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孤島恐懼』

菜園村的街坊們呼朋喚友，上星期天共有千人聚集菜園村表達支持「不遷不拆」的訴求，人數比起當日清拆皇后碼頭時更多。

但不消兩日，行政會議便批准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同時以「特事特辦」的做法大幅調高菜園村的賠償，希望以錢解決問題。

地必須收 人必須走 高鐵必須建

這其實是政府一貫的邏輯——堅持不走的街坊其實都是貪得無厭、為了更多賠償才當「釘子戶」，所謂人情、家園、生活，都不過是幌子；香港務必跟上國家的發展規劃，不落人後，否則將淪為「孤島」。於是地必須收、人必須走、高鐵必須建；菜園村如是，利東街如是，天星皇后也如是。

香港會否成為孤島？在此之先，其實應先問：甚麼是孤島？地理上，香港當然是個孤島，但百多年來，香港就在中國與列強的角力中，半推半就地成為了亞洲最開放的港口城巿，無論是商品、文化、資訊、交通、旅遊，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出香港。

香港既從沒有閉關自鎖，也以這種開放性而自豪，因此「孤島」帶來了一種從根本上否定香港成功的恐懼。孤島代表了斷絕、緩慢、不便、落後，要擺脫成為孤島的夢魘，依政府的邏輯便是要不斷的發展，像奧運精神一樣「（建築）更高、（交通）更快、（經濟）更強」。

發展為先 強者愈強弱更弱

可是香港的情況，卻是「（樓價）更高、（拆遷）更快、（貧富懸殊）更強」。保育這幾年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正是因為政府是發展為先的做法，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拆掉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摧毀家園和文化，是為了興建商廈、商場、中環的公路，以及造價跟票價都高昂的高鐵，首要得益的都不是低下層。小巿民在孤島的恐懼之前，都是劉皇發口中的「小我」，都是要為「發展」這個「大我」犧牲的。犧牲甚麼？人情、家園、生活，以及納稅人的（至少）670億元，為了成就一個不會成為孤島的假象。

少建一條高鐵，多花40分鐘到達廣州，會否令香港成為孤島？香港的競爭力就全賴這條鐵路？香港和廣州就沒有其他接駁交通？別人來香港就只因來香港夠快？這些問題，不但令我們反思高鐵的價值，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價值。


（刊於10月22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不建高鐵 香港必成孤島？ 》）

甘乃威做錯了甚麼？

兩日的頭版，將焦點從泛民的五區總辭爭論，轉移到甘乃威身上。在政壇打滾廿多年，公認勤勤懇懇的「區佬」，居然在成為立法會議員才一年時間就面臨下台危機；本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可是死在連手也沒拖過的純情「桃色醜聞」下，卻真有點不值。

連手也沒拖過 有點不值

到底甘乃威犯了甚麼錯？以現有的資料看來，他「表達好感」或「示愛」了，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要求，更沒有性要求。當然他作為僱主，對直屬下屬「表達好感」，即使沒有口頭上作出性賄賂或性威脅，也容易使人對之作出聯想；但若簡單地將兩者理解成因果關係，而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性騷擾，卻也過分簡單。反而，這樣的解僱更似是一宗不合理解僱，而雙方亦似乎已用各種方案解決了事情（公開道歉、不合理解僱賠償、復職可能），女事主一直不公開露面，亦不見得要將事件變成公眾事件公開處理。

當然，政治就是如是，吃得鹹魚抵得渴，政治人物沒理由不知道桃色紛爭往往致命（政治生命），沒理由不懂得小心留神。桃色糾紛是最Juicy的政治新聞，色字頭上一把刀，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最愛看人倒楣的社會。更何況你既不是吳彥祖，也不是李國寶，不有錢不靚仔卻要向風流多情，這是你的原罪。

Don't shit where you eat

如果說甘乃威真的犯了錯誤，那大概就是職場第一守則-Don't shit where you eat，好兔不吃窩邊草。

你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傳聞與他有一手的計有半打年輕美女，他卻仍在桃色醜聞中屹立不倒；當年的克林頓，只是和女下屬玩玩雪茄遊戲，卻成了他任內的最大的政治危機。避免辦公室戀情，那是一般打工仔的常識，甘乃威如何忘記了？

也許甘乃威只是個純情小生，對身邊的美女助理日久生情，不能自控；也許他是有色心欠色膽、取近捨遠，才會忘了自己身處在甚麼致命的位置。

環伺着他的，是一個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是一堆對桃色新聞求之若渴的傳媒，以及一個喜愛看人倒楣的社會。弄至今天如斯田地，甘乃威自己固然是始作蛹者，也讓人窺見了政治生命可以如何脆弱兒戲，對從政者不啻是一個警惕。

