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近日最有娛樂性的，是網上廣傳的卿姐在6月23日立法會上的發言短片。卿姐在立法會說：「我希望（超級區議員）門檻不要過高，最好10席，令所有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結果門檻過高，很多人都覺得原來是騙人的，只有益某些黨，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終於政府提出了政改套餐，包括特首選舉委員117個區議員選委用全票選出、超級區議員要15個區議員提名及經費上限600萬。而當日政府說會「考慮」取消的委任區議員，則可能要分三屆進行，到2019年才全面取消。而政府則認為，這實在地增加了「民主成分」。

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

有兩個問題我們要問，一，是微觀地看：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15個區議員提名、600萬選舉經費（政府有最多50%補助），對某些政黨而言當然可以接受，事實上論人力財力，只有民建聯    、工聯會可應付裕餘，自由黨有錢缺人，而民主派則只有「有人缺錢」的民主黨    有資格參與，其他政黨政團一律人錢皆缺，被拒之門外。如此門檻，可以說不是「只益某些政黨」嗎？

這是民主進程嗎？

第二個問題，則是宏觀地看：這是民主進程嗎？當日民主黨提出「量變到質變」，但量變之後，可能不是質變，而是變質。特首選委由800人變1200人，但在增加了以全票選出的區議員選委的情况下，民主派要得到特首提名，則比過去更為艱難。過去民主派尚能手執政改的關鍵否決權，亦有足夠實力提名特首；政改過後，兩大皆空，泛民分裂，誰可以告訴我，我們的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政府的本地立法方案，細節中魔鬼處處，反映出當日民主黨的決定是多麼倉卒，而民主黨也不是小孩子，不能只說句「唐英年不君子」就算數。過橋抽板，固然可恥；誤信歹人，自毁長城，卻是愚不可及。

（刊於2010年11月3日明報）

奸商

很難叫人不仇富。

身 為大企業，一個去年純利五億元、每年盈利雙位數字增長的大企業，卻和為自己賺錢的基層員工斤斤計較。大老闆身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先是頻頻出口術，說 最低工資會增加成本云云；到最低工資立法通過了，本來應該加自己員工的工資，卻同時在玩弄手段明加實減。每小時工資加兩三塊錢，但員工本來有45分鐘的午 膳時間，現在卻變成無薪時段，結果是有員工的工資在「加人工」後反而被減薪，還要被公司勸說：「勿太關注數字表面」！

被 影響的員工，都是前線的基層員工，工資平均22元左右。即是說一位員工每天工作9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的話，減去強積金每月薪金不足5,000元。有媒 體給企業計過數，在明加實減之後，公司可以節省的不過一百多萬元。一百多萬元從基層工人身上刮出來的錢，即是多少呢？光是這間企業的大老闆一個人，去年的 年薪就接近1,000萬元，這些錢就是從剝削辛勤工作的員工得來的！

這種老闆，簡直令人髮指，但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 告訴社會，我們確實需要最低工資、需要更多保障基層勞工免於無良僱主的法例。這種老闆，沒有最低工資去 規管，他會主動對自己的員工好嗎？正正就是這種僱主，才令勞工階層的生活愈來愈苦，以「股東利益」為名，換取自己的肚滿腸肥。

所 以我不單舉腳贊成最低工資，更支持累進利得稅、入息稅，以及集體談判權和標準工時，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只尊重資本，不尊重勞動，把勞動者的權益置作等閒， 卻把有錢人的權利看得比天還大。一個以剝削換來千萬年薪的人，為甚麼只需要繳16.5%的稅？請記著，那不是他個人的努力，而是在騎劫許多許多人的努力， 怎樣才算公平？我們都值得去想想。社會的富裕繁榮不是靠剝削最弱勢的勞工換來的，香港不應也不要成為資本家的天堂、勞工的地獄。 

 (刊於 2010年11月01日 AM730)

爭取

我常說，香港人實在溫柔敦厚。

看 看法國發生了甚麼事。總統說國家要減赤字，所以要推行退休改革，將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2歲，而領全額退休金的年紀也將從65歲提高至67歲。這 促使了法國人群起反抗，由中學生到司機到清潔工，齊齊進行了大型罷工、罷課，令燃料供應緊張，甚至有「非常暴力」的「打砸燒搶」出現。

