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勇氣、行動和堅持

看本地獨立電影《三條窄路》，感覺就如在翳悶的夏天呷一口清涼的凍檸賓。電影呈現了沒有主流電影敢說出口的政治現實，由廖啟智飾演的牧師和幾個小人物憑着勇氣去行動，堅持着自己相信的正義，對抗骯髒污穢的官商勾結。而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動」，正如戲中廖啟智所說，沒有行動的愛，是虛假的。對人如是，對社會亦如是。

《三條窄路》 道出政治現實

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比這個夏天更為翳悶，當我們在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討論之時，其實正反映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力何其缺乏。我們都在政改死綫前期待着大佬們應該如何如何，卻無法將過去20多年追求民主的積累轉化成突破困局的行動。回想03年夏天的高昂，都被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磨蝕；當中央拋出如幻似真的2017普選承諾、當上街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難免令人懷疑民主運動是否已行人止步。

身處運動的低潮容易產生懷疑、退卻和無能感，但也是沉思和反省的好時機。我們對於民主運動，是缺少了一往無前的氣概，還是欠了周詳的戰術思考？（還是兩者皆缺？）在遠在北京的阿爺之前，我們視自己為無關痛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三條窄路》內那個家有妻兒的牧師、被趕出警隊的小混混，和既渴望上位也堅守公義的女記者，本來都是社會中毫不起眼的一人，卻戲劇性成為了對抗哥利亞的大衞。行動本身就是改變——尤其是在缺乏希望之時，不論結果，行動都帶來能量、帶來改變。

不在沉默中爆發 便在沉默中死去

因此，在我們為民主派應否五區總辭議論紛紛時，要認清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新的動力，而這些動力需要由我們以行動去創造。五區總辭可以是一個方法（雖然未必是個好方法），但歸根究柢，如果你渴望民主或其他你珍視的價值和權利，你就沒有理由依靠別人去為你爭取或捍衞。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死去—— 在每天批評青少年只顧吸毒如何不濟的今天，成年人可有想過自己應該怎樣成為他們的榜樣，顯示為他們、為自己創造有希望的未來的勇氣和堅持？

（《三條窄路》將於9月初在圓方上映，一天只有一場，莫要錯過。）

（本文刊於8月28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憂民運停步 行動才能帶來改變》）

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官僚體制 扼殺街坊情

與室友們搬至油麻地唐樓居住已近4年，喜愛這兒交通便利、旺中帶靜，並常向友儕炫耀社區之應有盡有：

無論是生活起居（24小時超巿、志願團體二手店）、吃喝玩樂（各式食肆、小販菜檔、卡拉OK、小型藝術中心）、甚至是生養死葬（診所、藥房、棺材舖）、嫖賭飲吹（各式架步、麻雀館、煙酒專門店），各種人生需要，皆可在方圓兩個街口內獲得滿足。相比居於將軍澳那種一式一樣、連卡拉OK也拒諸門外的商場，這兒舊區顯得既包容又多姿多采。

居民團結 力撑街坊生意

在這兒生活久了，開始與街坊混熟。賣菜的大姐賣菜之餘，會順道教我們如何煲湯，過節時還會邀請我們與家人一同吃飯；在辦館買啤酒幫襯得多，老闆有時會截停路過的我們，叫我們幫忙看舖15分鐘，自己送外賣去也。還有宵夜的路邊食肆，在油麻地住了幾十年的老闆和伙計，與客人們有講有笑，興起時還會坐下來口沫橫飛一番。

然而我城政府對街道素來有着難以抑壓的控制癖，路邊食肆正被體制以最官僚的方式扼殺——因為近月被食環和警方指控阻街（晚上幾乎沒車經過的馬路）頻頻，所以正面臨失去酒牌；如此路邊食肆一旦不能賣酒，也就難生存了。如果查看酒牌局宗旨，會發現如此有趣一句：務求在商業活動利益和區內居民生活方式權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即是說，在其眼中「商業活動」和「居民權益」正互相排斥。

