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3大界綫 反國教一呼百應

　　反國民教育科運動雖未竟全功，但十天的佔領之後，梁振英政府先後撤回了三年開展期、撤回了獨立成科、撤回了部分課程指引、並讓學校自由使用53萬元，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也公開表示，認為國教科指引已經失效。

　　由此看來，距離國教科完全撤回似乎只差最後一里路。

　　反對國民教育科的運動，實在帶着一點奇迹的性質︰一個幾乎只有中學生團體關注的議題，最終竟變成一場浩浩蕩蕩的大型群眾運動，獲得社會幾乎一面倒地支持，在一年前肯定沒有人可以預見。

　　運動可以得到社會大眾支持，固然因為議題本身具有潛力，以及同學們能成功感動巿民；但除此之外，這場運動有意無意地一直堅持着三條界綫，亦是此場運動有別於近年其他運動的特色。

單一議題非暴力 去政黨化

　　一，單一議題、單一訴求︰運動堅持只純粹地針對國民教育科，其他訴求即使相關，例如梁振英下台或反對西環治港，亦不在整個運動的議程之中。

　　二，去政黨化︰也許由於時值立法會選舉，運動沒有與任何政黨合作，政黨人士亦從無被邀參與運動，使運動變得完全去政黨化、純粹由民間發動。

　　三，「和平非暴力」的極致︰運動由於由中學生和家長主導，衝擊等行動完全絕迹於運動之中，甚至有點行動潔癖，可謂是將「和平非暴力」推至極致。

　　這三條界綫，到底是塑造了運動，還是由運動塑造出來，未能輕易斷言。然而這些特點，使整個反國教運動與近年的運動有着微妙的差別，當中以這場運動特別能觸動中產和家長的感覺；這些群組素來給人比較保守的感覺，但在這場運動之中，他們的參與卻成為了運動成長的關鍵。

　　有說政府不怕最「激進」的社運人出來反對他，卻最怕相對保守的中產階級和家長們反對，因為一旦失去中產的支持，管治的基礎即被重重動搖。

關注組遍地開花 社運新契機

　　反國教運動發展至今，戰綫即將由廣場轉化成各間學校，亦即意味更艱難的部分就在前面。香港的社會運動一向缺少組織，巿民因為議題而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卻因為議題消退而走回家中，繼續正常生活；運動只存在於他們的記憶當中而無法成為可以持續發展的網絡。

　　難得今次運動啟動了逾百間學校的家長、舊生、學生、老師組成關注組，這正是由煙花式的運動轉化成遍地開花的組織和網絡的契機。

(刊於10月4日經濟日報)

操弄民族主義 增盲動添仇恨

　　內地街頭的反日示威，以愛國為名，打砸燒搶為實。電視新聞轉播了其中一幕：一輛日本車被堵在憤怒人群之中，司機（當然也是中國人）走出車來，帶頭往自己的車踢去，然後群眾齊聲歡呼，一同把車子的車身砸凹、將車窗打碎。

　　一分鐘過後，大家出了氣，才放這位日本車司機，讓其駕着爛車離開，然後繼續包圍另一輛日本車。

車主同砸日本車 荒謬絕倫

　　這樣的事，荒謬得有點超現實，卻在內地各城巿發生了。換成事件在西藏或新疆發生，定必會變成「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利用、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並對之強硬處理，不然每年6,000多億人民幣的維穩預算該往哪兒花去？但對反日示威，中國政府的態度卻從不會如斯強硬——連續多日在全國各城巿的群眾事件，幾近暴動邊緣，卻能被一再容忍，這正是中央政府在此問題上的一貫處理手法。

　　釣魚台事件不是新鮮事，反日更不是新鮮事，三兩年總會發生一次，每次總是由一點小事引發，短時間內醞釀成全國風潮，然後又無聲無息地結束。它與其他群眾運動不同之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許的，一來這種反外國情緒正是中國政府的一道通氣筏，巿民平日對國家的不滿可以在此時轉化為「愛國」的反外國情緒，並以群眾運動之態發洩出來，甚至轉化為支持政府的力量；二來政府若強硬打壓，容易變成「為外國人打自己人」，怒火隨時燒回到中央政府身上。

轉移施政不足 爭取政治本錢

　　所以中央政府不想也不能大力打壓反日示威，巿民也知道這點，於是事態發展有如合法暴動，包圍、搗亂、打砸燒搶等事件，竟然可以在十八大前夕這敏感時期發生，也就並不奇怪了。

　　操弄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放大國家之間的矛盾，強調國家尊嚴、民族尊嚴，一時總能使群眾的眼光移離政府本身之不足，並將矛頭指向「亡我之心不死」的別國。

　　中日政府都知道，這種時勢兩國不可能兵戎相見，因而右翼政治人物樂見這種矛盾出現，並以愛國之名召集群眾、吸納支持者、爭取政治本錢。於是兩地人民仇視增加、無謂的矛盾也隨之增加，民族尊嚴沒有因此得到捍衞，反而將群眾盲動荒謬的民粹一面徹底暴露出來。

（刊於9月21日經濟日報）

中港矛盾未解 擴自由行不智

　　雙非、自由行、自駕遊等「中港融合」措施在過去一兩年，成為了最能挑動香港巿民關注的議題，這完全可以理解為香港巿民對於中港兩地政府毫無猶豫的融合策略的反撲。

　　還記得梁振英在當選前信誓旦旦，以保護本土港人利益爭取巿民支持，特別是反雙非、港人港地等立場。上任以後，港人港地似乎無影無蹤，自由行更突然宣布會進一步擴張。

現超負荷 港人感被「排拒」

　　從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州及深圳6個城市，非深圳市戶籍就業人員及大學生可異地提交出入境證件申請，包括港澳通行證，受惠人數料超過1,000萬。當中深圳可享「一簽多行」赴港的人群會進一步擴大至681萬，首批合資格人士料達350萬人，今年年底累計將有超過410萬人。換言之，除了政府一貫強調的「零售業及旅遊業將會受惠於新政策」之外，香港一直面對的各種因自由行而出現的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

