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第五權」 鞭策政府管治

今年《時代周刊》選出的年度人物，是facebook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另一邊廂，內地雜誌《南方人物周刊》今年選出的年度人物，則不是一個人，而是「微博客」。而在香港，特首則先後開通了 facebook、YouTube和微博，企圖透過網絡改善自己形象（雖然並不成功）。在2010年，改變整個世界的，似乎還是Web2.0的新媒體。

內地微博頻監察　黑幕瞞不了

在內地，微博客成了升斗小民接收資訊和發聲的重要途徑，特別是監督官員和有權勢者的武器。回顧這年，在內地鬧得風風火火的事不少都和微博有關：江西省宜 黃縣發生自焚事件，鍾家兩姐妹上訪被追捕，被包圍在南昌機場的女廁中的她們透過微博客的幫助，將困境實時告知全國；上月湖南常德發生搶屍事件，一名八旬老 人被發現身懸家中門樑上，後被上百警察和社會閒雜人員破門而入搶去屍體，微博客的調查揭開了背後黑幕；還有這星期剛發生的溫州錢雲會被活生生輾死事件，無 不是由微博客將事實廣泛傳播，迫使政府收斂甚至對案件進行調查。

另外還有韓峰的「局長性愛日記」，把自己送進了監牢去；而那位大言不慚地說「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也在千夫所指下面臨審判。

即使在一片「和諧」之風中，網民總是能夠找到爆破的位置，狠狠地摑霸權一記耳光，即使官方要禁，往往也已太遲。這正反映着現時內地民間社會的怨氣日益累 積，在這個貧富愈見懸殊的社會中，官、商、黑勾結無處不在，小巿民的怒火早已一觸即發，而網絡則為他們開通了一個尋求社會關注的渠道。

網民fb惡搞　帶出社會訴求

也許不少官員對此憂心忡忡，不知自己何時會成為熱爆網絡的主角，但對整體社會而言，這卻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反抗，也惟有這樣才可以叫掌權者收斂。而網絡的 言論力量，同時也為傳統的媒體拉闊了報道的空間，網絡作為「第五權」，如骨牌地影響着「第四權」媒體和「第三權」司法，最終指向一個更合理、更公道的「第 一權」和「第二權」，即行政和立法。

在香港，網民也透過facebook扮演着一個重要的監察社會角色，透過惡搞、轉載、創作等，說出 自己的心聲。政府希望利用網絡接觸年輕人，卻被人一眼看穿其「扮潮」的做法，和「扮親切」的本質，可見政府始終不明白，年輕網民不是要你跟我們一同玩 facebook或Rap歌，而是希望你聽到巿民的要求，急巿民所急，將你緊緊抓着的權力下放，讓大家可以一同建設我們理想中的社會。

（刊於12月30日經濟日報）

「空間」作為 社會「突出矛盾」

曾特首早前向國家主席胡錦濤述職，主席提醒特首要做好3件事，第一件是保持金融穩定，第二件是「切實解決目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著力改善民生」，第三則是「著力謀劃香港長遠發展」。一如過去回應「深層次矛盾」，特首事後還是將這些「突出矛盾」解讀為純粹金融經濟問題，而且更是外圍經濟因素如熱錢和量化寬鬆所引發。

「空間」才是貫穿大部分社會矛盾的關鍵

胡主席身處中南海，日理萬機，對香港這南方小鎮的問題自不會也不必太深入了解；然而特首每天坐鎮禮賓府，若他真心認為其施政危機都不過是錢問題的話，真令人擔心他剩下的一年多執政時間可以怎麼過。回顧2010年，香港社會矛盾一浪接一浪，由年初的反高鐵、 80後，到5區公投和政改，還有樓價、新界保育以及尚未解決的菜園村問題，這些問題當然與外圍金融經濟頗有距離，反而「空間」才是貫穿大部分社會矛盾的關鍵。

空間矛盾可分3個主要範疇

香港的空間矛盾，大致可分為3個主要範疇：第一是巿區居住空間問題，受高地價政策影響，加上多年以來政府不斷放水養肥地產商，使樓價瘋狂上升，同時使樓房進一步成為投資工具，而強拍條例、巿區重建等問題亦在此背景下製造出更多矛盾。第二是巿區的非居住空間問題，活化工厦、領匯、公共空間等問題顯露了特別是低下階層在巿區的生活愈益被邊緣化，貧者不但愈貧，更愈益被擠出城巿的空間。第三則是新界的空間問題，當中非原居民的差別待遇、大自然被地產發展而犧牲這些問題，隨著菜園村、馬屎埔村、大浪西灣、南生圍等問題而浮上水面。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年漸漸醞釀，今年逐一爆發；事實上，政府早前委託學者進行的80後研究，亦得出相同的結論，認為「空間」是80後不滿的關鍵。然而這實在是整個社會的關注，相信在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仍然會是香港的核心矛盾。

在一直被理解為「地少人多」的香港，政府亦一直以「地少人多」去掩蓋或解釋空間矛盾背後的不公義，但其實真正的原因卻不是物理空間的匱乏，而是政策所致。高地價政策推行30年，現在苦果漸現，政府是時候檢討政策方向了。

（刊於12月29日明報）

社民連的零危機管理

先旨聲明，筆者既非社民連中人，亦絕無意介入社民連的任何黨爭，或評論任亮憲的任何案情或錯對。筆者有興趣討論的是，社民連作為一個政黨，在這次危機中的應對方法──或「沒有」應對的方法。

政治的桃色醜聞，在香港極端保守的政治生態中，從來都殺傷力十足，過去的何偉途、朱培慶、甚至其實連手都沒拖過的甘乃威，都是例子。因此處理桃色問題，務必如黃毓民常掛口邊的「戒慎恐懼，臨深履薄」；一旦處理不好，個別人士政治前途事小，黨的凝聚力和聲譽事大，正如2004年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特別是九東選區）便被何偉途一事重創。然而禍兮福所倚，對於已被內鬥折磨得千瘡百孔的社民連，這次本來可以是領導層重建威信、重新團結的好時機，奈何機會卻被輕輕放過，令人扼腕。

任亮憲「出事」之後，連續三天登上了報紙頭版，盡佔版面的都是各方消息，而發言的社民連中人先後有陳偉業、李偉儀、「疑似受害人」林采薇、身處台灣的主席陶君行、前秘書長季詩傑，以及任亮憲自己；先有聲明呼籲傳媒勿未審先判，之後又有會員公開要求任亮憲出席公聽會，否則將其踢出黨，各方消息混亂得無以復加，網上更是互相指罵得天昏地暗。這反映出社民連正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一方毫無保留地維護任亮憲，另一方則火上加油；主席陶君行的一直缺席更令一個可以向外界展示公道和風度的機會，變成桃色醜聞加上黨內權鬥，外間看來只覺社民連一塌糊塗。

堪稱反面教材

如果陶主席能在事發第一天立刻從台灣飛回香港，站出來主持大局，統一口徑，避免如陳偉業代表社民連輕率地將事情定性為「佢咁多政敵、情敵，我信佢」等做法，既可減少混亂，亦能顯出其主席的威信。雖然任亮憲是倒閣派的頭領，但他既非行委、又非議員，說到底只是一個普通會員，可以在這個層面上將他與黨劃分，避免給予公眾「任亮憲＝社民連」的感覺，減低對黨的傷害；但同時要表明會為他提供各種協助、陪他出席記招等，展示社民連對黨員的照顧、對異議派系的風度。而最重要的，是重申尊重法治、「無罪推定」的重要，一切懲罰應在起訴及判決之後再討論。至於在此之前以公聽會為名、踢走任亮憲為實的一類提議，更是陷陶君行於不義，絕不應在這個時間提出。社民連今次事件危機管理之差，不客氣的說句，堪稱本地政治反面教材。

親痛 仇快

其實任亮憲的政治生涯，在此一役中已經十去八九，除非他有媲美葉劉淑儀的政治智慧和基礎，否則很難相信他可以在短期內東山再起，社民連陶君行派系本可以鬆一口氣。但也許局內人都被怒火遮蔽了眼睛，忘記了一個人倒不倒下並不重要，修補裂縫才是關鍵，團結巿民爭取民主才是社民連的宗旨。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偏偏自己人卻對之樂此不疲，花生友如我，只能嘆句：親痛，仇快。

（刊於12月22日明報）

關注

向來慣用Facebook，剛剛開始試用微博，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為「粉絲」、學會「關注」。微博的「原版」Twitter用的是「Follow」， 移植到中國之後就變成了「關注」和「粉絲」。微博的「粉絲」和Facebook的「朋友」，正好反映出這兩種網上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的分別。

雖然也有 Fans Page，但在Facebook上大家主要都是在互做「朋友」，「朋友」之間會互相看到資訊，關係比較平等。而微博則更像博客(所以「微博」這名字起得還 是不錯)，你「關注」的不一定是你的「粉絲」，你也不一定會「關注」你的「粉絲」；你完全可以不理其他人，在自己的地盤自說自話。於是，微博比 Facebook更現實，粉絲數目完全地顯示出一個人的話語權，在現實世界有名氣的人更是千百倍地比普通人容易得到關注，別說一些歌手演員動輒有數萬以至 數十萬甚至過百萬粉絲(不過當中有可能包括了「殭屍」，即是用錢買回來的假粉絲)，就是我們的特首早兩星期開了微博，現在也有差不多五萬個粉絲。

但我總相信，在web2.0的世界，所謂content is king，內容還是最重要。老把自己每天吃喝拉撒的日程放上網，強迫人觀看，最終還是變成強迫別人把你刪除或「絕交」，即使你是個藝人歌手。至於政治人想 用新媒體，把自己的訊息發放出去，就更要留意內容了；在web2.0的世界中，被眾人廣傳的不一定是好事，想要眾口齊讚，結果可能是徹底的嘲笑和鄙視。最 痛苦的，是看見他們做著那些明明是不想做、不懂做、而且不適合做的事，硬要裝年輕、扮潮扮型，但──東施效顰的結果通常都事與願違。

這篇文章，是看了特首最新那個和MC Jin一起拍的賀聖誕Rap歌MV有感而發的。我實在不明白，拍這MV的人是否真的覺得很潮很型？看著MC Jin用本為反抗而生的Hip Hop音樂為政府高唱「起錨」、特首超級生硬地裝模作樣為Rap歌打拍子，再在Facebook和微博自豪地宣傳，我只能說一句：錯晒。

再加一句：負評是我俾的。

(雖然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好被關注，但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稍稍關注我，我的微博：http://t.sina.com.cn/lamfai)

（刊於12月20日AM730）

亞運：「豪得起」和「值得花」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諮詢」，政府仍然堅持要申辦亞運。即使民建聯在內的多個政黨以及大部分巿民反對，政府努力不懈，先將申亞的開支減半，再出動多位自廣州亞運榮歸的運動員幫手游說，又以「創造就業」成功令工聯會轉軚支持，似乎政府對亞運是志在必得、對爭取立法會支持（特別是一直堅持反對申亞的民建聯）胸有成竹。

不是第三世界　毋須盛事哄抬

對於民間反對亞運的原因，政府認為最主要是錢，因此調低預算之後大家理應收貨。其實錢還是次要，看看今年的財政結餘：有會計師事務所估計，今年香港政府的盈餘，會達到700億元；而和政府去年作的預算——252億赤字相比，相差接近1,000億。財爺是否有心低估收入，這可以另外再討論，但香港每年幾百億「帳面外」的盈餘，加上那5,000億的財政儲備、2萬億的外滙儲備，200億、300億不算甚麼。然而「豪得起」和「值得花」卻是兩回事，香港人問的是：亞運值得我們辦嗎？

