對各路媒體的激烈競爭，敢問吳老先生， 「外行領導內行」除了是一個「決定」之外，其合理性何在呢？

（刊於9月21日明報）

看不見面具下的臉，但你看得見理念嗎？

替補機制諮詢會被「衝擊」，電視畫面中為首的是一位戴着「Ｖ煞」面具的示威者，與保安員發生肢體衝突。其實戴着面具示威，是否真如某建制派評論人言道，等同「戴着黨罩袍面具的3K 黨暴徒」？

3Ｋ黨固然惡名昭著，但其惡名昭著卻非因他們頭戴面罩，而因為其白人種族主義及排外特質。有趣的是，將Ｖ煞看成3Ｋ黨，卻是抽空了所有脈絡，將「蒙面」都等同成惡徒，那真叫真實世界的飛虎隊、漫畫世界的蝙蝠俠蜘蛛俠等超級英雄無地自容了。

查巴達以蒙面聞名

世上以蒙面聞名的，還有墨西哥的民族解放軍查巴達Zapatista， 他們全都蒙着臉，但卻風靡世上無數老中青，其副總司令馬可斯（Marcos）更是世上著名的萬人迷——即使無人知他真實外貌，卻也因此更添神秘魅力。

查 巴達戴上面罩，其匿名性不是因為要和政府打個你死我亡（事實上他們甚少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而是因為要免於政府的壓迫，也為着要讓他們的理念被人聽見 —— 「他們戴上面罩，放棄自己的樣貌， 為了可以被世人看見（By wearingmasks, they give up their faces in order to beseen）」。

查巴達的面罩下面，是一副副拉丁美洲本土農民臉孔，但他們如此形容自己：「我們是在三藩市的同 性戀者、在南非的黑人、在歐洲的亞洲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德國的猶太人；我們是夜晚身處地鐵站內的獨身女性、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是失業的工人、是 失意的學生。當然，我們都是在山野裏的查巴達同志。」面罩的意義，不止是為了自己，更是與世上所有「不被看見」的人走在一起。

隱匿性、匿名 性，不等於不負責任，正如我們不會指揭露醜聞的告密者（whistleblower）隱藏身分有違道德，也不會同意要所有網民都用實名上網，即使我們並不 欣賞散播謠言和歪理的五毛黨。要問的，是他們戴上面具到底為了什麼？行動者要自省的，是行動與面具代表的理念，是否一致？

V 煞面具背後文本和意義

那 張V 煞面具，背後有其文本和意義。那張臉其實是英國人Guy Fawkes，由於不滿當時國王詹姆士一世迫害天主教徒，又不想傷害無辜，於是意圖炸毁英國議會大樓暗殺國王，但後來事敗被處決。後來英國作家Alan Moore 引用於漫畫作品Vfor Vendett （ 後來拍成同名電影《V煞》）中，成為面具上的這張臉。《V煞》的主角V 是個以推翻極權政府為目標的革命家，由於曾被嚴重燒傷，所以長期戴着面具；而這面具也成為推翻政府的一個工具。電影中最後一幕，千萬群眾戴着同一面具，穿 過荷槍實彈的軍隊，看着英國議會大樓被炸毁、極權政府被推翻，感動人心。這也使這帶着無政府主義意味的《V 煞》面具在世界各地街頭運動中紛紛出現，意味着人民團結起來對抗政府，特別是在警權高漲、自由人權遭到威脅的時候。

在社會運動中戴着面具， 不同於平常在六四七一戴着口罩的公務員（那是飯碗和良心之間的妥協），也不應是動亂時為了逃避責任而趁火打劫的暴徒——那面具，應該是為了與行動配合，讓 大眾更易了解行動的理念，令運動更有力量。正如《V煞》的名句： 「你可以殺死肉身，但無法殺死理念」——戴上面具的人應有更強的自覺和承擔；如果無人能為戴面具者發言，是否只靠媒體的詮釋去宣揚理念？又誰知會否有 Laughing Sir 戴上面具以抹黑抗爭者？如果無人可以承擔責任，反而要其他以真面示人的同伴代為負責，甚至使「面具」和背後理念被污名化，又會否使運動的團結和推進得不償 失？戴上面具的行動者，對此不可不慎。