　　如果還記半年前的D&G事件，以至一連串有關「蝗蟲」的「排內」風潮，可以想像在沒有認真處理民間的中港矛盾之前大幅擴大自由行，只會使社會的撕裂更為嚴重。廣東道以至整個銅鑼灣的「淪陷」——全換上服務自由行遊客的店舖、租金飈升、迫走服務本地港人的商店，反映着香港對自由行已是超負荷，不單破壞了香港的城巿景觀，也使本地人感到自己反而被排拒於自己的城巿之外，為香港本地的「本土」或「排內」運動提供養份。

中港融合雙刃刀 苦了基層

　　中港融合是一雙面刃，既能為兩地提供商業和就業機會，也會使本地居民——特別是低下階層的生活受衝擊，例如興建高鐵犧牲了菜園村、新界東北的發展將犧牲多個新界村落；巿民的日常生活也因為「同城化」、「一小時生活圈」等概念被迫改變。

　　其實梁振英政府應該了解這種中港融合帶來的問題，在沒有適當配套之下而產生的怨氣，最後必然燒回政府，因為得益於中港融合的人並非受害之中港融合的人。如今貿然擴大自由行，這個民望史無前例地低落的政府，恐怕難以承受未來的民意反撲。

（刊於8月30日經濟日報）

數碼廣播「被執笠」 揭媒體悲歌

　　香港數碼廣播（DBC）「被執笠」，在社會輿論中並沒有得到其應有的重視，這是香港社會的悲哀。

注6億未兌現 清盤理由牽強

　　DBC本來的計劃，是要注資六億去營運；然而在注資一億五千萬之後，幾位主要股東，包括李國寶、李國章和有「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等，決定要將公司清盤，原因是DBC經營不善。

　　作為一間開始營運不足一年的數碼電台，根本不可能達致收支平衡，何況本來早已協議好的六億營運開支才不過用了三分之一，就執意將籌備經年的數碼電台清盤，純粹以經濟理由解釋實在很難令人入信。

　　大股東鄭經瀚鄭大班指事件是政治事件，背後是由中聯辦所操控的打壓，指控不可謂不嚴重。大班主理的DBC在過去一年的營運中，先後招攬和企圖招攬社會上的異見者在DBC開咪，例如吳志森、李慧玲、黃毓民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八十後等，傳媒也將DBC形容為「反狼大本營」；加上大班本身與曾蔭權份屬老友的「唐營」身份，被封殺是可預期的事——只是沒有料到來得這麼快、用這麼明目張膽的方法而已。

　　傳說中梁振英的「四大任務」，其中之一就是以控制異議媒體為目的「整肅香港電台」，如果這屬實的話，突然出現的DBC也自然會是其打壓的目標。DBC成立的時間短、普及度不足，也許因此民間社會對之的關注亦不足；但這其實牽涉到嚴重的政商合謀、打壓異議聲音的問題，透過最資本主義、最巿場的方法，去消滅一個大眾媒體，也消滅巿民的資訊來源。

疑資本市場手段 行政治打壓

　　對於香港普羅巿民而言，DBC也許從來未在其生活中出現過，所以即使其消失亦不感到觸動。但想深一層，媒體在社會其實非常脆弱，巿民的知情權不必透過中聯辦出面打壓，也可以透過收購等方法以錢去完成，例如《南華早報》被指「染紅」就是一例。

　　DBC的「被執笠」是一個徵兆，將香港媒體面對政治的脆弱，以一個最戲劇性的方法，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刊於8月16日經濟日報）

輕忽落後民情 府莫白交學費

　　150噸、約60億粒的聚丙烯粒因10號風球而散落在香港南部海域，引發了一場「膠災」。這次災難，既是對香港海洋及生態的一次災難，對香港政府新管治團隊而言，也是一次災難。

　　這些「膠粒」，將香港部分海灘和島嶼染成了白色一片，也刺痛了許多香港人的心。就如年前的大浪西灣事件一樣，香港人其實非常關心本地的郊野環境，他們知道這個人口爆炸、污染嚴重的城巿，承受不起連最後一點自然環境都失去的後果；所以即使平日不常到郊野去，一旦這些地方面臨危機，卻會挺身而出守護自然。

全民挺身執膠 政府降溫徒勞

　　今次事件，事發後先由民間團體DB Green發現，並向政府及中石化等方面多次反映，政府卻冷淡回應；最終要將事件透過媒體引爆，巿民紛紛將「全民運動日」變成「全民執膠日」，政府才知道事件在巿民心中的嚴重性。

　　膠粒散落海洋，這事件從現有資料看來，並非人為的錯，而是意外。政府的責任是在事發之後將之清理，以免這60億粒膠粒永久進入自然環境之中，甚至進入生物鏈之內，傷害海洋生物及人類。然而政府在這階段的處理，仍然乏善足陳，多位官員不斷強調膠粒無毒、未進入食物鏈，不是生態災難，並指出政府已經打撈一半膠粒等，這些也許都是事實，卻完全無法令巿民釋懷，反而對政府的不信任增加，懷疑政府只為將事情降溫而先隱瞞後大事化小。

　　特別是那些曾自發親身到過沙灘去清理膠粒的巿民，親見膠粒數量極多且已逐漸混入自然環境之中，卻聽到政府強調「沒問題沒問題」，怎能不火冒三丈？根據資料，聚丙烯屬惰性物料，雖然無毒，魚類和海龜卻會將之當成魚卵吞吃；而且這種物質不會進行生物降解，就像塑膠一樣會永遠存在，本身對環境就是一種破壞。

局長太軟弱 「海陸空執膠」遲緩

　　主要負責處理的政策局，是環境局，新任局長黃錦星上任剛一個月，在處理問題上明顯表現得手足無措、進退失據。從一開始輕視事件，忽略事件在巿民心中的嚴重性、到後來親身到海灘視察卻言不及義，處處顯得局長軟弱無力，被民間社會及輿論牽着鼻子走。即使最後由林鄭月娥出馬，進行跨部門會議、出動水警及飛行服務隊「海陸空執膠」，亦已太遲，damage is done。

　　問題在於主事官員缺乏政治上的敏感度，也許科學上膠粒對自然環境的危害算不上「自然災難」，所以官員們判斷並不需要知會公眾，卻不料巿民會有如此大的反應。筆者不願苛責一位上任才一個月的局長缺乏政治敏感度，始終政治歷練無法一蹴而至；而今次事件正是給眾位空降政治任命職位的新任局長上的一課，在形勢判斷、時間掌握、議題主導、公開回應方法等，都有值得從錯誤中學習的地方。

