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空間公義」

王光亞來港，說政府應該關注廣大巿民，特別是弱勢者的房屋問題，否則易釀成政治問題。雖然這論調並無新意，但也與梁振英早前在一個場合提出「住房公義」不謀而合。梁振英認為香港可以參考台灣有關「居住正義」的政策，將住屋提升至公義的層次去研究和思考。

關於公義或正義（Justice）的最基本理解，是John Rawls 的正義論—— 「公平即公義（Justice asFairness）」。而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則是思考如何將空間這種有限資源，讓社會上不同人可以更公平地享有。特別是在香港這種土地珍稀的城巿，空間、土地、房屋愈來愈成為貧富差異的根源，掌握空間資源即掌握經濟資源，無論是數量還是位置的分配傾斜，致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正如Rawls 討論資源分配的公義，空間公義也並非要將空間均分；其關鍵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要每個人平均地享有同樣資源才算公義。如何讓弱勢者不致在空間使用被邊緣化，並如骨牌地使其他範疇如工作、家庭等一併被失去競爭的能力，這正是空間公義要彰顯的重要。在香港，公屋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空間政策，讓基層巿民可以透過享用廉價而合理的空間，使他們有更大的向上流動的可能。

在香港討論空間問題，很容易變成在樓價高低上打轉。樓價固然重要，但無論樓價高低，如何讓最弱勢的人也可以分享合理的空間，卻是關乎公義的問題。居屋停建、公屋供應不足、樓價高企帶動租金上漲，結果就是出現貴價籠屋、劏房甚至棺材房這些充滿「創意」的非人生活空間，這不單是青年人的「住房公義」問題，更是整個低下階層的「空間公義」的缺席。

（刊於 6月16日明報）

獨行

特立獨行的人，總是叫人又愛又怕。就像艾未未，內地官方報章用「特立獨行」形容他，為這位後來「被經濟犯罪」的大鬍子藝術家添上了一抹浪漫。

在香港的年輕人─不，該說是在香港的所有人─似乎都很少可以被人冠以「特立獨行」四字。要特立獨行，頗需勇氣；如果特立獨行而又不賺錢，那就更需勇氣了。八九十後常被說成「冇鬼用」，於是早陣子某報用頭版介紹了三位「優秀」八十後，都是乘樓價上升而掘了第一桶金的地產經紀，也許想反證這個時代還是有些「有成就」的年輕人。然而他們並不特立獨行，而是主流價值下的典範。相比之下，我還是覺得那些古古怪怪的特立獨行者有趣得多了。

這陣子認識了一些單車旅行的朋友，這是他們的故事：志輝和文謙，十七歲那年一同出發去踩單車，花了兩年多時間，把全中國的每一個省都去遍了，回來的時候才二十歲。周榕榕一個女孩子，先從雲南騎單車越過高山越過谷到達拉薩，然後再坐巴士和順風車到阿里流浪去。

Cody拿著萬多元，在日本騎行了差不多三個月。重光呢，他中學剛畢業，便一個人騎著單車遊遍東南亞七國。潘威單人單騎，由西安出發，騎單車穿過俄羅斯哈薩克和東歐諸國，去到羅馬。還有林氏兄弟二人，由香港出發去到巴黎，途中遇上單車意外差點死掉，最後還是完成了旅程，平安回家了。

如果你愛將「八九十後冇鬼用」掛在口邊，我很樂意把他們介紹給你認識。雖然他們沒有在地產巿場掘到金，也應該沒錢買樓，但他們都是有勇氣和毅力的特立獨行者，而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他們，那將會是多麼單調的世界。但話說回來，他們都不是外星人，他們能做到的，其實我們也可以；與其羨慕，倒不如坐言起行，你也可以是一個型到爆浪漫到爆的特立獨行者。

(「責任行者」將會在6至8月舉辦6場名為「出發吧！單車旅行去！」的講座，主講的就是文中提到的年青人。詳情可瀏覽 http://roundtabletravelseries.blogspot.com)

(刊於 2011年06月13日 AM730)