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街坊食客們自發去信酒牌局，希望可以收回吊銷酒牌的決定；而我們一班朋友街坊則在區內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街坊想法。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部分街坊不但本身有光顧路邊食肆和附近小販，更認為這些正是社區的特色，只要「唔係太離譜」，均應盡力保留。

不少新舊街坊並不介意街道有點亂、有點吵，相反認為這些街坊生意既方便又廉價，更可以帶旺人流，甚至使晚上烏燈黑火的街道變得安全。平地崛起的大商場未必是他們那杯茶，反而在年月中醞釀出來的老社區更值得珍惜。

（刊於 09年7月30日經濟日報專欄《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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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運動──作為一種愛國運動

當曾特首以『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為六四下定論、許多人憂心忡忡香港被上海追過的同時，那種『不要與阿爺作對』的聲音正越靠向主流。於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普選，均被有意地納入『與阿爺作對』的框架之下，罪名就是破壞和諧，不夠愛國。

回看那同樣是疫症肆虐的一年，2003年那五十萬上街的群眾也許各有不同的關注，但對於民主化的訴求卻是一致的，都是因為不忿董建華施政劣跡班班卻竟能連任，人民卻無力將其拉下馬，故此要求民主，爭取普選。終於董伯伯在04年終於腳痛了，特首之職交到了曾蔭權手中，公關技巧嫻練了，管治卻未見脫胎換骨的進步。

先天失調的政制

這也許怪不了曾特首，無論那是梁特首、唐特首還是長毛特首，在這個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沒有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意味著難以備有清晰施政理念，更不會有理念統一的施政團隊──不管他多請多少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由於特首不屬於政黨，任期內得到的是榮是辱，均屬特首自己而非旁人，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只著眼於自己任期內得到的掌聲，而不必考慮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政策會帶來甚麼後遺。缺乏理念、無需遠見，香港政制先天失調，無論誰做特首，一樣只會回天乏力。

因此，民主雖非萬靈奇藥，卻是香港政制的必需補品。過去二十年所有政治較勁均在『民主vs建制』這面大旗之下，各自歸邊，加上中央為加強政治安全系數而設下的比例代表制、委任制和功能組別等因素，香港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活動大部份均在民主與否、普選與否等問題上打轉，耗費不少青春。Roundtable 亦是在這背景下成立，希望可以在二元的政治分野之間，創造有建設性的討論平台，擴闊公共討論。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一旦香港實踐真正的民主普選，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出現大變；當政制問題解決之後，經濟甚至道德問題將會取而代之，成為政治分野的楚河漢界，將公共討論帶回貼近民生的範圍；而政黨之間亦會重新洗牌，說不定工聯會、工盟和社民連會共同成立經濟左翼政黨，又或是黃成智與梁美芬組成道德右翼同盟。各個理念想近的政黨結盟連線，而政府將會由具民意支持的人執政──那當然不會是烏托邦，但理應可以一改今天政府要人沒人、要票沒票、仰賴君（特首）權神（中央）授的弱勢施政。對香港而言，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天。

內地管治的出路

但在一國兩制的視野之下，香港的民主政制必需得到中央首肯，因此文首提到民主化的『得罪阿爺』原罪，便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兩難──阿爺喜歡的會使香港原地踏步、為香港好的會得罪阿爺，阿爺會否因此斷我們奶水？然而，香港的民主化是否真的是中央的背上之芒刺？這應從中國內地的狀況說起。