早應公開釋疑　拆解「塑膠炸彈」

　　時光倒流，如果政府在民間團體多次向政府通報沙灘受污染時，就立即進行清理工作，並盡快向巿民公開事件，並傳遞兩個信息︰一，政府已掌握情況，並已盡力打撈搶救；二，聚丙烯無毒，暫不會釀成生態災難，但提醒巿民留意情況發展；如此的話，巿民對政府的觀感將會大大不同。

　　同時政府亦可聯絡不同環保團體，呼籲及組織巿民到海灘進行清理，讓政府與巿民站在同一陣綫，政府則能主導議題，而不是被動地踢一腳動一下。如此一來，「膠災」不但可以及早處理，更不會成為把新政府炸得手足無措的「塑膠炸彈」。

（刊於8月9日經濟日報）

泛民內耗 六四黃金比或打破

　　立法會選舉提名結束，今屆立法會直選多了5個議席，加上「超級區議員」的5個議席，令到戰況非常熱烈。

　　多個選區都進入混戰狀態，新界東更多達20張名單爭奪9席；5個現任立法會議員和1位前立法會議員參與了全港性的「超級區議員」選舉，雖不等於民主進步，但對選民而言，確是一個要適應的新體驗。

建制派區選優勢 料帶入立會

　　今次立法會選舉，正好測量最新政治新形勢的水溫。過去兩年，香港政治翻天覆地︰2010年的政改方案，劃分了泛民的溫和／激進路綫，到底泛民主派的光譜因此拉闊了，還是因為互相攻訐而整體流失支持？

　　2011年公民黨因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申請權兩宗司法覆核案而元氣大傷，失意於區議會選舉，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會因此有多少影響？2012年特首選舉唐梁之爭，促使了建制派之間的分裂，「深唐」的自由黨及其他議員的選情會受到多少影響，亦是今屆選舉的焦點之一。

　　當中，泛民主派的形勢相當值得憂慮。現時泛民主派佔有23席立法會議席，當中19席是直選議席，符合「六四黃金比例」。然而觀乎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的議席數量大幅上升——雖然區議會投票結果不等同立法會選舉，但顯示了建制派地區樁腳的威力及成熟度越益拋離泛民主派，而這將成為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的優勢。

善用最大餘額 建制拆隊求勝

　　而戰略上，民建聯今年開始以「拆隊」的方式參選，工聯會及一眾「西環團隊」亦分拆參選，由過去「集中票源」變成「拆隊」，是為了善用「最大餘額法」爭取最多議席，亦意味着對於樁腳配票能力的信心。特別是新界東及新界西，建制派可以因此得到比上屆更多的議席，「六四黃金比例」很有可能在今屆被打破。

　　泛民主派在過去兩年出現嚴重分裂，既是路綫問題，也是個人性格操守問題。很難相信這種內耗能增加選民票投泛民的動機。而泛民主派能否力挽狂瀾，恐怕就在於能否在未來一月善用重大議題，例如國民教育及梁班子的誠信問題，提醒巿民泛民主派其「看門狗（Watchdog）」的監察及制衡作用。

（刊於8月4日經濟日報）

「先行後檢」騙局 須迫政府撤回

　　教育局要在9月開始在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惹來人人喊打。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牽頭，加上家長、老師、政黨、網民、媒體一同回應，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政府劣勢已呈。

建制未敢力挺 惟恐自取其辱

　　即使是建制派政黨，也不敢在選舉前夕瞓身相挺，公然與民為敵；況且政府是否有能力堅持下去仍是未知之數，如今毫無保留支持的話，隨時三兩天之後就要打倒昨日之我，那可真是自取其辱了。因此連工聯會和民建聯的候選人，也公開建議政府押後或擱置國民教育的推行，就知政府要堅持讓國民教育上馬的難度了。

　　政府陷入這種田地並非第一次，對上一次就在數月之前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事件。國民教育與《版權條例》事件有幾個相似之處：首先是兩者都牽涉到巿民最關心的生活部分，如資訊自由和教育，雖然非關經濟，但與經濟問題同樣能夠牽動人心，而且被危及的價值具凌駕性，極易令巿民產生共嗚和危機感。

　　其次，是牽頭的都是「非專業」的抗爭團體，如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和由網民拉雜成軍的「鍵盤戰線」。這些團體的成員都與政黨無關，甚至不是有經驗的社會運動者，幾乎都是「社運素人」。他們背景「清白」，針對單一議題，目標明確，動機強烈，容易得到信任和支持。而在議題進入公眾視綫之後，他們施加壓力的對象不只是政府，更包括各大政黨——特別是泛民政黨——促使他們加入戰綫，迫使政府讓步。

只強調有諮詢 漠視市民反響

　　第三，則是政府所持的彈藥嚴重不足，程序上只能強調做過諮詢，理據上只能強調大方向（如保護版權和提升學生國家認同），回應質疑時只能強調先推行後檢討。這三道板斧說服力非常有限——諮詢足夠不等於巿民認同，何況巿民的強烈反應與政策之間的落差，正正反映了諮詢的無效。

　　強調大方向只能在沒有人追究細節的情況下或許有用，就如當日的反高鐵運動，政府不斷強調不建高鐵香港就會被邊緣化這種缺乏內容的論調，被不斷而來針對運作細節的質疑打得潰不成軍，「魔鬼在細節」正是對抗的最有力論述武器——況且即使是大方向本身，也不見得就人人同意。

政府欠誠信 家長老師站出來

　　而「先推行後檢討」的說法更是「呃鬼食豆腐」，與「性交轉運」類同。對於本身信譽不佳的政府，在實行前尚不能改變，誰會相信推行之後檢討的效果？

　　第四則是建制派的跳船。即使不是因為選舉臨近，建制派過往與政府榮辱與共的關係再也不復再，要建制派毫無保留地為政府極具爭議性的政策背書，偶爾為之尚可——但即使如此背後恐怕也代價不菲。

