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謊言與暴力 「維穩」的李少光

正如內地破了紀綠——維穩的「公共安全」開支達6244 億元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恭喜特首，恭喜新一哥，你們也破了紀綠，就是創出了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對本地人的政治拘捕。

唐 英年司長「車毁人亡論」言猶在耳，特首則身在北京被北大人頻頻問候「受傷」狀况，接下來的這次大型拘捕，野蠻、難看，但不令人詫異。政府的論調如出一轍， 就是強調示威者暴力、譴責暴力，甚至指摘那位帶同8 歲兒子參與示威的母親「用小朋友作武器」，將警方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官府口大，示威者口細，相信不少人立刻就會覺得示威者「用暴力不對」。但想當然的想法未必經得起事實驗證，正如特首聲稱被襲，在網上早就廣泛流傳了現場影片，示威者其實連碰都碰不到特首，何來襲擊？3 月6 日晚上的集會， 示威者進行的是堵塞或封鎖（Blockade）的非暴力抗爭，在夜深人靜的中環德輔道中及雪廠街交界的示威者，手挽手圍成一個大方形，並被數百警察包圍， 怎可能變成李少光口中的「用肢體衝擊警方」？

「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是警方事實是警察是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之下突然進行武力攻擊，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因而跌低，甚至差點釀成人踩人的場面，然後警方在沒有警告的情况下使用胡椒噴霧。而小朋友亦是在這情况下中招。「把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不是示威者，而是警方！

在 一般情况之下，即使警察要清場，都會事先警告。不想發生衝突或不想被抬被捕的人，絕對可以安全離開，但當晚的情况卻非這樣。警方並非無權進行清場， 但警察與流氓的分別，就是有程序要遵守、並要對自己擁有的權力和武力有所節制，這也是一個文明社會對公權力的期望。面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警察斷無理 由在無預警之下率先挑動肢體衝突，漠視在場的年長及年幼者的安全。

有言論責怪小孩子的母親「不應帶孩子上戰場」。香港的示威，從來不是亦不 應是危險的戰場；然而在責怪母親的時候，請小心墮入了Blaming the victim的陷阱。同樣邏輯，可以是： 「為何八九年北京這麼亂，仍然有家長容許小朋友在天安門附近？當時有小孩子在六四晚上被射殺，家長是否都有責任？」也許那位母親最錯的地方，就是錯信了香 港警察，以為在場數百警察環伺之下，自己的小孩必定會安全，想不到率先傷害自己小孩的人，竟是那些本應保護自己的警察——而警察的頭兒還要在事後高調否 認，並指摘受害的母親及小孩，真是情何以堪。

面對如此歪曲事實、倒黑為白的當權者，正如李少光所說： 「我覺得教壞了他們（小孩子）！」

（刊於2011年3月9日明報）

暴力

特首聲稱被「暴力撞傷」，胸口有「長達1 0 厘米的紅腫」，更獲多位內地官員接連問候「傷勢」。有教育團體急不及待發表聯署聲明，批評「暴力抗爭的歪風」教壞下一代；也有小學校長致電電台，質問「我點教學生」。

政治人物為了各種原因，要大事化小或小事化大，見怪不怪。但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校長，卻急不及待衝出來聲討、為特首護航，我除了震驚，更是感觸。說出「點教學生」的老師校長，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到底在想甚麼、想過甚麼？第一，在高調地下狠批評之前，他們對事實的掌握有多少？為甚麼對於特首的聲稱竟是毫無懸念地接受了呢？事件發生後，無論是在主流媒體還是網絡上，立刻已廣泛流傳當日現場的錄像，清楚可見示威者根本連碰都沒有碰到特首，也沒有任何攻擊的行為，特首是被自己的保安撞到，還是故意插水還難說得很，怎麼可以不問事實就將示威者打成「暴力」？教育工作者自己要上的第一課，叫認清事實。第二課，叫釐清概念。甚麼叫暴力、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以及甚麼是真正的和平理性，到底這些教育工作者能否分得清楚？胡裡胡塗的把所有挑戰強權的行動都定性成暴力，是否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靠向了有權力那一方，因為權力而放棄知識了？

