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行動，和失落的細節

6月4日晚上燭光晚會結束後，我和200多位朋友一同參與了往北角警署的「政商崩壞 堅守街頭」遊行，聲援26位在3月6日被警方以「非法集結」拘捕的朋友進行「踢保」。「踢保」的意思是放棄保釋，寧願被警方拘留48小時，亦要警方終止無了期的保釋，促使警方決定到底要起訴還是不起訴。26位打算到北角警署的朋友，早前已通知負責其案件的重案組，亦於遊行前與警民關係組商量好遊行路線，在大家有共識的情况下在維園出發。

細節的意義

遊行路線不長，所需時間約1個小時，而遊行亦一直只佔據英皇道1至1.5條行車線，當時仍有車在遊行隊伍旁經過，對夜晚的往來交通影響不大。當遊行人士根據早前與警方商量好的路線、相安無事地行至電廠街，只差20分鐘路程就到達目的地，此時警方突然不容許遊行繼續進行，甚至不容許只行一條行車線或改行其他路線，而要遊行人士轉用行人路。有參與過示威遊行的都知道，即使只有數十人的遊行，也會使用馬路，何况超過200人的遊行？遊行人士拒絕了警方這無理要求，雙方為了那20分鐘路程僵持了近1小時，終於部分遊行人士自行走出主馬路希望繼續前行，變成了53人被捕，媒體說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的簡化版故事。

作為知道真實情况的參與者，當然希望巿民可以透過媒體了解事情發生的真相，而真相往往靠細節展現，所以仔細解釋事情的細節，讓公眾了解孰是孰非，既是主流媒體的責任，也是希望透過媒體向公眾展現事實的行動者的責任。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公眾了解新聞的方法往往不是逐字細讀、抽絲剝繭尋找真相，而是透過某些關鍵字、某些既定的框架去幫助理解，例如當巿民將「堵路」作為事件的關鍵字，則很容易將之自動演繹成「示威者故意衝出馬路、堵塞交通、令巴士排長龍，所以警察將他們拉回差館也是對的」。這種理解事情的框架，會隨着類似事情發生的次數增加而愈加鞏固，愈鞏固則細節愈容易被忽略，也愈難使公眾了解每個事件當中的差別和理念。

我了解許多朋友在行動之後，都會埋怨主流媒體錯報亂報、埋怨公眾不理解。明明道理在我方、明明是我們被挑釁、明明我們已盡力恪守和平原則，卻被說成是搞事暴徒，心中好不難受。然而事情不為個人意願而轉移，尤其在面對着希望示威者衝突的警察；參與行動的朋友，除了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向公眾解釋，更要進一步思考怎樣才不會落入警方的陷阱。就如今次事件，警方就成功將一個本屬示威者的小勝利（「踢保」成功突顯警察濫捕之不合理），轉化成一個令公眾懶得理解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事件，在面向公眾這層面上，不得不承認是行動者失利了。與當權者的角力場，不只在街頭的當下一刻，更包括公眾的支持。特別面對這警權高漲的形勢，要有效反抗便不能被牽着鼻子走，如何重奪議題的主導權，這是值得行動者思考的問題。

（刊於6月9日明報）

林輝﹕社會運動催生的香港「政治劇本」 ——回應呂大樂教授

早前呂大樂教授發表了名為〈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的文章，對香港的政治參與者——特別是社會運動參與者——作出了善意的提醒。坊間及網上有對教授頗不客氣的回應，指教授亦不過是光說不做的「周末保皇黨」，或認為教授「指點江山」的語氣令人不爽。呂教授文章固有可商榷之處，但其實學者、論政者、組織者和行動者各有位置，評論者的責任是以事論事，而非身先士卒，否則世上再無人有資格批評其他人了。

正視具能量的社會運動

教授憂心香港的民間社會正與政府同時退步，「自九七回歸以來，口號如何代替了分析和策略，行動的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的內涵，以及政治姿勢代替了紮根於群眾的政治動員」，並提出了幾個例子作例證。如果說教授希望提醒社會運動者策略分析、運動內涵及紮根群眾的重要，當然無任歡迎，但民間社會到底是否在退步、弱化，卻值得商榷，也很視乎論者著眼於社會運動中哪個部分。「社會運動」從無固定「整體」，它多元、流動、山頭處處、進出自如，所以要找出當中不成熟、沒組織、欠論述的部分必定可以手到拿來，但具能量的部分卻更值得我們關注。以下3個均是近期的社會運動例子：

．例子一：堅持與實踐——菜園村及菜園村巡守隊

菜園村由一條名不經傳的新界散村，演變成風風火火的反高鐵運動；村子也抵住了政府和原居民的壓力，扭轉了本來要風流雲散的命運，建立菜園新村在望。數十人組成的巡守隊，3個月來每天都義務到菜園村與村民們一同巡守，風雨不改；當中有人被暴力傷害、有人被檢控，但仍堅持忍耐，直到成功搬村。如此由村民規劃的香港鄉郊可持續發展的實驗場，也成了兩岸三地民間社會參考的例子。

．例子二：論述與連結——馬屎埔及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

粉嶺馬屎埔村是另一個被「地產霸權」威脅的非原居民村，當中牽涉到政府、地產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錯綜複雜的關係，而最弱勢的當然是非原居民。關注事件的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過去年多以來一直努力釐清當中問題、連結其他處境相近的散村及向公眾解釋，馬屎埔村亦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之中。更有年輕朋友在村內建立「馬寶寶社區農場」，以實踐農業作為連結村民與公眾的方法。

．例子三：創意與自發——艾未未及藝術公民

內地維權人士接連被捕，而艾未未「被失蹤」更使香港一眾藝術工作者大為關注，成立了「藝術公民」，早前的遊行雖然籌備倉卒，但無論規模和氣勢均令人眼前一亮。而由塗鴉少女開始進行支持艾未未的塗鴉起，以自發和具創意的方法聲援艾未未的行動此起彼落、遍地開花，「未未」塗鴉甚至蔓延內地。

以上3個例子，大概可展現出與教授觀察相反的社會運動另一面：重視開創論述、也重視堅持和實踐；重視創意與自發，也重視連結群眾。我相信每個年代成功的社會運動都具類似特質，過去某些社會運動的成功也不靠否定今天的社運而確立，亦毋須神化過去的成就，回歸前的民間社會真比今天成熟嗎？什麼時候proactive的倡議比reactive的多了？我甚至懷疑在社會環境、政治制度甚至科技大大轉變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可以作出這樣簡單的比較？這種比較是否真有意義？

議題的模糊性和包容性

如果真要比較，今天香港的社會運動，倒是如教授所言，愈見百花齊放。過去的運動多圍繞民生及民主、今天關心則分散至空間、環境、文藝、基建、性別，視野也更多及至內地；過去運動較以團體號召為重心，今天則較多「特立獨行」者各師各法，「打單泡」的行動也更多——這使跨議題、跨界別的連結和合作更為重要。