網上「惡搞」變侵權 扼殺創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早前推出了《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以保護知識產權之名，有將網絡自由大幅收窄之嫌。與之同時，選舉管理委員會亦推出了有關網上電視台及電台的選舉活動指引，其「平等時間」規定亦將對網絡媒體掀起寒蟬效應。

兩個同時出台的關於網絡自由的法例修訂，勢必大大限制網絡自由、創意文化，更易使無辜巿民誤墮法網，特別是版權法修訂，稱之為惡法絕不為過。

新修訂　加工圖片歌曲屬違法

根據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表示，將圖片、相片、歌曲加工「惡搞」並上載或轉載，網民在修例下便已違法侵權，隨時要負民事責任。換言之，無論是現時高登常見的「這些機會不屬於我的」截圖、網民為支持日本核難災民而改編的《福島烈士》、甚受網民歡迎的爆笑字幕版《足球小將》，以及其他以二次創作生產的漫畫、圖片、影片，均會全變成侵權。而主流媒體報道或轉載它們，恐怕也會跌入侵權的陷阱。這對民間創意的發展，將會是一個災難。

甚麼是創意？創意的其中一種，就是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具變化的重複。以「惡搞（Kuso）」為例，它是二次創作的一種，是將嚴肅主題加以解構，從而建構出喜劇或諷刺效果的胡鬧娛樂文化，而其核心則是創意。惡搞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能將現存的文本加入創意，添加新的意義，甚至嘲笑文本本身，例如在網上搜尋「McDonald + Parody」，即可見到許多對麥當勞的惡搞圖片和影片，伴隨着的是對其經營手法等各種各樣的批評。

恐打壓異議聲音　消滅多元性

而前年惡搞民建聯標誌的「禮義廉」也是相似情況。當然麥當勞和民建聯大概不會太喜歡這些惡搞，但這些創意卻是一個多元社會、協助大眾進行思考和理解的重要工具，更是無權力者對抗強權的重要工具。消滅這些「雜音」的法例，往往會成為有錢有權的人打壓異議聲音的工具，變相消滅一個社會的多元性。

二次創作也是創作，它注入了創意，也使文本的意思轉變。一刀切的規管，只看版權，不理創意，最終只會令網上出現寒蟬效應、殺死創意、殺死最有活力的文化生產空間。

不鼓勵創意只規管　保護強權？

版權條例不去推廣鼓勵創造和分享的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精神，反而以扼殺創意的方法去「保護知識產權」，為有權勢者打造一個「清淨」的網絡世界，真是功德無量！

（刊於6月9日經濟日報）

關於行動，和失落的細節

6月4日晚上燭光晚會結束後，我和200多位朋友一同參與了往北角警署的「政商崩壞 堅守街頭」遊行，聲援26位在3月6日被警方以「非法集結」拘捕的朋友進行「踢保」。「踢保」的意思是放棄保釋，寧願被警方拘留48小時，亦要警方終止無了期的保釋，促使警方決定到底要起訴還是不起訴。26位打算到北角警署的朋友，早前已通知負責其案件的重案組，亦於遊行前與警民關係組商量好遊行路線，在大家有共識的情况下在維園出發。

細節的意義

遊行路線不長，所需時間約1個小時，而遊行亦一直只佔據英皇道1至1.5條行車線，當時仍有車在遊行隊伍旁經過，對夜晚的往來交通影響不大。當遊行人士根據早前與警方商量好的路線、相安無事地行至電廠街，只差20分鐘路程就到達目的地，此時警方突然不容許遊行繼續進行，甚至不容許只行一條行車線或改行其他路線，而要遊行人士轉用行人路。有參與過示威遊行的都知道，即使只有數十人的遊行，也會使用馬路，何况超過200人的遊行？遊行人士拒絕了警方這無理要求，雙方為了那20分鐘路程僵持了近1小時，終於部分遊行人士自行走出主馬路希望繼續前行，變成了53人被捕，媒體說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的簡化版故事。

