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某些時候要走前一點」 民主小女神 周澄

朋友知我要訪問周澄，立刻瞪眼大叫﹕「女神喎！」

這個「（口靚界）民主女神」的稱呼，源自去年一場示威，

周 澄一身自由神像的造型加上假火炬，被同學友好們戲稱為「民主 女神」，並在facebook為她開了fans page。

我認識她，其實早在她成為眾人「女神」之前──那時她在讀副 學士，仍是個小妹妹，正參與支聯會 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絕食，也是她人生的第一次絕食。

三年之後，即是去年六四 ，身為學聯秘書長的她帶領同學絕食六十四小時，這時的她與傳媒應對嫻熟，口才便給，已儼然是個大姐姐了。

上月她和四名同學組成「大專2012」出選立會，希望啟動 五區公投。參選消息一傳出，她開始新聞不絕，在公在私皆然。

媒體當然樂見立場清晰、行動突出而又外貌標緻的少女出現，網 上也難免出現對她的容貌衣著評頭品足、爆料起底。

她始終只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承受得了麼？

無論是「女神」的讚譽也好，批評和起底也好，她比想像中看 得開。「每個人在歷史上都是配角，也許兩年之後便沒有人 再記得我，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所謂。只是當我在說香港人 沒普選 ，被壓榨的時候，你卻要討論我的感情生活，這樣才令人氣餒。」 但媒體就是這樣操作啊，「我明白，同時也相信選民會 懂得判斷，我的私生活不會影響我說話的合理性。重點是公投， 不是在我身上。」

「其實參與社會運動，我從來都不是要走到最前的那種人，當 上學聯秘書長只是因緣際會。你也知我其實不擅辭令，那時 候知道當秘書長要經常見傳媒，其實很怕很緊張。」那為什 麼這次會走得這麼前？「我們只是覺得有需要做、應該做， 便去做吧。這個社會這麼多人，總有些人在某些時候要走前一 點，反正是為了民主運動，不是為自己，問心無愧。」


打破經濟迷思


「大專2012」參選，即使在社運界也似是平地一聲雷，頗 為突然。「三月的時候我們已覺得要為公投做些事，也有人 接觸過一些學生會的同學建議參選，那時候我們開始醞釀參 選的想法」。後來「齊腳」了，便決定參選，「但我們獨立 於公社兩黨，接觸他們也是決定參選之後的事，因為想保持自己 的主體性。我們不是B隊」。

雖然行動倉卒，但似乎大專生的光環還是有用。宣佈參選後， 他們在網上發起籌款，反應理想，短短個多星期便籌夠了五個區 的選舉按金，合共二十五萬元，總算是個好開始。

參選除了要啟動公投，「還為了拉闊論述，打破既有的經濟迷 思。」經濟迷思？「功能組別不只是議會內的不公平，而是 一個跨界別的利益集團，巿民被「㩒住嚟搶」，中產基層同 樣受害。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普選還可以 等、功能組別仍可以忍，那是因為一些根深蒂固的經濟迷思， 就是那種經濟至上、自由巿場至上的想法，令那些『有民主就會 變成民粹和福利主義』的謬論還有生存空間。」

「代議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當下我們必需爭取普選和 取消功能組別，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必然目標，否則無法制衡 今天這種貧富懸殊、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情況。但當然之後 還必需要掃除那些經濟迷思，否則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路，那 未必會比現時好多少。」

周澄是個左派，當然不是民建聯 那種左派，而是批判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的經濟左翼，去年六四後她就曾在報上和吳康民（培僑中學前校長）隔空討教香港左派的失落﹕「香港『左派』抽空社會分析，盲目附和和諧愛國之詞，追本溯源是歷史失憶，他們忘了，當初『共產黨宣言』所呼求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解放，是國際主義的革命理想，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金融海嘯代價慘重，世界各地的進步左翼力量都在醞釀對當前世界經濟範式的新一輪反思與改革訴求，唯獨這群自居『左派』的既得利益者還在附和『共渡時艱』口號，粉飾矛盾、背離群眾。在製造帽子與模糊是非以外，究竟香港『左派』還剩下多少舊日堅持，對創造真正的開放自由社會又有多少努力？」對香港「左派」的批評，大概也說明了她參選的理由。