呂教授以「地產霸權」為例，批評討論「含糊、流於姿態與口號」。可是社會運動是集體發展而成，民間必然有持有各種意見者，他們的意見甚至可能互相排斥，情况在多元社會中尤甚；社會共識也往往需要透過長時間的辯論和行動方能建立。正因如此，社會對同一個議題有不同理解，又何奇怪之有？也以「地產霸權」為例，潘慧嫻的著作推出才不足一年，詞語已被大量使用和詮釋，更反映出「地產霸權」的多種面向。由高樓價到強拍條例、由南生圍到美孚新村 ，「地產霸權」一詞的挪用使本來有不同關注的人更容易走在一起，其模糊性也是其包容性，連結著各個具體問題和政策，卻未見窒礙各行動與政策倡議。對運動而言，至少迄今所見，肯定利大於弊。

限制、挑戰與兩難

今天的社會運動當然有其限制，其面對的挑戰亦絕不比過去任何時間少。公民社會缺乏資源，多靠個別人士燃燒熱情青春，難以長時間投身組織工作，這是其一；警察打壓愈見雷厲風行，行動風險增加，行動者被法律程序消耗精力，這是其二；部分傳統媒體受內地及巿場影響，對社運諸多抹黑、放大肢體衝突，這是其三（媒體操作令如教授等極具經驗的社會觀察者，也混淆了行動者對「非暴力衝突」和「暴力襲擊」的立場，媒體影響力可見一斑）；社運界與部分泛民黨派關係陷入低潮，使社運、議會兩者互補的可能性大減，這是其四。

而最大問題，則是政府視社會運動如洪水猛獸，渾不拿他們對社會的願景當一回事。既然你要踢多幾踢才願動一動，那民間可以做的便只有多踢幾腳——踢你從來不是目的，但不踢的話你卻對我不屑一顧，那唯有使用更多數量及種類的行動。也許有政治參與者是如教授所言「以為否定這個政府的施政便是一種超越，假設政府有所動搖便等於啟動社會轉變」，但就我所見，民間的社會行動通常目標明確具體，為了喚起關注、製造壓力，發聲是為了達至目標，不見得「為動搖而否定」，也不等於要革命推翻政權。

然而無權力者的反抗，無論多溫和都會被視為找碴（君不見連司法覆核勝訴的女士也被指為搞事，似乎大家都忘記了盧少蘭和領匯 的教訓）；部分社會行動雖然不斯文，但幾乎全都沒有逾越「非暴力、非襲擊」的界線，卻屢屢被簡化和抹黑成「暴力」，對社會行動而言，這是兩難。要是巡守隊不以身體堅守，哪能等到菜園新村通路？要是美孚居民不瞓身阻止工程，地產商還不長驅直進？理念與行動從來都是互相支撐，突破框框，努力催生新的香港「政治劇本」。

（刊於2011年5月5日明報）

參考文章：呂大樂﹕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

後華叔年代 重啟社運反思

司徒華去世，對於參與政黨政治和社會運動的人而言，也是一個重新檢視過去經驗的好時機。我們都同意華叔過去數十年對香港民運、工運和社運的重大貢 獻，他參與成立的三個團體：教協、民主黨（及其前身港同盟）和支聯會，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成為了香港爭取民主的中堅力量，特別是三個團體堅韌的組織力， 使它們能夠成為民主派的基本盤，度過低潮和寒冬。

工會儼成超市　參與漸被動

然而，在硬幣的 另一面，卻是運動的匱乏。超穩定結構的代價，也許就是失去了啟動運動的能力。以教協為例：70年代教協成立之前，是一場文憑教師運動，當時成功號召了香港 大部分官津補教師進行全港第一次的教師大罷課，迫使殖民地政府讓步，成功爭取教師權益，教協亦在這場運動之後被催生。教協成立不久後發生的金禧事件，教協 亦在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兩場轟動的運動之後，三十年來幾乎再沒有運動，教協儼然成了超級巿場的代名詞，老師們的政治參與也多只是被動員參加 集會的角色。

支聯會和民主黨的情況也相近，兩者都顯示出對社會運動相當保守的姿態，運動方法單一，領導和群眾的劃分亦分明，這也許正是超穩定結構的代價。

事實上，縱觀香港各個泛民政黨，對於運動的取態均傾向保守，議題亦多是回應性，遊行示威多只是政治表態，難聽點就是為了拍一張照片，即使是本來比較擅於動員群眾的社民連亦不例外。

職工盟街工組黨　政治新貌

更重要的，是這種行動方法早己被建制派完全複製，使用純熟。然而另一邊廂，較善於創造議題、進行大型動員的社會行動群體，卻對建立組織架構卻步，多以蚊型團體甚至游擊隊參與，其延續性只仰賴於個人而非結構。

在香港，惟有職工盟和街工稍稍比較能將社會運動、地區工作和可持續發展的組織架構結合，據說他們正考慮籌組工黨。如果他們能將華叔模式的結構與有政治能量的社會運動結合，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會為香港政治帶來新的面貌。

（刊於2011年1月13日經濟日報）

這條路不容易走──我的一點社運回憶（收錄於《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

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日子並不長。記得第一次參與遊行是97年6月30日晚上，那晚和友人路經立法會，見到被迫落車的民主派在立法會的露台一字排開，抗議另起的爐灶臨立會，要求民主回歸。他們準備了一塊超長的黃布，叫大家在上面簽名，然後將黃布圍著立法局／會。我和友人互望一眼，於是一同走了過去，幫忙拿著那塊黃布。然後我倆隨著大家遊行到政府總部，說起來這是該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遊行，我還記得那時叫的口號是『民主回歸』。

03 年6月，沙士過去，23條來襲，我剛大學畢業。那年大學學生會缺莊，我和同學在新聞組上自行組織同學一起七一上街，初次嘗試「網絡動員」。終於那天陽光普照，和數百同學一起跟著大隊，由中午走到夜晚，在街上高唱海濶天空，流著激動的汗水。回家以後，腎上腺素減退，才發現全身燒焦，疼痛難當。然而第二天的拿著報紙頭版，看見那沒有盡頭的人潮，又不覺疼痛了。