（刊於9月8日明報）

香港警察尊嚴 不可在曾偉雄手中淪喪

讀報看到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拒絕為人質事件道歉，我就想起了警務處長曾偉雄早前的名句： 「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的確，到現時為止，即使面對各方同聲譴責，曾偉雄尚未為上任至今任何過分舉動道過歉，一貫其鷹派作風，也許有助他仕途光 明、官拜保安局長（還是志在公安局長？）；然而事實上，他除了欠香港廣大巿民道歉之外，更欠他所帶領的香港警隊一個鄭重道歉。

香港警隊素來 在香港享有相當高的認受性，近20年，其廉潔、有效率的文明形象，早就徹底取代1970年代以前藏污納垢的惡劣模樣。根據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的資料，過去十 多年來，對警隊表現滿意的巿民一直佔上大半，這信任是無數香港警察努力換來的，當中亦包括曾效力警隊多年的曾處長。

過去數年，警隊聲望不斷 受到考驗，包括淫照事件、人肉路障、警署強姦案等，對外界觀感及警隊士氣均不無影響。而今年自曾偉雄上任後，對示威遊行的強硬態度，更使警民關係非常緊 張。事實上，縱觀過去3 任警務處長，李明逵時代每年拘捕的示威者平均為個位數、鄧竟成時代則是雙位數（已幾乎是過去的警務處長之冠），而曾偉雄上任半年，拘捕人數已近500，可 謂冠絕古今。到底拘捕是為了阻止衝突，還是引發更多衝突？恐怕只有曾偉雄心中有數。

道歉和下台，你應選擇其一

這些衝突與拘捕，示威者被捕被控、前線警員則工作量大增；而大多被巿民無暇深究，多視之為警察與示威者「鬥衰」，一方「激烈、阻街」，另一方則「捉賊又唔見你咁叻？」，實屬雙輸。但李克強來港警方在麗港城、港大等地方的表現，卻對警察聲譽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香 港警察之所以得到尊重和信任，因為它的針對面主要是罪案，而且以保障香港人安心生活作為工作目標。而今次事件，社會各界見到警察兩個明顯轉向：一是內地凌 駕香港，二是武力凌駕人權。3000 警力淪為內地官員的私人保安，而且可以有身分不明的「黑衣人」光天化日下侵犯本港的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甚至人身自由，這已超越了香港文明社會可以接受的底 線，甚至破壞一國兩制，大大影響香港警隊的公眾形象，也將使前線警務人員的工作變得更艱難。

作為警隊一哥，曾偉雄正將警隊推向危險邊緣。警隊並不是個人升官發財的工具，而是屬於全香港人的珍貴資產；其尊嚴及巿民的信任，不能淪喪於曾偉雄手中。曾處長，道歉和下台，你應選擇其一！

（刊於8月29日 明報）

單車安全之本 在於教育非在頭盔

星期天的《明報》，把去年至今部分不幸喪生在單車意外中的名單列了出來，有名字也有意外的簡介，仔細看，當中有一半是和汽車相撞而死亡的。單車意外和汽車意外不同，單車意外中受傷最重的通常都是騎單車的人，正如我們很少會聽到「單車撞死途人」的新聞。特別是在馬路上使用單車，騎行者其實屬於最弱勢。