　　梁振英政府的情況似乎更劣，單靠西環的協助和「分餅仔」的政治酬庸，換不來忠實的政治夥伴。建制派在這種時候，嘴巴也許會出言一兩句裝模作樣，身體卻誠實地保持距離。

　　因此，民間社會要迫使政府讓步，絕非不可能，只要如梁振英掛在口邊的夠「齊心」，就能使政府收回惡法。這個星期日的反國民教育大遊行，正是給政府show muscle的好時機，關心國民教育問題的家長老師和巿民，請務必支持。

（刊於7月25日經濟日報）

派糖難換民望 陷困局仍得派

　　答問大會變施政報告，梁振英在立法會宣布大花銀彈，用近80億在發放特惠生果金、增加長者醫療券、興建青年宿舍等地方上。

曾蔭權亂派錢 落得罵名

　　當中特惠生果金本來已由張建宗放話，指不可能在今年內實行；但頂頭波士既然開了口，亦要立刻打倒昨日的我，不單會盡快放上立法會，更會追溯至今年10月。「實踐競選承諾」是門面話，其派糖換民望之意，呼之欲出。

　　行政機關掌握財政資源，運用福利去換取民意支持，全世界政府政黨政治人均如是，本也無可厚非。只是梁振英政府上任不足一個月，先是通過五司十四局失敗，再有梁振英本人的僭建事件，後有林煥光和麥齊光事件，一連串的打擊使梁振英政府出師不利。

　　加上今年是選舉年，泛民政黨多用兩分力狙擊追打，建制政黨則小心翼翼以免有辱無榮拖累選情，梁振英政府可謂斯人獨憔悴。如果命運能選擇的話，相信梁振英政府亦不想在上任半個月就派糖——如此派糖，總不能派得太多太密，否則效果必將大打折扣，無以為繼。

　　曾蔭權政府其實是前車之鑑，也是另一個極端。曾氏政府七年，一直以來對於財政運用相當保守，也許是因為曾蔭權的公務員經驗，所以對於「還富於民」頗有戒心，多次出現赤預算但數百億盈餘的情況，庫房及外滙儲備均水浸，但對於民間社會多次提出的多項民生措施，如長者院舍輪候時間、生果金、全民退休保障等，以政府的財力絕對有能力應付，曾蔭權政府卻從來對之不情不願，非到非做不可時才勉強地做。

　　於是才有了突然派錢6,000元這種毫無章法可言的短綫派糖，但長遠的民生政策卻仍付之闕如——就如手上握有子彈，若非應用不用，就是胡亂浪費。

蜜月期未現 有苦自己知

　　然而曾蔭權政府即使派了300多億，仍只稍為減少了其民望下滑的速度，最終也是落得一身罵名而黯然離任。前車可鑑，梁振英政府應該比曾蔭權政府更懂得使用公共財政資源，但在這種形勢之下，他似乎已是無計可施，而要早早使用這一着。

　　這也意味着梁振英政府應有的蜜月期根本沒有出現過，可謂未曾深愛已無情。春天沒來，寒冬已至，真是有苦自己知。

（刊於7月19日經濟日報）

守護香港 守護「多管閒事」者

　　回歸十五年的七一前夕，聽到了近年最令人不安的消息。

　　一位年輕的行動者泰歷，被重判了入獄半年，原因是兩條罪︰推鐵馬和在警車內襲警，前者判監五個月，後者判監一個月，合共半年，是數十年來香港對示威者最重的判刑。他做了甚麼呢？他不是放炸彈、不是拿刀斬警察，整件事沒有人受傷、沒有引致甚麼破壞、除了警察之外沒有其他證人，卻被重判了半年的監禁。

棄榮辱走多步 拒變臉自保

　　當然你可以說是他自己拿來的，如果不好管閒事就不會有事了。是的，如果艾未未不好管閒事，不去為汶川死去的孩子討公道，他仍是內地吃得開的藝術家，不必淪為階下之囚。如果李旺陽不好管天安門學生的閒事，他就不會被捕；如果他不堅持自己的信念而肯向強權稍為低頭，他也不必在這廿一年被囚進連站都站不直的「小號」、被虐待至失明失聰，以至「被自殺」。

　　這「好管閒事」，其實也在香港人的基因內。八九年四月至六月，香港人誰不是在為千里之遙的「閒事」全情投入、痛心疾首？那是因為我們都有着良心和惻隱之心，嚮往自由，相信公義。但我們是醒目仔，最醒目的一群迅速變臉，恨不得將過去的所言所書如粉筆字抹走；沒有那麼醒目的，每年六月悄悄走進維園燃起燭光、投票時悄悄投下泛民一票，在安全的環境下堅持一點良心。

　　而最不醒目的，就是這種將自己榮辱看得很小，每天醒來就質問自己，還可以為這個世界做點甚麼的人。他們不相信只靠投票及偶爾「和平散去」式的表態，就能撼動強權，啟動改變；於是和三五同伴，想方設法多走一步，為大家爭取多一點空間。

保護「守門犬」 免任人魚肉

　　他們的方法你未必同意，但即是如此，我們的社會還是需要他們的，不是嗎？他們是社會的守門犬，以一己之力警示着整個社會、守護着大家的安全。也許有時吠聲太大令你覺得煩厭，但若你把牠宰了涮了一鍋香噴噴，狗不吠了，狼和賊便來探你了，你卻再無抵禦的意識和力量。你最終也將成另一鍋香噴噴。

　　守護這個香港，請由保護這些守護我們的、好管閒事的人開始。

（刊於7月5日經濟日報）

警屢阻撓集會 表達自由減

　　回歸15年，社會運動面對的最大一個變化，就是國家機器對社會運動的高度關注和介入。這包括了警力的增強、規則的增多、檢控的增加，對社會運動進行全方位的管制。

　　特別是過去一年多，這種情況尤甚。早前先有梁國雄等5人在替補機制諮詢會上抗議被判監禁3星期至2個月，近日又有一位年輕的社運青年泰歷被判襲警罪成，並不准保釋即時還押候判。而現時亦有8位社運人因去年6月4日的遊行而被檢控非法集結（即3人或以上聚集即可被控），正在面對長達20多日的聆訊當中。