兩次的七一，相隔六年，對我來說同樣重要。97年的七一，是主權的移交，意味著香港人的身份改變；03年的七一，是人民的奮起反抗，宣佈過去六年的管治失敗。兩次遊行，我都是參與者，社會運動於當時的我而言，基本上等同響應政治領袖號召，協助宣傳、準時上街，人數是表達民意的最大武器，而巨大人數則需輔以「和平理性」方能發出最大的道德威力。香港社會自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後，對於「衝突」生出莫名抗拒和恐懼，逐漸變成89年百萬人大遊行而平安無事、每年六四在維園靜坐顯示堅持的習慣；而自八十年代由街頭踏進議會的社會運動者，亦透過這些大型的群眾集會鞏固支持者。而偶爾出現過的衝突行動，例如居港權事件或學聯的世銀抗議，均未能成功藉著行動堆動輿論、打動民意，反而換來大量抹黑與拘捕檢控。這種想法在03年七一遊行的成功中進一步被鞏固，但如此定型社會運動亦同時窒礙了社運更多的可能性。

世貿、利東街與保樹立人

2005 年年底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對許多香港社運人是難得的一課。韓農事先張揚會來港抗爭，香港政府則以大量的公關手段為他們營造瘋狂暴徒的形像。然而韓農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久以來的抗爭經驗使他們目標明確，有氣力、有紀律、而且善於利用多元化的直接行動，將理念透過媒體向公眾解釋，獲取公眾的支持。即使他們使用了過去在香港視之為禁忌的「激烈」的肢體衝突，但他們在港短短個多星期時間裡，將巿民對他們的不理解甚至恐懼，轉化為不少的同情和支持，輿論亦由一面倒的妖魔化變成正反各半。他們既有搶盾牌和硬橋硬馬的衝擊，亦有清潔垃圾、將盾牌交還警方的一幕；他們三步一跪，更把香港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面對他們的認真，我們一班身處韓農旁邊的香港社運參與者，除了對他們的行動作出支持，也深刻地對本土社會運動的方法、理念和視野作出反省。

世貿會議發生整整一年後，發生了保衛天星碼頭的事件，震撼香港。保衛天星碼頭的行動，對政府、議員以及社會大眾來說，這行動仿如由石頭爆出來，參與行動的人既無團體組織，又無先兆，唯有將事件理解為「網絡動員」的結果，又或是純粹的「青年躁動」。然而天星事件其實並非沒有先兆，除了是一年前世貿會議帶來的檢討結果，亦與另外兩場運動有關。其一是04年開始的由利東街重建引發的社區運動，逐漸聚合了一班關心巿區重建、社區網絡的人

開始建立了社區、文化和歷史等作為經濟發展以外的重要價值的論述，而他們當中不少亦成為了後來的「保育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另一場運動則是發生於世貿會議數月之後的中大「保樹立人」事件，由一班中大舊生及同學發動，事源於反對中大校方斬毁池旁路的砍掉三十五棵大樹，而進一步反對中大過度發展校園的政策，可以說是一場小型的保育運動。

及至06年12月12日，當朱凱迪、陳景輝他們衝進清拆天星碼頭的地盤，坐上推土機上阻止工程進行時，同時也為香港的社會運動寫下了新的一章。

「本土」與「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運動，被認為是香港保育運動的開始，也是「八十後」運動的前身。如果相比後來的反高鐵運動，天星及皇后更似是個摸索階段，是香港的社會運動界消化世貿經驗並將之本土化的過程。進入天星碼頭並非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卻更似是一次以直接行動驅散無力感的動作，將過去對使用直接行動的恐懼拋諸腦後。也許是因為巿民本來就對天星碼頭充滿感情，也可能因為韓農令巿民對直接行動的接受度有所提高，衝進地盤的行動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大反感，甚至反而一度令議會裡幾乎所有黨派的議員站在同一陣線，要求政府延遲清拆碼頭。行動使傳媒將焦點放到歷史文物的保育政策上，但從歷史我們學到，新聞議題來去如風，如果不能將之延續，很快便會被社會遺忘，亦難以帶來更大的改變。因此，大家在被強行拆去的天星碼頭前，將焦點放到旁邊的皇后碼頭。天星的散兵遊勇們組成「本土行動」，雖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但其「本土」及「行動」二詞意義重大，也頗能反映了整個運動的想像。

「行動」二字顯而易見，是不甘於過去只靠也只需數人頭的動員模式，動員的量與質同樣重要。透過行動，貫注給整個運動更多的能量，然而行動的意涵亦不止於衝突式的直接行動，包括更多元化的工作。以皇后碼頭為例，先有大量的歷史、建築、美學和文化調查，重新發掘建築本身的價值；同時也對政府的交通、基建、文物政策作出研究以及回應，因此亦出現如利東街「啞鈴方案」的「民間方案」，具體指出進行基建同時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性。而自5月份開始，行動者進駐碼頭，進行長達三個月的留守行動，期間在碼頭向公眾進行了數十次導賞，亦在碼頭進行各種展覽及音樂會、論壇等活動，讓公眾更了解碼頭及保衛行動的理念，從而展示決心，爭取公眾支持。而在半年的運動當中，行動者不只被動地依靠主流媒體垂青，亦大量地透過民間媒體及民間報導進行宣傳及動員，甚至反過來帶動主流媒體；相比政府一成不變的官腔，來自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支持也使運動更具說服力。

到運動後期，面臨當局清場之際，行動者則提出「不遷不拆不告別」的立場，進行最後的堅守碼頭的行動，包括成立了輪流在碼頭上層站崗的「俄羅斯小組」、三位年青朋友進行無限期絕食，並呼籲支持者一同參與留守。在清場以前幾天，每天均有不少巿民來到碼頭，當中許多是被行動者所感動，專程到來聲援的；而在清場之前一晚，更有數百人前來通宵留守，各個年代的社會運動者都來到了碼頭，是近年少見的場面。

由本來不過是理所當然地被發展巨輪輾碎的區區石屎建築，變成能觸動這麼多人與她一同負隅頑抗，並非偶然，而是「本土」成了當中的一條紐帶，把人、歷史和土地連結起來。以「本土」之名守護一個充滿殖民地意涵的建築物，容易被人指為眷戀殖民地時代，然而正如安徒指出「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1]在講述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故事時，除了記住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更多是在強調香港人在殖民地上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一個有主體性的社會。特別是回歸後對中國既愛且怕的情緒之中，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更強的需要，「本土」正是香港人瞻前顧後，從歷史和空間確立自己的一把鑰匙。

「八十後」的異軍突起

皇后碼頭運動過後，以「本土」為主軸的社會運動似乎沉寂了接近兩年。這兩年時間正是大家整理過去經驗，並化整為零地重新投入到不同的議題中，包括了巿區重建、公共空間、又或是六四紀念等，而部份朋友則機緣巧合地進入了菜園村。一直以來，社運界的關注都集中在城巿，對新界土地的種種了解不深，因此一班朋友花了不少時間進行研究、整理資料，並寫成民間報導解釋情況，這些前期的研究和書寫工作，對後來的反高鐵運動的動員和爭取公眾支持，功用非常大。反高鐵的運動由菜園村開始，在09年11月之前的反高鐵運動主要都是菜園村「苦主」們的保衛家園運動，很容易便會被認為只是賠償問題，議題公共化的潛力有限。直至兩件事發生：首先是政府宣佈高鐵的造價由之前的三百多億倍升為669億，巨額公帑的投資使高鐵不再是只與菜園村苦主有關，而是全香港人都變成了苦主。其次是一眾支持菜園村的年青朋友，希望借用「青年」的身份去介入運動，希望藉此可以為運動帶入新角度，爭取更多巿民的支持，於是順手拈來，用了「八十後」為名，不料竟一併引發了社會對此的激烈討論。