還有第三課，討論和思考。「暴力」與「和平」難道不是一個值得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討論的絕佳題目、而非應被倉卒定義的嗎？如果學生問：「辛亥革命也是活脫脫的暴力，為甚麼我們要紀念而非譴責？」老師會怎樣回答？答案也許是：「因為那些暴力的使用是為了達到更好未來的必要手段。」那麼一個行動是合乎公義，當然要一併考慮當下社會的背景、前因後果，而不是隨便用「有沒有衝撞」去判斷一個社會行動的價值！

最後一課，叫公義。朱凱迪在菜園村被人撻到飛起，無權力者被暴力欺負，怎不見校長們聯署關注？劉曉波和無數維權人士仍然被囚、內地巿民要發動和平到不得了的茉莉花集會，被打被拉被鎖，難道校長們不怕下一代會被教壞？只見這些校長們毫不猶豫地站在權力那 一方，協助當權者欺善怕惡，這算是那門子的教育？如果你不懂得教學生，不如反躬自省，想想自己應否上上我說的那四堂課。

（刊於2011年3月7日 AM730）

財爺急變臉 「掩口費」無以為繼

　　這個政府真的令人難以理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數天前才強調香港儲備仍不夠、不會派糖，並指退稅會引發通脹，而財政預算並無修改空間；言猶在耳，曾司長竟來個180度轉軚，將注資強積金變成全民派錢6,000元，另外再寬減薪俸稅上限6,000元。今日之我匆匆打倒昨日之我，令人大開眼界。

大處揮霍　小處孤寒

　　作為管治者，對民意讓步，回頭是岸，當然應該；但政府變臉之快，也顯示出其管治之無力，以及理財哲學之虛無。今明兩年都是選舉年，選票在前，各政黨都不敢拂逆民意，即使建制派亦不例外；在政府擁有龐大盈餘，但樓價難抑、物價飛漲的同時，政府卻無視眼前民間困苦，既沒有短綫的派糖紓緩措施，復沒有長遠的改善政策，當然成為巿民的眾矢之的，也成為政黨的選票提款機。建制派發現站在政府身邊有辱無榮，當然只能憤起反對，政府發現自己手上沒票，惟有軟下腰骨讓步，財政預算如是、交通津貼亦如是。然而說出的話卻如潑出的水，自相矛盾的言行，變成寫進歷史的笑話。

　　更根本的問題卻是政府的理財哲學（如果有的話）。「守財奴」三字並不能貼切形容政府，它其實是「大處揮霍，小處孤寒；應花不花，該慳不慳」。申辦亞運數百億，政府眉頭都不皺一下；政府每年投放超過600億元於工程項目，但巿民需求最殷切的如沙中綫、港島南綫卻一拖再拖，反而注定要長期蝕本的高鐵卻要火速上馬，粗暴拆遷未有新村的菜園村村民。放寬交通津貼不過多花十億八億，便能使原有領取交津的基層巿民繼續得到資助，政府明明打算放寬交通津貼，卻偏要在這些枝節斤斤計較，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德政變惡政。

考慮不周　四面楚歌

　　而今次的「派錢」方案也是如是，根據統計署資料，香港18歲以上永久居民約600萬人，每人6,000元即合共約360億左右；而據去年財政預算，上限 6,000元的薪俸稅寬減大約會令政府少收45億元稅收。換言之，牽涉的金額不過由240億元增加到405億元左右，但對於政府今年近千億元的盈餘，仍算不上是甚麼大數目。如果政府一早就推出這做法，相信即使得不到全民掌聲，也絕不會如今天般四面楚歌、民意插水。

　　派錢雖遠較將金錢注資於強積金為佳，然而始終只是一個短視的方案，財政預算仍嚴重缺乏長遠解決香港結構問題的措施。到底政府把錢收進庫房之後，會怎樣去長遠地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巿民生活？政府認為錢要怎樣花才算用在刀口上？

　　巿民完全看不到政府的理財哲學、看不到遠景，即使政府每次都付出如此「掩口費」，仍難以令巿民滿意和信任。得不到巿民信任的政府，難逃「鋪鋪清」的命運，看來曾班子剩下一年半載的任期，難過矣。