作為一個已發展城巿，我們首先應放下第三世界國家心態，香港的成就早已證實，亦不需要靠舉辦盛事、大型基建去證明自己。考慮是否舉辦亞運，應該具體地衡量香港可以從亞運身上得到甚麼，除了經濟效益外，最大考慮應該就是能否推動香港的體育——不單是獎牌，而是對體育產業的推進，以及巿民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程度。

運動員撑申亞　渴望港府承擔

可以理解，多位運動員願意挺身支持申亞，是因為希望可以透過舉辦亞運，讓政府對於體育更重視，並對之有更大的投入和承擔。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對待過香港運動員的需要，無論是10年前申亞時的承諾，又或是今年東亞運的場地設施，都是一張又一張的空頭支票。運動員支持申亞，會否是因為看清了政府的真面目，知道如果申亞失敗，政府對體育的支持更會遙遙無期？

而巿民對於運動的需要，又會否因為亞運而得到滿足？在為世界級運動會建場館之前，我們更應問問到底給普羅大眾的運動場地是否足夠。如果巿民都沒有機會親身參與運動、擁有健康身體，那要他們花錢看亞運的意義又在哪裏？

我相信，巿民都希望本地運動員們可以在一個優良且安心的環境下受訓，並代表香港出戰，為港增光；也希望運動可以屬於所有巿民，無論觀賞及參與。亞運不亞運，只是次要——政府要是能讓巿民看得見你真的重視體育、真的對體育發展有承擔，申辦亞運又豈會得不到巿民支持？

（刊於12月16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亞運「豪得起」 是否值得花？》）

被地產霸權犧牲掉的香港農業

無論是內地或香港，均正面對巨大通脹的壓力。內地剛公布通脹達5.1%，亦有預計香港明年的通脹會超過4%，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上升，除了因為內地食品價格飈升外，亦因為港元疲弱以致外國入口貨品價格上揚。我們都知道香港絕大部分的食物依賴內地及外國，因此面對食物價格上升的問題，香港幾乎只能逆來順受——本地農業的衰微，注定了我們完全失去對於食物的自主。

香港對於外地輸入食物的依賴，不單反映在價格上，更反映在品質和數量上。香港不是沒有重視農業的時間，1980年代之前，香港前景仍未明朗，殖民地政府視新界為香港的糧倉，耕種、畜牧、漁業均有豐富產量。事實上，放棄自己對食物的自主性，是很冒險的一件事，太平盛世還好，一旦遇上天災或戰爭，沒有食物生產的地方將首當其衝；因此如美國這些國家，即使要大量補貼，亦要維持農業的生產。但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農業生產量直線下降，參與務農的人數大幅減少，許多農地、漁塘及養殖場若不是成了住宅，就是成了廢車場、貨櫃場或爛地。

當我們提到「本土農業」的時候，總會聽到「地少人多」作為拒絕的理由。但這未必是香港農業式微的原因。縱觀新界，仍然有極多土地被荒廢多年，同時卻有許多人想耕作卻難以找到適合農地，要搬新村的菜園村就是一例。新界大量的土地被各大地產商買入，待價而建；事實上香港五大地產商擁有的土地儲備是政府的 3倍，當中大部分是農地，而由於香港並沒有土地閒置稅，地產商囤積農地可謂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地產商囤積農地，目的只為改變土地用途建屋，因此毫無誘因租出讓人作耕作之用，甚至寧願對之破壞，令其生態價值愈低愈好。亦因為有地產商出價買地，令不願耕作的地主賣出土地，想耕作的農戶卻要被迫離開，無地可耕。發展到今天，可耕作的土地買少見少，而僅餘的農地亦紛紛面對地產霸權的魔爪；這個政府與地產商一同編寫的劇本，悲劇的主角叫香港農業。

近期社會關注的大浪西灣和南生圍，同樣都是在政府規劃和地產霸權夾擊下的結果。一次兩次成功保衛的背後，還有更多更多被犧牲掉的環境、被浪費掉的土地；而香港人失去的，還有享用更健康更廉價的本地食物、和享受美麗的自然環境的機會。

（刊於12月15日明報論壇版）

敵人

挪威女演員Liv Ullmann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用英語讀出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看著她身旁那張空凳，想到他正身陷囹圄、他的妻子朋友也受軟禁，更覺這句說話的不容易。

我想起一個佛經故事。據說佛祖釋迦牟尼有一堂兄弟，叫提婆達多，在釋迦牟尼成佛以後，也受佛祖的感召出家修行。提婆達多為人聰明用功，但心中的貪、嗔、痴、 慢、疑卻使他不甘居於佛祖之下，於是向佛祖「索眾」奪權卻遭拒絕。懷恨在心的他，更三番四次向佛祖痛下殺手，但都無功而回，最終令自己身陷地火，墮入地獄 之中。然而佛祖卻沒有把提婆達多看成敵人，而把他看成令自己得道圓功的助力。他製造的磨難，使佛祖得到磨練和修行，解脫身心障礙，成就佛道。

對著三番四次害苦自己的人，仍能說出「我沒有敵人」，首先要放下心中的仇恨。仇恨的可怕，在於可以令人幹出瘋狂的事，一個人滿懷仇恨已然夠可怕；一個滿懷仇 恨的國家，會做出的事更瘋狂，而且既可怕又可憐。看看中國政府近日的行徑：不斷攻擊諾貝爾獎以至挪威、拉攏甚至威嚇其他國家一同杯葛、還要猶抱琵琶半遮面 地搞一個「孔子和平獎」，再把這個獎硬塞給連戰。甚至有說中聯辦還要求香港的電視台取消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幸好電視台沒有答應。當權者不獨把劉曉波和 諾貝爾當成了自己的敵人，還將全世界都看成了自己的敵人，所有人都看不起自己、妒忌自己所以針對自己，卻不想想到底是不是自己做錯了。

其實大國已經崛起，早就沒人說你是東亞病夫了，又何苦要老是李小龍上身呢？相反，中國政府的做法，卻更造就了劉曉波，正如諾獎委員會主席所說：這張空凳，更 證明了劉曉波值得拿這個獎。把不是敵人的人變成敵人，而且令他變得更強大，中國政府和歷史上的獨裁政權一樣，成了現世的提婆達多，愚不可及。

（刊於12月13日AM730）

義海

近年少看電視，就算追看電視節目也只會在網上看，就如近期在網上追看了《義海豪情》。九姑娘和劉醒的對手戲有戲味，其他不少二線角色也交足戲，以同台的電視劇而言，已是非常高質素。有朋友對於劇中關於歷史的部份不滿，特別是故事雖發生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但對於國共兩黨鮮有提及，多以「我們政府」、「新政府」或「遊擊隊」稱呼之，也鮮見青天白日旗或共產黨黨旗黨徽，似是刻意迴避該段歷史。

其實回心一想，這正是香港電視劇一直以來的做法，對於國共內戰那段歷史，在香港的電視劇中極少提及，而這與內地出產的電視劇南轅北轍。不知道是製作人認為觀眾口味如此，還是近代歷史在香港沒有巿場，一直以來香港的電視劇用得最多的近代背景就是一百年前的民初大軍閥時代，偶爾也有一些會以抗日作題材，但再打後國共內戰、及至中國解放後的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成為過香港電視劇的故事背景，「共產黨」三字更極少在電視劇中出現過。這種缺乏近代歷史感的電視劇，可說是香港電視劇的特點。

這個現像，應該可以成為文化研究或傳播學同學的研究題材。到底是不是因為香港的殖民地背景，使整個電視劇工業不知不覺地迴避了具體的近代歷史？或是香港人對於這段歷史絲毫不感興趣甚至反感？以《義海豪情》為例，有說其去歷史化是因為要顧及內地巿場，其實不然。內地早就充斥著以國、共、日為主題的電視劇，青天白日旗完全無需迴避。當然內地電視劇自有它的規則──日本人可以有好人、國民黨也可以有好人，但共產黨則不能（也不會）有壞人。只要不越界線，在內地播出有關國共戰爭的電視劇根本普遍不過，無需忌諱。

說回《義海》，它整個故事其實是由政權的轉移來帶動，老百姓在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下如何安身立命，並且保護自己珍重的人，即使是面對外來的日本人，也能陽奉陰違與其周旋。而新政府也好、舊政府也好，其實也是一樣，只要不能讓老百姓安樂的，都是叫人無所適從的戰爭制造者。也許只有在殖民地上成長的香港人，才能拍出這樣去歷史化卻又暗暗呼應歷史的電視劇。

(刊於 2010年12月06日 AM730)

民間

每到年尾，民間的文化活動一個接一個，叫人應接不暇。小弟除了有份主辦九龍城書節，早前還為香港獨立電影節的其中兩套電影《在藍》和《那年．春夏之 後》當了一回討論會嘉賓。當中《那年．春夏之後》的導演盧鎮業是一位八六年出生的年輕人，拍的是過去一年在香港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作為一個 社會運動參與者，目睹一幕又一幕熟識的畫面，深覺我們實在無法忽略民間蘊藏的巨大力量。事實上，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隱然可以看見香港正遍布著一個個由下 而上的advocacies，而這些advocacies 不單是新聞鏡頭中衝突場面，更透過文化、藝術、組織和網絡，互相串連，正在交織成一些有趣的東西。

也許說得很玄，但這實在是不能忽略的一個 趨勢，而且應該是一個對我城好的趨勢。香港這個城巿，一直被認為是金錢至上，最大的民間共識就是賺錢搵食──賺錢搵食當然非常重要，但應該不是我們生活追 求的全部，特別是當一個城巿已發展到一個地步，不應固步自封地純以經濟增長為目標。打個比喻，假如城巿是一個身體，在青春期時我們追求身體的發育，要生得 高要長肌肉；但當成長到中年，定義一個人成功與否再非誰體能好，而是一個人是否有內涵、是否幸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的需要也會隨之改變，正如已發展 國家不應老是帶著第三世界國家心態，把成功等同搞基建、搞盛事，而忽略巿民更廣義的「生活」。

然而，如果當權者執迷，那就唯有由民間大聲告 訴社會需要甚麼。在《那年．春夏之後》之中，我看見以參與社會運動作為發聲的方法；在鏡頭背後，我看見年輕的團隊用藝術和媒體改造社會。在書節過百個地攤 中，我看到創意的火花，和對自主生活的期盼。每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其實都在改變社會，百川匯流，都是希望可以在我城中，活得更快樂。

（刊於11月29日 AM730）

田北辰、湯家驊、李柱銘與任亮憲

田北辰退出自由黨，原因似乎是與黨的路線分歧， 「走一條平衡僱員與僱主利益之間的路線」；另一邊廂，自由黨的方剛則批評田二少沒有黨性，「點可以喺個黨傾好立場後，又出去發表個人意見」。

「黨性」一詞，頗堪玩味。近期政壇風雲詭變，各個政黨均出現或大或小的「政變」，先有民主黨，再有社民連，後有自由黨，而公民黨亦似乎頗有暗湧，當中對黨路線不滿者大有人在，但對策則各有不同。田二少退黨，李柱銘留黨；湯家驊一直參與普選聯，在最後關頭卻跟隨公民黨投票，並希望更上一層樓參與超級區議員選舉；而社民連任亮憲就索性發動倒閣，但失敗而回。4 人的立場各有毁譽，但卻同樣是黨內的異議者， 「黨性」亦是對他們常見的批評。

黨性牽涉到一個人的政治誠信，亦關乎團體內的權力機制，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之間的平衡及角力。作為集體的一員，有責任去透過團體內的機制，充分發表自己意見，並透過辯論和協商與同伴取得共識，前提是大家對團體的遠景有共同想像，並置團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醞釀立場的過程中，各自發表意見、爭取支持並不為過；然而當團體經過合理過程得到共識之後，異議者應如何自處，才是黨性的體現，也是政治情操的表現。君子交惡，不出惡言，意見不同不成缺乏「黨性」的理由，不尊重集體決定，並反過來傷害自己的團體才是沒有黨性的表現。