眾所周之，「八十後」一詞源於內地的「80後」，意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香港的情況當然不同，因此亦容讓社會對此各自詮釋。「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出現之前，社會已隱然有世代抗衡的情緒，例如大學生的四千元實習計劃、中學生的驗毒計劃、以及青年人無力負擔高樓價等，都在顯示出「成年人」認為「青年人」面對諸多問題，於是以「為你好」的心態出手；然而「青年人」並不領情，反而抗議「成年人」創造的結構根本就是問題根源，卻要「青年人」承受。但多個討論均是零散及議題主導，兩代人難以集中討論及理解兩者期望與現實間的落差。事後回看，「八十後」異軍突起，竟無意間為這種蘊釀多時的情緒提供了著力點，有關世代的爭論竟在反高鐵運動之中爆發，卻是始料不及。

從運動角度看，用上「八十後」一詞並非要強行代表眾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人，而是借此名介入反高鐵運動，以一個新的身份和角度，為運動創造更大空間。事實上，「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常強調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思潮，而非一群以生理歲數劃分的人群體，因此那些「我也是八十後，但我支持建高鐵」的說法其實並無意義。這種思潮指的是對我們生活的重新考量，例如城巿發展的方向、例如追求更公平的制度，其實與兩年前本土行動留下來的思考不謀而合。就如陳景輝在《香港家書》[2]中指出：「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 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Web2.0的「網絡動員」

由 2009年12月18日到2010年1月16日，短短一個月內在立法會外進行了四次集會，由一開始的千餘人到最後的過萬人，如此風風火火的運動，再一次使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目瞪口呆；無法應對，唯有老調重彈，再一次將原因歸究於「青年躁動」和「網絡動員」。青年不是因為買不起樓而出來抗爭，這早已非常明顯；倒是網絡動員仍然被不少人認為是能在短時間內聚眾的主因。網絡的確在近年的政治中佔著越益重要的位置，自03年七一已有網絡動員的說法，在04和08 年兩次立法會選舉中各政黨亦嘗試使用 Youtube、Facebook 等為自己拉票；而在反高鐵以後，政府亦開了 Facebook戶口「與青年人溝通」。互聯網及其 Web2.0 的工具確實是很有用工具，但卻不必被神化，好的工具還需用對方法，才能發揮出效果。

網絡動員其實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吸引眼球，引發好奇；第二個層次是提供深入資訊，並說服或感動網民將關心變成行動。光有有趣的話題、搶眼的文宣，只能製造網上「花生友」，並不足以推進運動；但亮麗的東西確能挑起興趣，使受眾主動對事情加以理解；這時如何去說服和感動，使他們加入行動，便成了真正關鍵。 Web 2.0將主流媒體生產資訊的壟斷打破──過去需要有錢有機器有專業技術才能向大眾生產資訊的時代，在網絡媒體群起的今天已是歷史；現在的問題反而是資訊太多，如何在眾多質素參差的資訊中脫穎而出，得到讀者的選擇和信任。「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善於使用網絡，既有第一層次的亮麗過癮的圖像、相片、音樂和影片，更利用不同的行動，帶動主流媒體對事件的關注，最終指向的還是第二層次、兼具研究及辯論的理據舖陳。

要推動運動，行動始終是核心。「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的行動令人眼前一亮，除了因為積累了過去反世貿、天星皇后等多次運動的經驗，亦由於各路人馬走在一起產生的化學作用。除了有較善於理論和媒體策略的一群，還有非常重視行動的一群，以及善於美學和藝術的一群，這種組合使「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重視將理論、美學與行動融合，也令一系列的行動比過去的更具創意、幽默和多元化，而代價則是大量的討論以及每晚開會開至天荒地老，這也使我們得到了「致命的認真」的評價。

根據民意調查，09年中時興建高鐵的支持度是85%，但在10年1月卻急降至45%，與反對度不相上下，證明反高鐵的行動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也成功將議題與社會大眾連結。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苦行、斷食、借阿凡達反高鐵、音樂會、快樂抗爭、包圍禮賓府、萬人包圍立法會，表達了多種不同的感情，而非獨沽一味的衝突和憤怒（當然衝突和憤怒都是必需的），為反高鐵塑造了更立體的形像，亦開拓了更廣闊的支持者群體。也許這種說法是美化了本來只不過是藥石亂投的行動意識，然而這確實是本地社會運動者上了的寶貴一課，為「行動」再添上了更多的思考。

最強大的武器

故事當然未完，這只是我在參與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中的一點整理，抗爭的路仍然漫長。過去幾十年社會運動不斷演變，由社工主導變成議會主導再重回民間主導；議題由主打民生變成主打政制再變成抗衡發展主導；行動和動員模式也一變再變。這幾年得到的小小優勢，我們能走得比當權者快、搶走了主導議題的位置，不是偶然，而是建基在無數次的失敗之上；但對方學得也不慢，稍一不慎便會被追上。在這追求公義的路上，荊棘滿途，也許只剩「致命的認真」才是我們最強大的武器。

[1] 安徒：《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明報，2007年8月5日

[2]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hkletter&d=2010-01-09&p=1085&e=102518&m=episode

回信：站在鐵馬的另一邊

國中：

叫你國中確實有點彆扭，記得大學時我們都叫你做肥中——雖然你今天已經是名副其實的Fit佬了。畢業之後我們都沒有聯絡，唯一知道的是數年前你終於當上了 警察，還以最優秀結業學員的身份步出學堂，我們一眾同學都為你感到高興。剛見到你在《警聲》（928期）上寫給阿輝（應該是我吧？）的《八十後的家書》（http://www.police.gov.hk/offbeat/928/chi/f02.htm）， 談到你對八十後的看法，忍不住想給你寫封回信，就當是敍舊吧！

一方是警察　一方作抗爭

你在信中提到我們在大學時代曾一起參與學生組織，一腔熱血、不平則嗚，那真是令人懷念的日子。即使我們終於都站到不同崗位上，那經歷過的、學習過的一切， 都在深深影響著我們；就如你加入警隊，不也是因為討厭強權和不公嗎？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作為社會運動者的我，還是站在鐵馬另一邊的你，應該都是一樣的。

