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意相信，今天在香港許多支持加強淫審，反對家庭暴力條例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宗教人士、家長和老師，其實都是因為擔憂家庭價值的崩壞，而這種擔憂是真實的。像有家長告訴我，面對如今的傳媒文化和無垠的網絡世界，實在不知如何教好自己的子女，這相信也是許多家長的心聲。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相信的、關注的事發聲，對許多人而言並不容易，大概也應該對之予以欣賞。問題是，假使大家都認為社會禮崩樂壞、道德淪亡，因而要做點事，那下一步又應如何？回顧過去這兩個月社會上的宗教道德對峙，這股有組織、有動員力的保守運動，怎樣做才對香港最好？
家庭模式非家庭價值
正如安徒早前在明報的文章《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指出，這陣子被道德保守派所捍衛的家庭價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模式，只是狹義的舶來品，既非自有永恆，亦非不可質疑。一夫一妻制在香港立法才不足40年，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擴展家庭模式，難道其他的家庭模式都沒有價值？因此，準確一點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頂多是「主流家庭模式」或「法定家庭模式」，既不是亦不能壟斷「家庭價值」。
如果我們要捍衛「家庭價值」，那我們必須弄清楚「家庭價值」是何物。家庭作為一種建制(institu-tion)，有着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其相應的家庭模式，當中未必涉及道德。更甚者，道德往往是建制用以自我合理化而出現的產物。在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之中，影響家庭模式的包括經濟模式、科技發展、政府政策等因素，改變其實無可避免；而家庭在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巨浪之下，其核心價值在於關心、互助、分享以及愛。家庭模式是為實現家庭價值而服務，兩者之間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不代表就懂得關心懂得愛，否則也就不必要有家暴條例了。
重新審視家庭價值
在多元且急促變遷的社會之中，謹守教條的確讓人感覺安全。然而宗教規條面對社會變遷亦須自我修正，否則便會淪為與世界脫節的原教旨主義，正如婚前性行為的意義，在普遍16歲便結婚的年代跟普遍32歲才結婚的年代便截然不同，誰又能斷言2000年前定下的教條最適合這個時代？又如離婚、同居、避孕、墮胎等與家庭有關的議題，即使是教會內部不同流派之中，亦有不同的取態，而這些取態和立場在過去100年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顯示出即使是令人感覺保守的教會，亦會隨着時代不斷思考及變化，並關心如何將教條和生活有機地結合，讓信徒和非信徒都看到愛與善，而不是恐懼和憎恨，更不應以殉道者的心態去面對反對聲音。
在整個討論中，各方對「家庭」都各自作出詮釋，並由模糊不清的概念輕易引伸到政策範疇，當各種對家庭的擔憂都指向了一些具體(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政策問題上，出現情緒性的對峙便毫不奇怪了。要重回理性討論，務必先弄清楚自己在捍衛什麼，重新審視「家庭價值」的意義；而在關心「家庭」的同時，別忘記更重要的「愛」──耶穌會關心被主流家庭排斥的妓女和麻瘋病人，他的愛不會被狹義的家庭模式所規範，也絕不會被規範於家庭之內，如此，才是大愛。
（刊於2009年3月23日香港商報）
星期日, 3月 22, 2009
政治敏感，但良心呢？
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 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 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 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 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當然，有時被官方證實的新聞，可信度比流傳的更令人成疑，就以在兩會前夕、藏曆新年當日發生在北京市三人自焚的事件為例，官方說法可謂離奇過小說： 據稱三人原來是新彊烏茲別克人，因為自己的房子被拆卻沒有賠償，自2002年便開始不斷上訪，當地政府聲稱早已安排好一套他們滿意的經濟適用房，但由於他 們的『三個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第一，要求市政府報銷他所有費用；第二，要求市政府在媒體上向他公開道歉；第三，要求市政府給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工 作）──於是他們便去了北京自焚！
如此荒誕故事，自然是中央操弄媒體的結果，務求將最敏感的東西在這段時間消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造和諧社會。所以近期一個接一個維權律師、民運 人士的失踪、被囚，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像譴責「六四」暴行前解放軍張世軍、維權律師高智晟、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均在過去 數月間被帶走、被囚或下落不明。然而他們幾人較具名氣，也較獲注意，更多名氣不及的異議者也正受到同樣待遇，尤其是在西藏、新彊等地的異議者，被囚被捉者 不在小數，極需要我們關注。