（刊於2011年3月3日經濟日報）

要回水，更要公平！

240 億元的「強迫金」注資，引起全城圍剿——不知是誰出的餿主意，大家都已被高樓價、高通脹壓得喘不過氣，政府明明可以用各種方法助巿民解燃眉之急，卻偏要將錢變成不能止渴的梅，明明給了你，你卻只能看不能用，唯一得益的只有各大基金管理公司，巿民不生氣才怪。這也顯示出了不吃粟米斑塊飯的財政司，與巿民之間的鴻溝之大。然而也因這個荒謬的財政規劃，讓公眾可以有一個好好討論公共財政該如何運用的機會。

討論從這240 億「已出之物」開始，由退稅、減租、派錢這些直接還富於（不同階層的）民的方法，以至遏抑通脹、回購隧道及領滙、土地保育基金、全民退休保障、復建居屋以至稅制改革等政策性方案，均在一片反對政府240億注資方案聲中出籠。相比於過去只希望一次性的「派糖」，今次似乎有更多聲音落在各種結構上的改革，希望可以長遠地、真實地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正如溫家寶總理早幾天在網上說的：

「我們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還提出一個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擾攘近10 年的最低工資即將推出，雖稍可改善「一次分配」的公平問題，但地產先行的經濟結構卻仍是關鍵中的關鍵。香港仰賴高地價作為重要收入來源，其實極不健康。低稅率只是幌子，實質在賣地的一刻，已向每個香港人徵收了稅項，由住宅樓價到商舖租金，以至在茶餐廳買的一個粟米斑塊飯飯盒，其實都在向政府（以及地產商）繳稅。這種稅制的結果就是令有錢的人更有錢，有資產的人可以透過資產的投資和增值得到巨額收入；窮人則愈失去生活的自主性，愈勞動卻愈見貧窮。而政府在「二次分配」所擔當的角色，亦顯然與巿民的期望有所落差，特別是對於被排拒於社會福利以外的低下階層（N 無人士），政府多年的無心無力，令人心淡， 「公平」二字更是無從談起。

市民的容忍接近臨界點

在這豐富多元且跨階層的「回水」聲中，可以看出巿民對於官富民貧、貧富懸殊的容忍，已接近臨界點；特別當巿民發現原來巿民可以與政府共患難，政府卻不會與人民共富貴，更令基層中產均感憤怒。民間聲音之大、意見之多，史無前例；政府的盟塞程度也是令人大開眼界。難度要政府張開耳朵聽聽巿民訴求，真是如此困難？

（刊於2011年3月2日明報）

背包

我是一個很喜歡揹背包的人。特別是去旅行，總愛揹著大大的背包，覺得肩上腰上那沉沉的重量很實在，腳下踏出的每一步也格外有份量。有些朋友覺得把東西都揹起來實在太辛苦，我卻覺得相比彎著腰拉著行李箱，背包卻是方便而且瀟灑得多了。

揹大背包也有技巧。要揹得舒服，首先要有一個合身的背囊──不必要貴，但一定要合身，背囊這東西也講「包夾人緣」的。揹上了之後，好好調節各條帶的長度，令背囊緊貼腰背；背囊的高低要適中，底部大概在盆骨位置。揹沉重的背囊不能光靠肩膊，還必須把背包底部的腰帶扣上，讓行李的重量分散到腰和盆骨，這樣才可長時間揹著東西，否則不用一會，肩膊便會痛得令人呼天搶地了。