然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許多時候我們始終站在鐵馬的兩邊。站在警察的一方望過去，示威者偶爾會激動，甚至會挑戰警察的秩序安排，是不對的（或用你的說法： 是需要協助的）；但站在鐵馬另一方望過去，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風吹不動、力撼不移的強權，我們做的只是卑微至極的反抗，頂多也就是拉一拉鐵馬而已，有多不和 平呢？警察可以做的，的確是協助巿民去表達意見，而不是反過來阻止市民發聲。

真正的敵人　是強權和不公

當然，我明白很多時候前線警察都身不由己，始終你們有你們的紀律，要服從命令，而「服從」往往容不下「個性」。難聽點說，警察不過是公權力的工具，官員在 冷氣房中隨便下一個決定，前線的警察便要日曬雨淋、捱更抵夜；而最慘的是辛苦換來的不是多捉幾個犯、也沒有令巿民生活得更好，相反只是讓巿民的怒氣都轉移 到你們身上——只因為在那些場合中，你們掌握一點權力，卻被迫地成為了強權的代表，即使你們其實既不是、也不願意是。

所以，我想說一句，辛苦你們了。

在過去幾次的抗爭運動中，站在鐵馬兩邊的許多都是同在香港土生土長「八十後」，都是同樣面對著高樓價卻仍勤懇工作的打工仔、熱血爆棚的年輕人。我希望示威 的朋友不會拿眼前的警察當出氣袋，更希望前線警察們也不必為著釘死示威的朋友而抽水，或在衝突中乘機給我們一兩下批踭——始終，警察和示威者不是敵人；真 正的敵人，是強權和不公。

有空的話，約舊同學們一起吃頓飯吧，真的好久沒見了！見字請add我的facebook吧：http://www.facebook.com/lamfai。

輝

（刊於9月23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同為八十後　站在鐵馬的兩邊》）

「執法人生」系列十：八十後的家書 由學生運動到警務工作：http://www.police.gov.hk/offbeat/928/chi/f02.htm

生果日報李八方：

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922&sec_id=4104&art_id=14476561

http://news.hotpot.hk/fruit/art_main.php?iss_id=20100924&sec_id=4104&art_id=14483390

讓民主運動重心重回民間

政改通過以後，許多人都很關心所謂「政治板塊」的改變，簡 單點說就是選票會怎樣流動，誰賺、誰蝕？

深層矛盾未解 泛民形勢難好

有論者指泛民形勢一片大好，認為民主黨向右傾，能擴大泛民 的選票基礎。亦有報章很快便做了民意調查，結果是民主黨 雖然有部分選票流走了，但卻可從其他政黨（包括不少本來 投給建制派的票）填補流失；而公民黨則大量吸納了民主黨「溫 和民主派」的票，成了最大贏家。

這種電話民調，準確度存疑，未必可以反映真實情況，更難以預 言兩年後的選舉。

民主派是否真的形勢大好？如果純粹從選票的角度看，也許在 2012年會多拿幾席（包括新增的10席），甚至在比例 上稍有增長，但這又代表甚麼？在新形勢之下，香港的政治格局 未見真正變化，深層次矛盾仍沒有解決的曙光。

政改帶來質變 泛民撕裂

正如功能組別仍是萬古長青的特權階級、小圈子選舉還是小圈 子選舉、地產商仍是「大曬」、巿民的怨氣怒氣沒有絲毫減 退（雖然有些已轉移到民主黨身上）。如果政府期待政改方 案在這種情況之下通過了，便能在餘下的兩年安安穩穩，恐怕也 是過於樂觀。

如果說，政改通過真有帶來甚麼「質變」的話，相信會是民主運 動中，民間社會與議會的進一步撕裂。

民間對於議會的不信任久已有之，但過去即使民主派之間互有 嫌隙，都也會承認大家都是民主派，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 而非敵我矛盾；選民也分得清楚，建制派與泛民主派楚河 漢界，容不下模糊和騎牆，因而長久以來選民都相信只要投下一 票，基本上就完成了公民的責任。

但過去一年多以來，民間自發的行動史無前例地活躍，由多次 針對中聯辦和禮賓府的小規模衝擊、反高鐵運動，到搶佔城 巿論壇、五區公投運動，甚至是多位老師在「起錨」過程中 挺身而出的行為，都反映出巿民愈來愈信賴自己的行動多於政 黨。

政黨失信 運動重心回民間

這些由個人崗位出發、積極發聲和行動的風潮，將之形容為「新 民主運動」亦不為過。民主黨的決定，使許多一直爭取民 主的巿民徹底失望，赫然發覺原來自己的一票可以隨時貨不 對辦，這種失望亦波及到整個議會政治和其他政黨。相信在 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民主黨都難以重獲巿民過去毫無懷 疑的信任；民主運動的重心亦相信會由議會和政黨，重回民間。

（刊於2010年7月1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民間不信議會 「新民主運動」起錨》）

政改起錯錨 民主路更艱

有一個家庭，父親酗酒、賭錢、天天打老婆、貴利日日上門追債，可以怎樣解決問題？也許可以先替他還錢，迫他戒賭和戒酒，甚至叫太太離家出走遠離家暴，但如果有人認為只要多養一缸金魚就等同「向幸福家庭邁進一步」的話，你會不會認為這人的腦筋和邏輯有問題？

多年以來，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原因都很簡單，就是要讓人民有話事權，拒絕特權階級壟斷我們的政治權力。而爭取普選的目標也很清晰，就是要爭取普選時間表、路線圖，以及廢除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

因此，2005年的政改方案拋錨，那是由於政府提出的「改善」都是無關宏旨的東西，未能靠近以上任何一個目標。

核心矛盾不減　方案實無寸進

這種情況到今天的方案其實毫無寸進，區議會方案（即使是普選聯的直選區議會方案）完全沒有觸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及小圈子選舉問題，功能組別當中仍滿載著利益輸送和政治酬庸，十多個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仍可以否決其他所有議員都同意的議案。在充滿暴力的家庭中，加入幾條金魚，不管這幾條金魚多美麗多珍貴，都無法改變家庭的核心矛盾，牠們都不過是毫無作用的裝飾而已。

更何況，這些金魚只是金魚街10元一包的貨色，比小指還小，遠看還真的看不見，連裝飾的功能也欠奉。說區議員互選等同全民間選，本身就是在偷換概念：誰同意過區議員可以有高人幾等的政治特權？巿民對區議員的授權又為何可以和立法會掛鈎？正如在學校內我們選出專職收功課的行長，他們又怎會可以自動變成學生會幹事，並在與校方討論校政時聲稱自己代表全校學生？