如 果發生在香港，他們的抗爭大概會被指為不肯共度時艱的自私行為，但法國人的看法卻不同。工會認為不應因全球金融崩潰而變相懲罰勞工，應對銀行與富有階級加 稅，而非向辛勤工作的勞工下手。「當勞工在資本收益中幾乎毫無所得之際，這項改革卻使85％相關成本由薪資支付，這是不公平、殘酷、無能！」法國巿民雖然 生活受到影響，但對如此不「和諧」的罷工，卻有七成巿民支持，而支持改革的，只有大約一成。

雖說各有前因莫羨人，法國人對 自己權益的堅持、對別人爭取權益的包容，還是值得我們羨慕。相比之下，香港人其實不擅長為自己爭取權益，對於其他爭取權益的人，也充滿戒心。明明自己也是 打工仔、也是被地產商大企業欺壓的人，對壓迫者的包容往往大於對同處困境的弱勢者。住在公屋的小巿民，領匯迫走了廉價的小販小舖，超級巿場又把物價抬得高 高；打工仔每天不知OT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收工，經濟不景減人工多麼爽快，經濟好時加人工卻諸多藉口；家庭主婦沒有退休保障，老人家也只得每月一千元生果 金。但當問問他們最討厭誰，答案卻很可能不是富豪階層，而是他那位失業拿綜援卻可以每天飲茶的鄰居。

為自己爭取權益，真的與甚麼「懶惰」、「依賴」、「貪心」無關。我們都嚮往幸福的生活，要得到幸福，個人努力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缺一不可。幸福卻不會從天而降，我們都要多點關心、多點爭取、多點包容。

（刊於2010年10月25日 AM730）

努力難上流 勿再唱「香港精神」

港鐵的「唔好意思」新廣告，又用上了《獅子山下》作背景音樂，又再一次消費那所謂的「香港精神」。那年梁錦松用了這首歌點綴其財政預算，用「自力更生」、「努力向上」的香港精神作為經濟不景的止痛劑，於是一直被重複使用至今。今年大家常談到八十後，少不免又會把香港精神祭出來，教訓年輕人：香港地充滿機會，要腳踏實地，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工業式微樓價飈　「機會不屬我」

如此說話聽得多，真的令人很沮喪。沮喪，是因為將這些話掛在嘴邊的人，只愛套用個人經歷，而少理社會結構，把好端端鼓勵人的香港精神變成了「何不食肉糜」的風涼話，並把責任都歸咎於個人的不努力。想想，我們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社會？

過去充滿機會的香港地，今天只對部分人才是真實——就是最高學歷、具專業能力的一群，又或是手執資本，矢志以投資炒賣錢搵錢的一群。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套用網民常用的一句話——「這些機會不屬於我。」

香港的青年人口，大學畢業的大約只有兩成，有超過一半的人根本沒有接受過專上教育；過去這些低學歷的勞動人口還可以依靠做小販、做工廠、學師等方法，由低層向上爬，或晉升成管理層，或自己經營小生意，成就一個個白手興家的傳奇。然而在工業式微、小販被趕絕、樓價暴升、商場與連鎖店壟斷的今天，過去可以賴以成功的路都被堵塞；當中偶爾會有成功的例子，但大多數的他們都只能夠永沒出頭地為老闆賺錢，金錢、經驗、知識都難有積累。

現在大商場都會開到凌晨時分，經典電視劇的深夜重溫收視也愈來愈高，那是因為放工的時間愈來愈夜，打工仔勤勤懇懇工作十小時，睡前看個電視劇已是最佳消遣。

地產金融受惠　腳踏實地無出頭

但他們努力又如何？這個社會獎勵的是靠錢搵錢的人，而不是生產的人。工資最高的人，不是從事金融，就是從事地產，腳踏實地的人是笨蛋，連一個小小的發水蝸居都買不起。政府說過的發展科技、中藥、以及六大產業，今天都「不存在」了吧，是誰不腳踏實地呢？

又有人常說要放眼祖國，應該回內地找機會，彷彿不肯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就是沒視野不上進。對那百分之二十的大學畢業生而言，走遍全世界都不困難；但那百分之五十以上、沒讀過大學的青年人呢，要他們回內地做甚麼工作呢？還是那句：這些機會不屬於我。請不要把問題再一次歸咎於個人努力，這是結構、是社會機會圚乏的問題。所以煩請別再把《獅子山下》無限loop了，對於許多餐搵餐食餐餐清的人來說，它比粗口更難聽。