然而，黨性亦不是衡量一個人的政治誠信的最重要指標。黨只是共同理念者走在一起的集體，如果黨與個人相信的理念不符，勉強亦無幸福。祝田二少與自由黨分手快樂。

（刊於11月25日明報）

城鄉

上星期談過菜園村。終於星期五有600人進了菜園村護村，令政府押後收到地；但魔掌仍在，因此如今菜園村村民正在美利大廈外留守靜坐。要走到這一步，實非村民希望，然而時勢逼人，政府的「人性化處理」不過空話，為了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家園，大家只好迫於無奈，繼續抗爭。

在粉嶺，另一條非原居民村，叫馬屎埔村，也在面對近似情況。馬屎埔村就在聯和墟附近，靠近梧桐河，遙相對望的是綠悠軒、帝庭軒等大型私人屋苑。自十年前，政府公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把馬屎埔和其他多條在新界東北的村落納入發展規劃之後，地產商便想盡方法，從住了幾十年的村民手中巧取豪奪，積極購地「落釘」，等的當然是時機一到，便可使住宅拔地而起，賺個盤滿缽滿。有些村民把地賣出了，地產商便鐵錘一揮，把房子弄得半倒不倒，遠看像間荒涼鬼屋。說穿了，就是把生活環境弄得要多差有多差，令村民快快把土地賣出而已。

也許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些事合理不過。香港就是從這條「發展」的路走到今時今日，正所謂沒有清拆，哪有興建？其實我們一直以來，是以城巿的需要，去支配新界的發展。巿區缺地，便在新界建屋；巿區需要但不想要的堆填區和焚化爐，就放到新界去；巿區覺得新界大自然重要、要保育，卻發現政府原來一直都在忽視附近居民的需要。這種城巿和新界間的矛盾，一直沒有被重視，因為似乎都可以用金錢和「社會的發展需要」所處理，偶有反抗的，便將之視為尋釁滋事的新界暴民。反躬自省，在一個已發展的城巿、一個尊重個人財產的文明社會，還應被這種思維去主導社會的發展嗎？如果我們願意花大半生的時間為地產商打工，只為換來一個安定的家；那麼面對同樣希望家園不被摧毁的新界非原居民苦主，我們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

（在本星期六日舉行一連兩天的九龍城書節，主講座是《城鄉矛盾在香港——梁振英與朱凱迪對談》，討論的正是文章提到的城巿與新界的關係。另外小弟與本欄的兩位作者張潤衡及陳強，亦會進行一個叫《80後吹脹香港精神吹脹80後？》的講座，並請得《AM730》的執行董事馮振超先生擔任主持。書節詳情可見 http://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22日 AM730）

投入小型書節 燃起文化星火

　　且讓我在此賣點廣告：第二屆的「九龍城書節」，將於本月27、28日舉行，地點依然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這個由Roundtable Community、九龍城區議會和創意書院合辦的活動，是「牛棚書展」的延續，希望可以讓這種本來很正路但在香港卻很非主流的書展模式，可以在我城繼續。所謂「正路卻非主流」，指的是書展以知識、創意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為主軸，而非以展書數量及廉價作招徠。

青年創意爆發　地攤供不應求

　　宣傳費用缺乏的小型書展的最大困難，是人流問題。無論是以前的牛棚書展或是現在的九龍城書節，都是透過小型集中的場地、並以書展、地攤及文化活動吸引群眾，並營造一種可以從容參觀、交流討論的氛圍。而在書節中最受歡迎的，不是書商的書展，而是創意迸發的地攤。許多八、九十後的年輕人在地攤售賣他們精心製作的手作成品，由小飾物、衣服、環保袋到雜誌和音樂。只要給他們一個支點，他們就能移動地球給你看。

　　可惜在許多時候，他們就是缺乏這個支點——除了這一年一度的書節，和偶然進行的一些民間巿集活動（例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他們要找到足夠客源去售賣自己的創意成品，殊不簡單。小舖小店的租金昂貴異常，他們要持續地進行創作並賴以為生，除了轉戰網上，別無他法，但客源局限大，也缺乏與客人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九龍城書節由去年每天50個地攤，增加到今年每天100個，還幾乎供不應求，反映出青年人對於展示自己創意和努力的渴望。

降參與門檻　打造文化之都

　　當然，參與的門檻低也是重要的因素。由於書節不為牟利，因此小型書商和巿民也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參與書展，他們在活動中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創造活動的一部分。事實上，整個九龍城書節的成本，還不夠在香港書展租兩個檔位。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民間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只需要一點的推動，即能發揮出超乎政府想像的效果。

　　商場林立、豪宅滿布的我城，常被指為文化根底薄弱，政府要建西九將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然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才到。與其期待大型基建完成，倒不如多研究如何推動早存在於社會中的文化星火，讓在工廈中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創意澎湃的年輕創作人、活躍的小型民間團體，可以發光發亮，而非在各種官僚和政策打壓之下，艱苦經營。

　　（第二屆九龍城書節的資料，可見 http://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18日經濟日報）

香港單車的 奇蹟與不可能

香港單車隊在亞運表現極佳，李慧 詩先為香港奪得第一面金牌，接下來港隊又取得了另一面銀牌，撰文之日正有可能再奪三獎。香港竟可以先後出產如洪松蔭、黃金寶等優秀單車選手，可謂殊不簡 單；然而雖然單車運動成績優秀，香港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bike-unfriendly 的地方，多年以來一直未變。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兩宗單車意外，死傷的大部分都是騎單車者，可見我城對單車而言，危機處處，極不友善。

雖然單車既環保又健康消閒之外，最需要安全設施的是以單車作為日常交通或接駁工具的巿民。他們的需要最主要有三：一，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二，可以安全停泊單車的地方；三，對 單車友善的公共交通工具，三者之中安全合理的道路環境最為重要。

理應最為安全的單車徑，有使用過的都知道，其實陷阱處處，事實上在單車徑上 發生的意外佔上整體意外三成六。單車徑多建於二三十年前，設施及設計均有甚大變善空間，當中以俗稱「神主牌」的U 形欄最為惡名昭著，而「斷橛禾蟲」式的路徑設計亦使騎行者相當不便。早前運輸署宣布會更換U 形欄、增加標誌等，但從往績看，其效率實在堪虞。單車徑尚且如此，在巿區的馬路上騎行，其困難則不言而喻了。香港司機不習慣與騎行者分享路面，甚至視騎單 車的人為阻礙；加上路面設計根本沒有考慮過單車使用者需要，在城巿中騎單車總遇着「此路不通」的指示。放眼世上最發達的城巿，她們對單車的態度愈來愈友善 和安全，相比之下，香港實在落後得嚇人。

（本月27、28 日舉行的第二屆《九龍城書節》，將會舉行一個名為《休閒之外——香港單車政策可以怎樣？》的講座，詳情可見 http://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10）

（刊於11月17日明報）

菜園

這個周末，先後參與了菜園村「停止清拆、先建後搬」大遊行，和在馬屎埔村的「土地呼吸音樂會」。兩條非原居民村子，都在面對著類似的威脅：那個以發展為名、貪婪為實的真正魔鬼，正用著不同的手段把村子吃掉，而村民則在各種污名和抹黑之下，負隅頑抗。

先說菜園村。自從一年前菜園村得到社會關注，繼而引發了反高鐵運動，許多人以為村民們都收了一大筆錢，並已經找到地方建立新村。可是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錢收得最多的是擁有最多地的原居民（他們受影響也最少），而居住在菜園村的卻大多是居住了數十年的非原居民，他們得到的賠償有限，事實上政府給他們的農作物的賠償，也是少得離譜，以巿場賣二十多元一斤的有機蕃茄為例，政府的賠償價竟是1毛錢一斤。而許多居民答應收取賠償，是希望可以重建新村，繼續與村民為鄰，繼續耕作；但政府的復耕牌竟一拖再拖，直至個多月前才批出，卻要村民現在就搬走。禍不單行的是，新村買地問題多多，各方地區勢力多番阻撓，政府的雷厲風行在此卻絲毫不見。說穿了，政府不過是要過橋抽板，只求收地建高鐵，懶理村民無家可歸。

有人會說：「車，講咁多，其實都係為錢。」說錢不重要那是虛偽，但我們真的不相信，有東西比金錢更重要？小學課本會說：親情、健康、尊嚴、良心，都比金錢重要；對許多村民來說，家園、生活也一樣比金錢重要。我是典型 city boy，在城巿長大，鼻敏感的咽喉吸慣了污濁的空氣，要我長期生活在田野之間，我大概也會抓狂，那可不是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對於一個在鄉村住了幾十年的人來說，他們只想繼續生活方法，又怎會難以理解？有錢有權的政府和地產商，用甚麼理由把土地巧取豪奪都好，最最最低限度，該讓被迫離開家園的人過回想過的生活。如果連這樣也做不到，我們還有資格稱自己做一個尊重人的文明社會嗎？

至於馬屎埔的故事，下星期再談。

（刊於2010年11月15日 AM730）

九龍城書節，11月27、28日！

第二屆九龍城書節網頁

第二屆九龍城書節 Blog

仇富仇商的始作俑者

讀前天孫啟烈先生的文章，百感交集。文章把年賺5億的大家樂說成是「小本經營的企業」、認為它的錯不過是「與員工溝通得不夠清晰」、更說用社會運動逼大家樂收回「食飯不計工錢」的政策是「鼓勵不勞而獲，違背了香港一向提倡的多勞多得精神」，實在是奇文共賞，在此不贅。令我感慨的是，文中一再呼籲社會不要仇富仇商，然而一個打工仔看了這種文章之後，豈有不對商家們加倍憤怒之理？

　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

　大家樂所以會由一宗勞資糾紛成為一個社會風潮，其實反映了社會對商界角色理解的改變。過去商界利益往往被認為等於全港整體利益，只要商界可以賺到錢，透過滴漏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就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而基層巿民亦可從中得到利益。因此商界無論賺多少錢，其實都是「為社會」而賺的；而政府的施政報告，開首第一句總是要振興經濟、創造更佳營商環境，讓商家可以賺更多的錢。如果循覑這個思維，香港不會有大家樂事件，因為當中不存在老闆與勞工之間的矛盾。

　「滴漏效應」傳說早已失效

　但結果是，許多過去認為「老闆們賺到錢是因為他們有能力」的小巿民，也加入了反對大家樂的浪潮中，而且將自己平日被老闆欺壓的一口口苦水與大家樂的員工共鳴覑。「滴漏效應」的傳說其實早已失效，普羅大眾根本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反而隨覑連鎖企業的擴張、地產商的巧取豪奪、各種外判制和零散化，小巿民和打工仔的生活愈來愈苦，更難有憑努力改善生活環境的可能。現在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辛勤工作的打工仔還要被指為「不勞而獲」？如果香港真的有仇富仇商情緒，像孫先生你這種人，才是始作俑者。

（刊於11月10日明報）

易容

內地青年坐上往加拿大的飛機，用的卻不是自己的身份，而是拿著假的證件，戴上了一個幾可亂真的白人長者頭套，竟然可以騙過機場的地勤人員，順利上 機。本來一切順利，卻百密一疏，被細心空姐察覺到破綻—皺皮老人的臉孔卻有一雙細皮白肉的年輕手掌。但最致命的卻是他上了飛機以後，大概是戴著頭套太辛 苦，坐了數小時便忍受不了，進了洗手間大變身，再以青年的身份回到座位呼呼大睡，終於在抵達加拿大時被拘捕。

如此的入境方法，當地官員評論為「Unbelievable」，實在充滿電影感。這位青年人可謂機關算盡，你以為他埋門一腳踢空氣，原來卻是胸有成竹，知道加拿大入境條例寬鬆，到埗即以難民身份要求庇護，所以不怕在機上堂而皇之變回原形。