曾偉雄上任後 拘示威者飈

　　以上的個案涉及司法範疇，但最重要的還是執法態度方面的轉變。上月發表的美國人權報告，指本港警方任意拘捕示威者的數字大幅上升，並採進取手段妨礙集會自由，是本港人權狀況最大問題之一。事實上，曾偉雄任警務處長一年多，警方拘捕示威者的數字已逾400人，比起上任一哥鄧景成高逾10倍有多，檢控數字同樣地多，當中包括檢控開香檳、掟奶粉的示威者，幾近濫用警察的檢控權力。

　　而警方在新政府總部和中聯辦外的處理示威的手法，亦明顯問題多多。警方無數次阻撓巿民在中聯辦正門外和平集會、挑釁示威者，並動輒使用胡椒噴等武器；民陣上月申請在中聯辦正門示威被拒，上訴至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並獲裁定有理，並成功在中聯辦東西閘口外集會。另一方面，監警會主席翟紹唐亦認為應該拆掉中聯辦外的花槽——這個花槽與舊政府總部外的黑色鐵閘同樣惡名昭彰，是為了阻止遊行示威、隔阻民意的無謂建築。

　　而去年的黑影事件、多次發生的記者與警察間的爭執，更涉及香港的新聞自由、巿民了解事件真相的權利，更是不可輕視之。

　　回歸15年，也許馬能照跑舞能照跳，但表達意見的空間和權利卻明顯減少了，表達異見的代價也增加，這種逆文明潮流的做法，卻在香港發生了。

（刊於6月21日經濟日報）

六四成港人紐帶 建獨有國家觀

六四23周年，參與集會的人數達18萬人，是歷年最高。六四事件愈來愈遠，參與悼念的人數卻一年比一年多，令人鼓舞之餘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90後內地人 近年湧出來

　　事實上，六四晚會自20周年起，出席人數過去3年均維持在15萬人左右，今年更達新高。有觀察指出，這幾年有兩個群組的人增加得特別多，一是年輕人，二是內地人。

　　內地人在內地無法談論六四事件、無法接觸八九民運的資料，因此藉着自由行來到香港的機會，參與六四的晚會去了解自己國家的「禁忌」歷史，也感受香港人對中國的看法。

　　而在本地，不少90後學生雖然是在六四事件之後出生，沒有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卻因種種原因對事件有着強烈感覺，於是與同學老師一同前來燭光晚會；透過晚會，他們也更了解到這段歷史，並漸漸將之變成為屬於自己的歷史，建立一種身份認同。

共同經歷 成就身份認同

　　這種身份認同，正是以六四作為紐帶，建立出來的一種香港人獨有的國家觀。八九民運雖然發生在北京，但那段時間港人對之全情投入：媒體的報道、物質的支援、各種的遊行和集會，還有那六四之後那集體經歷的悲慟和驚惶。

　　這些集體經歷使運動不單發生在北京，也發生在香港這個即將回歸中國的英國殖民地，創造出一個只屬於香港人的國家觀——對暴力和專制的抗拒，引伸出的對中央政府的根本不信任——這亦是回歸15年香港仍無法達到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和諧」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要檢視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取向，六四仍是無可迴避的座標——是高喊「平反六四」，還是迴避不語？兩者有雲泥之別——因為這也代表着該政治人物如何看待香港的歷史，和爭取着一個怎樣的未來。

　　在這個脈絡之下，年輕一代透過認識六四事件，其實正在繼承這種屬於香港人的國家觀，鞏固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一日六四不平反、專制獨裁的政治操作不改，香港都不容易被「和諧」掉。 

（刊於 6 月7日經濟日報）

浪費是青春的本質

因為梁文道被圍攻的關係，我在網上翻看他的演講（當然，九成都是普通話的），無意中找到一個叫「浪費是青春的本質」的短片，是道長跟內地年輕人說的。他的一句：「浪費是青春的本質，不浪費不叫青春。」引來台下聽眾共鳴的熱烈掌聲。 　　想起了近期一個很紅火的年輕朋友，他叫黃之鋒，十五歲的他，因為在回應媒體時非常淡定，片段在 youtube 上被點擊了十多萬次，隨之而來是一個接一個的媒體訪問。 　　其中一個訪問是關於他父母的，到底之鋒的家長怎樣培養出這樣一個孩子？簡單來說，就是溝通和支持：了解孩子的想法，支持他去做經過他充分思考的事，尊重他的決定 - 即使那不是甚麼「善用青春」的事。 　　其實，青春的浪費，根本不叫浪費。青春就是有錯的權利，就是有從頭來過的本錢，就是有甚麼都試的特權。 　　這些浪費，包括讀了一些閒書雜書，學了一些考試絕不會考的本領，做一些並不賺錢的事，認識一些古靈精怪的朋友；除了最極端的不應該試的事（例如自殺，你成功了便不用再繼續了），其餘都沒有甚麼大不了。 　　說到底，一個人的未來豈能輕易規劃？機會的來臨，往往就是因為一個人曾經在某些方面「浪費」過時間，然後機會就在人生的轉角處等着你。 　　年輕人本來就充滿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學校和家庭，怎樣讓他們充分去發揮自己，讓他們好好去浪費自己的青春，找一條自己最想走、走得最好的路。 （刊於 5月26 日經濟日報）