中產家庭基層運動


周澄中學讀的是曾鈺成 當校長的培僑，中三時卻加入了支聯會青年組，她也是由支聯會開始進入社會運動。後來又參與基層大學、基層關注組、深社協等民間團體，進入大學，當了中大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入了學聯，之後還成為學聯秘書長，莊期剛剛完，又參選立法會 。

「基大、基關組是我瞭解左翼思想的起步，像開了一個新領域 去思考問題。」那時她經歷了身份危機，「我來自中產家庭， 卻在搞基層運動，會問自己是不是只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或 贖罪？後來想通了，在現時的香港，中產和基層不是互相對 立的階級敵人，而是同樣受到壓迫。中產的家庭背景反而讓我更 瞭解他們面對的煩惱，其實也源自那些經濟迷思。」

社運之外，周澄是個電影迷，喜愛看書、讀詩、聽中樂，有部 分原因是幼受庭訓。她在中產家庭長大，爸爸做生意，媽媽 是《男人四十》和《甜蜜蜜》的編劇岸西，她執導的《月滿 軒尼詩》本月初才上畫。周澄向來甚少告訴別人她的母親是 誰，直到報紙公開她倆的關係，「因為我想我做的事影響她， 特別是怕令她回內地工作不方便。」那媽媽怎樣反應呢？「她也想低調，但覺得既來之則安之，沒所謂了。」


她應該會明白我


參選前夕，她的祖母突然離世，「我女麻女麻上星期剛過身， 就在我們報名的那個晚上，醫生告訴我們她情況很嚴重，沒 過幾天就走了，八十三歲。她很疼我的，她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 ﹕不知道她理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以前出來搞社運，她在報紙上見到我，會很擔心，叫我不如 不要搞那麼多。她那一代人經歷過共產黨，對政治很恐懼。 對他們而言，也許會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很好，比起以前要 走難要打仗要好太多。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爭取的，跟她那 一輩當年的願望其實一樣，都是希望得到公平的社會，和有 尊嚴的生活。沒有機會向她解釋我在做什麼，是個遺憾，但我相 信她應該會明白我。」

「我想起在深社協認識的一個街坊，跟我女麻女麻是同一代人， 但我女麻女麻比較幸運，老來享到清福；那位街坊沒有受 過多少教育，在工廠工作了大半世，工業北移他便開始失業， 加上妻子患病，花光積蓄還是救不回來，現在拿綜援 過日子。像他這樣的人，為社會辛勞貢獻了大半生，為什麼會因為老來要依靠社會而被認為是懶人？」

今年是她在中大文化研究系的最後一個學期，正忙於寫畢業論 文，寫的也是歷史。「我的論文題目是『從吳仲賢看七十年 代青年激進運動的遺產』，用陳光興《去帝國》的框架，重 新審視托派的實踐所反映當時的思想困境。」吳仲賢是「長 毛 」梁國雄 的社運前輩，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派），「七十年代是個很重要的關口，那時候托派提出了很多很前瞻性的東西，到今天仍很有價值，但如今對當年的學生運動卻只剩下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簡單說法。」

「搞社會運動要看歷史，因為我們要看清，究竟歷史淹沒了哪些 人的聲音。」

不知道若干年之後，五區公投和周澄的這段歷史，又會怎樣被書 寫？


後記

訪問當晚，剛好是抽選舉號碼的晚上。周澄在抽籤時見到「對 手」長毛（另外還有兩名候選人陳國強及胡世全）。也許因 為知道周澄在研究托派，長毛特地帶了本書送給她，是俄國作家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印刷 得密密麻麻像聖經 的舊書，扉頁提了這樣的字﹕

「周澄兄，

愈戰愈勇

弟長毛

2010五區公投」

立此存照。 : )


後後記

這篇訪問不好寫，為前女友寫訪問，除了冒著被現任女友殺頭 之風險，更怕書寫距離拿揑不準，寫得不好。其實一切早已 事過境遷，再見亦是朋友，何須介懷？更不必勞煩網民朋友煞有 介事地到處宣揚了。