作為知道真實情况的參與者，當然希望巿民可以透過媒體了解事情發生的真相，而真相往往靠細節展現，所以仔細解釋事情的細節，讓公眾了解孰是孰非，既是主流媒體的責任，也是希望透過媒體向公眾展現事實的行動者的責任。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公眾了解新聞的方法往往不是逐字細讀、抽絲剝繭尋找真相，而是透過某些關鍵字、某些既定的框架去幫助理解，例如當巿民將「堵路」作為事件的關鍵字，則很容易將之自動演繹成「示威者故意衝出馬路、堵塞交通、令巴士排長龍，所以警察將他們拉回差館也是對的」。這種理解事情的框架，會隨着類似事情發生的次數增加而愈加鞏固，愈鞏固則細節愈容易被忽略，也愈難使公眾了解每個事件當中的差別和理念。

我了解許多朋友在行動之後，都會埋怨主流媒體錯報亂報、埋怨公眾不理解。明明道理在我方、明明是我們被挑釁、明明我們已盡力恪守和平原則，卻被說成是搞事暴徒，心中好不難受。然而事情不為個人意願而轉移，尤其在面對着希望示威者衝突的警察；參與行動的朋友，除了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向公眾解釋，更要進一步思考怎樣才不會落入警方的陷阱。就如今次事件，警方就成功將一個本屬示威者的小勝利（「踢保」成功突顯警察濫捕之不合理），轉化成一個令公眾懶得理解的「堵路、衝突、清場、拘捕」事件，在面向公眾這層面上，不得不承認是行動者失利了。與當權者的角力場，不只在街頭的當下一刻，更包括公眾的支持。特別面對這警權高漲的形勢，要有效反抗便不能被牽着鼻子走，如何重奪議題的主導權，這是值得行動者思考的問題。

（刊於6月9日明報）

燭火不滅 歷史不忘

六四事件匆匆22年，又到了為之紀念的時間。這些年來，不時有人會為中央政府在八九年的作為強作辯護，混亂歷史，為行使暴力的政府開脫，那是一種不願面對醜陋歷史的焦慮。另一方面，不願忘記六四的香港人，卻呈現著另一種焦慮——忘卻的焦慮。因此新聞會偶有報道年輕人怎看六四、教科書怎樣教六四；更會訪問忘記了孆ㄙ器D六四事件的內地人，又或是為找到沒有忘懷六四、來港參加遊行集會的內地人而慶幸。

對六四的記憶　最難解的糾結

六四是香港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它不但同時盛載了香港人對國家的關愛和恐懼，過去22年的香港走過的路，也與六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今天最當紅的政治人物和高官，大概不少也曾為六四事件徹夜難眠，在歷史上也能找到他們說過的話、表過的態，然而今天他們都背叛了過去的自己。他們愈不願談論六四，愈表示六四仍是香港的一個傷口，也許結疤了，但按下去仍會感到疼痛。過去22年來，每年數以萬計的巿民，風雨不改在維園集結，正是以行動提醒自己、證明自己，並未忘記當年曾對這個運動投入過的熱情和信念。對六四的記憶，是許多香港人與「中國」之間最難解的糾結。

為什麼不能忘記？因為它不光是內地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而且是一件未了的事。當年的遊行、籌款、哀慟、移民，都是香港人真實無比的歷史。八九年春夏之交，許多香港人第一次感到自己與中國有關，第一次感受與遙遠的同胞同喜同悲，第一次以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在這邊陲之地影響內地——即使也許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六四過去，那種「身困於此處，沒法與君一起並肩上」的無力感，如冤魂一樣纏擾著我們；香港人可以做的最具體的事，就是讓記憶不致在專制政權統治下消失，於是我們每年一次於維園聚集，手捧燭光，讓當日在北京發生過的事，繼續存在於國土之上。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但讓這點燭光不致熄滅，卻是我們最基本應該做的事。

（刊於2011年6月1日）

英雄

看美國的英雄漫畫，英雄大多處於如此背景：政府太廢、警察太廢、甚至兩者均已墮落；所以英雄要出動，靠一己之力頑抗惡勢力，否則靠政府和警察，蚊瞓可矣。早陣子的荷李活電影《勁揪俠(kick-Ass)》的主角就是一個並無所長卻自製制服、變身英雄四出鋤奸的平凡人。當然，最重要是幪面，不幪面的英雄就只是個平凡人(除非本身就像超人般不平凡)。