接受「假民主」　日後更難變

政府說，如果今次政改又被否決，將會令香港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但即使如此，通過了又是否意味民主之路會更暢通？可以想像，即使政改方案通過，5年之後政府再推出政改方案時，仍會再以「循序漸進」、「未有共識」等藉口，繼續維護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政府在議會內僅有的盟友）；而今天既然開了「區議員方案等於加大民主成分」的先例，到時也會依樣畫葫蘆，炮製出另一個「政制向前走」的假象。然而今天泛民仍可以有所堅持（因為05年否決過），但到時泛民失去了道德高地，底線模糊，還有甚麼可以堅持呢？今天以為自己走了一步，未來的民主路卻更舉步維艱了。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刊於6月18日《經濟日報》)

心痛

六四前夕，政府在時代廣場『強搶民（主）女（神）』，把新 舊民主女神像用『沒有申請娛樂牌照』為由沒收，因此發生 了幾次衝突。到女神『獲釋』了，火頭又燒到中文大學，中 大學生會提出讓無家可歸的新民主女神像定居中大，與港大 的國殤之柱遙相呼應，然而中大校方卻在六四前夕的深夜發 表聲明拒絕，而理由卻是因為要『政治中立』。終於六月四 日那晚，十五萬人出席集會，深夜二千人護送女神落戶中大，場 面壯觀。

如要解釋為何一個與港人素未謀面的雕像，竟可挑動這麼多人 的情緒，恐怕就只有『心痛』二字了。民主女神作為一個符 號，既反映了對未來的希望，卻也滿載著悲劇意味。1989 年5月30日，這個由北京八間大專院校院生趕製出來的 白色雕像，在天安門廣場、面對著毛澤東畫像矗立，見證了 民主運動的高潮。可是過不了幾天，在解放軍清場的時候， 她被狠狠地推倒了，似是希望幻滅、理想破滅，那個影像至今仍 深烙於香港人的記憶之中。

難以承受的傷，即使結疤了，一旦觸及，仍是會痛，這是每個 不願意忘記過去的人的弱點。民主女神、廣場、大學，再加 上當權者的打壓，當幾個元素結合起來，那活脫脫就是歷史 的重現。當日『身困於此處，沒法與君一起並肩上』的我們， 一直以來只能以每年一度燭光晚會這種謙卑至極的方法參 與，因此當事情在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重演時，那種感覺不言而 喻。

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也正處於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過去十 多年來，香港的民主步伐停滯不前，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人大 釋法、越益嚴重的官商合謀、貧富懸殊，卻在壓迫著我們的 生活，剝奪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每年的六四，正是再一次提 醒我們，曾經有先行的年青人為爭取人民的權利而犧牲，他們帶 給我們的痛，也是我們對未來的希望。

(列於 6月7日 《AM730》『吹脹80後』 )

落區硬銷「爛蘋果」 陷草木皆兵

早於2003年，黃子華在他的棟篤笑中，這樣形容當時董建華的困境：「特首要連任很簡單：如果你可以不帶保鑣、一個人走進一個大型屋邨，撿回小命走出來，我支持你終身做特首！」

潛在反對者 成政府噩夢

歷史有趣之處，就是它會不斷重複自己。黃子華的說法當然頗有誇張，當時社會對董建華的不滿雖然幾近爆煲，他面對最尷尬的情況也不過是被拒握手，如何像今天曾特首的管治團隊般草木皆兵？所謂草木皆兵，不是主觀的想像，而是客觀的存在——真的每一個人都成了潛在的反對者、行動者，在政府團隊要「落區」、「諮詢」的同時，民間也不放過這個機會，一個個沒有組織的個體分別用自己的方法使政府尷尬，對於希望用選戰方式挽回支持的政府，不啻是個噩夢。

回看這段時間的特區政府，其落區行動一開始，便遇上了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吳美蘭老師，要求「我要有權選特首」；前天又在順利天主教中學遇上了曾患血癌的翁志明老師，批評政府「超錯」。老師們溫文而理直氣壯，向當權者質問，當然也得到同學們的熱烈支持，更凸顯出官員的溫吞無力。而特首團隊落區派傳單，更被眾人圍剿狙擊，傷害性最大的甚至不是專誠狙擊特首的維園阿哥，而是那些指政改傳單是「垃圾我唔要」的小巿民。對於要「落區」的官員而言，可謂「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所」。

高效網上惡搞 十倍反宣傳

如果官員們真的在反高鐵運動之後，多了上網體察民情，恐怕會更令他們心驚。經過反高鐵和五區公投之後，網絡上的政治創作已更見成熟，其反應之快、創意之強、傳播之廣，恐怕已超乎官員們的想像。就像「起錨」廣告一出街，不消半天已有逾十個惡搞創作出現，許多人還未見過原本的廣告，已經看過惡搞的創作了。網絡不單有「影印機」的作用，還有「錄影機」的功能——特首帶領團隊高喊「起錨」但亂成一團的鏡頭，立刻被網友配上週星馳的電影片段剪成短片，頓成近來最爆笑的短片，相信也是特首和智囊們始料不及的。

面對遍地開花的反對聲音和行動，政府可以怎樣做？正如你推銷一個爛蘋果，愈推銷當然只會愈有反效果，與其絞盡腦汁搞公關，倒不如考慮一下——做個殷實商人，賣一個不爛的蘋果？

（刊於 6月3日經濟日報）

公投，輸了又如何？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落幕，近60萬人投票、17.1% 的投票率，對希望透過公投動員群眾、凝聚力量的泛民和支 持者而言，實難真心感到滿意；公眾說這次行動「輸了」， 並不為過。公投的投票率低，坊間已有許多解釋，如建制派 的杯葛、中央的攻擊、民主黨的不參與、政府的冷待、公社 兩黨的籌劃不周、組織力不足、民間社會的慢熱等，爭議性 不大，在此不贅。但在公投後我們要問的問題是：輸了，又如 何？

「我輸了 不代表你勝利」

這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在我看來，簡單地用勝敗去歸結公 投，必會使許多重要的東西失之交臂。

在公投運動中，我看著身邊的朋友由冷淡轉趨熱情，愈來愈為 公投著緊；而與過去的選舉不同，過去朋友們的拉票都是為 候選人而做，今次卻將「投票」看成自己的事，積極地動員 身邊的朋友投票，那種自發性源於大家感到這是關乎自己的 事。也因如此，在選舉結束之後，失落之情滿溢於facebook 之上，這也是前所未見的。這種微妙的變化，使我 對於後公投的民主運動，仍不悲觀：要知道，10萬個憤怒 的民眾可創造的轉變，比100萬個漠不關心的人要大得多。 如果政府或建制派對於公投投票人數少而沾沾自喜，認為 已勝一仗，我會說這是過於樂觀。我輸了，可不代表你勝利，戰 事還漫長呢！