中國近年經濟騰飛，民間所發生的衝突矛盾亦越加劇烈，如鄉鎮間的貧富懸殊、失業、官員腐敗等問題，一直是內地社會的定時炸彈；而透過一些較進取的媒體不斷打擦邊球，以及內地網民的積極參與，民間越能見清楚國家的問題，過去內地政府常用的掩飾問題和打壓言論的方法，成本越來越高，亦越來越難成功。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力度控制言論，因此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民間則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好不精彩；另一方面也想方設法疏導民怨，如在處理礦難、毒奶粉、鄧玉嬌事件等，始終還是無法隻手遮天，需要面對群眾，爭取群眾支持。由此可見，內地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內部既有貪腐的，也有廉潔的；有保守的，也有開放的；有眼光狹隘的，亦有眼光長遠遼闊的，而各省各巿之間亦不斷在競爭角力。當下中國正需要一種能夠減輕社會成本、達到穩定發展、風險小回報大的管治模式，而內地許多人亦已看出，一味封、禁、壓、管並非與時並進的好方法，而民主化或許是種管治的可行出路。

事實上，農村的小規模民主選舉已推行超過十年，誰敢說民主不會在內地出現？然而內地的社會配套尚欠成熟，尤其是廉潔精神，推行民主選舉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亦容易成為抗拒民主的理由，就像成龍說『中國人要管，太自由（便）會亂』，箇中阻力，可想而知──而這亦是香港的角色和責任所在。

香港的新橱窗角色

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台灣的的實驗性櫥窗，企圖展示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隨著台灣先有了普選，香港的管治又乏善足陳，香港的櫥窗角色早已被人遺忘。但如前文所言，內地正需要更佳的管治模式作為參考，香港的重要性則在於向內地展示以自由、人權、法治、公德、廉潔、以及民主的管治方法，換言之，仍然是作為一個實驗性櫥窗，但面向的不再是台灣，而是內地的中央和各地區政府。當然香港距離良好管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在一個兩制之下，我們每一個經驗其實都是內地的重要參考，當中包括了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因此，在香港追求民主，並不只是香港的事，更是為了中國；有了這樣的自覺，在爭取民主路上，香港人應可更理直氣壯：爭取民主，是愛國行為！


(本文收錄於《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我們的七一》)

勿以「保護孩子」為名 管制互聯網

《聖訴》（Doubt）中有這麼一段：梅麗史翠普飾演的古肅修女，討厭使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原子筆，因為覺得使用原子筆會令墨水筆的書法失傳，是神所不喜悅的，這也成了她對勇於創新的神父Flynn看不順眼的理由之一。

不理解現恐懼 操控惹反彈

提起電影的這一段，是因為看了剛在facebook上流傳的一個消息，說梁美芬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小組上，指「兒童瘋人院多數是上得網多的小朋友入了……一個還因上網多之後在校園殺人！」為了查證，我再在Youtube上翻看她早前在另一個活動上的發言：「互聯網可以令到年輕人精神分裂，德國有個年輕人拿槍殺了很多同學，原來他天天都上互聯網。」

如果以此作為支持加強網絡審查的理由，我相信即使是與梁議員信仰一致的基督徒，也能看出當中的邏輯謬誤，在此不贅。我想指出的是，互聯網在年輕一代的意義早超越電視及其他任何媒體，甚至超越《聖訴》中那年代的原子筆，其重要性是許多家長及管治者不理解的。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各種恐懼，促使掌握權力的上一代藥石亂投，用盡一切方法希望可以將之控制，但結果往往是更強大的反抗。

強制管網絡 群眾推倒綠壩

內地就是一個好例子，內地政府今年便先後有「反低俗」運動、6月「眾所周知」的互聯網維護日和「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出現，希望進一步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然而民間卻不和你硬來，立刻以草泥馬、河蟹和綠壩娘還擊，將政府嘲笑得面目無光，最終也只好將強制安裝「綠壩」的計劃（無限期）推遲。所謂「綠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式監管方法，以「保護孩子」為名（與梁議員的說法十分相似），實際上政策推行時不但沒有真正的「孩子」發言的位置，甚至連成人的自由也被剝奪。於是這些「被保護者」都統統站出來，在網上眾志成城，終於把綠壩推倒。