除了控制傳統媒體，中央更不會放過網絡空間。中央政府對網絡是一手抓一手打，像溫家寶在兩會前夕便來了一次『網上聊天』，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秀；但 在另一方面，自年初起官方以『反低俗』之名整頓網絡言論空間，關閉了許多如牛博網等言論空間，加上之前的上網實名制等措施，進一步對網絡進行監管。『草泥馬』的出現，也就是民間對之的反撲，以幽默來抗擊權威，風行一時便是民心所向的明證。
政府的監控和規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民間自己先行潰敗墮落。大學學界向來是社會良心的橋頭堡，雖然近年屢讓人失望，但在大是大非上總算堅守得住。然而城大評議會阻撓編委印制及派發《六四特刊》， 指可能煽動在場參與人士、引起混亂、影響城大聲譽云云，更指『在六四燭光集會派發特刊等於支持平反六四』，可謂令人無言以對。同時，港大學生會亦傳言要舉 行『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潛台詞是否想要將『平反六四』變成一個要討論的問題？那麼下一次的全民公投，又是否討論將國殤之柱趕出港大、將太古橋上的字刷 掉？
今年除了是『6521』，還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也提倡愛國、自救，當年牽頭的是青年人，他們眼中的是人民的生活、國家 的未來，而為此，他們勇於對抗強權、譴責賣國的無能官員。那時候他們抗議專制，要將民主植根在中國，他們會為此走上街頭；70年後天安門的學生也為著一個 廉潔、民主、自由的國家而走上街頭，拋頭顱洒熱血；然而今天香港這些同學啊－－你看看你的前輩們，問問自己，你羞也不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685
星期一, 1月 19, 2009
一「字」錯滿盤皆落索？──《家庭(居)暴力條例》的一場鬧劇
《家庭暴力條例》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在親密關係中受暴力對待的成員，以民事補救的方式，向法院申請強制令，保障其人身安全，「親密關係」是條例的核心。受虐者或許會因為種種理由而不將刑事條例用於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家庭暴力條例》的功能，則在於從民事途徑讓受虐者受到更大的保護，免令親密關係中的成員受到傷害。
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案，其實是經過去屆立法會及政府一年多時間討論得出的共識，除了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受保護範圍，條例亦包括離婚、分居、同居、領養等關係。「家庭」在條例中包含的意義，早已遠超狹義的婚姻關係(離婚後還算是家庭嗎？)；保守派認為，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會令社會誤會同性同居者亦屬家庭關係的一種，衝擊家庭價值」，令人疑惑：為甚麼相關指控不指向離婚夫婦和異性同居者？如果黃成智和保守派沒有大張旗鼓地反對，又有甚麼人會因為這條條例的修訂而「誤會」呢？
錯誤的戰場
保守派阻止以「家庭」之名，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另一理由，是「可能會引起日後同性戀者的司法覆核」，以至可能會「為同性婚姻大開綠燈」。但這一連串既沒有先例、亦沒法理依據的「可能」，為何竟可作為阻撓同志及其他一併受條例修訂保護的人士免於暴力的理據？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衞家庭價值，倒不如說，這是保守派有策略地與同志運動角力的動員。回看過去幾年，同志和保守兩派在不少議題上多番角力：性傾向歧視立法、肛交合法年齡、淫審條例等，算是明刀明槍的交鋒；但今次所用的策略，則有如○五年阻止同志在「七‧一」遊行前帶頭──「七‧一」遊行是否成功對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showmuscle，讓社會不要「誤會」人人都支持同志。
戰術也許無所謂對錯，然而，這又是一個合適的戰場嗎？若細心閱讀雙方立場，可發現支持和反對修訂者的立場，分歧其實遠比想像中小：既沒有人否認社會上有同性同居者面對暴力對待的客觀事實，也沒有人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法例的保護之內。然而一個「庭」字，最後竟被上綱上綫成為了「家庭價值」、「婚姻關係」的代表、彷彿成了寸步不可讓的矛盾所在，卻以受虐者的人身安全為磨心，這難道不荒謬嗎？
負擔不起的責任
「家庭」也好、「家居」也好、「家庭及同居」也好，無論最後條例用的是甚麼名稱，請議員們都三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條例的修訂重點在「保護受虐者免於暴力」，而非在於「家庭」價值的意識形態爭拗；如果捨本逐末而令法例無法盡早通過，未來一旦發生類似天水圍的慘劇(倒楣的事總會在最巧合的時間出現──還記得政府在泰國包機事件的教訓嗎？)，始作俑的議員和黨派，你又是否有勇氣，去承擔那你其實承擔不起的政治和道德責任？
還記得安息日掐麥穗的聖經故事嗎？耶穌在某個安息日經過一塊麥田，他的門徒掐了一些麥穗來吃而招法利賽人批評：「為甚麼你們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穌這樣回答：「你們若明白『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話的意思，就不會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莫要執着於字面上的律法和規條，而忘記了宗教的仁愛與憐憫。願與各位共勉之。
（刊於 1月19日星島日報）
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案，其實是經過去屆立法會及政府一年多時間討論得出的共識，除了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受保護範圍，條例亦包括離婚、分居、同居、領養等關係。「家庭」在條例中包含的意義，早已遠超狹義的婚姻關係(離婚後還算是家庭嗎？)；保守派認為，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會令社會誤會同性同居者亦屬家庭關係的一種，衝擊家庭價值」，令人疑惑：為甚麼相關指控不指向離婚夫婦和異性同居者？如果黃成智和保守派沒有大張旗鼓地反對，又有甚麼人會因為這條條例的修訂而「誤會」呢？