收拾東西也有學問，首要是記著你要自己揹起所有的東西，因此無謂的、極重的、易碎的東西，可以不帶都別帶。

第二是善用背包外的空間，背包外的各個環、扣、繩、索，全都可用，甚麼睡袋地蓆水壺外套統統可以掛上去，當然有時也需有點想像力才能善用。

第三是記緊在背包外加上雨蓋，防水防骯髒還能防小偷，長途旅行風塵僕僕不可或缺。

這樣一個背包，就是旅行時的最重要伙伴了；它載著你的所有家當，緊貼在你的背後，和你一同經歷所有旅程、一切風雨。旅行下去，背包帶著的東西也越見不同；你的「必需品」越來越少，你開始發現一個人其實並不真的需要太多東西──三幾件衣服、梳洗用品、一點藥物、小量工具，加上相機和兩本書，大概就是這麼多了。那些你發現自己原來不需要的東西，不是遺失了，就是在旅途中送給了別人；填補這些空間的，卻是一些你捨不得丟掉的回憶──和某人一起撿回來的一塊小石頭、那個來自異國的襟章、還有某家大媽留給你的一條小毛巾。漸漸，填滿背包的不光是物質的需要，而是旅程留給你的痕跡；每次揹起背囊，肩腰上感受到的重量，也就是這段旅程的重量。

（刊於2011年2月21日 AM730）

田二少的貧窮國遊記

田北辰先生參加了香港電台的真人騷節目《窮富翁大作戰II》，並花了3 天時間變身清潔工人，親嘗基層勞工生活點滴。事後田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叫〈患貧窮更患不義——我的掃街心路歷程〉，講述他對基層生活的體驗。

文章讀下來，感覺似是在讀一篇遊記，就像一位富裕的美國人到柬埔寨農村三日兩夜旅遊之後寫下的遊記。這當中沒有貶意，事實上即使是香港人讀了美國老外這樣一篇遊記，也確實會對柬埔寨農村的情况有更深了解，當然——當美國老外驚歎不已地寫下「原來柬國人每天都吃Rice，而且還會用 Chopsticks！」，同在亞洲居住的我們難免會暗笑他大驚小怪。社會大眾未必具體知道清潔工掃街的困難、籠屋的狹小的細節，但田二少所經歷的基層悲歌，卻是社會大眾的共同認知，可謂一點都不陌生。

我們更需要一個良好制度

田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再聰明絕頂的人坐在冷氣房內不斷閉門思索，也永遠不能體會窮人的真正困苦」，階級和背景，無可避免地會局限一個人的視野和認知，體驗固然是理解的良好方法，但偶一為之的體驗效用有限；對於日理萬機的管治者而言，要他們放下身段去體驗低下階層的生活，亦不太容易。我們需要的，不單是願意體察民情的管治者，更需要一個良好制度，令巿民之急可以透過制度成為政策，令最無權勢者可以得到照顧。

沒有普選的香港，功能組別與大商閥聯手操控議會，特首亦要依仗有錢有權者的選票；無權無勢者如清潔工人、籠屋居民，面對着庫房水浸但決不派糖的政府，可以怎樣？

且看能否日常生活身體力行

說回田先生的文章。這是一篇寫得不錯的遊記，相信對田二少來說，也是一次深刻的旅遊。但多少人到訪完國內貧窮農村之後，驚覺別人生活困苦，復慶幸自己生於安逸，許下宏願要救助窮人、保護環境；然而旅遊之後，回到家中溫暖被窩，不到一天便繼續大魚大肉，盡情消費，什麼宏願都拋諸腦後，旅遊只剩下一堆擺滿V字手勢的相片， 放在facebook 上與人分享。

能將旅遊的深刻體驗，轉化成日常生活的身體力行，委實不易，且看田二少能否做到。

（刊於2011年2月18日明報）

難抗中港融合 怎保香港獨特性

　　引起不少人關注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短短一個月諮詢，上星期結束。雖然政府在最後關頭走出來說這個「行動計劃」是「講大咗」，實際只不過是「概念性研究，旨在為粵、港、澳三地提供規劃溝通平台。該計劃提出的建議，只具有原則性和方向性，並非法定諮詢程序」，但根據民間智慧，官字兩個口，官府的話不可信多於一成，我們作為小巿民還是對此謹慎一點好。

行迹太鬼祟　諮詢期奇短

　　這個計劃引起大眾關注，除了因為行迹鬼祟、諮詢期奇短，更因為這個疑似令香港「被規劃」的方案，正狠狠地對香港對未來的自主權（是自主權，非主權或次主權，敬請留意）摑了一巴，刺中了香港人最介意卻又最無力的一環，就是如何有別於內地的，真正實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當然，毫無保留地相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無疑過分天真，亦無法解釋為何一定要建高鐵、為何香港仍沒有普選、為何王丹不可以來香港。但從另一角度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仍有其重大意義，否則回歸13年，早就可以讓「河水」長驅直進，淹沒香港了。