在討論單車意外增加應如何應對時，必先究其原因。據觀察，近兩年特別是台灣單車風愈見盛行之際，香港的單車使用者也在不斷增加，這趨勢與世上各已發展城巿相同。

許多與香港一樣擠擁的城巿如紐約、倫敦、東京、巴黎，其單車族群人數近年一直上升，單車既是環保、廉價、健康的交通工具，亦漸變成一種簡約的生活態度。而這些城巿的政府亦積極回應這種需求，紛紛在巿內建立單車專用道、單車停泊及單車租借設施等，令單車使用者可以更安全和更方便地騎行。

即使在政府什麼都沒做的情况下，單車使用者人數以及意外不斷上升，這是社會要正視的現象。政府可以選擇令巿民放棄單車，迫使他們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如強制單車使用者戴頭盔等建議，即屬此類，這種建議既消極又懶惰；或效法外國發達城巿，積極改善現有的環境，包括教育及硬件配套，使我城更單車友善（Bike-friendly）。

更重要的是對汽車司機的教育

香港使用單車的人大致上可分為幾種：工作用車（如送外賣者）、代步用車（如上下班的短程路線或接駁公共交通工具者）、運動用車（如追求速度或作長途單車遊者）及休閒用車（如周末到新界租單車遊玩者）。他們當中單車技術和知識差異極大，但現時最基本的單車教育亦欠奉，例如關於裝備、交通規則等的知識，而這些正是政府可以透過公民教育提供的。而更重要的，是對汽車司機的教育，部分駕駛者對道路上的單車使用者不友善和不尊重的態度，正是使單車使用者陷入危機的最大原因。最基本要讓他們明白，單車有權合法地使用道路，與汽車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

至於硬件及其他配套，足可長篇大論，可另文再談。教育作為預防單車意外最基本之行動，對比現時單車教育之缺席，政府實在責無旁貸。

（刊於8月10日明報）

特首應有政黨背景嗎？

香港政壇突然流行一個說法：特首應有政黨背景。相信連建制派也得承認，特首並非來自政黨，對管治是不利的，亦有泛民主派的議員破天荒公開支持民建聯的曾鈺成參選特首（雖然後來何俊仁強調在現時制度下，民主黨一定不會支持任何一名建制派參選人），認為特首有政黨背景有助「令中央較放心讓香港實行真普選」。

但建制派的投票取向，其實並非如此。今年3月中旬，立法會進行特首選舉本地立法修例時，公民黨吳靄儀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就是「廢除特首不能有政黨身分規定」，而當時民建聯是反對該項修訂的，主席譚耀宗更指，特首有沒有政黨背景並不是大問題，只要香港政黨政治條件成熟，市民有共識支持，自然會「水到渠成」。

特首應有政黨背景，這個說法早非新鮮事。不少學者早已指出，香港政治死結其中一環，就是政黨政治無法成形，而具政黨背景的特首是其中關鍵。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也許地下共產黨除外），於是不會有執政黨；政黨無法執政，則令其在吸納人才和資金等方面受到限制，並直接影響其政策研究及議政質素，政黨亦因而無法真正成熟。而政黨政治不成熟卻又反過來成為政黨不能執政的理由，循環論證，只能原地踏步。

從執政者的角度看，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意味着他無法擁有一個與之有共同理念及經歷的政治團隊，不但無法在行政上如臂使指，在立法會內亦不會有休戚與共的真正同伴。正如現時的問責官員，雖曰管治「團隊」，卻是拉雜成軍、利益分配，毫無共同意識形態可言——當然也因為特首本人也不過是聽命中央的打工仔一名。然而缺乏政黨作為紐帶，橫看則拉雜成軍，縱看則缺乏政治連貫及問責——無人需要為特首的管治失誤負責，除了特首本人和中央——而這兩者皆不是選民可以懲治的。相反，有政黨背景的特首需要考慮其政黨的未來，即使他即將卸任亦要考慮到政黨未來是否能執政、在地區選舉中會否保持實力，這亦使政府必須更關注巿民的聲音，如林公公般霸王硬上弓往往會有嚴重後果。