答﹕周澄

前學聯秘書長，中大文化研究系三年生，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近期被稱為「民主小女神」。


問﹕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獨立媒體編輯、四捨五入八十後。感謝女友寬宏大量，不殺之恩。

（刊於2010年4月18日明報）

文 林 輝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國民教育的神話

在回歸前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忽然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那說法通常是因為殖民教育使香港人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所以香港回歸了，香港的中國 人身份也應要歸位。政治正確如斯，誰能反對？於是國民教育正式進入了學子們的生活之中，而檢視成效的方法則多是一些『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調 查，回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多了，便是國民教育成功了、『問題』改善了。

南京屠殺六四　體會血濃於水

對於國民教育是甚麼，其實也沒共識。有人將國民教育看成內地的『愛國主義教育』，認為教出的國民要愛國才算成功；亦有人認為教出『公民』比『國民』重要， 好的公民自然就是好的國民。也有人認為『國民』既教不出來，也不是教出來的，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而來。解讀既然莫衷一是，做法也自然百花齊放了，最終似乎是 大家只要寫好計劃書、拿了錢、做了點事，便都為國民教育出了分力了。

回想自己小時候，從沒有在學校接受過打正旗號的「國民教育」，但我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卻從來毫無懸念。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是從六四事件開始建立的，十歲的 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何謂血濃於水；上中史課時老師哽嚥著教授南京大屠殺，也確立了我對中華民族的情感。我總覺得最好的國民教育就是歷史，不論是苦難還是光 榮，歷史都將我們與同一血脈的人連結起來，讓我們在世界找到下錨的位置。但現在的教育好像都愈來愈不重視歷史了，中學的歷史科合併到其他科去，港大歷史系 也給殺繫了。

一味歌功頌德　當學生是儍子？

相反，當下最愛做的國民教育就是播國歌、升國旗、去交流團、搞國情比賽，強調的總是中國富強崛起的主旋律，對歷史不甚了了，更別說中國『不和諧』的一面 了。然而教的人一廂情願，學的人也不是儍子，你以為學生們真的不懂分真假？他們其實只是在『忽悠』你，你把國情說成是天上有地下無的盛世，學生們也樂於去 去免費旅行，但卻不會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也無法讓他們與13億人的想法接通。透過歌功頌德的國民教育，主事人想讓學生看見『和諧』，學生們卻 只領會到『河蟹』——噢，說不定這才是與13億人思想接通、真正的國民教育！

香港的文化、政治、歷史、語言，都與內地的不同，所以才會出現『國情教育』甚至『國民教育』，填補香港學生在生活以外的知識空缺，這理應是好事。但到底可 以怎樣善用香港的言論和資訊自由、不被形式主義或歌功頌德主導，讓年輕人可以全面認識國家、認識世界，讓他們看見國家的真像？

(刊於2010年4月8日經濟日報)

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現在面對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局。由

互 不咬弦的公社兩黨牽頭、沒有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派的參與， 是為先天不足；被中央大力打壓、建制派杯葛，是為後天失 調。特別是由於沒有建制派參與，使變相公投失去了『反對 議題』的選項，其『公投』的字面意義亦已難圓其說，五區公投 幾乎已成死局。

此時，一班大專生組成『大專2012』，將會派出五人參選 以啟動公投，議題同樣是「盡快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 近似一般人所理解的『B隊』。公社兩黨反應不一，公 民黨素來反對『B隊』，擔心會令選民混淆，拉低投票率； 社民連則支持，認為可以確保公投被啟動。兩種取態，分別 代表了兩種形勢判斷：一是瞭解到己方根本沒有解開這個死 局的能力，時不我予，可收則收，寧可自動當選，免得掏空 政治能量；另一方則認為公投必需被啟動，一旦開啟了公投 的先例，亦能拉闊港人的政治想像，產生更大的政治能量。