保護孩子如此冠冕堂皇的名目，誰可反對？但怎樣保護、怎樣才算保護？卻仍需社會去討論；而最重要的，是「被保護者」可有置喙的權力？過去從來都是家長說了算，那是web1.0的管治方法；而在web2.0的今天，家長們也該與時並進了。

（刊於 09年7月16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

相片來源

七一清場 政府必須回應的四個問題

今年七月一日晚上，逾百巿民在七一遊行之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特首出來回應巿民訴求，結果以武力清場告終。筆者作為當晚參與運動的一員，有兩個觀 察，其一是觀察到身邊大部分參與的年輕人都並非所謂傳統「社運人」，卻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怒氣怨氣參與運動；另一觀察則是當局耍了不少毫無必要、卻直接威 脅香港的新聞自由及人道精神的小動作。以下四點觀察，實在值得民間關注以及政府回應：

一、由保安員進行清場：清場之時，在場有數百名年輕力壯的男女警察不用，卻派出年屆四五十歲的、人工卻少警察一 大截的保安員強行將示威者抬離現場。強行清場難免會有肢體碰撞，即使大膽假設保安公司有特別為他們進行「抬人」訓練，也肯定不及警察「專業」，對保安人員 以至示威者來說都更易發生危險，既欠公道，更欠人道。據知這是行政署的安排———行政署有必要回應，政府總部並非私人地方，為甚麼在有充足警力的情況下， 要由技術及體力均遠遜的保安員執行清場工作？是否置保安員及示威者的安全於不顧？

二，罔顧示威者生命安全：示威者當中較矚目的，是一位在遊行期間便已全身髹上白色乳膠漆的紐西蘭留學生，留守時 他用粗膠紙將自己綁於旗桿上。也許是由於皮膚難以散熱加上勞累，他被解下來後便立刻軟癱在地，並明顯地有痙攣發作的動作，例如下肢有節奏地抽搐；但警方卻 並無考慮過他的身體狀況，更將他臉朝天、四肢向上地抬走。這種做法可能引致嘔吐物倒流入肺，甚至有生命危險；事實上，他被抬出閘外後躺在地上久久未能站 起，後來更被送到瑪麗醫院治理———警方有必要回應，指揮清場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醫學知識？還是因為已預設示威者都是「插水」裝病，所以對示威者的生命 安全不屑一顧？

三，針對事件記錄者：清場之前，警方先將主流媒體記者用鐵馬攔於遠處，然後再多次用武力拉走正在進行拍攝的民間 記者。多位民間記者並無進行示威活動，只是在沒有妨礙警方的情況下記錄當時的情況，卻被警方「優先處理」。要知道，記者不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保護異議 者免受警方暴力對待，新聞及資訊流通自由是保障人權的最基本條件；而主流傳媒被警方限制只能在特定角度進行遠距離攝影，既不合理，同時亦使民間記者更形重 要--警方有必要回應，為何要「優先」清理進行記錄工作的民間記者？是否因為清場會出現不利警方、不便公諸社會的影像

四，蔑視示威者尊嚴：警方在清場前夕，不但企圖斷絕外界向示威者的供水及食物供應，更一直拒絕讓示威者上洗手 間，當晚亦曾因此多番引起衝突。即使當局不同意示威者留守政府總部，但以「斷糧絕水」及逼使示威者必須在公眾地方如廁，卻是在侮辱和平示威者。事實上，在 整個七一遊行和晚上的留守期間，頻頻出現類似的小動作，令人難免質疑當局其實是故意挑動群眾情緒，並藉機抹黑示威者———當局有必要回應，政府以上做法有 何理據？是否故意挑釁、有違人權？