錯誤的戰場
保守派阻止以「家庭」之名，保護同性同居者的另一理由，是「可能會引起日後同性戀者的司法覆核」，以至可能會「為同性婚姻大開綠燈」。但這一連串既沒有先例、亦沒法理依據的「可能」，為何竟可作為阻撓同志及其他一併受條例修訂保護的人士免於暴力的理據？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衞家庭價值，倒不如說，這是保守派有策略地與同志運動角力的動員。回看過去幾年，同志和保守兩派在不少議題上多番角力：性傾向歧視立法、肛交合法年齡、淫審條例等，算是明刀明槍的交鋒；但今次所用的策略，則有如○五年阻止同志在「七‧一」遊行前帶頭──「七‧一」遊行是否成功對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showmuscle，讓社會不要「誤會」人人都支持同志。
戰術也許無所謂對錯，然而，這又是一個合適的戰場嗎？若細心閱讀雙方立場，可發現支持和反對修訂者的立場，分歧其實遠比想像中小：既沒有人否認社會上有同性同居者面對暴力對待的客觀事實，也沒有人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法例的保護之內。然而一個「庭」字，最後竟被上綱上綫成為了「家庭價值」、「婚姻關係」的代表、彷彿成了寸步不可讓的矛盾所在，卻以受虐者的人身安全為磨心，這難道不荒謬嗎？
負擔不起的責任
「家庭」也好、「家居」也好、「家庭及同居」也好，無論最後條例用的是甚麼名稱，請議員們都三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條例的修訂重點在「保護受虐者免於暴力」，而非在於「家庭」價值的意識形態爭拗；如果捨本逐末而令法例無法盡早通過，未來一旦發生類似天水圍的慘劇(倒楣的事總會在最巧合的時間出現──還記得政府在泰國包機事件的教訓嗎？)，始作俑的議員和黨派，你又是否有勇氣，去承擔那你其實承擔不起的政治和道德責任？
還記得安息日掐麥穗的聖經故事嗎？耶穌在某個安息日經過一塊麥田，他的門徒掐了一些麥穗來吃而招法利賽人批評：「為甚麼你們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穌這樣回答：「你們若明白『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話的意思，就不會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莫要執着於字面上的律法和規條，而忘記了宗教的仁愛與憐憫。願與各位共勉之。
（刊於 1月19日星島日報）
星期六, 1月 17, 2009
鏹水彈，擲向誰？
兩枚從天而降的鏹水彈，落在人來人往的西洋菜南街，傷了46名無辜途人，連特首也要來旺角巡視10分鐘。事發之後，大眾紛紛猜測原因，該區區議員許德亮就認為這「或多或少與噪音問題有關」，指「街上影音店長期大聲播放電影音樂、團體機構大聲宣傳，加上數以萬計人流喧嘩、巨型電視屏幕的光污染，令居民不勝煩擾」，而改善的方法，包括了限制行人專用區使用時間、限制使用擴音器等，簡而言之──加強管制。如果翻查油尖旺區議會的記錄，更能發現沒多久之前，還有區議員認為行人專用區違背了「讓行人可以輕鬆漫步，減少空氣讁染」的「原意」，建議乾脆把行人專用區取消，讓車來車往的景象重新進駐西洋菜街；近日區議會更通過了在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裝置4支監視鏡頭，名副其實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也許這正符合了我城最常用的管理邏輯：透過加強管制，將一些似是無秩序、「未申請」的東西清理，而噪音、衛生、安全，這些問題由官民間的衝突變成「人民內部矛盾」，使問題更為難纏。政治無比正確的理由竟成了許多民間活動、民間創意的催命符。
街道管理與小區主義
且讓我們反思何謂街道。從議員的話可見一斑，街道的意義幾乎等同「快」和「移動」，而一切在街道中逗留，又或是妨礙移動的一切，皆應該被管理，或掃除。我想起Jane Jacobs 在《美國大城市生與死》中將充滿人味的多元街道景象稱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漂亮的名字寓意街道不單是為了移動，更是人民的公共生活場所。回想香港，從前街道可以有各類小販，以廉價售賣著多元化的食物和貨物，養活自己也帶動經濟；示威遊行集會，讓市民在鬧市中聽到不同訴求；又或者各種街頭表演，將藝術帶到平日不進劇院的人的跟前；還有性工作者們，也在街上make a living。即使你不喜歡他／她們，也不能否定這些活動，豐富了街道的意義，成為了我城的一道風景。
諷刺的是，最積極地消滅這種多元的使用空間方法者，不是政府，反而往往是由區議員們為首助長的「小區主義」。那一萬幾千選民是區議員的衣食父母，噪音衛生都變成天大的事──當然不是說居民的生活環境不重要，但也不應成為摧毁其他同樣重要的事的唯一理由。而且除了管制和消滅，是否還有更多可以做的事？就如領男在12月15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油尖旺街頭升斗悲歌〉所述的故事，區議員似乎沒有把調解社區間的紛爭當為己任，反而將問題變成「你死我活」的衝突、以對「違規」食肆趕盡殺絕作為政績。如果區議員不能發揮其有別於政府的功能，促進市民間的互相理解、互相忍讓的話，這不是辜負了向你投下信任一票的選民麼？
退一萬步，假如那兩枚鏹水彈真的因為居民受不了噪音而被擲下，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亦該是噪音從何而來，而非將罪名都放到行人身上。難道無休止的汽車聲和廢氣就比行人易於容忍？無日無之亮覑的巨大熒光幕和廣播，不是比偶爾為之的街頭論壇和表演者更滋擾嗎？人流之所以高度集中，是否正正因為我城的公共空間奇缺？要減低噪音、疏導人流，是否應該反過來想想如何在滿街電器店和汽車的鬧市之中，多騰出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予行人？這些問題，不單政府要思考，也該是有心有理想的地區工作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刊於 2009年1月17日 明報)