希望在轉角

其實打從公社五人宣佈會辭去立法會職位起，兩黨就已踏上了 不歸路。五區公投雖然遭到強烈打壓，但從另一角度看，越 被打壓越顯示出它擊中了當權者的軟肋──如此一個由議會 啟動、民間參與的社會運動，以反對特權階級、衝擊既得利 益者作為旗幟，在這個無論是資本或政治權力均貧富懸殊的 社會，其潛在能量巨大，不容小覷。反而公投一旦失去了『投 票』這動作，既無法動員群眾、顯示民意，又不能深化廢 除功能組別的討論，那之前所作的一切便完全失去意義。因 此，兩黨需要考慮的不是怎樣斬倉止蝕，而是怎樣在危中找 機，讓『大專隊』挾著『80後』的餘威，填補兩黨的不足，突 破公投現時的死局。

且放下對公投的固有想像，『贊成vs反對』並不適用於沒有 建制派參與的變相公投，反而應該將投給泛民的每一票視為 一個個『反功能組別運動』的參與者；他們的一票不是為了 支持長毛或陳淑莊回到議會，而是投給功能組別的反對票， 因此投給泛民的每一票都應被計算在內。大專隊的加入正正 就是重新制定勝敗準則的良機，公社兩黨何不順水推舟，變 陣迎戰？再者，香港的選民早就習慣在山頭林立的泛民主派， 在過去的選舉中不但懂得分辨，甚至能自行配票，不必太低估選 民的能力。

保持距離　互相配合

筆者認為兩黨實在不必抗拒大專隊的出現，反而應該積極溝通， 發揮大專隊的最大功效。大專隊的功能有三：一是啟動公 投，二是進行辯論，三是動員更多人投票。這代表著大專隊 無論在命名、定位和策略上，均需要與公社有距離地互相配 合，以填補公社兩黨不足，並開啟新的票源。所謂配合，是 策略和目標的統一，例如努力開拓票源，而不互相搶票；認 真地進行辯論，但不互相攻訐；將議題集中在反對功能組別 和特權階級之上，而非2012。『大專2012』的名稱 亦可應再作調整，何不在名稱中直呼『打倒功能組別』，建立鮮 明旗幟？

所謂距離，則是強調兩者間之差異，例如公社兩黨傾向面向主 流選民，大專隊則可自居邊緣，針對個別社群，如基督徒、 同志、舊區、青年；公社兩黨有較多資源利用傳統手法宣傳， 大專隊則可善用網絡及創意；公社黨有政黨包袱，大專隊 則應可更易連結其他民間團體，推動公投成為全民運動。

反高鐵一役，青年人竟能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原因在於其 『致命的認真』──用最大的創意和堅持，以行動感動巿民、 突顯當權者的荒謬。以青年作為主體參與立法會選舉，香 港選舉史上絕無僅有，今次參選可能是青年參政的重要一步； 大專隊既然決定參選，也應帶著致命的認真，不能自恃學 生身份而鬆懈，而且要具備進入政治漩渦的覺悟。如此一來，也 許真能扭轉公投的命運！

（刊於 10年4月7日《明報》論壇版）

廢除功能組別的最佳理由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自由黨副主席張宇人，在最低工資的討論中，走出來說最低工資不妨定低於時薪20元，引來全城譁 然。時薪20元到底有多少？如果一個人每週工作60小時 （一星期6天，每天10小時），減去強積金後，月薪不足 5,000元；如果每週工作44小時的話，那月薪便連4,000 元也沒有，連強積金也沒資格供。

張宇人稱低於20元　社會譁然

我猜想，作為一個見慣世面的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這些近 乎無恥的涼薄說話，會為他自己和自由黨帶來甚麼後果，但 他還是三番四次地說了，那肯定不是一時失言。自由黨本身 已有時薪24元的立場，所以也不似是為了開天殺價落地還 錢的策略考慮。那麼說這些話的原因大概就只得兩個：一， 他沒有從弱勢的基層巿民的角度思考過問題；二，他根本不怕得 罪普羅巿民。