倘溝通路線無效 失望爆發

沒有甚麼社會運動是可以即時見效的，古今中外，看似無效的 運動比有效的多上千百倍，群眾的參與也多數沒有太多的計 算；而正正因為大家行動了，轉變也隨之而來。重要的，是 我們從公投運動汲取到甚麼教訓，並如何將之轉化為繼續爭 取民主的武器。衡量一個運動的成敗，策略是次要，這次錯 了下次改正過來，無傷大雅；最重要的是方向，方向錯了，卻會 令以後的行動更難成功。

因此，在五區公投之後，要檢討的絕對不只是公社兩黨，也包 括為公投的「輸」立下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民主黨和其他泛民成員。正如馬嶽老師在 facebook上問：「What will work 」，我們都在尋找可行的方法；公投未達到預期目標，如果普選聯的「溝通路線」亦無寸進的話，最後恐怕會是民間對泛民主派失望的爆發。

（刊於 5月20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公投」雖輸 戰事還漫長》）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某些時候要走前一點」 民主小女神 周澄

朋友知我要訪問周澄，立刻瞪眼大叫﹕「女神喎！」

這個「（口靚界）民主女神」的稱呼，源自去年一場示威，

周 澄一身自由神像的造型加上假火炬，被同學友好們戲稱為「民主 女神」，並在facebook為她開了fans page。

我認識她，其實早在她成為眾人「女神」之前──那時她在讀副 學士，仍是個小妹妹，正參與支聯會 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絕食，也是她人生的第一次絕食。

三年之後，即是去年六四 ，身為學聯秘書長的她帶領同學絕食六十四小時，這時的她與傳媒應對嫻熟，口才便給，已儼然是個大姐姐了。

上月她和四名同學組成「大專2012」出選立會，希望啟動 五區公投。參選消息一傳出，她開始新聞不絕，在公在私皆然。

媒體當然樂見立場清晰、行動突出而又外貌標緻的少女出現，網 上也難免出現對她的容貌衣著評頭品足、爆料起底。

她始終只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承受得了麼？

無論是「女神」的讚譽也好，批評和起底也好，她比想像中看 得開。「每個人在歷史上都是配角，也許兩年之後便沒有人 再記得我，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所謂。只是當我在說香港人 沒普選 ，被壓榨的時候，你卻要討論我的感情生活，這樣才令人氣餒。」 但媒體就是這樣操作啊，「我明白，同時也相信選民會 懂得判斷，我的私生活不會影響我說話的合理性。重點是公投， 不是在我身上。」

「其實參與社會運動，我從來都不是要走到最前的那種人，當 上學聯秘書長只是因緣際會。你也知我其實不擅辭令，那時 候知道當秘書長要經常見傳媒，其實很怕很緊張。」那為什 麼這次會走得這麼前？「我們只是覺得有需要做、應該做， 便去做吧。這個社會這麼多人，總有些人在某些時候要走前一 點，反正是為了民主運動，不是為自己，問心無愧。」


打破經濟迷思


「大專2012」參選，即使在社運界也似是平地一聲雷，頗 為突然。「三月的時候我們已覺得要為公投做些事，也有人 接觸過一些學生會的同學建議參選，那時候我們開始醞釀參 選的想法」。後來「齊腳」了，便決定參選，「但我們獨立 於公社兩黨，接觸他們也是決定參選之後的事，因為想保持自己 的主體性。我們不是B隊」。

雖然行動倉卒，但似乎大專生的光環還是有用。宣佈參選後， 他們在網上發起籌款，反應理想，短短個多星期便籌夠了五個區 的選舉按金，合共二十五萬元，總算是個好開始。

參選除了要啟動公投，「還為了拉闊論述，打破既有的經濟迷 思。」經濟迷思？「功能組別不只是議會內的不公平，而是 一個跨界別的利益集團，巿民被「㩒住嚟搶」，中產基層同 樣受害。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普選還可以 等、功能組別仍可以忍，那是因為一些根深蒂固的經濟迷思， 就是那種經濟至上、自由巿場至上的想法，令那些『有民主就會 變成民粹和福利主義』的謬論還有生存空間。」

「代議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當下我們必需爭取普選和 取消功能組別，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必然目標，否則無法制衡 今天這種貧富懸殊、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情況。但當然之後 還必需要掃除那些經濟迷思，否則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路，那 未必會比現時好多少。」

周澄是個左派，當然不是民建聯 那種左派，而是批判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的經濟左翼，去年六四後她就曾在報上和吳康民（培僑中學前校長）隔空討教香港左派的失落﹕「香港『左派』抽空社會分析，盲目附和和諧愛國之詞，追本溯源是歷史失憶，他們忘了，當初『共產黨宣言』所呼求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解放，是國際主義的革命理想，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金融海嘯代價慘重，世界各地的進步左翼力量都在醞釀對當前世界經濟範式的新一輪反思與改革訴求，唯獨這群自居『左派』的既得利益者還在附和『共渡時艱』口號，粉飾矛盾、背離群眾。在製造帽子與模糊是非以外，究竟香港『左派』還剩下多少舊日堅持，對創造真正的開放自由社會又有多少努力？」對香港「左派」的批評，大概也說明了她參選的理由。


中產家庭基層運動


周澄中學讀的是曾鈺成 當校長的培僑，中三時卻加入了支聯會青年組，她也是由支聯會開始進入社會運動。後來又參與基層大學、基層關注組、深社協等民間團體，進入大學，當了中大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入了學聯，之後還成為學聯秘書長，莊期剛剛完，又參選立法會 。

「基大、基關組是我瞭解左翼思想的起步，像開了一個新領域 去思考問題。」那時她經歷了身份危機，「我來自中產家庭， 卻在搞基層運動，會問自己是不是只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或 贖罪？後來想通了，在現時的香港，中產和基層不是互相對 立的階級敵人，而是同樣受到壓迫。中產的家庭背景反而讓我更 瞭解他們面對的煩惱，其實也源自那些經濟迷思。」

社運之外，周澄是個電影迷，喜愛看書、讀詩、聽中樂，有部 分原因是幼受庭訓。她在中產家庭長大，爸爸做生意，媽媽 是《男人四十》和《甜蜜蜜》的編劇岸西，她執導的《月滿 軒尼詩》本月初才上畫。周澄向來甚少告訴別人她的母親是 誰，直到報紙公開她倆的關係，「因為我想我做的事影響她， 特別是怕令她回內地工作不方便。」那媽媽怎樣反應呢？「她也想低調，但覺得既來之則安之，沒所謂了。」