也許這正符合了我城最常用的管理邏輯：透過加強管制，將一些似是無秩序、「未申請」的東西清理，而噪音、衛生、安全，這些問題由官民間的衝突變成「人民內部矛盾」，使問題更為難纏。政治無比正確的理由竟成了許多民間活動、民間創意的催命符。
街道管理與小區主義
且讓我們反思何謂街道。從議員的話可見一斑，街道的意義幾乎等同「快」和「移動」，而一切在街道中逗留，又或是妨礙移動的一切，皆應該被管理，或掃除。我想起Jane Jacobs 在《美國大城市生與死》中將充滿人味的多元街道景象稱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漂亮的名字寓意街道不單是為了移動，更是人民的公共生活場所。回想香港，從前街道可以有各類小販，以廉價售賣著多元化的食物和貨物，養活自己也帶動經濟；示威遊行集會，讓市民在鬧市中聽到不同訴求；又或者各種街頭表演，將藝術帶到平日不進劇院的人的跟前；還有性工作者們，也在街上make a living。即使你不喜歡他／她們，也不能否定這些活動，豐富了街道的意義，成為了我城的一道風景。
諷刺的是，最積極地消滅這種多元的使用空間方法者，不是政府，反而往往是由區議員們為首助長的「小區主義」。那一萬幾千選民是區議員的衣食父母，噪音衛生都變成天大的事──當然不是說居民的生活環境不重要，但也不應成為摧毁其他同樣重要的事的唯一理由。而且除了管制和消滅，是否還有更多可以做的事？就如領男在12月15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油尖旺街頭升斗悲歌〉所述的故事，區議員似乎沒有把調解社區間的紛爭當為己任，反而將問題變成「你死我活」的衝突、以對「違規」食肆趕盡殺絕作為政績。如果區議員不能發揮其有別於政府的功能，促進市民間的互相理解、互相忍讓的話，這不是辜負了向你投下信任一票的選民麼？
退一萬步，假如那兩枚鏹水彈真的因為居民受不了噪音而被擲下，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亦該是噪音從何而來，而非將罪名都放到行人身上。難道無休止的汽車聲和廢氣就比行人易於容忍？無日無之亮覑的巨大熒光幕和廣播，不是比偶爾為之的街頭論壇和表演者更滋擾嗎？人流之所以高度集中，是否正正因為我城的公共空間奇缺？要減低噪音、疏導人流，是否應該反過來想想如何在滿街電器店和汽車的鬧市之中，多騰出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予行人？這些問題，不單政府要思考，也該是有心有理想的地區工作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刊於 2009年1月17日 明報)
星期三, 1月 07, 2009
Gone full cycle
SCMP 6/1/08
Long-distance biking may be arduous, but for riders the joys outweigh the pain, writes Katie Lau
Fred Lam Fai is miles away as he clicks through photos of his 3,000km cycling trip on his laptop. An avid photographer, the 29-year-old has captured the clear blue skies of Tibet, the mountain meadows of Yunnan and the serenity of Chiang Mai's ancient temples.
Lam often returns to those images from the trek last summer that he says is "the greatest thing I've ever done". This afternoon, however, the chief campaigner of charity Roundtable Community is sifting through his photos for a talk he's giving about the joys of long-distance biking - one of several travel lectures organised by the group.
"These rides reveal scenery at whatever pace that feels comfortable and you can stop whenever you want and take pictures. I can see how a lake shin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s I go along," Lam says.
"Many Hongkongers are often too busy to savour a place. When you cycle, you can access places seldom visited by other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a place."
More hardy types are beginning to share Lam's view, according to the 1,000-member Hong Kong Cycling Tour Association (hkcta.org.hk) and the 300-member Cycling Club. Both groups were formed in the 80s to spread the joys of pedal power, help beginners prepare for long-haul trips and organise runs across Asia and the mainland.
"Back then bicycle touring was the most practical way of exploring the mainland because public transport was still rather underdeveloped," says Yan Kinn-wai, a long-time member of the Cycling Club and a tourer.