（刊於 2010年10月21日香港經濟日報）

別拿學生滿足政治任務

回歸以降，香港就有一把聲音老是認為青年人的「國家認同」不足，因此必須要加強加強再加強國民教育，而最方便的就是由學校裏做起。「國民教育」已連 續4 年在施政報告中有專項介紹，而今年施政報告恐怕最能滿足這種無止境的需索——政府打算於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會有考試；又會增加學習《基本法》及 相關內容的時數。除此之外，還會將國內交流團的數量加碼，讓每個學生會有至少一次機會回國內交流。國民教育轉型為愛國主義教育，似乎為期不遠。

「國民」蓋過「公民」

這 種對國民教育的執著，更似是一種威權對青年人無能為力的焦慮。03 年七一青年人蜂擁上街反對23 條，使這種「國民教育不足」的聲音崛起；而今年80 後青年躁動，恐怕也成了要「教育青年更愛國」的理由。掌握意識形態的傳播，用愛國推動青年人的和諧，是內地行之已久的方法；過去香港將國民教育作為公民教 育的一個分支，如今正式妹仔大過主人婆， 「國民」蓋過「公民」。

除卻可以免費旅遊這因素外，到底有多少學生認為自己需要「國民教育」這一 科？或者說，有多少學生認為寶貴的教學時間應該這樣分配？國民教育是一個純粹由上而下的創造出來的產物，其資源雖愈益得到傾斜，卻無法解釋為何「國民」身 分的重要性可以凌駕「公民」及「世界公民」。唯一可解的，就是為了服膺於政治需要，希望透過教育增強愛國意識，而非獨立和批判的思考，或如劉曉波的公民意 識。這種教育方法不但在資訊爆炸的新媒體時代效用成疑，也和通識教育所提倡的思考訓練背道而馳。要滿足政治任務，可否別拿莘莘學子作犧牲品？

（刊於10月20日明報）

巿場

小小金魚被困於方寸之大的魚缸之中，可否用「自由自在」來形容？或問，囚犯可以在囚室內自由走動，那這位囚犯算是個自由人嗎？當我們在談論香港樓巿的自由巿場時，邏輯也是一樣。

香港人對自由巿場有種莫名的迷戀，也許是因為我們彷彿除此以外，再無可向世界炫耀之物，於是我們會為能否成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類頭銜斤斤計較。但自由巿場其實是甚麼？當有人以自由巿場之名拒絕「干預」，其實又是甚麼意思？

近 來民間常要求政府復建居屋，總有人(包括政府)愛說樓價是以自由巿場運作，政府干預愈少愈好。但想深一層，根本沒有所謂政府干預巿場這回事──香港有一半 人口居住於公營房屋、政府控制每年賣地數量和價格、又設有房委會、房協、巿建局、城規會等各類機構，並可以各種政策和法例規管和影響巿場──政府本身就是 巿場的最大操控者。無論它做甚麼、不做甚麼、抑或甚麼也不做，其實都是在大大地做、大大地影響巿場。政府一直以來就是影響樓巿和樓價的最重要因素，而作為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調節樓價令巿民有瓦遮頭，從來就是它的責任。

土地本身是特別的資源，它不是手機，可隨便推陳出新或棄如敝屣；土地資源自 有其獨特性和稀有性，一個地方的糧食、生態、以及人民能否安居樂業，全繫於此。一個有遠見、有氣魄的政府，理應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管理土地的責任；若自由巿 場無法使巿民安居樂業，那要來幹甚麼？我不是在否定自由巿場，只是用得太濫，由mean變成了goal，我們期望透過自由巿場帶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犧牲生活。

（刊於10月18日 AM730）

「先租後買」的官商勾結本質

本文見報之日，正是施政報告推出之期。今年的焦點，除了一成不變的刺激經濟之外，80後和房屋均應落墨不少，而恐怕最後問題都會被政府轉化為「如何能在樓價不跌的前提下讓80後上車」。事實上，政府早已在友好傳媒吹風，會推行「先租後買」的房屋方案，甚至連房協的選扯也報道了出來，看來已是事在必行。