（刊於 09年10月9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政客吃窩邊草 頭上一把刀 》）

「無車日」做騷 不如便利單車行

執筆之時，正是922無車日。這個11年前在法國發起的節日，今年得到特區政府的垂青，高官們全體響應，坐港鐵的、坐巴士的、步行的，各適其適——當然還有用坐的士上班來響應「無車日」的兩位司長。

我倒是奇怪，為何好像沒有高官嘗試在巿區以單車代步——如果有，他應該可以體會到單車騎行者在我城正面對怎樣的困境。

巴士港鐵 趕絕單車

我家在九龍，也在九龍工作，不久之前開始嘗試踏單車上班和下班。也許大家都以為只有送外賣和送石油氣的會在九龍騎單車，但其實細心留意，即使在旺角，街上亦有很多人在使用單車代步。成為「單車友」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單車在巿區是如何地不受歡迎，而且是制度性的不受歡迎。

其實每個騎行者的需要不外乎幾個：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放置單車、有包容單車的公共運輸系統和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而在香港——特別是在巿區——可謂三者皆缺。新界許多單車停泊區車位嚴重不足，而在巿區單車更只能鎖在路旁欄桿和後巷，被偷和被破壞是家常便飯。其次，香港唯一一個對單車較為包容的公共交通公具叫做渡海小輪，但也不是每一條路綫均歡迎單車使用；巴士和港鐵更不消說了，不是乾脆不容許單車，便是諸多阻撓，使騎行者使用單車代步的彈性大減。

道路設計 極不友善

但對於騎行者而言，最痛苦的始終還是道路的不友善設計。在巿區，行車隧道固然不容許單車使用，許多高速公路、高架天橋和路段也是單車止步，令到騎單車的人根本沒辦法可以完整地在路上由一點去到另一點。

以灣仔碼頭為例，由於只有尖沙咀到灣仔的小輪容許單車使用，騎行者要從九龍到港島就必須在灣仔碼頭下船，可是附近的道路幾乎全是禁止單車的dead end，騎行者只能荒謬地上行人天橋、穿過兩個商場，再將單車抬下天橋，方能去到銅鑼灣或灣仔巿區。而在新界區雖然有單車徑，但卻多是斷斷續續的，騎行者要一時騎行、一時推車，既不方便亦不合理。

沒有人會奢望高官們過了無車日之後仍會每天坐港鐵、坐巴士；是公關show也好、真心而行也好，偶一為之、沒有政策配合的環保行動除了令自己感覺良好外，對世界其實絲毫沒有助益。高官們如果可以讓單車使用者更方便，鼓勵更多人以單車代步，那才是實實在在的一件功德。

（刊於09年9月24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一句「為你好」 弱勢社群受壓

我想問，為甚麼政府的宣傳片總喜歡Hip-hop？

也許因為這些廣告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一廂情願地以為用上了Hip-hop年輕人便會喜歡；也許是因為覺得只要配著輕快的音樂，便能將充滿荒謬的情景變得正常，或令觀眾變得麻木。

禁煙收緊酒牌 市民無選擇

且看那個「全城動——全城清潔運動」廣告中那些連掃地也要跟著舞步、咧著嘴笑的清潔工，不知現實中的她們拿那樣的人工、每天工作這樣長的時間，是否可以笑得出？還有那個「戒煙我撐你」的廣告，煙民都已經走到垃圾桶旁吸煙了，還要被人指指點點，又「影響到人」又「搞到自己面青」，能留一條生路給煙民嗎？

最新推出的另一「戒煙我撐你」廣告最令人不安：主角身在酒吧，卻連煙也不能抽，如果他辛勞工作了一整天，只想收工去酒吧喝杯酒抽根煙，卻發現在酒吧煙不能抽、連酒也在兩點後不能賣的話，他聽見那些幸災樂禍的戒煙Rap歌時，還會跟你一起唱？揮拳相向才是合理！

吸煙飲酒濫藥援交當然政治不正確，但全面禁煙、收緊酒牌、校本驗毒、打擊援交，卻是公權力以各種道德之名，進一步代巿民選擇更「好」管理身體的方法；而在這個過程中，被管理者的自主權和發言權，可以怎樣得到保障，而不會淪為親權主義（Parentalism）和多數暴政（Majority tyranny）的犧牲品？

為政治正確 簡化問題

而最重要的是，這些以「為你好」之名而擴張的公權力，針對的通常是社會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伴隨著公權力的擴張，往往是一連串政治正確的宣傳攻勢，將問題平面化、簡單化，以求以最簡單的理由——如健康、衛生、和諧、家庭——推行政策，例如禁煙是為了大眾健康、驗毒是為了學生安全、過濾互聯網是為了社會和諧，因此反對聲音都只是無法推翻大原則的枝節考慮。煙民、學生、網民、援交少女等被管理者，如果不是無知得要家長照顧，便是應該為大眾福祉而退讓，否則便成了自私自利、破壞和諧！

當我們放棄維護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去追求社會整體更「理想」的環境時，我們距離真正理想的社會可能愈來愈遠。別忘了，我們都有成為少數和弱勢的一天，今天犧牲的是別人，誰知明天會不會輪到你和我？