連曾蔭權也怕得罪巿民，為甚麼張宇人不怕？且看他是怎樣進 入立法會的：他循飲食界功能組別進入立會，飲食界功能組 別雖然有8,000多選民，但這些選民幾乎全部都是老闆 （食物業牌照的持有人），所以即使你在飲食業做了30年， 如果不是持牌人的話都沒有投票權。而張宇人在08年更 是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這位一票也沒有的議員當然不 用怕得罪「老闆」之外的任何人。

表現差仍留低　保既得者利益

這就是功能組別的現況，跟張宇人相類似的議員還大有人在， 像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霍震霆議員，他的發言和動 議數目與他的出席率一樣奇低，不只一次被評為表現最差劣 的立法會議員，但一樣可以自動當選連任。還有出名「三點 不露」的金融界李國寶，和商界的「中指議員」黃宜弘，均 多次被評為差劣表現立法會議員，但仍然能循功能組別穩坐立法 會議席。

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議員。制度容讓他們不必向社會大 眾負責，於是他們便可以優哉悠哉，又或是口出狂言，只需 努力維護既得利益者，那便能透過小圈子選舉與那些拿著數 萬選票的民選議員平起平坐。像早前的降低強拍門檻議案， 連葉劉淑儀都反對，卻成功在功能組別手中通過了。那些說 功能組別應予保留、毋須改革的人，請看一看這幾位議員--他 們就是廢除功能組別的最佳理由！

（刊於 2010年3月25日《經濟日報》）

諮詢為何總失效？

如何進行諮詢、吸納社會不同群體的意見，從來都是公共行政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在一個重視個人權益的文明社會。香港 政府做的諮詢其實不少，卻得不到巿民信任，網上諮詢或青 年高峰會等嘗試亦只得到負面回應，到底當中出了甚麼深層 次困難，以致難以以諮詢將反高鐵等政治危機撲滅於萌芽狀態？

欠資訊　意見未轉化政策

現時的諮詢機制普遍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缺乏足夠資訊，二 是缺乏將意見轉化成政策的透明機制。諮詢的對象包括了持份者（Stake Holders），也包括其他巿民的意見，這些參與者包括 了專業人士，但更多是普羅大眾，因此高低兩端的資訊皆為 必須——充足的資訊容讓民間具專業知識的人士可充分發揮 其能力，而深入淺出、圖像化、實體化的資訊則能令普羅大 羅更明白自己的處境。現時資訊往往不夠充足，亦不夠淺白，不 利兩類的持份者充分理解現況、提出意見。

更重要的是缺乏意見轉化成政策的機制。以現時的巿區重建的 諮詢為例，諮詢會中常見「熟客」，多是受重建影響的苦主，或 是關心保育的團體，意見重複又重複。

然而這些「熟客」也是不得已，因為只有在這些諮詢會發表意 見，才可以正式地將意見記錄下來，但由於無法知道這些意 見有何機制可改變政策，惟有每次皆出現，免得被官方以「已諮 詢過，沒反對意見」而矇混過關。

他們從經驗歸結，局方往往是先有結論後有諮詢，要拆的總是 要拆的，諮詢其實是遊說和嚇唬，收集到的意見不會改變政策大 方向。

賠錢迫遷　忽略生活素質

在諮詢之後，到底會有甚麼跟進？受重建影響的巿民，當然有 一部分會接受以錢解決問題，但卻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錢。過 去苦主們提出過樓換樓、舖換舖、原區安置、保留社區等訴求， 而得到的回應總是以錢解決。

有人認為「釘子戶」其實都不過是在敲詐，只要賠償足夠就一 切好辦，但卻始終不理解社區、鄰里、歷史、生活質素，其 實都不是錢可以買回來的。根據這種思路，諮詢就如談判、就如 防賊，豈有吸納意見的空間？

其實家園被拆，對於基層和弱勢社群而言，影響甚大，官方強 迫人家讓出家園，給你起高樓賣大錢分花紅，道德上應該令 被迫遷者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否則與內地強奪民產的貪官惡 霸有何分別？而何謂「好」，則應以弱勢者的意願為先，並透過 開放、透明和平等的諮詢達到共識。

（刊於10年3月11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先結論後諮詢　 難消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