《勁揪俠(kick-Ass)》播放之後，美國有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穿奇怪制服的幪面英雄，或以武力維持治安、或派發物資接濟窮人。香港近來也出現了一位「女英雄」，她叫自己做紫荊俠，載了個有點像女黑俠木蘭花的紫色面具，以低胸及緊身褲的造型出現，四出向籠屋窮人派錢派物資。她之所以主動出擊，也是因為政府的無能，「政府連有錢人都派6,000蚊，絕對係亂咁Fing錢。」於是寧願自己掏腰包，雖沒鋤強劫富，卻主動扶弱濟貧。當然，想像蝙蝠俠拿著一堆杯麵四處派，其實有點滑稽，不過至少比不聞不問強得多。挺身而出，大概是做英雄的基本要求。

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近期被內地網民譽為英雄、好漢、義士，他的名字叫錢明奇。錢明奇本來就居於江西撫州，十多年內被政府拆遷了兩次，於是他和其他苦主一同踏上了上訪路，期間又到法院向政府進行訴訟，這一弄就是十年，仍然未能討回公道。於是上星期四，他帶了炸彈到撫州的政府大樓，連續三次爆炸狠狠地把大樓炸了個半倒，死了三個政府人員，自己也在事件中死了。雖然有說他是個殺人犯，不應被歌頌，但卻阻不了許多人民把他稱為英雄，因為政府貪官太多、像錢明奇這樣的冤案也太多，能取得的公道卻太少。不想做錢雲會(也是多年上訪者，早前被貨車離奇輾死)，大概便只能做錢明奇。既沒有人為他們主持公道、權力只為上位者服務，他們唯有靠自己。他們都是大國崛起下的悲劇，時勢迫他們都成了「英雄」；到一天我國再沒有「英雄」，大概才是真正的崛起了吧。

（刊於5月30日 AM730）

選管會要管網絡 無助選舉公平

　　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公布區選活動指引，並就新修訂建議進行為期1個月的諮詢。選管會建議要將現時對各傳統媒體實行的「平等時間」規則，擴展到互聯網上的電視台及電台節目。即是說，這些網上電視台和電台在其與選舉有關的節目中，要讓每名候選人享用同等的宣傳時間。然而當記者問到如何界定「網上電視台、電台」時，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卻支吾以對。

平等宣傳時間　難擴至互聯網

　　其實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如屬《廣播條例》持牌人的商辦廣播機構，包括電視及電台頻道的營辦機構，都不准接受政治性質的廣告。受平等時間規則限制的，包括在這些持牌媒體上的新聞報道和選舉論壇等，在報道時要以「平等時間」原則及「不給予不公平優待」原則對待所有候選人。而在印刷媒體上，選舉廣告要納入選舉經費，非選舉廣告則要至少提及該選區其他候選人。

　　如此安排，是由於持牌的廣播媒體半壟斷了公共頻寬，所以對他們的要求也比較嚴格；而且規範的對象亦清楚，對候選人以及媒體均有清晰指引，不容易誤墮法網。然而將同樣規限伸延至互聯網，則引起至少三個重要問題：一，為何要將管制伸延至互聯網？二，誰會被管制？三，怎樣才算公平？

fb用戶人人皆媒體　如何管？

　　互聯網與電視電台的頻寬不同，它沒有門檻，毋須申請，亦難以被壟斷。而這亦引伸了第二個問題：誰會被管制？

　　網絡世界對「電台、電視台」的定義與傳統理解不同，甚至可以說，每一個web2.0的使用者都是媒體，更別說要分開是文字媒體、聲音媒體還是影像媒體。

　　以我自己為例，我的facebook有4,000多個「朋友」，我的facebook帳戶就已是一個小型媒體，每寫的一個status、分享的每一條超連結、上載的每一張相片和影片，都是在這個小型媒體上向數千人發布的內容，它是綜合文字、聲音和影像的媒體。選管會要管，怎樣管呢？難道要我每個關於選舉的status，都加上所有候選人的名字？