　　殖民地統治150年，為香港建設了一套有別於內地的制度和文化，廉潔、效率、公德、自由、人權、誠信，這些均為支撑香港的脊樑，香港過去不少發展經驗，亦被內地各城巿參考借用。

　　只是近年香港發展停滯不前，眼見內地GDP飛躍上升，不免百般滋味在心頭，難免感到憂慮甚至恐懼，於是各界紛紛獻策，並多以乘搭內地經濟發展順風車為主，「融合」似乎是解決香港經濟困境的不二法門。然而在巿民日常生活經驗中，「融合」的經驗卻非如此一面倒地好，無論是小至買不到奶粉，還是大至買不起樓，都是那靜悄悄發生的「融合」的結果。

宜開放心胸　聽市民憂慮

　　政府的《環珠計劃》中，提到多項基建如鐵路，並涉及大量香港土地的使用，這些對普羅巿民而言，自然會視之為威脅多於機遇；加上政府行迹鬼祟，更會覺得政府不安好心。

　　香港人抗拒「融合」嗎？不見得，如果對香港人有益的話，不見得香港人會不支持；但同時香港人亦肯定希望維持香港的獨特性，保持現有的生活水準。

　　因此政府在此重大議題，決不能因為怕被批評為議而不決而另走極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處理融合問題，而是應該開放心胸，與巿民一同開展有關「融合」與「獨特性」的討論。

（刊於2011年2月17日經濟日報）

過節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一個特徵大概就是多節日。除了傳統的、宗教的、政治的節日外，還有越來越多的XX節和XX日，大概因為我們都太忙碌吧，務必要有人提醒一下我們：對了，一年之中應該要抽一天出來，去關心一下這個人、留意一下這件事。

雖然這些節日許多都和消費掛了鈎，但有這些節日也許不是壞事，至少我們都有多一個理由去做一些每天都應該做的事，例如孝順父母和保護環境，當然還有疼愛情人。問題卻是，原來我們都不大懂怎樣疼愛情人，於是我們──也許送束玫瑰、看齣浪漫電影，再到高級餐廳吃個999元的二人套餐，度過了2月14日這個晚上，就像別人一樣。因為像別人一樣，所以我們都樂意去想像這樣慶祝情人節就對了，這就是疼愛情人的方法。

如果可以將自己與流行文化與消費文化拉遠一點，我們對愛情的想像力也許可以更豐富。最簡單的，可否不送花，甚至不送禮？為因大量種植玫瑰而受害的農地和工人著想，或少買一件我們其實不需要的東西？

可否不去看電影，甚至不娛樂？有朋友會去做義工（當然不止情人節），將那份愛帶給那些欠缺的人。也有有宗教信仰的朋友，會去感恩，感謝自己得到的幸福和愛。

可否不上高級餐廳，甚至不消費？堅拒加班，二人在家靜靜地合力做一頓飯，簡單的、健康的，不必燭光，豈不更好？我其實不太浪漫（我女友定必同意），對浪漫的想像也有限得很，所以只懂提出 Don’ts 而不是Do’s。而比我更有想像力的你，又何需被局限於倒模般的過節模式？祝你情人節快樂！

（刊於2011年2月14日 AM730）

只有融合 沒有香港

政府悄悄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公眾規劃諮詢稿，以18 個工作天時間向公眾諮詢這個勢將大幅改變香港面貌、融合粵港澳的9 年大計。這個令香港人「被諮詢」的計劃，包括了北大嶼山發展、北環線等未在香港落實的部分，卻會統統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之中。