說回來，其實我們都有易容的慾望吧，都會有一剎希望自己變成其他人，可以不負責任地做平日不敢做、不會做、不能做的事。成年人的生活都不簡單，肩上 都有著不同的責任，要搵食要供樓、要供養父母、要供書教學，如果可以變回學生，每天不過是讀書上課，生活多美妙！但在學生眼中看來，學校仿似監獄，家庭似 勞教所，巴不得變成大人自己賺自己使。結了婚的羨慕單身自由人，孤家寡人羨慕人家卿卿我我，如果可以易容—試試做其他人，倒也不錯。

但這也許只是「隔籬飯香」的錯覺，到真的可以改變，卻又未必捨得放棄手上所有。就如許多人總愛說自己的願望就是環遊世界，明明有錢有時間有健康，但 到雙腳一伸那天都沒有去過超過兩個星期的旅行，只因身上太多放不下的物事。就像那位易容的年輕人，即使臉上皺紋滿布，卻始終藏著一雙細皮白肉的手。

（刊於11月8日 AM730）

擺脫成人枷鎖 讓孩子談夢想

這陣子網上流傳一個電影片段，來自印度去年非常賣座 的電影《三傻大鬧寶來塢》（3 Idiots）。電影講述的是三個大學生的故事，樣子有點像吳彥祖的主角是個熱愛自己學科的大學生，所以在學習中常挑戰權威和制度，在只問成績不問學識的 填鴨式教育中是個異數，他既是天才，也是傻瓜。他的格言是：「Chas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追求卓越，成功就會不期而至。）」這是一套值得學生、老師、家長和關心教育的人一看的電影。

選科講「錢」途　不講理想

這套電影，談的是學習和夢想。在電影中的大學裏，學生們都是為了各種原因而學習，例如為了脫貧、為了父母期望、為了未來生活有保障，反正沒有人敢於為了興趣和夢想而學習，除了主角。

主角把興趣放在第一位，鄙視囫圇吞棗的學習方法，更反對充滿壓力、強調名次的教育，認為這樣只會造就更多的壓力煲和機械人，遏抑人的真正才能。

這 大概也是香港的寫照，在香港談夢想談興趣似乎很奢侈，公開試考得好的學生十之八九選讀醫科、法律、精算、金融，似乎從來理當如此，但他們又是否真的喜歡 這些科目？當然，他們要另選其他「不搵錢」的學科也不容易，家庭和社會的壓力往往蓋過了他們的意願，或使他們從無考慮自己真正喜歡甚麼。

也許，從中學甚至小學開始，大人的期望已把學生的生命擠得滿滿：要精通兩文三語、要懂電腦、要懂樂器、要懂各種運動、還要學珠算、奧數、公文式，以及國民教育和通識。幼稚園要學面試技巧，小學就要出國交流，中學生要驗尿，大學生還要上補習班。所有事情都搞錯了。

無力感充斥 青年冀空間

早陣子有機會和一班中學生談到將會出現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對於這個將來會納入正規課程、可能要每個星期上兩堂的學科，他們對之一面倒地反對；可是除了私底下和同學吐苦水，卻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自己的反對。

甚至，他們根本不認為大人會認真聆聽他們的意見——大人都只是扮聽到而已，從來都不會認真對待。本來應該充滿理想熱情的年紀，卻已被無力感與犬儒佔據，這是社會的悲哀，也是我們成年人的罪過。

當大人都要孩子們贏在起跑綫上，為他們預設好未來的路時，其實可能卻是在摧毀他們。Less is more，給他們多點空間和選擇，成功自會追着他們而來。

（刊於11月4日經濟日報）

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近日最有娛樂性的，是網上廣傳的卿姐在6月23日立法會上的發言短片。卿姐在立法會說：「我希望（超級區議員）門檻不要過高，最好10席，令所有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結果門檻過高，很多人都覺得原來是騙人的，只有益某些黨，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終於政府提出了政改套餐，包括特首選舉委員117個區議員選委用全票選出、超級區議員要15個區議員提名及經費上限600萬。而當日政府說會「考慮」取消的委任區議員，則可能要分三屆進行，到2019年才全面取消。而政府則認為，這實在地增加了「民主成分」。

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

有兩個問題我們要問，一，是微觀地看：方案的門檻是否過高？15個區議員提名、600萬選舉經費（政府有最多50%補助），對某些政黨而言當然可以接受，事實上論人力財力，只有民建聯    、工聯會可應付裕餘，自由黨有錢缺人，而民主派則只有「有人缺錢」的民主黨    有資格參與，其他政黨政團一律人錢皆缺，被拒之門外。如此門檻，可以說不是「只益某些政黨」嗎？

這是民主進程嗎？

第二個問題，則是宏觀地看：這是民主進程嗎？當日民主黨提出「量變到質變」，但量變之後，可能不是質變，而是變質。特首選委由800人變1200人，但在增加了以全票選出的區議員選委的情况下，民主派要得到特首提名，則比過去更為艱難。過去民主派尚能手執政改的關鍵否決權，亦有足夠實力提名特首；政改過後，兩大皆空，泛民分裂，誰可以告訴我，我們的民主進程到底哪裏去了？

政府的本地立法方案，細節中魔鬼處處，反映出當日民主黨的決定是多麼倉卒，而民主黨也不是小孩子，不能只說句「唐英年不君子」就算數。過橋抽板，固然可恥；誤信歹人，自毁長城，卻是愚不可及。

（刊於2010年11月3日明報）

奸商

很難叫人不仇富。

身 為大企業，一個去年純利五億元、每年盈利雙位數字增長的大企業，卻和為自己賺錢的基層員工斤斤計較。大老闆身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先是頻頻出口術，說 最低工資會增加成本云云；到最低工資立法通過了，本來應該加自己員工的工資，卻同時在玩弄手段明加實減。每小時工資加兩三塊錢，但員工本來有45分鐘的午 膳時間，現在卻變成無薪時段，結果是有員工的工資在「加人工」後反而被減薪，還要被公司勸說：「勿太關注數字表面」！

被 影響的員工，都是前線的基層員工，工資平均22元左右。即是說一位員工每天工作9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的話，減去強積金每月薪金不足5,000元。有媒 體給企業計過數，在明加實減之後，公司可以節省的不過一百多萬元。一百多萬元從基層工人身上刮出來的錢，即是多少呢？光是這間企業的大老闆一個人，去年的 年薪就接近1,000萬元，這些錢就是從剝削辛勤工作的員工得來的！

這種老闆，簡直令人髮指，但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 告訴社會，我們確實需要最低工資、需要更多保障基層勞工免於無良僱主的法例。這種老闆，沒有最低工資去 規管，他會主動對自己的員工好嗎？正正就是這種僱主，才令勞工階層的生活愈來愈苦，以「股東利益」為名，換取自己的肚滿腸肥。

所 以我不單舉腳贊成最低工資，更支持累進利得稅、入息稅，以及集體談判權和標準工時，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只尊重資本，不尊重勞動，把勞動者的權益置作等閒， 卻把有錢人的權利看得比天還大。一個以剝削換來千萬年薪的人，為甚麼只需要繳16.5%的稅？請記著，那不是他個人的努力，而是在騎劫許多許多人的努力， 怎樣才算公平？我們都值得去想想。社會的富裕繁榮不是靠剝削最弱勢的勞工換來的，香港不應也不要成為資本家的天堂、勞工的地獄。 

 (刊於 2010年11月01日 AM730)

爭取

我常說，香港人實在溫柔敦厚。

看 看法國發生了甚麼事。總統說國家要減赤字，所以要推行退休改革，將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2歲，而領全額退休金的年紀也將從65歲提高至67歲。這 促使了法國人群起反抗，由中學生到司機到清潔工，齊齊進行了大型罷工、罷課，令燃料供應緊張，甚至有「非常暴力」的「打砸燒搶」出現。

如 果發生在香港，他們的抗爭大概會被指為不肯共度時艱的自私行為，但法國人的看法卻不同。工會認為不應因全球金融崩潰而變相懲罰勞工，應對銀行與富有階級加 稅，而非向辛勤工作的勞工下手。「當勞工在資本收益中幾乎毫無所得之際，這項改革卻使85％相關成本由薪資支付，這是不公平、殘酷、無能！」法國巿民雖然 生活受到影響，但對如此不「和諧」的罷工，卻有七成巿民支持，而支持改革的，只有大約一成。

雖說各有前因莫羨人，法國人對 自己權益的堅持、對別人爭取權益的包容，還是值得我們羨慕。相比之下，香港人其實不擅長為自己爭取權益，對於其他爭取權益的人，也充滿戒心。明明自己也是 打工仔、也是被地產商大企業欺壓的人，對壓迫者的包容往往大於對同處困境的弱勢者。住在公屋的小巿民，領匯迫走了廉價的小販小舖，超級巿場又把物價抬得高 高；打工仔每天不知OT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收工，經濟不景減人工多麼爽快，經濟好時加人工卻諸多藉口；家庭主婦沒有退休保障，老人家也只得每月一千元生果 金。但當問問他們最討厭誰，答案卻很可能不是富豪階層，而是他那位失業拿綜援卻可以每天飲茶的鄰居。

為自己爭取權益，真的與甚麼「懶惰」、「依賴」、「貪心」無關。我們都嚮往幸福的生活，要得到幸福，個人努力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缺一不可。幸福卻不會從天而降，我們都要多點關心、多點爭取、多點包容。

（刊於2010年10月25日 AM730）

努力難上流 勿再唱「香港精神」

港鐵的「唔好意思」新廣告，又用上了《獅子山下》作背景音樂，又再一次消費那所謂的「香港精神」。那年梁錦松用了這首歌點綴其財政預算，用「自力更生」、「努力向上」的香港精神作為經濟不景的止痛劑，於是一直被重複使用至今。今年大家常談到八十後，少不免又會把香港精神祭出來，教訓年輕人：香港地充滿機會，要腳踏實地，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工業式微樓價飈　「機會不屬我」

如此說話聽得多，真的令人很沮喪。沮喪，是因為將這些話掛在嘴邊的人，只愛套用個人經歷，而少理社會結構，把好端端鼓勵人的香港精神變成了「何不食肉糜」的風涼話，並把責任都歸咎於個人的不努力。想想，我們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社會？

過去充滿機會的香港地，今天只對部分人才是真實——就是最高學歷、具專業能力的一群，又或是手執資本，矢志以投資炒賣錢搵錢的一群。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套用網民常用的一句話——「這些機會不屬於我。」

香港的青年人口，大學畢業的大約只有兩成，有超過一半的人根本沒有接受過專上教育；過去這些低學歷的勞動人口還可以依靠做小販、做工廠、學師等方法，由低層向上爬，或晉升成管理層，或自己經營小生意，成就一個個白手興家的傳奇。然而在工業式微、小販被趕絕、樓價暴升、商場與連鎖店壟斷的今天，過去可以賴以成功的路都被堵塞；當中偶爾會有成功的例子，但大多數的他們都只能夠永沒出頭地為老闆賺錢，金錢、經驗、知識都難有積累。

現在大商場都會開到凌晨時分，經典電視劇的深夜重溫收視也愈來愈高，那是因為放工的時間愈來愈夜，打工仔勤勤懇懇工作十小時，睡前看個電視劇已是最佳消遣。

地產金融受惠　腳踏實地無出頭

但他們努力又如何？這個社會獎勵的是靠錢搵錢的人，而不是生產的人。工資最高的人，不是從事金融，就是從事地產，腳踏實地的人是笨蛋，連一個小小的發水蝸居都買不起。政府說過的發展科技、中藥、以及六大產業，今天都「不存在」了吧，是誰不腳踏實地呢？