However, the bicycle-hostile rail network in Hong Kong has put a damper on club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ays the 48-year-old building consultant.
"Our club isn't as active as before because we got tired of the many unpleasant experiences trying to bring our bicycles on trains," Yan says.
"Bicycle trips are mostly undertaken by veteran club members who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don't mind the hassle of carting their bicycles across the border."
Nevertheless, improved roads on the mainland have made bicycle touring there more popular with Hongkongers in recent years, Yan says.
Although Lam had backpacked across India and Nepal, he was a touring neophyte when a conversation with a Lhasa-based Hongkonger inspired him to set off on his cycling trip from Tibet to Thailand.
He soon found himself faltering on the steep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It felt like climbing up the stairs for eight straight hours," he says.
Thankfully he had few problems adjusting to the high altitude.
"I felt OK - I just felt a bit exhausted and had to push the bike for a while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Lam learned it's a challenge to eat well and stay healthy on the road. The physical demands, often spartan accommodation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make long-distance cyclists vulnerable to ailments such as diarrhoea and flu.
But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along the way makes such hardships worthwhile, Lam says, pointing to a mountain vista on his laptop.
"You forget how difficult it was getting there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o beautiful."
Like Lam, social work student Chan Ka-chun was a touring novice when he joined four mainlanders he had met online on a 2,300km ride from Chengdu to Lhasa in the summer of 2007.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not? I am only young once," says Chan, 22, who will be sharing his touring adventures alongside Lam.
He was eager to enjoy the exhilaration and freedom that mainland and foreign cyclists described but found realities on the road tested his mettle to the fullest. A severe bout of flu almost caused him to give up the trip two-thirds along the way to Lhasa.
"I had to get a car to [the nearest town] and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I was in terrible shape, but didn't want to be a quitter," he says.
Chan recovered, caught up with his friends and they made the last leg to Lhasa together.
The ordeal didn't put him off long-distance bike trips: last August he saddled up for a solo run from Beijing to Xilinhot in Inner Mongolia.
Road conditions can be terrible and signs misleading, but cycling on the mainland "isn't as dangerous as it's made out to be" although it's important to stay alert, Chan says.
Such experiences can be life lessons in resilience, Lam says. "I used to get excited easily about different projects, but seldom stuck it out to the end," he says.
"You can build up physical stamina, but you have to be strong-willed to carry on against the odds on the road."
Veteran tourer Fong Pak-mau agrees. "Your willpower makes or breaks your trip," says the 43-year-old garage owner, who completed a 14-month odyssey through 17 countries just over a decade ago. "There are many unpleasant situations and you must hold yourself together emotionally. For example, you might be lonely, surrounded by filth and want to go home."
Although many cyclists like to tour in a group, Fong prefers travelling solo, recalling how he completed a globetrotting tour on his own after two friends dropped o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cycling rhythm," he says. "It limits possibilities when you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who's trailing behind. Many conflicts occur when it happens."
Fong shared such insights with Leung Chi-fai, 19, and Chan Man-him, 18, just before they set off on a 14,000km ride across the mainland a year ago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living.
But while the marathon ride could be a strain, the pair say it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friendship.
"We'd fight from time to time, but compromises were made and we were determined to go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from start to finish," says Leung, an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
Encounters with locals often create the most enduring memories.
"I was stranded in Xinjiang and running out of water in insanely hot weather. It was 50 degrees," Leung says. "Then this driver came by and gave us water. He saved our lives."
Lam recalls how a man carried his bicycle across a river in Tibet. "I thought he wanted money, but I was wrong," he says. "I gave him chocolate sticks instead, but he only took one and shared it with me."
Getting a marathon bike ride started may be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journey, Leung says. "Many people can do what they set their mind to, but they often beat themselves up in the process. It's important to dare to dream."
Roundtable Travel Series, Jan 20, 7.30pm-9.30pm, Room 1102, Freeman Bookshop, Mong Kok City Centre, 74-84 Sai Yeung Choi St, Mong Kok, HK$20. Inquiries: 9810 9330
Fred Lam Fai is miles away as he clicks through photos of his 3,000km cycling trip on his laptop. An avid photographer, the 29-year-old has captured the clear blue skies of Tibet, the mountain meadows of Yunnan and the serenity of Chiang Mai's ancient temples.
Lam often returns to those images from the trek last summer that he says is "the greatest thing I've ever done". This afternoon, however, the chief campaigner of charity Roundtable Community is sifting through his photos for a talk he's giving about the joys of long-distance biking - one of several travel lectures organised by the group.
"These rides reveal scenery at whatever pace that feels comfortable and you can stop whenever you want and take pictures. I can see how a lake shin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s I go along," Lam says.
"Many Hongkongers are often too busy to savour a place. When you cycle, you can access places seldom visited by other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a place."
More hardy types are beginning to share Lam's view, according to the 1,000-member Hong Kong Cycling Tour Association (hkcta.org.hk) and the 300-member Cycling Club. Both groups were formed in the 80s to spread the joys of pedal power, help beginners prepare for long-haul trips and organise runs across Asia and the mainland.