政府放棄讓巿民參與討論的機會

應該扼腕惋惜的，不止是政府獨斷獨行，將香港未來規劃權從香港人手上拿走；更是放棄了一個絕佳的讓巿民參與討論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機會。香港應否與內地融合，其實是個假命題，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選擇，又或是早就已經選擇——小小一個「井水」香港面對滔滔「河水」的中國，多年之前就已開始漸融其中，無論是否情願、有否察覺。然而我們卻仍可選擇如何融合、在哪些層面融合、融合多少、用什麼速度，而融合之後到底可以怎樣最大程度地有利香港，特別是香港的普羅大眾、基層巿民，更是我們應有的共識。但我們一直鮮有深入的討論，而政府過去亦多是只以經濟角度去簡單地合理化規劃及基建融合的需要，訴諸「邊緣化」恐懼，一旦深入討論，立時不堪一擊，並只能以行政及立法霸權強硬通過，高鐵就是好例子。

使「井水」不會被「河水」吞沒

融合除了經濟以外，還有文化、生活、環境、人口、制度等各方面。當基層懼怕內地移民來港搶工作拿福利、中產父母抱怨買不到奶粉、大學生紛紛盤算回內地工作，正顯示出融合與普羅大眾休戚相關，豈能只靠由上而下的基建和規劃？而在「我們需要怎樣的融合？」這個硬幣的另一面，是「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在融合的大潮流之下，更值得討論的是我們怎樣可以加強香港的獨特性，使「井水」不會被「河水」吞沒，令香港不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巿，這才是作為政府應該與巿民共同討論和思考的。

只可惜，我們的政府善於豪擲金錢於巨型工程，無視香港人最介意的空間使用問題，也不願讓巿民參與有關融合的討論，只求用行政方法快快通過。相反，他們最喜愛就是叫香港的人才快快回內地發展，彷彿不願離開香港的都是沒志氣的失敗者——按此邏輯，難怪我們的官員們都仍留在香港了。

（刊於2011年2月9日明報）

鏡頭

相機是十九世紀的發明，但攝影的真正普及，恐怕是廿一世紀的今天。在這個數碼科技越益普及的年代，菲林快要被收進博物館，但從前只有「攝影高手」才 用的單鏡反光機在今天也卻已人手一部。在周末的西洋菜街，龍友們拿著「長短火」對著青春少女們上下其「鏡」，雖然我不明白有甚麼好拍的，但想起有一個說 法：男人喜歡舞弄長鏡頭，因為有一種陽具情結，那伸長縮短的鏡頭正是男性慾望的具體象徵。然而雖然一眾男士拿著鏡頭，圍著妙齡少女這種場面不太雅觀，但總 算是你情我願，各得其所，想到這裡，我就釋然了。

但攝影還是有它的倫理的，至少在拿著相機的同時，應該在意它其實也代表著權力。拍攝者和被 攝者的關係往往並不平等，拿著相機的人掌握著主動權，像獵人握著獵槍，透過觀景器瞄準獵物，等待最佳一刻扣動扳機，被拍的人可以怎樣呢？特別是當拍攝者與 被拍者在現實世界中，在經濟上、地位上，確實處於不平等地位時，缺乏尊重地肆意拍攝，可能正是對被拍攝者的傷害。

在發展中國家旅行時，這種 感受最深。不論是在西藏的寺廟之前、尼泊爾的雪山之中、還是在柬埔寨鄉郊小村之內，四處都是拿著相機的遊客，正在向當地人拍下一幀又一幀他們心目中的美麗 照片。然而在同一鏡頭之下，他們的反應卻是各異，當然有對鏡頭大方接受甚至躍躍欲試的人，也有一臉腼腆無奈接受的，更有討厭自己成為「對象」的厭惡神情。 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感情的獨立個體，也正正因為這樣，攝影者才會在他們身上找到值得捕捉的神采。但眼見大部分的攝影者，都把將他們攝入鏡頭這事情 看成理所當然，少有會先問一問，徵求他們的同意，甚至一聲不響就把鏡頭伸到人家的鼻子之前拍攝。我甚至見過有被拍者根本不願被拍，卻被四五支鏡頭包圍著， 像圍獵動物一樣──我心想，即使你真的無恥得毫不尊重人、毫不介意別人感受，這般「霸王硬上弓」又能拍得出怎樣的好照片？而根據我毫不科學的觀察，這類人 在中國，為數不少。

攝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如果要我在一張漂亮的相片和人格之間挑選，選的當然是人格。照片嘛，不就只是一張照片嗎？

（刊於2011年2月7日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