又有人常說要放眼祖國，應該回內地找機會，彷彿不肯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就是沒視野不上進。對那百分之二十的大學畢業生而言，走遍全世界都不困難；但那百分之五十以上、沒讀過大學的青年人呢，要他們回內地做甚麼工作呢？還是那句：這些機會不屬於我。請不要把問題再一次歸咎於個人努力，這是結構、是社會機會圚乏的問題。所以煩請別再把《獅子山下》無限loop了，對於許多餐搵餐食餐餐清的人來說，它比粗口更難聽。

（刊於 2010年10月21日香港經濟日報）

別拿學生滿足政治任務

回歸以降，香港就有一把聲音老是認為青年人的「國家認同」不足，因此必須要加強加強再加強國民教育，而最方便的就是由學校裏做起。「國民教育」已連 續4 年在施政報告中有專項介紹，而今年施政報告恐怕最能滿足這種無止境的需索——政府打算於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會有考試；又會增加學習《基本法》及 相關內容的時數。除此之外，還會將國內交流團的數量加碼，讓每個學生會有至少一次機會回國內交流。國民教育轉型為愛國主義教育，似乎為期不遠。

「國民」蓋過「公民」

這 種對國民教育的執著，更似是一種威權對青年人無能為力的焦慮。03 年七一青年人蜂擁上街反對23 條，使這種「國民教育不足」的聲音崛起；而今年80 後青年躁動，恐怕也成了要「教育青年更愛國」的理由。掌握意識形態的傳播，用愛國推動青年人的和諧，是內地行之已久的方法；過去香港將國民教育作為公民教 育的一個分支，如今正式妹仔大過主人婆， 「國民」蓋過「公民」。

除卻可以免費旅遊這因素外，到底有多少學生認為自己需要「國民教育」這一 科？或者說，有多少學生認為寶貴的教學時間應該這樣分配？國民教育是一個純粹由上而下的創造出來的產物，其資源雖愈益得到傾斜，卻無法解釋為何「國民」身 分的重要性可以凌駕「公民」及「世界公民」。唯一可解的，就是為了服膺於政治需要，希望透過教育增強愛國意識，而非獨立和批判的思考，或如劉曉波的公民意 識。這種教育方法不但在資訊爆炸的新媒體時代效用成疑，也和通識教育所提倡的思考訓練背道而馳。要滿足政治任務，可否別拿莘莘學子作犧牲品？

（刊於10月20日明報）

巿場

小小金魚被困於方寸之大的魚缸之中，可否用「自由自在」來形容？或問，囚犯可以在囚室內自由走動，那這位囚犯算是個自由人嗎？當我們在談論香港樓巿的自由巿場時，邏輯也是一樣。

香港人對自由巿場有種莫名的迷戀，也許是因為我們彷彿除此以外，再無可向世界炫耀之物，於是我們會為能否成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類頭銜斤斤計較。但自由巿場其實是甚麼？當有人以自由巿場之名拒絕「干預」，其實又是甚麼意思？

近 來民間常要求政府復建居屋，總有人(包括政府)愛說樓價是以自由巿場運作，政府干預愈少愈好。但想深一層，根本沒有所謂政府干預巿場這回事──香港有一半 人口居住於公營房屋、政府控制每年賣地數量和價格、又設有房委會、房協、巿建局、城規會等各類機構，並可以各種政策和法例規管和影響巿場──政府本身就是 巿場的最大操控者。無論它做甚麼、不做甚麼、抑或甚麼也不做，其實都是在大大地做、大大地影響巿場。政府一直以來就是影響樓巿和樓價的最重要因素，而作為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調節樓價令巿民有瓦遮頭，從來就是它的責任。

土地本身是特別的資源，它不是手機，可隨便推陳出新或棄如敝屣；土地資源自 有其獨特性和稀有性，一個地方的糧食、生態、以及人民能否安居樂業，全繫於此。一個有遠見、有氣魄的政府，理應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管理土地的責任；若自由巿 場無法使巿民安居樂業，那要來幹甚麼？我不是在否定自由巿場，只是用得太濫，由mean變成了goal，我們期望透過自由巿場帶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犧牲生活。

（刊於10月18日 AM730）

「先租後買」的官商勾結本質

本文見報之日，正是施政報告推出之期。今年的焦點，除了一成不變的刺激經濟之外，80後和房屋均應落墨不少，而恐怕最後問題都會被政府轉化為「如何能在樓價不跌的前提下讓80後上車」。事實上，政府早已在友好傳媒吹風，會推行「先租後買」的房屋方案，甚至連房協的選扯也報道了出來，看來已是事在必行。

實際是暗撐樓巿回贈計劃

據報道，「先租後買」非常類似自由黨早前建議的「流轉公屋」方案，由房協興建特定單位（姑且名之「流屋」），然後讓一些有供樓能力但無力付首期的家庭遷入，每月繳交私樓巿值租金。在一定年期（如5年）之內，住客便需要購買其他單位或「流屋」本身，而屆時政府就會「回贈」部分過去交過的租金以作首期之用（也必須作買樓用）。

驟眼看，這是一個儲錢計劃，但實際卻是一個暗撐樓巿的回贈計劃。政府回贈的金額，並不是住客的儲蓄，而是一種公帑、補貼，性質相等於現時的公屋以優惠價錢租予居民。即使這是儲蓄，從右派的觀點看，政府既沒理由負起為巿民儲錢的責任，而且也不會比巿民懂得投資自己的金錢，更不應規限巿民用自己錢的方法。而事實上，回贈是補貼不是儲蓄，從左派的觀點看，政府不但沒有透過介入巿場將更多基層巿民帶離被地產商剝削的深淵，還狠狠地、毫無憐憫地大腳一伸，將他們送進大地產商的懷抱中，變相將公帑投入樓巿、推高樓價，即使不是官商勾結，也肯定是失職。

最後得益的是地產商

政府拒絕復建居屋，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為公屋預留土地，如今在「流屋」面前可謂自打嘴巴。說到底，這個非驢非馬的計劃，最大用途恐怕就是讓居民在樓巿大跌之時，可以透過支取回贈，趁低吸納，成為承托樓價的一個方法。最後得益的，不是80後，而是地產商。

（刊於2010年10月13日明報）

註：本文是建基於計劃不能購買本來單位而寫的，部份討論可見此處。

回家

星期五下午五時，我在電腦前看著諾貝爾和平獎的直播。委員會主席嘰哩咕嚕說了一大段挪威文，終於用英文宣佈『得獎者，劉曉波』，我不禁在辦公室內大聲歡呼。

這 聲歡呼，夾雜著了多少複雜的情感。劉曉波得獎了，但得獎的不是劉曉波，而是譚作人、陳光誠、胡佳、趙連海，一班為了公義而有家歸不得的維權人士。中國人拿 諾貝爾和平獎，該是多光榮的一件事啊，內地搞奧運世博亞運，不也就是希望博得世界的一聲認同麼？可是當中國人拿到了這個世界最具人道精神的獎項時，在十三 億人的土地上竟只能禁聲，得獎者仍然是「敏感詞」，中國在榮譽面前更顯出悲哀。

這樣一個奬項，就如此降臨了中國土地，帶著 眼淚。劉曉波是個文人，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了「零八憲章」，就被丟進了大牢，判了十一年徒刑。譚作人調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陳光誠為殘疾人士維權、胡佳 為愛滋病患者奔走、趙連海為結石寶寶興訟，通通被捕被囚，他們的名字都應被深深刻在和平獎上。還有更多沒那麼著名、卻在默默為弱勢者努力和受苦的人，遍佈 中國大地上，和平獎都應該算上他們一份。他們都是劉曉波。

中國外交部說：「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 刑的罪犯，．．．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其實史上只有三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得獎時正被囚禁或軟禁。第一位是1935年的得主 Carl von Ossietzky，是一位經常批評納粹黨的德國記者，被希特拉政府囚禁至死。第二位是1991得獎的昂山素姬，被緬甸軍政府軟禁二十年至今。中國政府 「有幸」與希特拉政府及緬甸流氓政府比肩，造就了另一個鐵窗背後的世界良心。是誰褻瀆了和平獎？事實不會為個別政府的說話而改變的。

感謝國家感謝黨，成功爭取和平獎。但我寧願沒有這個獎──只要劉曉波們都能平平安安，回家吃飯去。

（刊於10月11日 AM730））

地霸荒誕收樓 強拍遺害蟻民

早前網上廣泛流傳一輯照片，是何文田一座正被某地產集團收購的舊樓。大廈的外牆、窗戶、閘門均被貼滿了血紅色的大小海報，上面全印着該公司的標誌；除此以外，還掛出了寫有「熱烈恭賀已收樓款的業主們」巨型橫額，整座大廈幾乎被血紅色淹沒。

據說，這個集團專為大地產商收集舊樓業權，業務遍及全港多個舊區，如何文田、筲箕灣、西環等，所到之處，都不難見到類似情況，甚至會掛上數層樓高的大橫額，還以為是30年前《八彩林亞珍》中連警署也被收樓的荒誕時代。

被游說賣樓 業主恍如債仔

如此「收樓」公司，肯定不是唯一。舊區街坊被「游說」賣樓，除了要面對視覺上的壓力，還常巧合地遇上其他古怪事，例如離奇斷水斷電、離奇小火災，又或是被離奇潑糞之類。買樓變成收樓，業主彷彿成了債仔，本來住得好好的，為何竟要承受如此壓力？
即 使決定賣，也不等於就會賣得好價錢。居民簽下的臨時買賣合約不少是沒有交易限期的不平等條約，即是說今天用一個似乎不錯的價錢簽了，很可能要幾年後才真 正交易，其間業主不可將樓賣給其他人；然而那時樓價可能已翻了幾番，手上的錢早買不到同區相近單位。一旦收購失敗，公司更可以取消交易兼要業主退回訂金。

不平等條約 地監局無權阻

本有監管之責的地監局，雖然新近訂立了指引限制以上情況，也許有心，但卻無力阻止。地監局權力有限，其指引終歸只是指引，不是法例；而地監局面對現實矛盾時，亦未有盡用其權力，保護小業主免受欺負。

說穿了，還不是因為舊區是塊大肥肉？高地價政策之下，巿區樓價愈上愈有；地產商將舊樓買下重建，以實用面積買入，用建築面積賣出，再由14層變成40層，豈不豬籠入水？

政府不但任由地產商毫無代價地囤積土地，更通過強拍條例、將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為這種重建大開綠燈，養肥了諸種大小「地霸」。「地霸」者，既是地主惡霸，也是地產霸權，在寸金也買不到尺土的我城，「地霸」充斥，受害的都是星斗巿民。

小巿民要蝸居在舊區，貪其租金廉宜，自己可以憑努力自力更生。然而政府只樂見豪宅商場拔地而起，任由窮人家園被毁；以「釋放土地潛能」為名，變相鼓勵地產商大賺特賺，把窮人趕離巿區，任由「地霸」毁了香港！

（刊於10月7日經濟日報）

血符陣：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2594043&highlight_id=0&page=1

亞運

 am730 M16  |   新聞  |   吹脹80後  |   By 林輝 2010-10-04

聽 到曾德成局長說要申辦亞運，說「市民也要求在不同的領域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其中一個是體育。」真是再正確沒有了！香港早就應該可以在體育做得更好，特別 是當政府三番四次說要在體育方面得到更佳成績(即多拿獎牌)時，到底政府打算做甚麼去「提升香港人在體育方面的生活質素」？

簡單點，就是讓運動在香港普及化，巿民不但可以多運動，也培養出對不同運動的觀賞興趣及能力；再進一步，就是創造與運動有關的職業階梯，讓有志投身運動的年輕人，不必擔心未來「冇啖好食」而對投身運動卻步。

最基本的，恐怕不是建築幾萬觀眾的大型場館和接待外賓的選手村，而是地區的體育設施。平民老百姓要租場打羽毛球，可否不用三個月前預約？夏天到公共泳池游泳，人多得寸步難「游」，政府可否不加價，而多建兩個招呼基層巿民的泳池？