以上四個問題，非關政治左右，而是關乎政府———尤其是警方及行政署———以警力和行政權去規管示威的做法。觀乎當局當晚的行為，若非行政失誤、部 門協調混亂，則只能夠以漠視公民權利、打壓資訊自由而名之，直搗香港核心價值。近年政府頻頻以阻差辦公、非法集會、阻街等罪名控告參與示威者，甚至動用殖 民地惡法非法集結罪(只需三人「集結」便可入罪)，是否就能撲滅民間的不滿情緒？這些做法，對一眾年輕的參加者而言，卻是將他們的怒氣進一步激化，促成他 們的社會運動成人禮。政府常說和諧———要和諧，不是抱薪救火，而應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還是先做好本份，好好改善施政吧。

(本文只集中斟酌警方及行政署在清場時的處理手法，而對警方清場的合理性的更根本質疑，則可見陳景輝刊於七月七日明報世紀版的《七一政總清場站得住腳嗎？》。)

（本文刊於 09年7月11日星島日報）

星屑醫生：那個痙攣的白色膠紙男
肥醫生：關注警方妄顧市民生命安全

新疆問題，去種族化？

新疆發生騷動，不其然令我回想起去年3月的西藏，中央政府的回應基本上是同一個調的：都是『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分裂國家的陰謀』，分別只是這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幕後黑手一個叫熱比婭，另一個叫達賴喇嘛。中央政府的這種思考模式，不只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疆，且看石首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如何回應：『眾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於19日在該市東嶽山路和東方大道設置路障，阻礙交通，圍觀起哄。』

一脈相承的地方顯而見：這些群體性事件，要嘛就是有幕後黑手煽動，要嘛就是群眾愚昧被誤導，原因總不會是深遠的、結構性的，而責任總不在當權者身上。內地政府如是說、內地媒體如此附和，也就算了；香港媒體要是連這種謬誤也看不見，那真是愧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二字記之曰：墮落。就看7月9 日的《明報》社評《維漢兩族非敵我關係 衝突屬人民內部矛盾》，內容引述了一個由浸會大學余振教授進行的研究，指『漢維兩族的關係並不差』，證據就是他曾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是『70.1% 維族受訪者和82.3%漢族受訪者，表示他們都有漢族或維族朋友；對於「我是新疆人」的地方認同，91.3%維族受訪者表示非常自豪，漢族受訪者中，有 70.2%的人有強烈的新疆地方認同意識；對於作為「我是中國人」的自豪感，調查發現維族有87.1%、漢族有85%的人回答說身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興。』

其實上文的研究，王力雄在《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也有提及，而且作了個非常有趣的跟進。他對調查結果的回應是：『讓人感覺與現實相差實在太遠．．．維族人的認同比漢人高兩個百分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哪裡還要搞甚麼新疆問題研究、哪裡還存在新疆問題呢？』調查不準確的原因是：『當調查人員由官方配合，把問卷交給被指定的維族人填寫時，已經註定不會真。如果維族人連相互之間都得提防，他們怎麼會在官方參與的問卷上寫下真實態度，而不擔心成為證據受到懲治呢？』

於是王力雄自己做了一個小調查，把上述問卷問題向維族人再問一遍，但配合他的不是官方，而是他的一位維族生死之交，他在該地有很多熟人，被訪者只要信任他也就信任王力雄，回答會真確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做出來也不精確，不過結果實在非常有趣，我認為更能反映新疆維族人的想法，兩個調查的問題及結果如下圖。



在王力雄的小型調查中，維族人認同『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高與』有 17.5%（原調查為87.1%）、認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份』有 9.3%（原調查為85%）、認同『政府打擊破壞民族團結的勢力和活動是必要的』有 8.8%（原調查為 93%）──幾乎每一條問題的結果都與原來的調查差天共地，卻更接近我們對新疆的理解。明報社評將問題去種族化，認為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無異於鴕鳥政策，與內地政府說的如出一轍。話說回來，『新疆』一詞本來就帶有很重的殖民地意味，而現實就是一個文化、語言、宗教不同的民族在管治另一個／多個民族、現實就是衝突的出現與種族有強烈關係，卻老是拿出甚麼『xx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一部份』的話來自欺欺人，新疆如是，西藏如是，衝突當然永不會停了。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七一之後會回應一句『留意到參與遊行人士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政府已清楚聽到』──雖然聽了卻不知是否聽懂，聽了之後也總是沒有改善，但比起連聽都聽不進，總算強一點吧。