"Back then bicycle touring was the most practical way of exploring the mainland because public transport was still rather underdeveloped," says Yan Kinn-wai, a long-time member of the Cycling Club and a tourer.
However, the bicycle-hostile rail network in Hong Kong has put a damper on club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ays the 48-year-old building consultant.
"Our club isn't as active as before because we got tired of the many unpleasant experiences trying to bring our bicycles on trains," Yan says.
"Bicycle trips are mostly undertaken by veteran club members who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don't mind the hassle of carting their bicycles across the border."
Nevertheless, improved roads on the mainland have made bicycle touring there more popular with Hongkongers in recent years, Yan says.
Although Lam had backpacked across India and Nepal, he was a touring neophyte when a conversation with a Lhasa-based Hongkonger inspired him to set off on his cycling trip from Tibet to Thailand.
He soon found himself faltering on the steep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It felt like climbing up the stairs for eight straight hours," he says.
Thankfully he had few problems adjusting to the high altitude.
"I felt OK - I just felt a bit exhausted and had to push the bike for a while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Lam learned it's a challenge to eat well and stay healthy on the road. The physical demands, often spartan accommodation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make long-distance cyclists vulnerable to ailments such as diarrhoea and flu.
But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along the way makes such hardships worthwhile, Lam says, pointing to a mountain vista on his laptop.
"You forget how difficult it was getting there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o beautiful."
Like Lam, social work student Chan Ka-chun was a touring novice when he joined four mainlanders he had met online on a 2,300km ride from Chengdu to Lhasa in the summer of 2007.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not? I am only young once," says Chan, 22, who will be sharing his touring adventures alongside Lam.
He was eager to enjoy the exhilaration and freedom that mainland and foreign cyclists described but found realities on the road tested his mettle to the fullest. A severe bout of flu almost caused him to give up the trip two-thirds along the way to Lhasa.
"I had to get a car to [the nearest town] and stayed there for a week. I was in terrible shape, but didn't want to be a quitter," he says.
Chan recovered, caught up with his friends and they made the last leg to Lhasa together.
The ordeal didn't put him off long-distance bike trips: last August he saddled up for a solo run from Beijing to Xilinhot in Inner Mongolia.
Road conditions can be terrible and signs misleading, but cycling on the mainland "isn't as dangerous as it's made out to be" although it's important to stay alert, Chan says.
Such experiences can be life lessons in resilience, Lam says. "I used to get excited easily about different projects, but seldom stuck it out to the end," he says.
"You can build up physical stamina, but you have to be strong-willed to carry on against the odds on the road."
Veteran tourer Fong Pak-mau agrees. "Your willpower makes or breaks your trip," says the 43-year-old garage owner, who completed a 14-month odyssey through 17 countries just over a decade ago. "There are many unpleasant situations and you must hold yourself together emotionally. For example, you might be lonely, surrounded by filth and want to go home."
Although many cyclists like to tour in a group, Fong prefers travelling solo, recalling how he completed a globetrotting tour on his own after two friends dropped o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cycling rhythm," he says. "It limits possibilities when you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who's trailing behind. Many conflicts occur when it happens."
Fong shared such insights with Leung Chi-fai, 19, and Chan Man-him, 18, just before they set off on a 14,000km ride across the mainland a year ago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living.
But while the marathon ride could be a strain, the pair say it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friendship.
"We'd fight from time to time, but compromises were made and we were determined to go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from start to finish," says Leung, an environmental campaigner.
Encounters with locals often create the most enduring memories.
"I was stranded in Xinjiang and running out of water in insanely hot weather. It was 50 degrees," Leung says. "Then this driver came by and gave us water. He saved our lives."
Lam recalls how a man carried his bicycle across a river in Tibet. "I thought he wanted money, but I was wrong," he says. "I gave him chocolate sticks instead, but he only took one and shared it with me."
Getting a marathon bike ride started may be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journey, Leung says. "Many people can do what they set their mind to, but they often beat themselves up in the process. It's important to dare to dream."