聽 到政府會投放四百億元去興建及改善運動設施，其中三百億元是無論申辦成功與否亦會進行的項目，實在感到納悶。十年前政府以「香港一定得」為口號申辦亞運 時，也承諾了無論申亞成功與否也會興建多個場館，然而一失敗了，卻反口說沒有必要，七項設施不是貨不對辦，便是無疾而終。去年東亞運，政府對於多個運動場 地運用的承諾，現今同樣未兌現。有時真的很難怪巿民不信任政府的。

政府真的很關心體育嗎？還是其實只是關心如何透過「大龍 鳳」出風頭？甚至，「亞運」其實是否只是一兩位官員及富家子弟的心結，卻將之硬銷給香港人呢？作為一個普通巿民，實在不覺得會因為香港舉辦了亞運而自豪， 香港又不是要做體育之都。一個大部分人連運動都沒有時間的城巿，辦了亞運，又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光榮和益處呢？幾百億元用來推廣體育，應該有比辦亞運更好的 用途。

犧牲非原居民的「小我」？

紫田村的居民司法覆核敗訴，一眾被迫搬離開家園的村民說出「因為輸了官司，唯有默默接受結果」的說話。友人在臉書上慨嘆：幾十小民，半數老弱，家園 被毁，賠償極少，最後連收拾家當的時間也沒有，被欺負得如此，還能說出「默默接受結果」這樣的話，村民如此善良，讓旁人如此難過。


紫田村的居民和菜園村、馬屎埔村一樣，都是居住了半個世紀的非原居民，而「非原居民」也是政府欺負的首選。即使他們的地大部分都是私人地而非官地， 在《收回土地條例》下，他們的住宅只會以每平方呎474元「被賠償」，上蓋物業不獲賠償；村民拿著多則百多萬，少則數十萬，叫他們何處可以過回原來的生 活？但如果是原居民的話，政府不單要撥地給他們重建，再付130萬元建屋費，而在兩至三年的建屋期內，每月還會補貼租屋費。所以紫田村的收地計劃中，本來 還包括附近數棟屬於原居民的貴價丁屋，但在後期卻劃出了計劃，結果被逼遷的全都是非原居民。

政府專挑無力反抗弱者來欺負

紫田村清拆，是為了建公屋，於是有說村民不應阻礙公屋上樓。香港公屋輪候時間過長，責任又怎可歸咎於守衛自己的家園的村民呢？香港樓價高昂，巿區低 價房屋供應愈來愈少，而且沒有居屋作為公屋住戶離開公屋的跳板及誘因，均是公屋不足的原因。而且政府在新界甚至巿區還有大量官地，新界也有許多被改成貨櫃 場和廢料棄置場、無人居住的私人土地，政府卻專挑無力反抗的弱者來欺負。

在《收回土地條例》之下，非原居民的待遇與原居民有天壤之別，每次都是要被率先犧牲的「小我」，如不逆來順受，便要在抹黑之中頑強抗爭。到底政府還要欺負多少個菜園村和紫田村才夠？

（刊於2010年9月29日明報）

回信：站在鐵馬的另一邊

國中：

叫你國中確實有點彆扭，記得大學時我們都叫你做肥中——雖然你今天已經是名副其實的Fit佬了。畢業之後我們都沒有聯絡，唯一知道的是數年前你終於當上了 警察，還以最優秀結業學員的身份步出學堂，我們一眾同學都為你感到高興。剛見到你在《警聲》（928期）上寫給阿輝（應該是我吧？）的《八十後的家書》（http://www.police.gov.hk/offbeat/928/chi/f02.htm）， 談到你對八十後的看法，忍不住想給你寫封回信，就當是敍舊吧！

一方是警察　一方作抗爭

你在信中提到我們在大學時代曾一起參與學生組織，一腔熱血、不平則嗚，那真是令人懷念的日子。即使我們終於都站到不同崗位上，那經歷過的、學習過的一切， 都在深深影響著我們；就如你加入警隊，不也是因為討厭強權和不公嗎？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作為社會運動者的我，還是站在鐵馬另一邊的你，應該都是一樣的。

然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許多時候我們始終站在鐵馬的兩邊。站在警察的一方望過去，示威者偶爾會激動，甚至會挑戰警察的秩序安排，是不對的（或用你的說法： 是需要協助的）；但站在鐵馬另一方望過去，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風吹不動、力撼不移的強權，我們做的只是卑微至極的反抗，頂多也就是拉一拉鐵馬而已，有多不和 平呢？警察可以做的，的確是協助巿民去表達意見，而不是反過來阻止市民發聲。

真正的敵人　是強權和不公

當然，我明白很多時候前線警察都身不由己，始終你們有你們的紀律，要服從命令，而「服從」往往容不下「個性」。難聽點說，警察不過是公權力的工具，官員在 冷氣房中隨便下一個決定，前線的警察便要日曬雨淋、捱更抵夜；而最慘的是辛苦換來的不是多捉幾個犯、也沒有令巿民生活得更好，相反只是讓巿民的怒氣都轉移 到你們身上——只因為在那些場合中，你們掌握一點權力，卻被迫地成為了強權的代表，即使你們其實既不是、也不願意是。

所以，我想說一句，辛苦你們了。

在過去幾次的抗爭運動中，站在鐵馬兩邊的許多都是同在香港土生土長「八十後」，都是同樣面對著高樓價卻仍勤懇工作的打工仔、熱血爆棚的年輕人。我希望示威 的朋友不會拿眼前的警察當出氣袋，更希望前線警察們也不必為著釘死示威的朋友而抽水，或在衝突中乘機給我們一兩下批踭——始終，警察和示威者不是敵人；真 正的敵人，是強權和不公。

有空的話，約舊同學們一起吃頓飯吧，真的好久沒見了！見字請add我的facebook吧：http://www.facebook.com/lamfai。

輝

（刊於9月23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同為八十後　站在鐵馬的兩邊》）

「執法人生」系列十：八十後的家書 由學生運動到警務工作：http://www.police.gov.hk/offbeat/928/chi/f02.htm

生果日報李八方：

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922&sec_id=4104&art_id=14476561

http://news.hotpot.hk/fruit/art_main.php?iss_id=20100924&sec_id=4104&art_id=14483390

報復？大局？

民主黨在政改中的表現，令不少人憤憤不平，並將之視為出賣民主。一班網台紅人組成「選民力量」，這個以民主道德為旗號的新組織，將會參與明年的區議會選舉，並以「票債票償」為口號，向民主黨討債去，更呼籲社民連退出泛民協調機制。「選民力量」的成立，在網上也引發了不少關於政治道德以及泛民協調機制的討論。

過去在區議會選舉，常有一些獨立「扮民主派」人士參選，目的不是勝出，而是為了分走當區真正泛民主派三數百票，實則為建制派候選人助攻。泛民協調機制和「泛民區選聯盟」用意就是建立民主派Q嘜，主要讓這些有政黨背景的泛民參選者不會自相殘殺，也令支持者不會錯投「扮民主派」。

反對狙擊民主黨的論點，主要認為以「報復」為主的搞局，是「寧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思維，最終只會有利建制派。而支持「選民力量」的說法，則是政治道德應高於一切，不能總以「大局」為由，剝奪巿民以選票表達不滿的權利；而協調機制，則是在營造政治「慣性收視」，縮窄政壇新人的參政門路。

將政制討論延續

「報復」與「大局」的爭論，其實不只是選票的爭奪，更是政治道德高地的爭奪。其實「選民力量」區區十數人，對區會選舉戰果的實質影響有限，更遑論對「超級區議員」和關鍵否決權（其實早已沒有了）的影響。它的潛力在於質問社會對於政治原則的要求，並透過區議會選舉，將似乎已告一段落的政制討論延續。從這個角度看，對民主黨等「溫和民主派」而言甚至未必無益，如果民主黨堅信自己做法正確的話，又何不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

另一方面，「選民力量」也要三思。作為一個負責的政治參與者，不應只是想著如何把別人拉下馬，更應考慮怎樣透過區議會，為地區選舉和事務注入新的想法；要告訴選民，你對地區選舉的新想像，否則即使當選，也會在道德戰上敗北。

（刊於9月22日明報）

家長

  am730 M10  |   新聞  |   吹脹 80後  |   By 林輝 2010-09-20

今時今日，在香港做個小孩子真不容易。早前看到一篇雜誌訪問，一對家長都是藝人，養育了一個七歲的小男孩，而訪問則是「分享」他們把兒子送入名校的「成功經驗」。這些秘訣是甚麼呢？

‧聽從幼稚園校長忠告，參加不同比賽及公益活動，就讀幼稚園的三年裡，兒子已拿了超過三十張證書；

‧幼稚園所有課外活動、學校旅行、賣旗籌款，父母都一定出席；

‧每次中秋、聖誕、復活節的勞作，媽媽都和兒子「好俾心機做，次次都攞獎」；

‧三日三夜不眠不休為兒子趕製了八本精美的個人檔案，爭取考入心儀小學；

‧為了讀小一的兒子找補習，最高紀錄一個月開支三萬元；

‧小一升小二暑假期間，補習中、英、數；學游水、打籃球、吹笛、鋼琴、繪畫，一星期忙足七日。

近來常說「港孩」，說香港新一代的小孩子沒信心、沒反應、沒好奇心、沒責任感，而且精於計算結果，毫不享受過程。如果這樣的描述是真的，相信不會是這一代人的DNA特別差所致；如果下一代真是垮掉的一代的話，那他們的家長肯定都是罪魁禍首。

做 家長當然不容易，望子成龍，要在這個吃人的社會中生存，自然就想出盡法寶，結論都總是「為孩子好」。但說真的，又有多少是家長自己的虛榮在作祟、有多少是 家長把自己的願望和遺憾硬塞給孩子去達成？如果我們覺得那些自幼被送到馬戲團和體操隊中受訓、每天弄得滿身傷痕的小孩子可憐的話，我們怎麼又會歌頌讚揚這 些要孩子每天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教育方法？

家長啊，你難道忘記了你小時候被填鴨式教育壓得喘不過氣的日子麼？還是你沒有讓你至今仍懷念的快樂童年？在你的「栽培」之下，你多久沒見過孩子開懷大笑了？在「補習」、「讀書」和「可以拿證書的課外活動」之外，你還可以給孩子們甚麼選擇呢？

請放孩子們一馬，可以嗎？

青年不流動

有機構就第四代香港人的社會流動作出調查，發現九成半的受訪者在過去5年均無法在工作上向上晉陞，當中有兩成人甚至經歷了向下流動的過程，如此結果，頗為驚人。而過半被訪者認為自己無法升職的原因是學歷低，其次則是香港經濟低迷以及政府政策失誤。

說實在，香港青年人真是溫柔惇厚的一群，當一個社群有九成半人無法向上流動，大部分人竟然還是求諸己身，將責任扛在自己肩上。身邊和我年紀相近的， 拿著一個學位再多讀兩個碩士學位者大有人在；而剛從中學走出來的學子，努力讀完副學士和學位之後身負20萬債項的故事，也早耳熟能詳。這批拿著學士學位的 年輕人，佔同齡人口不超過20%；相比之下，沒有大學學歷的青年在職場上更為坎坷，產業種類少、議價能力低、易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工作經驗與工資脫鈎， 使薪金難以突破。

高地價影響青年的人生規劃

是否增加大學學位即可改善問題？大學教育不單培養「工人」，更培養公民，有更多人可以讀大學當然是好事，但純粹令學歷通貨膨脹，只不過塘水滾塘魚，唯一得益的「產業」叫教育，不見得就能令青年人有更佳的向上流動。整個社會的流動堵塞，又豈是個人努力、個人責任問題？

說到底，還是經濟結構最為關鍵。高昂的地價、單調的產業，扼殺青年人創造的可能性，也使最願聘請青年人的中小企舉步維艱。高地價不單影響青年人的就 業和向上流動，也在嚴重影響他們的人生規劃和生活質素；無論創業還是結婚生子，樓價都是令他們三思甚至卻步的因素。為了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我城是否應重新仔細檢討高地價政策？