一個上街的理由：支持一位有良心的記者

如果七一上街需要有一個理由的話，我今年的理由會是她——一位有正義感的記者朋友朱天韻。

朱天韻是我的大學師妹，比我低班兩年，是位斯文的女孩子。5月時她找我，說她現於《君子》雜誌工作，正在做一個關於六四的專題，因為知道我有參與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想訪問一下我對八九學運的看法，其他被訪者還有毛孟靜和《君子》雜誌創刊主編張錦滿。

雜誌稱煽情 抽起六四專輯

在情在理，當然義不容辭，於是在5月中我們相約做了一個訪問，談的是六四和社會公義，也談到了她喜歡現時這份工作，而且希望未來可以到內地的媒體去學習和發揮。後來她寫好了稿件還給我看了看，寫得正符合雜誌的風格，看得舒服，內容不但不偏激，連激進也談不上。

過了兩天，朱天韻打了個電話給我，跟我道歉，「大老闆在付印前突然抽起了整整15頁的六四專輯，你的訪問要胎死腹中了，對不起……」聲音帶着無奈和憤怒。

後來我在她的Xanga看到她寫下的來龍去脈，包括整個六四專題如何在3小時內被刪除得像從未出現過、包括高層怎樣說她們的文章「有問題、是煽動」、包括高層向她說「不滿意的可以隨時離職」。文章結尾，她說：「09年5月26日，《君子》雜誌的143至156頁被他們抽走了，但他們不能在日曆上抽了6月4日。感謝歷史讓我們看清商人的真貌。」

負責記者被秋後算帳辭退

這篇名為《不見天的六四專題》的網誌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載（編按：原文已被作者刪去，有興趣讀者可往此網址：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771068-1-1.html），也有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打電話給朱天韻，她說她絕不後悔，也不會辭職，如果公司要把她辭退那是公司的事。

事件過後平靜了一陣子，但始終逃不過秋後算帳——在6月最後一天她突然被辭退了，即日通知即日離職，原因當然就是六四專題。一位堅持良心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這樣被迫離開了本來喜愛的工作崗位、被迫離開了新聞行業。

回歸12年，傳媒正一點一點的變得「自律」，就如溫水煮蛙；如果我們還珍惜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認為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不應該受到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任由媒體墮落，更沒有理由繼續支持墮落了的媒體。

即使你不會拿起「事事旦旦」的紙牌，你仍可以以收視和消費去懲罰自我審查的媒體——捍衞自由，人人有責！

（刊於 2/7/09 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媒體自我審查 七一上街 》）

給梅窩居民的呼籲：別被民粹與恐懼打敗

前幾天在梅窩的一個居民大會上，有居民打斷正生書院校監林希聖的發言，大喊「你最叻用傳媒！」，似乎吃了不少傳媒的冤屈。於是我仔細地將在YouTube上有關正生書院風波的片段看了一遍，包括居民大會上居民的發言、新聞報道，以及在互聯網上可找到的其他有關資料，想了解他們的真正想法。