局長人選其次 文化局須願景

文化局尚未落實，已成為未來的5司14局中最被關注的部分。香港文化界談文化局沒有二十年也有十五年，過去既沒有具體的文化政策，與文化相關的項目也散落在不同的政策局和行政部門之中；香港文化發展停滯不前、被鄰近地區迎頭趕上甚至拋離，與本地落後的文化政策及管理，不無關係。 非只推產業 要升人文質素 　　因此，文化局實在是當務之急，但也不能因此急就章怱怱上馬；局長人選還是其次，文化局的願景、權責、角色卻是關鍵。 　　現時這個文化局，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構思，其實我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會將散落在各個部門的有關政策責任，放到未來的文化局之中，至於怎樣幫助香港成為梁振英口中的「東亞文化中心」，則相信無人會有頭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參考台灣剛成立的文化部，其四大施政理念分別為「公民文化權的全面落實」、「美學環境的創造」、「文化價值的維護與建立」及「創意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由虛到實，無所不至。 　　部長龍應台則用「文化猶如方糖融入水」作比喻，指文化要融入不同的部門及領域，是一個貫徹於各範疇的政策觀點，而不止於個別的政策項目。 　　換個說法就是「文化觀點主流化」，意思就是在每一個領域都要從文化角度考慮問題；無論是旅遊業、廣播業、土地運用、街道管理、教育、人口，都應該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不僅是純粹看「文化」可以變成多少「產業」和錢，最重要是社會整體人文質素的提升。 不奢望「龍應台」 但要懂文化 　　這牽涉不單是文化局本身，而是整個政府對於「文化」的重視程度；如果只有文化局單打獨鬥，只能局限於派錢分餅仔及管理圖書館的行政職能，那今天社會對文化局的任何期望，都只會落空。 　　文化，既需扶植，更需放任。只有放任而無扶植，則令許多文化幼苗死於萌芽之時；只重扶植則或揠苗助長、或淪為中宣部。 　　文化局既如上述需有全政府協助貫徹政策理念於各層面，亦需有清楚的權責架構去協助實踐，在扶植與放任之間發揮功能，因此掌舵者本身亦必須有相當的文化底子、經驗和人脈。我們不會奢望香港能找出另一個龍應台，但總不能是另一個極端吧？ （刊於5月24日經濟日報）

政治失公信 謠言易氾濫

上星期的《新聞透視》，談到近期在香港出現的謠言或都巿傳說，特別是透過網絡和手機的傳播模式，並以早陣子熱話的「拐子佬」事件為例。我亦以一個曾參與其中者的身份受訪，及對之作出分析。

網絡手機發達　加速傳播

謠言或都巿傳說（Urban Legend），其實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會出現。小時候應該都會玩過一個叫「以訛傳訛」的遊戲，一個消息一個傳一個之後，總會被加油添醋，一傳再傳之後便面目全非，「傳說」者，就是這個意思。

但不是所有傳說都能流行起來。可以流行的謠言，通常會符合兩個條件：模糊性及重要性。模糊性就是那些似是疑真的來源，例如那些「朋友的朋友」或「某某研究機構」，看上去似是非常可信，卻經不起考證或根本令人無從考證。

而重要性則是關乎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果傳言可以擊中巿民的關心，或附和巿民一些已認同的信念，即使無法考證，亦會被廣為流傳。就以去年的日本海嘯為例，巿民對於核能一無所知卻充滿恐懼，於是當有消息流傳，說有權威指出食鹽中的碘可以抗輻射，於是巿民在「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下，引發了「急性盲搶鹽」事件。

其實在網上不盡不實的傳言甚多，偶一不慎，便會成為協助傳播假、錯消息的幫兇。例如早陣子在網上流傳一張相片，其內容是指內地發生一宗奇怪判案，一小朋友路不拾遺，卻將拾來的錢交給一位冒認的失主；真正失主得知後竟向孩子追討，法庭竟又判孩子要賠償，而孩子父母則責怪小孩多事。網民看見當然不斷轉載流傳，並感歎內地法制離奇、人心不古。

內地法制和道德問題，當然是問題，但這個故事卻是假的——它只是一個虛構的電視劇的一個故事，正如我們不會拿《天與地》人吃人的故事，去證明香港人殘忍成性。

人心虛怯　對公信力失信心

傳言可以廣泛流傳，與社會情緒有最直接的關係。社會上人心虛怯、並對現存權威如政府、警方、傳媒失去信心，自然就會投向傳言懷抱，寧可錯信，不敢錯過。謠言氾濫，這正是對現存權力公信力的最大警號。

（刊於4月26日AM730）

中港矛盾難解 「捨繁取簡」惹民憤

中港矛盾方興未艾，新一波有關繁簡體字之爭。

事緣將軍澳一家咖啡店被發現其餐牌只有英文和簡體字而沒有繁體字，於是網民群起投訴，咖啡店大概見過D&G的前車之鑑，亦從善如流並道歉更正。而網民亦四出訪尋其他使用簡體字而不用繁體字的私營機構，做「認字特警」是也。

網民成「認字特警」　尋民間例證

這個本來很簡單的行動，卻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到底繁體字、簡體字，甚至英文及其他語言，應該怎樣使用才對？這個問題可分幾個層次，首先是公營和私營之別︰政府的標示當以繁體中文及英語兩種法定語言為主，自不待言；除非是針對特定群組，例如派發給內地新移民或南亞裔人士的小冊子，方使用簡體字或其他語言以達傳意之效。

　　而對於私營機構，香港並不像某些地方如西藏，強制所有店舖必須有藏文店名；在香港商店確實有選擇使用不同文字及風格的權利，不在法例管轄之內。事實上香港亦有不少貴價餐廳只得法文或意大利文餐牌，甚被港人視為高格調而追捧（港產片《風塵三俠》就有一段連侍應也只說法文的爆笑橋段，片中鄭丹瑞更因此追到了周慧敏）；亦有只招呼南亞人、菲印傭工的店舖，店內只使用中英文之外的語言溝通。而對於以上情況，香港人既習以為常，亦一般接受和尊重。

然而為甚麼簡體字會成為問題呢？其實香港人並不太介意店家在有繁體字的情況下使用簡體字，但對簡體字取代繁體字則感到非常反感，關鍵在於「取代」二字。

營商應具敏感度　 須尊重港人

在香港這個一直以來以繁體中文為主的城巿，既要使用中文卻捨繁取簡，其原因自必是有奶便是娘，眼中只看到內地人和其口袋中的錢，所以一開口就是普通話、一下筆就是簡體字，把香港人視作透明。這未必算得上歧視，但其看不起本地人之意，躍然於只寫着簡體中文的餐牌上。

這與D&G事件雖有不同，但背後推動的情緒其實近似，皆是對商店待內地顧客卑躬屈膝、對本地人則不屑一顧的態度的反撲。商店雖有其自由，但既在這個城巿立足，亦應對之有基本的尊重，這種敏感度是香港社會對營商者的基本要求。

（刊於4月12日經濟日報）

梁振英上場 一國兩制結束

梁振英上場，一國兩制亦正式結束。

特首選舉，被西環明目張膽、毫不避嫌地介入，劉延東南下為梁拉票、多位中聯辦官員四出為梁助選、還有分別打給《信報》和特首辦的電話，皆完全超出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界綫，而是高度介入了這次選舉。