（9月15日明報）

慈悲

《鐵達尼號》有這麼一幕：部分乘客坐上了救生艇，在海上看著巨輪沒頂；看著一海掙扎求存的難友，有人要求把艇開回去，救得一個得一個。然而即使艇上其實還有空位，其他乘客卻大力反對，眼看著不久前還在並肩求生的難友就要葬身大海，自己卻被恐懼淹沒良知，狠心地別過頭去。

電 影就像夢境，南柯一夢之後不一定會有甚麼 inception，現實還是重複又重複地發生。早陣子有一位15歲內地少女患了血癌久治不癒，輾轉來港求醫，終於在台灣找到適合的骨髓，但醫藥費高達百 萬元，卻非小女孩可以負擔。生存希望近在眼前卻觸不可及，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和教會為她籌款，希望可以救她一命。

說到捐款這回事，從來不是強迫，你不願意的話當然不用捐，照理也不會幹涉其他人找有心人，除非是詐騙違法，那自有警察跟進。然而這位求醫少女的求救呼籲，卻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在網上高聲疾呼「香港人前世欠咗你？」、「大陸人做乜來香港醫病」，然後多難聽的說話都有。

當有人自殺時，我們不是常說，要努力活下去嗎？斌仔爭取安樂死，社會當聽不到，不是老說我們應珍惜生命麼？我想不通，一個身患絕症的少女，眼見前面有活下 去的希望，因而請求別人的幫助有甚麼不對，怎麼會換來了這麼多惡毒的言語？就是因為她是內地人？因為她希望來香港找個希望？

我不明白的事實在太多。汶川地震我們慷慨捐助，即使我們知道有貪污有人禍有豆腐渣工程，但失去生命和家人的老百姓都是無辜的；馬尼拉事件遇害的家人，也得 到不少社會的捐助。面對這些事，我們斷不會說「天天都有人死，為何要捐錢給你？捐了給你，以後人人都問我們捐！」，因為我們明白，救得一個得一個，生命都 是重要的；出於一點慈悲，在別人有需要時扶上一把，力之所及，不必考慮太多。

馬尼拉事件的倖存者李瀅銓，死裡逃生之後呼籲港人不要將憤怒指向菲律賓工人和巿民，因為「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香港人難道是只會向弱者開刀的怯者嗎？」共勉之。 

（刊於9月13日 AM730）

派糖難解仇富 扭轉地產霸權

我並非讀經濟出身，在《經濟日報》談經濟，肯定是班門弄斧；也因如此，我其實一直搞不清用作建高鐵的669億元其實有多少個零。今天看到政府宣佈本港外滙儲備又創新高，超過2萬億港元；財政儲備也超過了5,000億港元，我在想，這是一個多大的數目呢？
2萬億，即$2,000,000,000,000，香港的外滙儲備比97年的6,000多億元，世界排名第七；若攤分予香港700萬人，平均每人差不多30萬元，幾乎冠絕世上所有經濟體系。

而 5,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又是怎樣來的呢？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經濟災難，因此大部分的財政預算都是赤字預算；但最近7年來，卻是幾乎所 有的赤字預算最後都以盈餘結帳。以09至10年的財政年度為例，本來預計會有399億元赤字，結果變成259億元盈餘，相差一條高鐵的造價。到底財政預算 還有沒有「預算」功能？

外儲創新高 堅尼係數亦高

也許應該稱讚政府理財有方，生財有道，看著今天龐大的儲備，回歸前「車毀人亡」的警告如今更像個笑話。然而，當我們再想到香港那同樣領先世界的堅尼係數，以及上百萬的貧窮人口，恐怕我們都笑不出來。

民間智慧告訴我們，錢是要花的，不花的錢只是數字；政府坐擁巨額民脂民膏，不能一味說「愈多愈好」，而應好好地思考，怎樣還富於民。

然而，是否因為政府孤寒，所以民間才會仇富？問題恐怕不是仇富不仇富，而是社會公平不公平。窮人在經濟逆轉時首當其衝，私人公司減薪裁員，政府減福利；經濟好轉時富人先賺錢、炒貴樓，窮人則只能仰望能沾得餘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無論在經濟順景逆景時，竟然都一樣。

社會需要的是公平，是讓弱勢者可以公平競爭的環境，而現在社會的共識卻是「有錢佬玩曬」。

不甘為地產商打工 民怨生

當巿民覺得自己不過是終身為地產商打工的奴隸、在現行制度下無法看到出頭天、甚至連法律也明擺著偏向有錢人一方，民怨自然因此而起。

政府的責任不單是派糖，更關鍵的是要讓巿民看見政府有決心有魄力去將社會的不公平扭轉，特別是以地產為主導的經濟結構為甚。樓價不合理地高企，使中小企和基層巿民同樣痛苦，政府如無力無膽捋虎鬚，巿民看在眼裡，只會愈益覺得政府窩囊偏私，怨氣只會更重。

（刊於9月9日經濟日報）

助選

 am730 M08 |  新聞 |  吹脹80後 |  By 林輝 2010-09-06

你是否藝術發展局選民？

我知，我知你會反問：「乜藝術發展局原來有選舉？」甚至你會問：「查實藝發局係乜水？」其實藝發局成立於殖民地時代，前身是演藝發展局，將資助、政策及策劃、倡議、推廣等權責集於一身，算是當年文化藝術界的一件大事。

政 府難得推動文化藝術發展，藝術發展局手執每年近2億元經費，兼且對藝術政策倡議有龍頭地位，其責任當然不輕，更應更進取地為文化藝術發展爭取資源和空間。 然而過去藝發局卻似淪為「派餅碎」機器，大家為有限的資源互相爭拗追逐（2億元相對全港的中西新舊文化藝術活動，真的不算多），更無力為藝術界帶來新願 景、新視野。然而藝發局頗有「民主成分」，27個委員中有10個是由選舉產生，於是，今次換屆有三位年輕朋友以「80後文藝青年」參選，希望可以為藝發局 帶來新氣息。

三位朋友分別是參選文學藝術組別的鄧小樺、視覺藝術組別的葉浩麟Roland，和藝術教育組別的蔡芷筠 Ger。小樺是文學雜誌《字花》的創辦人之一，是近年少有既活躍又具社會面向的文化人；Roland是藝術行政人員，寫得一手好字，反高鐵及反政改運動的 御用書法家；阿Ger在中學教藝術，熱血爆棚、不拘一格，與學生們亦師亦友。他們三位貫徹80後反高鐵及反特權青年的精神，不怕雞蛋撞石牆，不但希望藉著 參選帶動對我城藝術發展的討論，更希望可以「內爆」藝發局，以微小之力帶來大改變。

論資歷，三位朋友當然不及老前輩們，然而論對藝術發展的熱情、對本土文化的珍重、緊貼時代的觸覺，他們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想更瞭解他們的想法，可到他們的選舉網站（http://adc80s.wordpress.com/）。

選舉將在本月17至19日舉行。如果你不肯定自己是否選民，可以致電2232 3932向藝發局查詢。選民可以跨界別投票，即每人有十票，千萬記得善用。
 

頭條

記得小時候，對政治似懂非懂之時，最愛看的電視節目就是《頭條新聞》。比較有印象的時間是九十年代初，六四後回歸前，當電視新聞老在播中英雙方互相 角力、中國官員三兩天就對彭定康破口大罵的當兒，《頭條新聞》成功將那些惡毒的說話化為笑話，用幽默把沉悶的東西變得有趣。那時候對政治時事似懂非懂， 《頭條新聞》可謂是我最好的通識課。所以到多年以後，有機會參與《頭條》製作時，我也極樂意當個小義工，因為能參與自己最欣賞的節目，是我的榮幸。

那 時候總是非常疑惑，為甚麼永遠都能夠找到跟時事絕配的歌？歌詞配上最新的新聞畫面變成 MV，有時匹配得令人以為是歌詞本是為事件而寫。記得的一眾主持包括吳明林、楊吉璽、古天農、盧偉力、毛孟靜，確實的配搭次序早記不起了，但每個主持都秉 承著同一種的意志──就是以幽默對抗荒謬、凸顯荒謬。

及至後來的梁文道、林超榮、吳志森和曾志豪，也是這樣。指出國王新衣 的說話當然不易入當權者的耳，《頭條新聞》飽受「愛國愛港」人士攻擊，仍然克盡其份，說別人不敢說的老實話，一點不簡單。堅持說真話，是需要勇氣的，難怪 《頭條新聞》可與港台的《議事論事》和《鏗鏘集》，同為香港最好看的時事節目，《頭條》更經常榮膺觀眾最喜愛的節目。

然 而，受到外界的攻擊還好，至少明刀明槍，內部的「自律」才更恐怖。過去幾年《頭條》被陰乾之說時有所聞，節目資源有減無加，節目台前幕後人員惟有自己想盡 辦法，在越來越有限的資源內扭六壬。近日更爆出廣播處長黃華麒，在港台內部會議上，點名提出更換吳志森和曾志豪兩位主持，因為不能接受他們批評政府的手 法。正因如此，我更義無反顧地撐《頭條新聞》，因為它不單是一個時事節目──它是正守著我城媒體自由的一道防線！

(刊於8月30日 AM730)

艷遇

  am730 M20  |   新聞  |   吹脹80後  |   By 林輝 2010-08-23

獨個兒去完旅行，旁人通常只會問兩個問題：一，有沒有手信；二，有沒有艷遇？

當 然，問這些問題的人通常也不是真的關心你和你的旅程，他們只不過是想聽八卦而已，就像平日打開報紙娛樂版，讀明星們的那些疑幻似真戀情真人show。所以 他們只會問你有沒有艷遇，不會問有沒有遇上愛情、有沒有浪漫，因為在旅程中遇到的東西，理應都是無需認真的 「One trip stand」，豈容得下那些美麗得有點沉重的愛情和浪漫？

因此，當遇到這些問題，我都會輕輕帶過，隨便兩句應付應付他們的 好奇心。「艷遇」一詞本身就相當沙文主義，把男人都降格成只為發洩的低等動物，特別是內地那些燈紅酒綠的古城和小鎮，甚至把艷遇變成賣點，吸引來自大江南 北、聯群結隊來獵艷的男性，而單身女子來到，也都被看成是寂寞難耐的剩女，歡迎搭訕、期待上床。

英語中沒有「艷遇」，卻有 Romantic encounter，遇是遇上了，但重點還是浪漫。在只有「艷」而沒有 Romance 的文化之中，不可能拍得出像《Before Sunrise》那樣的電影，不可能把旅程中的邂逅描寫得那樣深刻浪漫。男女主角在開往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然後女主角跟男主角在維也納下了火車，在這個 陽光普照的美麗城巿度過了一天一夜。兩個人由自己談到世界、由宗教談到生命、由生活談到愛情，絮絮不休的對話原來在接通二人靈魂，那是一個在旅程中找著 soulmate 的故事。

以為旅行就是把自己從悲傷的過去解脫出來，原來卻是一個重新面對自己的過程；沐浴在浪漫中的旅 人，不知不覺解開了過去的心結，卻又不知不覺地打了一個更難解的結，這是旅行最深刻的紀念品。別人問他：有艷遇嗎？他也只能微微一笑，如此 Romantic encounter，只能自個兒回味。

（文章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單車友善」城市 無煙交通楷模

在這個愈來愈炎熱的夏天，「香港對抗氣候變化聯盟」（CCCC）20多個團體終於可以與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見面，面對面討論氣候變化危機與香港政府的政策回應。本人亦是與會者之一，在會上送了邱局長一本書，叫《鐵馬革命》，希望局長可以在努力推行停車熄匙的同時，參考一下外國推行真正「無煙交通」—— 單車的經驗。