規限經費有效　新制徒添爭議

　　另一個難以界定的問題，是網絡的全球化。在香港，我們使用的網絡媒體，很多都不是本地的服務提供者，選管會有權力去監管其他地方的公司嗎？如果我在內地的微博上載關於評論泛民主派的影片而被「和諧」掉，選管會可以代我向它追究嗎？

　　到底怎樣才算公平？其實現時以選舉經費去規限候選人，並規限他們在本地傳統媒體的出現，已是行之有效的公平方法。強加管制於互聯網，恐怕最終只會弄巧成拙，引發出一大串審死官的爭議，卻無助選舉變得更公平。

（刊於5月26日經濟日報）

唐英年是位好司長

聽到唐英年司長接受訪問，說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只是「提供了自由與機會予市民實現夢想，而地產其實只佔商界一部分」，而李嘉誠和李兆基等巨富，「並非一出生就坐擁幾十億身家，他們的財富都是努力的成果。」這還不算，他還語重心長地叫年輕人自我反省：「不滿李嘉誠有錢的年輕人應該反問自己，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 」

唐司長真是位好司長，在他短短的訪問中，可以看到他的多項優點，值得大家都支持他做特首。作為管治班子中重要一員，最重要就是有團隊精神，眼見曾特首就環評問題胡亂開火，被法律界猛轟不尊重法治、被環保團體批評不理環保；那邊廂林瑞麟提出封殺補選的議員替補方案，被轟不講邏輯、不講道理；還有林鄭月娥因丁屋問題被弄得兩面不是人，更面對原居民「流血革命保僭建」，大概也不好過。唐司長不忍同事們飽受壓力，於是主動獻身點起火頭，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分擔同袍們的壓力，實在令人欽敬。

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

唐司長另一個優點，就是幽默。在這個怨氣冲天的社會中，他的幽默感令人緊記一句說話──「認真你就輸了」。香港沒有地產霸權？今時今日靠努力可以做李嘉誠？這些說話在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唐司長口中說出來，更添了幾分幽默，所以千萬不能光看字面意思，別誤會唐司長其實叫你學習如何炒高樓價和壟斷巿場。何况唐司長自己也不及李嘉誠富有，也未有機會被胡錦濤 主席高調接見，所以「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這問題是他 soul-searching 之後的freudian slip也說不定。

不，唐司長不會這樣膚淺，他其實是要我們深思。為什麼做不到李嘉誠？那是因為這個社會壟斷處處、特權處處，還有高學費、高樓價、高租金，朝9晚9努力OT 也不過是為老闆作嫁衣裳，腳踏實地工作竟不及投機炒賣。唐司長一再挑釁年輕人，其實是要提醒年輕人現况如何不正常，若不爭取更好制度，再努力也無法出頭；即使小部分人成功了，這個社會仍是處處失敗者。用心良苦的激將法，其實是希望青年人別只為自己，應該走出來做個關心社會的好國民，積極地為政府出謀劃策。所以年輕人啊，聽唐司長的號召，一同創造出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吧！

（刊於2011年5月25日明報）

屁民

誰說香港會被邊緣化了？我們學習融合是學得很快的，光看香港政府就知道了。

據聞內地處理事情的方法是這樣的：政府做事出了問題，巿民循正常程序反映意見，不受理；於是巿民或借助傳媒、或告上法院，要是得到關注，政府便乾脆把你捉 回去、關起來，再給你安個「尋釁滋事」或「經濟犯罪」的罪名，總之政府不會錯，錯了也輪不到你這屁民去多咀多舌。就像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不要拿法 律當擋箭牌！」屁民啊，明白嗎？你要識大體、看大局，不要扯發展後腿，不要讓國家難堪，知道麼？