她應該會明白我


參選前夕，她的祖母突然離世，「我女麻女麻上星期剛過身， 就在我們報名的那個晚上，醫生告訴我們她情況很嚴重，沒 過幾天就走了，八十三歲。她很疼我的，她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 ﹕不知道她理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以前出來搞社運，她在報紙上見到我，會很擔心，叫我不如 不要搞那麼多。她那一代人經歷過共產黨，對政治很恐懼。 對他們而言，也許會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很好，比起以前要 走難要打仗要好太多。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爭取的，跟她那 一輩當年的願望其實一樣，都是希望得到公平的社會，和有 尊嚴的生活。沒有機會向她解釋我在做什麼，是個遺憾，但我相 信她應該會明白我。」

「我想起在深社協認識的一個街坊，跟我女麻女麻是同一代人， 但我女麻女麻比較幸運，老來享到清福；那位街坊沒有受 過多少教育，在工廠工作了大半世，工業北移他便開始失業， 加上妻子患病，花光積蓄還是救不回來，現在拿綜援 過日子。像他這樣的人，為社會辛勞貢獻了大半生，為什麼會因為老來要依靠社會而被認為是懶人？」

今年是她在中大文化研究系的最後一個學期，正忙於寫畢業論 文，寫的也是歷史。「我的論文題目是『從吳仲賢看七十年 代青年激進運動的遺產』，用陳光興《去帝國》的框架，重 新審視托派的實踐所反映當時的思想困境。」吳仲賢是「長 毛 」梁國雄 的社運前輩，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派），「七十年代是個很重要的關口，那時候托派提出了很多很前瞻性的東西，到今天仍很有價值，但如今對當年的學生運動卻只剩下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簡單說法。」

「搞社會運動要看歷史，因為我們要看清，究竟歷史淹沒了哪些 人的聲音。」

不知道若干年之後，五區公投和周澄的這段歷史，又會怎樣被書 寫？


後記

訪問當晚，剛好是抽選舉號碼的晚上。周澄在抽籤時見到「對 手」長毛（另外還有兩名候選人陳國強及胡世全）。也許因 為知道周澄在研究托派，長毛特地帶了本書送給她，是俄國作家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印刷 得密密麻麻像聖經 的舊書，扉頁提了這樣的字﹕

「周澄兄，

愈戰愈勇

弟長毛

2010五區公投」

立此存照。 : )


後後記

這篇訪問不好寫，為前女友寫訪問，除了冒著被現任女友殺頭 之風險，更怕書寫距離拿揑不準，寫得不好。其實一切早已 事過境遷，再見亦是朋友，何須介懷？更不必勞煩網民朋友煞有 介事地到處宣揚了。


答﹕周澄

前學聯秘書長，中大文化研究系三年生，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近期被稱為「民主小女神」。


問﹕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獨立媒體編輯、四捨五入八十後。感謝女友寬宏大量，不殺之恩。

（刊於2010年4月18日明報）

文 林 輝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現在面對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局。由

互 不咬弦的公社兩黨牽頭、沒有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派的參與， 是為先天不足；被中央大力打壓、建制派杯葛，是為後天失 調。特別是由於沒有建制派參與，使變相公投失去了『反對 議題』的選項，其『公投』的字面意義亦已難圓其說，五區公投 幾乎已成死局。

此時，一班大專生組成『大專2012』，將會派出五人參選 以啟動公投，議題同樣是「盡快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 近似一般人所理解的『B隊』。公社兩黨反應不一，公 民黨素來反對『B隊』，擔心會令選民混淆，拉低投票率； 社民連則支持，認為可以確保公投被啟動。兩種取態，分別 代表了兩種形勢判斷：一是瞭解到己方根本沒有解開這個死 局的能力，時不我予，可收則收，寧可自動當選，免得掏空 政治能量；另一方則認為公投必需被啟動，一旦開啟了公投 的先例，亦能拉闊港人的政治想像，產生更大的政治能量。

希望在轉角

其實打從公社五人宣佈會辭去立法會職位起，兩黨就已踏上了 不歸路。五區公投雖然遭到強烈打壓，但從另一角度看，越 被打壓越顯示出它擊中了當權者的軟肋──如此一個由議會 啟動、民間參與的社會運動，以反對特權階級、衝擊既得利 益者作為旗幟，在這個無論是資本或政治權力均貧富懸殊的 社會，其潛在能量巨大，不容小覷。反而公投一旦失去了『投 票』這動作，既無法動員群眾、顯示民意，又不能深化廢 除功能組別的討論，那之前所作的一切便完全失去意義。因 此，兩黨需要考慮的不是怎樣斬倉止蝕，而是怎樣在危中找 機，讓『大專隊』挾著『80後』的餘威，填補兩黨的不足，突 破公投現時的死局。

且放下對公投的固有想像，『贊成vs反對』並不適用於沒有 建制派參與的變相公投，反而應該將投給泛民的每一票視為 一個個『反功能組別運動』的參與者；他們的一票不是為了 支持長毛或陳淑莊回到議會，而是投給功能組別的反對票， 因此投給泛民的每一票都應被計算在內。大專隊的加入正正 就是重新制定勝敗準則的良機，公社兩黨何不順水推舟，變 陣迎戰？再者，香港的選民早就習慣在山頭林立的泛民主派， 在過去的選舉中不但懂得分辨，甚至能自行配票，不必太低估選 民的能力。

保持距離　互相配合

筆者認為兩黨實在不必抗拒大專隊的出現，反而應該積極溝通， 發揮大專隊的最大功效。大專隊的功能有三：一是啟動公 投，二是進行辯論，三是動員更多人投票。這代表著大專隊 無論在命名、定位和策略上，均需要與公社有距離地互相配 合，以填補公社兩黨不足，並開啟新的票源。所謂配合，是 策略和目標的統一，例如努力開拓票源，而不互相搶票；認 真地進行辯論，但不互相攻訐；將議題集中在反對功能組別 和特權階級之上，而非2012。『大專2012』的名稱 亦可應再作調整，何不在名稱中直呼『打倒功能組別』，建立鮮 明旗幟？

所謂距離，則是強調兩者間之差異，例如公社兩黨傾向面向主 流選民，大專隊則可自居邊緣，針對個別社群，如基督徒、 同志、舊區、青年；公社兩黨有較多資源利用傳統手法宣傳， 大專隊則可善用網絡及創意；公社黨有政黨包袱，大專隊 則應可更易連結其他民間團體，推動公投成為全民運動。

反高鐵一役，青年人竟能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原因在於其 『致命的認真』──用最大的創意和堅持，以行動感動巿民、 突顯當權者的荒謬。以青年作為主體參與立法會選舉，香 港選舉史上絕無僅有，今次參選可能是青年參政的重要一步； 大專隊既然決定參選，也應帶著致命的認真，不能自恃學 生身份而鬆懈，而且要具備進入政治漩渦的覺悟。如此一來，也 許真能扭轉公投的命運！

（刊於 10年4月7日《明報》論壇版）

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 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 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 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 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 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 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 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 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 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 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 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 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 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 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 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 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 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 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 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 七一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