而梁振英當選後，第一天就拜訪中聯辦，逗留的時間也最長，比會見現任特首、立法會和終審法院更長，可見在他心中中聯辦的地位比本地任何機構都要高。

中央憂選舉失控　積極干預

在豬狼對戰的亂局中，中央由不作表態變成積極干預，似乎是不得已而為之。兩大利益板塊的角力中，選舉漸漸「失控」，安全系數跌至低位，中央似乎判斷若不出手，確實會有流選之可能，因此才會全力出面為梁爭票，並清楚表明不應投白票促成流選。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建制派或明或暗推動白票流選；這種「失控」對於過去「阿爺吹雞全部跪低」的情況而言，並不常見。

說選後再沒分梁營或唐營，這種大和解論當然只是門面說話，建制派內撕裂已是既成事實，亦因此梁振英才需要在當選後立刻走進中聯辦，以示得到阿爺的全力支持，壓下仍有充足實力的「唐營」。

梁恐藉北京力量　穩港局勢

而事實上，唐營的幾大地產商、多個傳媒、立法會議員等，雖然不會明目張膽逆中央意思而行、與梁振英對着幹，但也肯定不會像過去般對政府順服，讓梁振英有舒服日子過。梁振英以低民望當選、立法會仍有西九門的調查小組等着他，加上「唐營」的面和心不和，他恐怕只有繼續依靠中央借出的影響力，才能夠穩住局勢。而換來的，當然就是一國兩制的名實俱亡，第二支管治梯隊接管第一支管治梯隊。

對香港人而言，這不啻是種悲哀。不但沒有選出自己特首的權利，更無端葬送了本來已搖搖欲墜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新任特首貌似強勢，實質所能恃的彈藥有限，即使是在選舉中的支持者，當中也是看風駛舵的投機者眾，不過是因勢利導的暫時結合。

如今關鍵將在於未來一兩年，對底梁振英是否能對香港作出有效管治；相信他會大派福利、大打經濟牌並避免所有政治敏感的議題。可以預見，待成功穩固勢力後，便會完成23條等「任務」，向中央交代。

（刊於3月29日經濟日報）

拐子佬襲港？ 當局自食其果

「拐子佬出沒注意」！這個星期在網上以致主流媒體，不斷有關於「拐子佬」的各式傳聞出現，令到家長們人心惶惶。

但警方已發聲明表示絕無發現小童屍體一事，並謂如證實有人蓄意在網上散布謠言引起公眾恐慌，將嚴肅處理。

這個疑雲之中，謠言是最直接的推手。每天無法分辨真假的消息，都在挑動家長們敏感的神經，並以「寧可信其有」的心態應對之，這亦完全可以理解。然而為何「內地拐子佬集團」的傳言可以在短時間內橫掃香港？

警自毀聲譽　助傳言滋長

傳言令人入信，必先要有讓其滋長的土壤，其中一個責無旁貸的，其實是香港警察。平心而論，警方近日主動就傳媒所報道及網上所流傳的消息作調查，盡快查證事情真偽並盡快向公眾解釋的做法，做得不錯，減低巿民不必要恐慌；但回到事件最初，其實也是源於對警察的不信任。

近一年，出現過不少次警方隱瞞重大案件消息的事件，例如去年10月的將軍澳斬人案，若非巿民透過傳媒將事情曝光，警方仍不打算告知公眾。

早前香港千多名傳媒工作者亦曾聯署要求警方改善新聞通報機制，增加新聞的透明度。由於缺乏第四權監管，警方的做法早就重重打擊巿民對警方發布消息的信心，亦因此使民間傳言對普通巿民更添吸引力。這是警方自毁聲譽在先，才能傳言有滋長的空間。

仇內情緒漲　矛盾致恐慌

另一個原因大概就是近日的中港矛盾，這實在有迹可尋。由雙非、D&G到自駕遊，政府對於中港矛盾的視而不見，助長了兩地巿民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憎恨。現時內地人在香港可謂動輒得咎，在香港沒有兒童失蹤、沒有任何案例的情況下，「內地拐子幫侵港」竟變得言之鑿鑿，當中貫穿的就是對內地的負面印象，認為中國甚麼罪惡都可能出現，而且都必會蔓延至香港；香港政府亦因為政治原因，必會對之全力掩飾，因此政府和警方所言都不可信。這種認知結構，加上父母愛子女心切之情，使傳言毋須任何實質證據，也能轉化成恐慌，並一傳十，十傳百。

說到底，政府為類似事件創造了土壤，我敢斷言類似事件一定陸續有來。

（刊於3月16日經濟日報）

無節制的中港融合 徒惹反撲

　　近期香港幾乎所有新聞，都被特首選舉及其相關的醜聞蓋過，包括一個月前仍是風風火火的自駕遊事件，雖然仍然絕對值得關注。

　　民間社會對自駕遊幾乎是同聲反對，政府除了「暫未有時間表」外，並無有力回應；而無論從交通安全、環境污染、道路使用等方面考慮，政府自駕遊的政策，推出之前顯然未有深思，亦未有預期社會大眾會有如此大的反彈。

自由行弊處　成本外放全社會

　　誠然，在政策開始構思及與內地政府商討時，香港社會對「中港融合」之「殺到埋身」感覺遠不如今天強烈，反而更多是認為香港從融合當中得到了甜頭，如自由行、CEPA是對香港經濟的百利而無一害的救命稻草。在多項中港基建如高鐵或港珠澳大橋受爭議時，這種說法仍是甚囂塵上，但在這幾年間已漸失說服性，原因是融合在巿民心目中再非只有利沒有害，相反其弊處愈見明顯，且比官方的「經濟得益論」更貼近日常巿民的生活。

　　D&G和雙非事件，正是巿民對毫無節制的兩地融合過程作出的反撲。自遊行為部分人帶來了經濟實利，但同時卻將成本外化到整個社會去︰例如香港城巿中心的樓價?升、店舖類型單一化、部分自遊行的公德表現落差、以及大幅增加了的在港生子的雙非孕婦。及至自遊行人數不斷上升，去年光內地自遊行已逾1,500萬人次，佔全港旅客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外化至整個社會的成本則更見明顯。