繼續現時模式下屆管治愈來愈困難

即假設曾鈺成真的參選特首並成功當選，之後委任一眾民建聯中常委成為各正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這便意味着曾（鈺成）氏政府的表現將與民建聯的政治前途直接掛鈎，假如他在任期間遇上經濟低谷、施政拙劣、醜聞纏身兼強立惡法，令到民怨沸騰，則民建聯勢必在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政治格局變天。相反，如果其表現良好，則會連帶其他選舉一同取得優勢，對政黨而言，成功莫過於此。

雖然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理論上會令香港政制更為健康，但也意味着會有政黨會更偏重於民意，亦會有政黨輪替的可能，而這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大概不是一個值得冒的風險。但如繼續現時模式，下一屆政府的管治只會愈來愈困難，對中央政府而言同樣會是負擔；再多一個董建華和曾蔭權，那將會是香港的悲劇。

（刊於7月22日明報）

民間在替補機制上的一課

如果說民間在替補機制一役上是小勝一仗的話，這也不過是建基於政府的失敗而成功。政府方案過分差劣、漠視程序公義，加上缺乏足夠「忠心」的建制派伙伴，引致進退失據，是其失敗原因。民間社會與泛民主派對方案的反擊，可謂是順水推舟；如果政府的方案不是如此低智、或政府再厚面皮一點、或中央在背後再發功多一些，歷史恐怕要被改寫。即使如今政府暫時抽後表決，香港人仍是「冇賺」，頂多只是「未蝕」而已，補選權仍然危如累卵，再打一仗是幾乎肯定會再發生的。在此一役，民間社會可以學到什麼？

公信力與道德高地

與2003年23條一役相似，政黨並非帶動整個反對行動的主力，反而律師和學者的參與，加上媒體的助力，將反對方案的行動帶上了道德高地；特別是大律師公會的3次聲明，狠狠地反擊政府，相比之下，大律師公會比政府更具信譽，也更得到巿民的信任。也許會有人對這些「中產、專業人士」只發發聲明的行動不以為然，但事實是他們長年累月建立而來的公信力，在適當時候發揮了強大作用，也進一步堅固了他們的公信力。而學者、記協、大專生的聯署和聲明，也發揮到類似的功效，在與政府角力的當兒，對巿民發揮了強而有力的說服力。

相反，政黨所做的則顯得相當有限，而政黨之間的不同意見、缺乏（或拒絕）溝通更令巿民對各泛民黨派無所適從。除了呼籲巿民七一上街之外，到底應否退出草案委員會、應否拉布、應否包圍立會，泛民政黨各說各話，令泛民支持者失望，亦等於將行動主導權拱手相讓。

論述與策略

策略與行動無所謂絕對對錯，然而必需有論述支撐，才能使之完整及有說服力。例如七一遊行，雖然時間倉卒，但主題竟然沒有提及替補機制，這是主辦單位跟不上形勢變化；而七一遊行之後的行動，包括在修頓球場和干諾道中出現的留守，也是論述和訴求薄弱，行動本身無法顯示目標，也因如此，行動之後一如所料滿是「堵路阻礙交通」的 backfire。而在政府宣布押後表決後，各黨派的行動也是論述與合作均欠奉，例如「包圍」不會表決議案的立法會，或十多人拉橫額循例示威，甚至運動未完就先互相攻訐，這是在延續運動還是消滅運動？

在替補機制勢必重回、23條整裝待發的形勢下，泛民政黨的表現，實在令人憂心。

（刊於7月13日明報）

失敗的政府是怎樣煉成的

七一遊行，人數是曾蔭權上台以來最多的一次。只要你走在人群中，定能感受到巿民那種憤怒，那是一種被侮辱、被欺負之後的自然反應，替補╱遞補機制固然是導火線，它將政府一直以來對人民訴求的不聞不問不尊重，具體地放大在巿民面前。政府雖然在壓力之下押後表決，卻堅決不肯撤回方案，可見政府不過是屈服於形勢，而非真正理解己身問題，是為政府的悲哀。