結果，這是我看到最深刻的幾句話：

居民大會上，一位男士發言：「我們不想將這麼好的怡情小鎮變成販毒、吸毒小鎮！」掌聲雷動。

另一位男士說：「（正生書院）來大嶼山我們不介意……但去鳳凰山山頂建吧！」掌聲雷動。

還有一位女士，對着電視台的記者解釋：「我想大家都不想有一間特殊用途的學校這麼近居民吧……」

還有最難忘的一幕：一班才幾歲大的孩子們，小手拿着示威牌，圍着正生書院的校長和校監，居民高呼支持，也自然吸引了各大傳媒眼光。

因此，即使看過溫文漂亮的梅窩學校阮校長，一再帶領居民高呼「我們支持年輕人改過」、「支持正生書院繼續辦學」、「支持政府承擔戒毒教育」後，我仍無法不感到疑惑：這種「我們支持，但……」的說法背後，是一種怎樣的邏輯和情緒。

本地需要與正生 非二選一

這也許是禮貌，因為怕傷害你，所以先來一句「我們支持」。這也許是策略，先表示理解接納，然後再痛快駁斥，力度更大，是我輩寫文章常用的手法。我不懷疑阮校長的好心，更不會認為那些居民都是涼薄心腸壞；相反，我理解他們被政府忽略多時之後的不忿，以及在面對不清楚事物時的恐懼。

同樣都是弱勢，他們本來就不應被放到正生書院的對立面上，本地需要和正生書院也絕不應該是非此則彼的取捨；但當民粹主義和恐懼主導了運動，便將所有人都推到了輸家的位置。

民粹主義+恐懼 人人變輸家

以史為鑑，十年前麗晶花園的「反對興建愛滋病治療設施」的運動，到後來演變成充滿仇恨甚至暴力，居民不但被外界視為暴民，而居民內部也嚴重分化；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許多曾大力反對該設施的人，卻樂於經常使用該健康中心。

如果那句「我們支持」不是禮貌和策略，而是發自真心的話，那麼既為自己、也為了整個社會，懇請梅窩的居民們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平心靜氣找出雙贏的方案。

（刊於 6月18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懇請勿偽善 理解締雙贏 》）

就如這晚的燭光 薪火相傳

這幾年每逢六四，我們都會談六四的傳承。傳承，關乎世代，分水嶺當然就是有否經歷過八九六四。當我們在譴責陳一諤、呂智偉之流在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之時，往往也夾雜著對於新一代的失望／慨嘆／無奈，隨之而來的解決方法則往往是加強中學關於六四的教育。然而九十後的一代，他們理解自己是歷史的旁觀者，沒有經歷過六四，沒體驗過那舖天蓋地的全城哀慟，自然不能期待他們視六四如上一代一樣。而作為旁觀者，難免會輕易用上較淡薄──或所謂『客觀』──的心態和語言。正因如此，『傳承』的意義不能限於教科書上用了二百字還是四百字，而必需從六四事件本身的意義著手，協助沒有經歷過事件的下一代抽取能與之互相感通的元素，作為他們『傳承』的理由及動力。

八九那年我十歲，屬於對六四有記憶的最後一代，對我們而言，六四是震撼了香港整個集體的一件大事。如斯震撼，因為這件大事不獨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而且也發生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人的生活之中，是香港人抹不去的歷史一部份。散落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例如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參與遊行、例如家人呆坐電視之前痛哭不止、例如學校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哀悼、例如六四早晨排長長的隊買報紙。不少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八九年的民運才第一次感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目睹內地的學生對民主的純真熱情，才自慚於活在香港卻沒有爭取民主的衝勁。更多的香港人，由憤怒、悲傷到迷惘、害怕，再轉化至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身份自覺，這本身就是一部香港人的進化史。

因此，九十後一代其實並非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的繼承者──然而這種『繼承』是被動的，不管他們是否自願、自覺。要做好『傳』的工作，就是要協助他們在血脈中尋找自己作為香港人與六四的關係，可能是民族情懷，可能是青春熱血，也可能是對公義的追求。認清史實固然是基本要求，真正的『傳承』卻需要我們將六四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機地扣連，將勇敢、公義、無私好好地活出來──就如這晚的燭光，薪火相傳。

［刊於6月4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今夜燭光燦爛　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