Roundtable Travel Series, Jan 20, 7.30pm-9.30pm, Room 1102, Freeman Bookshop, Mong Kok City Centre, 74-84 Sai Yeung Choi St, Mong Kok, HK$20. Inquiries: 9810 9330
星期一, 12月 15, 2008
『唔 X 唔鬆化』式政治災難
『X』可以是掟一條蕉、發生一宗異國車禍、或是被兩份頭條五篇社評『圍插』──雖然主事官員大概會寧願『X』只是一個普通粗口字。繼梁展文和生果金事件之後，衝擊曾蔭權政府管治權威的是另一宗完全可以避免的政治災難。泰國發生政治動盪，機場被佔領，旅客滯留泰國，中央政府立刻派出了多架包機將滯泰遊客接回，就連澳門也派了包機接回一百七十多名的遊客，比較之下，香港政府卻似乎對滯泰的千多名港視若無睹，多次重申只靠國泰的班機便可解決問題，結果當然被傳媒群起攻之；連兩份素來親建制報紙的社評也指港府應該派出包機，可知問題嚴重。終於一宗車禍發生，兩名港人一死一傷，政府才急急表示安排包機，可是已經恨錯難返，翌日報章沒有一份讚揚政府『轉軚』關心滯泰港人，反之『遲鈍』、『窩囊』、『麻木不仁』批評不絕。更戲劇性的是被嘲『見死才救』的同時，泰國局勢卻立見明朗，機場重開，政府臨急安排的包機卻只得小貓三四隻，浪費公帑事小，政治災難事大。問責之火由魏永捷、張琼瑤、盧奕基、李少光、林瑞麟燒到唐英年、曾蔭權，火燒連環船勢必牽連政府的威信，以及整個問責制度的可靠性。
其實政府是否非派包機不可？也不一定。英國政府就堅持以向航空公司施壓加派航班來解決問題，一句『安排包機只是博取一個好頭條的便宜姿態』可謂豪氣沖天。至於車禍的發生，要特區政府為意外負上全責雖然並不公平，但政府恐怕也只好打落門牙和血吞。誰叫香港政府對於滯泰港人一直安排欠妥，載道怨聲早經傳媒傳回香港；加上中央和澳門政府均以派出包機作為關懷市民的做法，香港政府將自己迫進被動回應的尷尬位置，只懂被人踢一腳便動一下，先機盡失，被千夫所指實在活該。回想當日政府面對生果金問題時的手法，其實如出一轍地愚不可及：本將生果金提高至1000元理應得到掌聲，然而先提出審查機制、吃了毓民一蕉及被社會炮轟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讓步，予人活脫脫『唔 X 唔鬆化』的感覺，結果卻是推出德政換來臭罵，最大得益的卻是狠狠地『X』了政府一下的黃毓民。
災難是否不可避免？卻又不盡然，就在不久之前當議員們都在討論是否要將銀行存款保障由十萬元提升至二十萬、五十萬甚至一百萬時，政府卻主動提出無限包底，其果斷決定換來了掌聲；當施政報告出爐前大眾還在猜測政府會否推出最低工資政策時，政府不但在施政報告中肯定推行，而且還是跨行業的最低工資，超出民間期望，即使『反對派』也額手稱慶，這證明政府只要正確掌握形勢，其實有能力有效管理社會期望。然而，只要偶一不慎，一旦走錯了一步，即落入萬劫不復的『唔 X 唔鬆化』式施政災難。這也許可歸咎於主事官員缺乏政治敏感度，或歸咎於問責制的不完善；然而想深一層，如果這個政府有清晰明確的執政理念，政策出台前有的足夠的溝通和談判，以及有真正的執政聯盟在立法會和媒體予以支持，整個政治災難即使不可避免，亦能減低破壞力。現時的所謂『執政聯盟』再不肯與政府榮辱與共，有事發生時更會狠狠地多踩一腳，政府恐怕更要自求多福了。
危機危機，是危也是機。君不見911後的紐約市長朱利亞尼，以及512大地震後的胡溫，面對危機時表現出強大的領導力和同理心，在人心虛怯之時反而爭取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特區政府，沒人期望你超越胡溫－－能做到『不 X 也鬆化』便已很好了。
相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angjinjian/2155097362/
星期三, 12月 10, 2008
整合、反目？民主黨的路如何走
過去一年，民主黨與公民黨的合併常被說得沸沸揚揚，可是最終只見口水花；反而民主黨與前綫的整合卻早一步塵埃落定。雖然前綫軀殼尚存，但隨着劉慧卿和主要成員蟬過別枝，前綫可謂已完成歷史任務。
卿姐是位公認勤力且議政能力高的議員，然而觀乎前綫過去10年的萎縮，搞組織似乎非其所長，加入民主黨不但予前綫一個得體的落幕，對於卿姐而言，「組織」將成更大助力而非負擔。而這幾年飽受各種出走、退黨、內訌等負面消息影響的民主黨，得到前綫和卿姐的加盟，不但喜得一名高水準的立會女議員，更是一種冲喜，有振奮軍心之效。兩者互補長短，民主黨和前綫的合併，肯定是個雙贏甚至多贏方案，對於山頭林立的泛民陣營而言，亦應是好事。
然而這邊廂兩黨喜成佳偶，那邊廂社民連和公民黨卻水火不容。
社民連的毓民在選戰中就參與功能組別和參與特首選舉炮轟公民黨，泛民之間同室操戈，結果就是或多或少將本有機會勝出的毛孟靜和張超雄拉下馬，有說甚至影響到功能組別的泛民投票率，使莫乃光和黎廣德落選。兩黨在選後罵戰不絕，你罵我沒品，我窒你是藍血人，已到「面不和心也不和」的地步。
泛民勢力地圖更清晰