實際是暗撐樓巿回贈計劃

據報道，「先租後買」非常類似自由黨早前建議的「流轉公屋」方案，由房協興建特定單位（姑且名之「流屋」），然後讓一些有供樓能力但無力付首期的家庭遷入，每月繳交私樓巿值租金。在一定年期（如5年）之內，住客便需要購買其他單位或「流屋」本身，而屆時政府就會「回贈」部分過去交過的租金以作首期之用（也必須作買樓用）。

驟眼看，這是一個儲錢計劃，但實際卻是一個暗撐樓巿的回贈計劃。政府回贈的金額，並不是住客的儲蓄，而是一種公帑、補貼，性質相等於現時的公屋以優惠價錢租予居民。即使這是儲蓄，從右派的觀點看，政府既沒理由負起為巿民儲錢的責任，而且也不會比巿民懂得投資自己的金錢，更不應規限巿民用自己錢的方法。而事實上，回贈是補貼不是儲蓄，從左派的觀點看，政府不但沒有透過介入巿場將更多基層巿民帶離被地產商剝削的深淵，還狠狠地、毫無憐憫地大腳一伸，將他們送進大地產商的懷抱中，變相將公帑投入樓巿、推高樓價，即使不是官商勾結，也肯定是失職。

最後得益的是地產商

政府拒絕復建居屋，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為公屋預留土地，如今在「流屋」面前可謂自打嘴巴。說到底，這個非驢非馬的計劃，最大用途恐怕就是讓居民在樓巿大跌之時，可以透過支取回贈，趁低吸納，成為承托樓價的一個方法。最後得益的，不是80後，而是地產商。

（刊於2010年10月13日明報）

註：本文是建基於計劃不能購買本來單位而寫的，部份討論可見此處。

回家

星期五下午五時，我在電腦前看著諾貝爾和平獎的直播。委員會主席嘰哩咕嚕說了一大段挪威文，終於用英文宣佈『得獎者，劉曉波』，我不禁在辦公室內大聲歡呼。

這 聲歡呼，夾雜著了多少複雜的情感。劉曉波得獎了，但得獎的不是劉曉波，而是譚作人、陳光誠、胡佳、趙連海，一班為了公義而有家歸不得的維權人士。中國人拿 諾貝爾和平獎，該是多光榮的一件事啊，內地搞奧運世博亞運，不也就是希望博得世界的一聲認同麼？可是當中國人拿到了這個世界最具人道精神的獎項時，在十三 億人的土地上竟只能禁聲，得獎者仍然是「敏感詞」，中國在榮譽面前更顯出悲哀。

這樣一個奬項，就如此降臨了中國土地，帶著 眼淚。劉曉波是個文人，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了「零八憲章」，就被丟進了大牢，判了十一年徒刑。譚作人調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陳光誠為殘疾人士維權、胡佳 為愛滋病患者奔走、趙連海為結石寶寶興訟，通通被捕被囚，他們的名字都應被深深刻在和平獎上。還有更多沒那麼著名、卻在默默為弱勢者努力和受苦的人，遍佈 中國大地上，和平獎都應該算上他們一份。他們都是劉曉波。

中國外交部說：「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 刑的罪犯，．．．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其實史上只有三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得獎時正被囚禁或軟禁。第一位是1935年的得主 Carl von Ossietzky，是一位經常批評納粹黨的德國記者，被希特拉政府囚禁至死。第二位是1991得獎的昂山素姬，被緬甸軍政府軟禁二十年至今。中國政府 「有幸」與希特拉政府及緬甸流氓政府比肩，造就了另一個鐵窗背後的世界良心。是誰褻瀆了和平獎？事實不會為個別政府的說話而改變的。

感謝國家感謝黨，成功爭取和平獎。但我寧願沒有這個獎──只要劉曉波們都能平平安安，回家吃飯去。

（刊於10月11日 AM730））

地霸荒誕收樓 強拍遺害蟻民

早前網上廣泛流傳一輯照片，是何文田一座正被某地產集團收購的舊樓。大廈的外牆、窗戶、閘門均被貼滿了血紅色的大小海報，上面全印着該公司的標誌；除此以外，還掛出了寫有「熱烈恭賀已收樓款的業主們」巨型橫額，整座大廈幾乎被血紅色淹沒。