（刊於 2009-09-10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關於勇氣、行動和堅持

看本地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覺就如在翳悶的夏天呷一口清涼的凍檸賓。電影呈現了沒有主流電影敢說出口的政治現實，由廖啟智飾演的牧師和幾個小人物憑着勇氣去行動，堅持着自己相信的正義，對抗骯髒污穢的官商勾結。而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動」，正如戲中廖啟智所說，沒有行動的愛，是虛假的。對人如是，對社會亦如是。

《三條窄路》 道出政治現實

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比這個夏天更為翳悶，當我們在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討論之時，其實正反映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力何其缺乏。我們都在政改死綫前期待着大佬們應該如何如何，卻無法將過去20多年追求民主的積累轉化成突破困局的行動。回想03年夏天的高昂，都被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磨蝕；當中央拋出如幻似真的2017普選承諾、當上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難免令人懷疑民主運動是否已行人止步。

身處運動的低潮容易產生懷疑、退卻和無能感，但也是沉思和反省的好時機。我們對於民主運動，是缺少了一往無前的氣概，還是欠了周詳的戰術思考？（還是兩者皆缺？）在遠在北京的阿爺之前，我們視自己為無關痛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三條窄路》內那個家有妻兒的牧師、被趕出警隊的小混混，和既渴望上位也堅守公義的女記者，本來都是社會中毫不起眼的一人，卻戲劇性成為了對抗哥利亞的大衞。行動本身就是改變——尤其是在缺乏希望之時，不論結果，行動都帶來能量、帶來改變。

不在沉默中爆發 便在沉默中死去

因此，在我們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議論紛紛時，要認清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新的動力，而這些動力需要由我們以行動去創造。五區總辭可以是一個方法（雖然未必是個好方法），但歸根究柢，如果你渴望民主或其他你珍視的價值和權利，你就沒有理由依靠別人去為你爭取或捍衞。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在每天批評青少年只顧吸毒如何不濟的今天，成年人可有想過自己應該怎樣成為他們的榜樣，顯示為他們、為自己創造有希望的未來的勇氣和堅持？

（《三條窄路》將於9月初在圓方上映，一天只有一場，莫要錯過。）

（本文刊於8月28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憂民運停步 行動才能帶來改變》）

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官僚體制 扼殺街坊情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 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相關文章：
鏹水彈，擲向誰？
領男：「告多兩三次，唔信你唔收工﹗」— 區議員「淨化」油尖旺街道實錄
周思中：過橋抽板的城市

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勿以「保護孩子」為名 管制互聯網

《聖訴》（Doubt）中有這麼一段：梅麗史翠普飾演的古肅修女，討厭使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原子筆，因為覺得使用原子筆會令墨水筆的書法失傳，是神所不喜悅的，這也成了她對勇於創新的神父Flynn看不順眼的理由之一。

不理解現恐懼 操控惹反彈

提起電影的這一段，是因為看了剛在facebook上流傳的一個消息，說梁美芬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小組上，指「兒童瘋人院多數是上得網多的小朋友入了……一個還因上網多之後在校園殺人！」為了查證，我再在Youtube上翻看她早前在另一個活動上的發言：「互聯網可以令到年輕人精神分裂，德國有個年輕人拿槍殺了很多同學，原來他天天都上互聯網。」

如果以此作為支持加強網絡審查的理由，我相信即使是與梁議員信仰一致的基督徒，也能看出當中的邏輯謬誤，在此不贅。我想指出的是，互聯網在年輕一代的意義早超越電視及其他任何媒體，甚至超越《聖訴》中那年代的原子筆，其重要性是許多家長及管治者不理解的。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各種恐懼，促使掌握權力的上一代藥石亂投，用盡一切方法希望可以將之控制，但結果往往是更強大的反抗。

強制管網絡 群眾推倒綠壩

內地就是一個好例子，內地政府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6月「眾所周知」的互聯網維護日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希望進一步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然而民間卻不和你硬來，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將政府嘲笑得面目無光，最終也只好將強制安裝「綠壩」的計劃（無限期）推遲。所謂「綠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式監管方法，以「保護孩子」為名（與梁議員的說法十分相似），實際上政策推行時不但沒有真正的「孩子」發言的位置，甚至連成人的自由也被剝奪。於是這些「被保護者」都統統站出來，在網上眾志成城，終於把綠壩推倒。

保護孩子如此冠冕堂皇的名目，誰可反對？但怎樣保護、怎樣才算保護？卻仍需社會去討論；而最重要的，是「被保護者」可有置喙的權力？過去從來都是家長說了算，那是web1.0的管治方法；而在web2.0的今天，家長們也該與時並進了。

（刊於 09年7月16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相片來源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 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 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 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 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 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 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 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 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 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 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 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 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 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 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 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 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 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 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