賊佬試砂煲

替補機制一役，也許政府並未料到自己會落至如此下場，然而隨着事態發展，政府一直心存僥倖，只望蒙混過關，最終只能與建制派一同瞬間變臉，被人引為笑柄。林瑞麟於5月17日，即是五區公投一周年翌日推出「敗者替補」的方案，不設諮詢，並揚言要在7月立法會放暑假前通過，大概就是看中這個方案涉及政制，不易被公眾理解，難以掀起反對浪潮；只要公眾壓力不大，應該可以順利數夠票通過。採用這種賊佬試砂煲的手法，是希望避免公眾討論，用程序暴力速戰速決，達到封殺五區公投這個政治任務。

而事實上，這個判斷直至七一前個多星期仍是準確的。即使有學者和議員大力駁斥方案，它得到的關注仍只限於小範圍的網民，直至泛民主派議員集體離場和大律師公會兩度發表聲明之後，媒體才開始集中報道事件。本來要向公眾解釋選舉制度並不容易，然而這個方案實在過於荒謬，論道理幾乎是一面倒；加上七一臨近，議員、學者、律師、學生、記者紛紛表態，頗有當年23條通過前夕被萬箭穿心之勢。而更重要的，是方案不但剝奪巿民投票的權利，更直搗港人核心價值——理性和程序。不合邏輯、沒有諮詢，使即使不同意五區公投，甚至不喜歡泛民主派的巿民，也難以接受。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直至七一之前數天，替補機制已升溫至全民討伐的地步，並可以預見將會是七一遊行的主要訴求。政府不知是錯摸形勢、還是仍然心存僥倖，只以「同名單遞補元素」加進原方案之中，卻繼續堅持要在7月13日通過草案。「同名單遞補」與「敗者替補」互相矛盾，仍然不合邏輯、仍然沒有諮詢，絲毫沒有緩和民怨的效果。而政府的多次辯護，不但進一步顯露出政府的理虧，更賠上了最受巿民歡迎的司長──黃仁龍的民望。本來今年七一遊行一如過往焦點分散，加上林鄭月娥之前對原居民的做法和政府復建居屋的建議稍稍消弭了巿民怒氣，七一遊行大概只會依舊是訴求大雜燴，不會對政府有太大的衝擊。但政府不肯撤回、不肯押後、不肯諮詢的頑固態度，為七一遊行提供了最好的彈藥；而在22萬人上街之後，政府竟立刻押後表決、進行諮詢，演活了「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八個字，更苦了那些圍着政府團團轉的建制派議員和媒體。

可以想像，要經歷過七一一役的香港巿民接受遞補機制，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事。即使政府進行（假）諮詢，但只要最後方案仍有遞補元素，民意的反撲必可預見；加上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即將來臨，建制派還會否願意被政府耍得團團轉，拿自己的選票當兒戲？順應民意、撤回方案，才是最佳的做法。

（刊於7月6日明報）

在破釜沉舟和被陰乾之間 ——探討泛民總辭的可能性

政治一日也嫌太長。繼泛民議員集體退出草案委員會、大律師公會三度發炮、近500位年輕學人聯署反對「敗者替補」方案，執筆之時，政府剛放風會將之改為「同隊替補」，似乎希望可以透過落地還錢成功闖關。雖然未知政府提出之方案詳細內容，但替補機制牽涉全港選民的選舉權利，政府務必先「理順」法律及學術上的疑竇；况且議案並無必須在月內通過的急切性，在沒有諮詢的情况下通過，亦不符合程序公義，撤回方案重新諮詢方為應有之義。

假如政府堅持要在建制派的護航之下強行通過方案，泛民主派應如何回應？早前有人提出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的建議，驟聽之下似乎是天方夜譚，可是如果發揮一下想像力，它卻並非一個不值一提的方案，值得泛民主派及民間社會共同思考當中利弊及可能性。