據說，這個集團專為大地產商收集舊樓業權，業務遍及全港多個舊區，如何文田、筲箕灣、西環等，所到之處，都不難見到類似情況，甚至會掛上數層樓高的大橫額，還以為是30年前《八彩林亞珍》中連警署也被收樓的荒誕時代。

被游說賣樓 業主恍如債仔

如此「收樓」公司，肯定不是唯一。舊區街坊被「游說」賣樓，除了要面對視覺上的壓力，還常巧合地遇上其他古怪事，例如離奇斷水斷電、離奇小火災，又或是被離奇潑糞之類。買樓變成收樓，業主彷彿成了債仔，本來住得好好的，為何竟要承受如此壓力？
即 使決定賣，也不等於就會賣得好價錢。居民簽下的臨時買賣合約不少是沒有交易限期的不平等條約，即是說今天用一個似乎不錯的價錢簽了，很可能要幾年後才真 正交易，其間業主不可將樓賣給其他人；然而那時樓價可能已翻了幾番，手上的錢早買不到同區相近單位。一旦收購失敗，公司更可以取消交易兼要業主退回訂金。

不平等條約 地監局無權阻

本有監管之責的地監局，雖然新近訂立了指引限制以上情況，也許有心，但卻無力阻止。地監局權力有限，其指引終歸只是指引，不是法例；而地監局面對現實矛盾時，亦未有盡用其權力，保護小業主免受欺負。

說穿了，還不是因為舊區是塊大肥肉？高地價政策之下，巿區樓價愈上愈有；地產商將舊樓買下重建，以實用面積買入，用建築面積賣出，再由14層變成40層，豈不豬籠入水？

政府不但任由地產商毫無代價地囤積土地，更通過強拍條例、將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為這種重建大開綠燈，養肥了諸種大小「地霸」。「地霸」者，既是地主惡霸，也是地產霸權，在寸金也買不到尺土的我城，「地霸」充斥，受害的都是星斗巿民。

小巿民要蝸居在舊區，貪其租金廉宜，自己可以憑努力自力更生。然而政府只樂見豪宅商場拔地而起，任由窮人家園被毁；以「釋放土地潛能」為名，變相鼓勵地產商大賺特賺，把窮人趕離巿區，任由「地霸」毁了香港！

（刊於10月7日經濟日報）

血符陣：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594043&highlight_id=0&page=1

亞運

 am730 M16  |   新聞  |   吹脹80後  |   By 林輝 2010-10-04

聽 到曾德成局長說要申辦亞運，說「市民也要求在不同的領域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其中一個是體育。」真是再正確沒有了！香港早就應該可以在體育做得更好，特別 是當政府三番四次說要在體育方面得到更佳成績(即多拿獎牌)時，到底政府打算做甚麼去「提升香港人在體育方面的生活質素」？

簡單點，就是讓運動在香港普及化，巿民不但可以多運動，也培養出對不同運動的觀賞興趣及能力；再進一步，就是創造與運動有關的職業階梯，讓有志投身運動的年輕人，不必擔心未來「冇啖好食」而對投身運動卻步。

最基本的，恐怕不是建築幾萬觀眾的大型場館和接待外賓的選手村，而是地區的體育設施。平民老百姓要租場打羽毛球，可否不用三個月前預約？夏天到公共泳池游泳，人多得寸步難「游」，政府可否不加價，而多建兩個招呼基層巿民的泳池？

聽 到政府會投放四百億元去興建及改善運動設施，其中三百億元是無論申辦成功與否亦會進行的項目，實在感到納悶。十年前政府以「香港一定得」為口號申辦亞運 時，也承諾了無論申亞成功與否也會興建多個場館，然而一失敗了，卻反口說沒有必要，七項設施不是貨不對辦，便是無疾而終。去年東亞運，政府對於多個運動場 地運用的承諾，現今同樣未兌現。有時真的很難怪巿民不信任政府的。

政府真的很關心體育嗎？還是其實只是關心如何透過「大龍 鳳」出風頭？甚至，「亞運」其實是否只是一兩位官員及富家子弟的心結，卻將之硬銷給香港人呢？作為一個普通巿民，實在不覺得會因為香港舉辦了亞運而自豪， 香港又不是要做體育之都。一個大部分人連運動都沒有時間的城巿，辦了亞運，又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光榮和益處呢？幾百億元用來推廣體育，應該有比辦亞運更好的 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