　　香港巿民對這種變化感到不安，恐怕一直以來的生活方法會變得愈來愈差，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憂慮，政府亦必須正視。

自駕遊米已成炊　欠公眾參與

　　自駕遊今時今日受到社會幾近全面的反對，有撑政府人士辯解這已是多年之前討論過的政策，有兩個盲點。其一是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社會情緒不同、自由行帶來的教訓漸成社會共識；其二是當天政策制定時根本沒有諮詢公眾，絕大部分巿民是到了今時今日方知道自駕遊已幾乎米已成炊，這不是巿民的責任，而是政府對於中港聯合進行的政策，本來就缺乏公眾參與——如果不是黑箱作業的話。

　　當年仍是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局長的林瑞麟就曾參與制定數十份中港協議，並拒絕向立法會及公眾披露，到底政府與內地政府簽了怎樣的協議，至今仍是一個個謎；如果不停止這種黑箱作業，一意孤行並無節制地推動中港融合的政策，更強大的社會反彈必定會出現。

（刊於3月3日經濟日報）

中港市民頻衝突 需政策疏導

　　踏入2012年，有人斷言香港最大的爭論，將會在於「香港人」身份的爭奪戰。

雖只小事　牽動對抗情緒

　　觀乎近期的多起事件，無論是D&G、「雙非」兒童、或是在網上經常熱傳的港鐵、巴士衝突片段，都顯示出那種對抗性已在一般巿民生活中植根，只需一點小事，都可以牽動「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情緒。

　　就以昨天的一宗小新聞為例，有報章報道，一位內地男子帶同發燒的妻子到公立醫院急症室看醫生，到過急症室的人都知道，如非生死大事等幾個小時屬等閒；這位內地男士見等候良久仍未有醫生替其妻子診治，情緒失控大吵大鬧並對醫護人員大叫「我有錢，可以俾多啲錢，先睇我老婆」。護士勸解並解釋院方分流措施，但他不接受，並揹着妻子離開急症室。

　　可以想像，這段小新聞很快便成為「內地人橫蠻無理、財大氣粗」的例子，甚至與「雙非」父母並列，指為掠奪本地醫療資源之類。回心一想，這個故事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例如女遊客在港患上急病發燒，兩位內地遊客不清楚香港急症室做法，覺得「急症」室沒理由要人等上兩、三小時，眼見愛妻發高燒甚為辛苦，所以丈夫情緒失控，並嘗試以在內地醫院處理問題的方法去面對問題？

　　當然即使如此，大吵大嚷也是不恰當之行為；但想深一層，我們是否不應對當事人太苛責，或立刻上網上綫，作為「罪證」之一？

不知港制度　宜宣傳教育

　　其實醫護人員耐心解釋，值得讚賞，亦已經能解決事件，這實在只是一件小事。對於來到香港的遊客，不論中外，自必有對香港的制度不大清楚的情況；港人以為是常識的，對外來人卻往往不是，香港人旅行經驗豐富，一定有相類似的經歷。

　　面對不了解本地狀況的外來遊客，先對之宣傳教育、再輔以制度甚至懲罰，這已足夠，何需再將之放大及口誅筆伐？就如早前一位在港鐵車廂勸阻內地人食東西弄污地方的男士，事後就強調不想挑起排外情緒，其以理服人、對事不對人的做法，值得我們參考。

　　誠然，在某些範疇內地人與港人確有衝突，需要政策疏導，否則必會進一步加強中港巿民之間的矛盾和撕裂。例如「雙非」問題，筆者早就提出過，應該限制私營醫院將「香港居民身份」當成贈品並賺大錢，變相剝奪香港產婦以及增加公營醫療的壓力；問題愈遲處理，撕裂愈大，政府對此責無旁貸。

（刊於2012年1月19日經濟日報）

制度鋤弱扶強 「city is dying」

無綫劇《天與地》當中的一個片段在網上熱傳，Joe Junior飾演的角色在劇中慨歎我們城巿中的人只崇尚金錢、不分黑白，人人變得一式一樣，「This city is dying」，似乎說中了不少人的心事。

怎樣面對這城巿的衰敗、死亡，這大概是許多香港人的夢魘。香港，同時有着已發展國家級數的人均GDP，和第三世界程度的貧富懸殊。有人擁有許多許多錢，而且憑着這些錢投資再投資，賺來幾輩子也花不完的錢；更多的人工作愈來愈辛苦，卻生活得愈來愈困難，只能蝸居於我城一角，以僅僅夠過活的工資購買愈來愈貴的食物。

花園街大火　未緝兇先拆排檔

商人和政府常強調上海和新加坡的競爭，指出香港怎樣在較勁中落後；普羅巿民，其實未必親身感受到，但也漸漸被這種恐懼淹沒。恐懼是最容易把玩的東西，憑着恐懼，政客可以為所欲為，只需要創造出對的敵人，就可以像那吹着魔笛的人，讓小孩子跟着笛聲不自覺地離去。

就如花園街的大火，火災過後，矛頭竟然不是指向那些無法無天的縱火者，反而向受害的年長檔主們大加管束、大規模罰款；那些官員議員將巿民對無名火的恐懼，轉化成對排檔的怪罪和規管——他們的想法大概是︰如果沒有了排檔，也就無火可縱了，哪來的火災呢？

對於不會光顧小販的官員、急於邀功的議員來說，這當然是最容易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巿民為甚麼要跟着它起舞呢？

政商把弄恐懼　掩埋市民理智

恐懼的魔笛，使我們忘記真正的危險和矛盾。當我們對新移民、外傭、綜援人士、小販、示威者諸多批判時，回心一想，是他們令到我們生活過得不好嗎？難道是鄰家那有點閒錢早上去酒樓喝茶的綜援長者，令我們買東西愈來愈貴嗎？難道他不領綜援、或沒有外傭申請成為香港居民，就會令我們的生活好一點嗎？

我們不看制度、不理結構、不分析近因和遠因，只着眼於眼前的不順眼、讓恐懼掩沒我們的理智，忘掉真正令我們生活得不好的敵人——那鋤弱扶強的制度、那雄霸所有利益的地產霸權、少勞而獲巨利的金融霸權——這個城巿怎能不垂危呢？

（刊於12月8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