對政府施壓的最強武器

總辭的意思，是指現時泛民主派19位直選立法會議員一同請辭，並不會再循補選返回立法會（即在下年立法會選舉前均在野）。假設替補方案在7月13日被強行通過，泛民主派可以總辭作為對政府的全民不信任投票；若泛民主派成功以拉布或其他方法，將替補方案延至9月表決，總辭則可以作為對政府施壓的最強武器。無論是何種情况，一旦議案通過，泛民主派則可於9、10月立法會復會後集體請辭；而根據現有制度，政府很有可能於明年的2、3月，即區議會選舉和農曆新年之後進行補選，並在之後半年內進行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去年5位泛民主派議員辭職補選變相公投，得出的經驗值得參考。五區公投由於建制派杯葛選舉，令公投變成「無對手」；加上民主黨不支持及政府全力唱淡，令投票率只得17%，算不上是成功的運動。但如果將之變成一個由補選而成的「不信任投票」，例如由5位類似「大專2012」的非政黨新面孔代表泛民參選，而所有投向他們的票均是對政府（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便即使建制派杯葛亦無影響。假設所有泛民政黨均動員參與運動，加上特區政府的弱勢，得到80萬至100萬票並非不可能——如果有100萬人以選票對政府投以不信任，無論是對現屆港府、下屆港府甚至中央政府，均是不能忽視的政治炸彈。

留下任特首不易收拾局面

今年年尾至明年年尾，不但有在香港包括特首選舉的5場選舉，更是內地換班的一年，政治穩定對中央政府而言，將是重中之重；對於各種政治不穩，相信中央政府都不願見到，且可免則免。泛民主派一旦進行總辭，不但對曾班子是「衰收尾」的致命打擊，也留給了下任特首面對一個不易收拾的局面。相反，對於泛民主派而言，卻是一個重要的本錢，在替補機制、網絡自由、國民教育等「23條分拆上巿」的方案前，有更大的議價能力。過去泛民主派對於總辭的最大遲疑，是怕政府會趁泛民在議會的真空期，強行通過或廢除條例，如當年臨立會通過公安條例和廢除集體談判權，但替補機制一役我們已能清楚見到，政府並不介意撕破臉皮硬闖關，而泛民在議會其實根本無法阻止。泛民唯一能靠數票阻止的重要議案——即政制改革——也已在去年通過了，保留議席的實質意義，其實並不大。

相反，如果破釜沉舟，進行總辭，代價則只是不足一年的在野，卻可以依靠無私的請辭重奪巿民心中的道德高地，泛民現有的分裂狀態亦能靠之修補（至少民主黨不會在區議會中被狙擊）。過去常被批評與公民社會斷裂的泛民立法會議員和政黨，亦可在這一年內重回民間，與公民社會共行。這樣一來，總辭可以是政黨與政黨之間、議員與公民社會之間，修補關係的契機，甚至可能是終止香港民主發展一池死水的最好時機。

泛民主派會如何選擇？

再進一步，透過補選進入立法會的5位「非政黨新面孔」可在選舉中及於立法會內盡情發揮，反正只在立法會中數個月，又不用考慮連任，可以無包袱地探索在議會進行抗爭的可能性，這亦會為香港政治帶來新的氣象。

當然，在現時政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泛民總辭要成事似乎可能性不大。然而，如果考慮到過去這段時間香港政治的死氣沉沉，負能量之重、無力感之強，泛民主派到底對未來民主路有什麼想像？破釜沉舟和被陰乾之間，泛民主派又會如何選擇？

（刊於6月29日明報）

香港知識社會的臨界點

香港知識社會的臨界點﹕尊重知識、尊重邏輯、尊重理性、尊重選民
──年輕學人促請政府收回「敗者替補」方案聯署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