在社民連而言，選戰如戰場，選舉又不是請客吃飯，况且社民連以攻擊公民黨確立自己形象，兩者屬互相競爭多於追求雙贏，擦槍走火在所難免；但在公民黨而言，要事後一笑泯恩仇，卻也有點強人所難——誰知握手言歡之後，會否又是一記回馬槍？兩黨要重建互信關係，恐怕非一朝一夕可成。
合併和反目之後，泛民之間的勢力地圖更見清晰。公民黨形象理性中產，社民連代表激進草根，民主黨則以地區工作取勝，泛民各派於政治光譜上的位置比2005年清晰得多。然而黃毓民 指下次政改方案推出時「泛民就會四分五裂」，亦是合理推測。江湖傳聞，每有重大事故，陳日君、黎智英、李柱銘及陳方安生4人多會站在同一陣線，在幕後綑綁或團結民主派，05年的政改方案即為一例。如今毓民與黎智英及陳方安生交惡人所共知，要令泛民站在同一陣線比以前更困難，而隨着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互不信任，有能力調和及團結泛民主派的人亦愈加難尋。
民主黨重新領導契機
可以想像，當政府再推政改方案，泛民討價還價的最大本錢在於23名議員間的團結。一旦有人人心思變，想以成為關鍵少數奪取政治能量，便極易出現泛民間互相指摘、互搶道德高地的亂局；泛民自亂陣腳，得益最終必是政府。此時，民主黨應可扮演更強的中介調和角色，而處理公民黨與社民連間的矛盾，以及團結泛民陣營中的獨立及「一人黨」議員，亦是整個民主黨和民主派面對未來挑戰的當務之急。
合併和反目，正正是民主黨重建其民主派領導位置的重要時機；民主派再沒有進一步分裂的本錢，民主黨務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有所自覺和承擔。
(刊於08年12月8日明報論壇版)
卿姐是位公認勤力且議政能力高的議員，然而觀乎前綫過去10年的萎縮，搞組織似乎非其所長，加入民主黨不但予前綫一個得體的落幕，對於卿姐而言，「組織」將成更大助力而非負擔。而這幾年飽受各種出走、退黨、內訌等負面消息影響的民主黨，得到前綫和卿姐的加盟，不但喜得一名高水準的立會女議員，更是一種冲喜，有振奮軍心之效。兩者互補長短，民主黨和前綫的合併，肯定是個雙贏甚至多贏方案，對於山頭林立的泛民陣營而言，亦應是好事。
然而這邊廂兩黨喜成佳偶，那邊廂社民連和公民黨卻水火不容。
社民連的毓民在選戰中就參與功能組別和參與特首選舉炮轟公民黨，泛民之間同室操戈，結果就是或多或少將本有機會勝出的毛孟靜和張超雄拉下馬，有說甚至影響到功能組別的泛民投票率，使莫乃光和黎廣德落選。兩黨在選後罵戰不絕，你罵我沒品，我窒你是藍血人，已到「面不和心也不和」的地步。
泛民勢力地圖更清晰
在社民連而言，選戰如戰場，選舉又不是請客吃飯，况且社民連以攻擊公民黨確立自己形象，兩者屬互相競爭多於追求雙贏，擦槍走火在所難免；但在公民黨而言，要事後一笑泯恩仇，卻也有點強人所難——誰知握手言歡之後，會否又是一記回馬槍？兩黨要重建互信關係，恐怕非一朝一夕可成。
合併和反目之後，泛民之間的勢力地圖更見清晰。公民黨形象理性中產，社民連代表激進草根，民主黨則以地區工作取勝，泛民各派於政治光譜上的位置比2005年清晰得多。然而黃毓民 指下次政改方案推出時「泛民就會四分五裂」，亦是合理推測。江湖傳聞，每有重大事故，陳日君、黎智英、李柱銘及陳方安生4人多會站在同一陣線，在幕後綑綁或團結民主派，05年的政改方案即為一例。如今毓民與黎智英及陳方安生交惡人所共知，要令泛民站在同一陣線比以前更困難，而隨着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互不信任，有能力調和及團結泛民主派的人亦愈加難尋。
民主黨重新領導契機
可以想像，當政府再推政改方案，泛民討價還價的最大本錢在於23名議員間的團結。一旦有人人心思變，想以成為關鍵少數奪取政治能量，便極易出現泛民間互相指摘、互搶道德高地的亂局；泛民自亂陣腳，得益最終必是政府。此時，民主黨應可扮演更強的中介調和角色，而處理公民黨與社民連間的矛盾，以及團結泛民陣營中的獨立及「一人黨」議員，亦是整個民主黨和民主派面對未來挑戰的當務之急。
合併和反目，正正是民主黨重建其民主派領導位置的重要時機；民主派再沒有進一步分裂的本錢，民主黨務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有所自覺和承擔。
(刊於08年12月8日明報論壇版)
星期五, 12月 05, 2008
愛上古怪的香港──張虹與紀錄片同行的九個年頭
在 Google 輸入『香港／紀錄片／導演』，有26,900個結果，但真正相關的除了張虹的名字外，幾乎再找不到其他。
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 『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
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 『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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