曾特首點頭稱是，覺得這方法真有道理，香港政府也該向國家好好學習。於是東涌有位小巿民入稟法院司法覆核，挑戰香港的環評機制；法院竟然不識大體地判香港 政府敗訴，並批評現時的環評機制有問題。曾特首怎樣說呢？他說「有政黨借環保之名，利用法律程序阻撓大型基建項目，為達到一己政治目的而損害香港整體和長 遠利益，濫用司法程序……會影響本港經濟發展及就業情況，並失去國家帶來的新機遇，令本港更邊緣化。」言下之意就是世上哪有如此不識大體的屁民，懂得拿法 律當擋箭牌？一定是被政黨煽動利用，故意令一眾工友開不了工(是的，我們的政府素來最關心低下勞工苦況)，尋釁滋事，其心可誅。

但是……如果環評機制沒問題，法庭為甚麼會判政府敗訴？正如如果趙連海譚作人艾未未都是無緣無故尋釁滋事，為甚麼人人都同情他們？環評機制虛有其表早不是 新鮮事，本地的環保團體對之批評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如果政府有聽進去願意改善，誰要跟你抬槓對簿公堂？難道政府犯錯不是錯，揭穿政府犯錯的才是錯，法 院「助紂為虐」錯加一等？

同日，內地卻出現了兩單新聞。一是北京官方首次承認三峽工程的危害，特別是對長江中下游的環境影響；二是國家環保部以「未符合環評標準」為由，先後勒令膠濟鐵路和津秦高鐵停建。噢，原來發展不一定是硬道理，香港政府，你學到了沒有？

面對政府，做個異議的屁民真不容易。搶咪就被你說是暴力，塗鴉就要出動重案組；司法覆核就是政客借法律撈利益，公投則又要杯葛又要堵塞。那邊廂，新界原居民們聲言要流血革命保僭建，政府卻只能頭耷耷理順理順，其實政府是不是想告訴我們：不怕你有道理，只怕你夠惡？

（刊於5月23日 AM730)

國民教育 苦了師生

推行國民教育的基礎，來自一個假設：香港人不夠愛國。

而具體指出這個假設真確的指標，則是：有多少香港人會定義自己為中國人？多，則愈益愛國；少，則表示仍未擺脫殖民地遺毒，還不夠愛國。因為不夠愛國，所以要從教育入手；因此國民教育就要成為學校的正式科目。

教育局匆匆提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希望可以將這個新科目匆匆上馬，但文件中對科目的資源、師資等安排盡付闕如，而其評分報告範本要求的「感情」如「欣喜」和「自豪」更令人目瞪口呆。這種安排，正是最官僚的由上而下的政策推行，一味「政治正確」，完全無視各學校的需要和差異、無視老師和學生的工作量和能力、更無視社會對計劃的反彈。

無視學校現况

先不論是否「洗腦」之類的爭議，只看看現實師生的情况。現時各中學正推行新高中，無論校方、老師和學生均為新學制疲於奔命。通識教育科以及其中的專題研習、OLE（其他學習經驗）、各科的校內評核，以及即將來臨的首屆新高中公開試——已把各校師生折磨得不亦樂乎。我認識不少高中生每天要留校補課到七時，甚至暑假也有大半時間要回校上課，課程時間早不夠用；學生要補課，老師也一樣，其壓力之大，不遜學生。如果要在正規課程中加入每星期兩節國民教育課，那時間該從何而來？

老師的壓力不單來自工作量，也來自能力。通識教育的推行，許多不同科目的老師被召入通識老師團隊之中，當中不少老師根本沒有相關的學術背景，結果就是要重新學習，過程痛苦，亦難以保證教學質素。而國民教育如果希望達到「建立學生身分認同」如此宏大的目標，老師的能力則是關鍵，那麼由誰來任教呢？有沒有額外資源？還是要由班主任兼教？

毫無急切性卻充滿爭議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如此情况下要急急上馬，很難令人沒有聯想：這是教育方針，還是政治任務？說到底，如果香港人真的不夠「愛國（或愛中央政府）」，捫心自問，責任是在人民身上，還是在政府身上？別拿學校滿足政治任務好嗎？

（刊於5月18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