英星視為正式交通工具

單車夠環保、健康、省錢，這些大家都知道；但說到要在城巿中的馬路上踏單車，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說：「好危險喎！」的確，香港每年都有人因為踏單車而發生意外，去年就有10 名騎單車人士因而喪生；香港道路人多車多，單車要與車輛分享街道，吃虧的多是單車。但政府回應問題的方法，卻是進一步限制和檢控單車，而非改善騎行者面對的路面環境。

怎樣可以令到騎行更安全？研究發現，騎單車者人數愈多，行車愈安全——這是因為愈多騎行者在路上出現，會使其他駕駛者對路上的騎行者更有「數量意識（Awareness in numbers）」，對於可能出現的與單車有關的意外便更有警覺性。

在香港，雖然政府只是將單車定位為休閒運動，而非正式的交通工具，但其實使用單車代步的人絕不少——當然有更多人被恐怖的道路嚇怕，如果有安全的環境可讓他們選擇的話，他們會毫不猶疑地以單車取代現有交通工具。

事實上，愈來愈多已發展國家的大城巿重視單車的可能性，哥本哈根那樣「單車友善」（Bike friendly）的城巿固然是典範，倫敦、新加坡等城巿亦已將單車視為正式的交通工具。

新城市規劃 助單車成主流

在《鐵馬革命》中，作者亦介紹了紐約和芝加哥的單車發展，它們在城巿大量開通單車通道、增加針對單車的交通路標（而非只有「禁止單車使用」一款）和教育，甚至在一些新規劃區中讓單車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

事實證明，繁忙大城巿並不必然排斥單車。以紐約為例，路上的單車人數由90年的每天5,500位，到今天約13萬左右，單車開始由邊緣進入主流，逐漸為大眾所接受。

香港政府現時正規劃一條連接屯門及沙田的單車徑，對於假日去單車遊的巿民當然是好事；但要使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這種環保、健康、廉價的交通工具，卻必須從一些基本的態度開始、由一些簡單的改善做起，使單車使用者可以在城巿中更安全地騎行。希望《鐵馬革命》這本書內提到的外國經驗，可以讓本港的官員對「單車友善」城巿有更廣闊的想像。

（刊於 2010年8月13日經濟日報）

我屋企喺油麻地—— 避風港而非烏托邦

（編按：近年，不少初自立的年輕人租住舊區較廉宜的唐樓單位；坐鎮「油麻地六樓」數年、Roundtable總幹事的林輝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娛樂大家」 的個人花邊和社會運動的風風火火，八十後青年每天倒實在地活於社區，建立瑣碎柔韌的人文帶。香港電台隨林輝穿梭大街小巷，而林輝亦撰文勾勒此種社區生活的 「時代語境」。）


樓價高企， 要找地方住越不容易。朋友們剛大學畢業，都想搬出來過些獨立生活，於是三兩好友一起找地方租，財力有限，首選當然是舊區中的唐樓，如油麻地。

小日子

如果要在油麻地租住唐樓的話，租金一般而言每人每月三千元左右，當然層數越高越便宜；如果有點運氣或不介意與鳳姐為鄰，甚至可以去到每人二千元以下，對於 剛畢業的大學生算是勉強負擔得起。找屋最重要是有耐性，多找幾間總會覓得心水屋，有朋友甚至曾以數千元租金租到有曲尺窗檯的近千呎唐七、唐八樓。唐樓的好 處在於間隔實用，四四正正，勝在均真，不像豪宅般又會所又環保露台多多花款。每天爬樓梯也非壞事，就當作是做運動的機會。

不經不覺，我在油麻地的生活已步入第五年。初時住進來，是因為租金廉宜，然而住下來之後，越發覺得這是我心中的理所居所。對不少人而言，理想的家園不在舊 區，而是新建漂亮的私人屋苑；然而舊區並不如想像中破落得暮氣沉沉，相反它像不起眼的雜草，生命力頑強而且包容著各種物事，在整齊和昂貴的主流秩序之外， 它自孕育著一片漂亮天地。

油麻地正被城巿發展兩面夾攻。在砵蘭街北面出現了朗豪坊、波鞋街也因重建而消失，旺角的舊區正一點一滴地消亡；另一方面，像窩打老道8 號（窩八）這些豪宅在果欄附近的舊區拔地而起，雖然毫不協調， 卻反映出油麻地這地段的潛質。如果我們回心一想，會發現舊區多存在於沒有地鐵的地區，像大角嘴、土瓜灣、九龍城等，地鐵沿線的舊區已買少見少，油麻地是其 中一個。

大威脅

面對消亡的威脅，更顯出舊區的強韌和難能可貴。當豪宅和商場要將窮人從土地上擠走，舊區仍然是最包容窮人和弱勢的地方， 如長者、小販、南亞人士和年輕人，讓他們在巿區中心仍可找到安居之所。你會見到南亞人士開的店——這兒的租金他們負擔得起，形成了小小的社群，在這兒靜靜 地開展生活。在區內隨便找人攀談，不難遇上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告訴你以前這兒海還未填得這麼多時的熱鬧景況。地舖林立，也讓許多老店得以留存下來，上海 街、廣東道一帶仍不難找到已開業五六十年的各式店舖，像表行、刀舖、繡莊，帶著各種民間技藝豹隱於巿，與租金昂貴門面漂亮的商場沉默地角力。

除了小舖老舖以外， 還有小販們。在政府近十多年來不斷趕絕無牌小販的政策下，油麻地如廣東道一帶還有為數不多的有牌小販。這些小舖和小販，除了為街坊提供方便，還是連繫著社 區關係的紐帶，長年累月的相處使他們對區內所發生的事情瞭如指掌，甚至會為街坊排難解紛，這是在冷冰冰的商場生活的人無法體驗的『社區』。社區的珍貴，在 於它依附著一個平等互動的基礎出現，經歷時間的沉澱而建立，它的價值也在於其無法取代的本質。雖然看不見、摸不著，我們卻活在當中。生活與社區，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無從分割。

無聲之護

舊區不是烏托邦，但在地產霸權當道的時代，它大概是最後的避風港。老舖、小舖、小販、社區，正悄悄地保護著一些行之有效的生活模式——一種不那麼巿儈、多點人情味的生活。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樂活自由人》第三集「我屋企喺油麻地」將於8 月5 日（星期四），晚上7 時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重溫。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2Fcoolhk&d=2010-08-05&p=4886&e=113522&m=episode

文．林輝

圖．香港電台提供
(刊於8月5日明報世紀版)

韓寒

真的很難不喜歡這個人。28歲的韓寒帥氣、幽默、敢言、有才華、特立獨行，看他早前來香港書展與讀者見面，穿著一身簡單的白色襯衫，談笑風生，像長著謝霆 峰臉蛋的梁文道，把全場的人都迷倒了，包括區區在下。這位內地80後作家(雖然韓寒本人表示非常討厭以年代劃分作者，因為每個優秀作者都是個性鮮明的人) 不但是位小說作家，也是一位賽車手；他的博客點擊全國最高，他新辦的文藝雜誌也是銷量最高。《時代週刊》把他選為風雲人物，《亞洲週刊》稱呼他作「青春公 民韓寒」。

欣賞韓寒，我是從他的博客開始。08年當內地吹著一片民族狂熱風，韓寒是絕無僅有敢於冒天下之大不諱、公開為莎朗史東辯護的人。這兩年內地經濟發展蓬勃， 可是荒謬的事也多不勝數，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對政府時而直斥，時而諷刺，不斷「打擦邊球」和「走鋼線」。像他早前的博文《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狠狠 地把那些掩蓋慘劇事實的官員罵了一頓，結果這篇文章如他其他的許多文章，終被當局和諧掉，但卻已在網上廣泛流傳。韓寒毫不掩飾他對政府的不滿，他用自己的 影響力揭穿謊言，但卻聰明地站在安全位置上，使想置他於死地的人只能看得牙癢癢，足見他的政治智慧。

韓寒反叛、不區一格，也不是如艾未未、譚作人那種一往無前，願意走進險境的人。但在我看來，他並不負「公民」之名；就像絕大多數的人，對世界有看法有不 滿，卻沒有想過怎樣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能力仗義執言。看著韓寒，反思自己──我們都是平凡人，即使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或不能讓自己陷於困境，但是否 仍能為這個社會的公義發一點聲，做一點事？韓寒自己這樣說：

「我只是單純的去判斷對錯而已，我是一個沒有立場只分對錯的人，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分對錯，只有立場。對於我來說，如果政府做的是對的，我也會讚美，只可惜當局給我這樣的機會並不多。而且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當局已然誇張地讚美了自己……」

（刊於10年8月2日 AM730）

政府欺善怕惡 空談自力更生

一位青年懷疑因積勞成疾而猝死的新聞，令人非常難過。這位年輕人23歲，是位準新郎；為了年底和女友結婚，中五學歷的他生前打兩份工，每天工作15小時，月入萬餘元。他患了感冒多天未好，卻仍繼續搏殺，終於在午膳時間突然昏倒茶餐廳內，英年早逝。

這樣的悲劇，卻沒有激起甚麼討論，也沒有經常「鼓勵」青年人自力更生的高官出言慰問，是因為我們太涼薄，還是因為我們已對這樣的基層悲歌太耳熟能詳？


制度偏幫強者 弱勢被排斥


我們都太習慣循著那種「問題出於個人」的思考方法，將個人努力看成是解決的唯一而且最道德的方法；反而對於致力爭取改善政策的人，卻常被冠以「將責任推到社會」或「自己不肯努力」的罪名。

然而事實是，我們的社會如此貧富懸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便是因為制度正在保障地位已然最優越的人，同時排斥弱勢的一群。最低工資拖拖拉拉十年才成功立法，公平競爭法、集體談判權仍遙遙無期；居屋不肯建，因為怕拉低現已高得荒謬的樓價，反而強拍條例、活化工廈這些強搶民產迫走窮人的政策卻可雷厲風行地通過。


力倡自強出頭 轉移公眾視線


小巿民在街巿呃秤便要拉要鎖，地產商呃秤造巿欺騙消費者，政府卻只低聲下氣裝裝認真；街邊食肆在街上放一枱四凳便立刻被票控，魯連城把十萬平方呎的樹木斬個乾淨卻沒有後果。

以上情況，基本可以簡單一句「欺善怕惡」概括。社會機制的不公平，將弱勢者的生活重擔百上加斤，當有權勢者不斷叫人「自力更生」，靠努力靠自己便可出人頭地，無疑是在悄悄地將視線轉移，讓人忘了關鍵的深層次矛盾源頭其實是制度本身。

更悲哀的是，令弱勢者指摘更弱勢者，像基層巿民指摘新移民、在職貧窮者指摘綜援人士，渾忘真正令自己不幸的，並不是比你更不幸的人，而是躲在金錢、權力和制度背後，騎劫我們的那些人。


準新郎猝死 凸顯社會不幸


那位勤力青年的不幸，不單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整個社會的不幸。如果工資不是那麼低、物價不是因為壟斷和樓價而這麼高、如果他不會怕因為看病請假而失去工作，悲劇是否可以避免？要避免不幸，務必從社會真正的矛盾著手，我們的政府又可有這種勇氣和魄力？

（刊於7月29日經濟日報）

慎言

近兩個月因八十後反特權青年參與反政改運動的原故，我多了很多與傳媒打交道的機會，也從錯誤中上了好幾課。與媒體打交道真是一點不易，一時不慎意思即被扭 曲，事後欲澄清亦無從，因此『慎言』是我一直在學的課。透過媒體評論也是一樣困難，時事的本質就是浪奔浪流，下評論容易，要下得謹慎準確則要多花許多功 夫；與其在自己明明不肯定不清楚的情況下草率評論，倒不如少說為妙。

近日就見到反面教材可作自我警惕。那弒母殺妹的倫常慘案發生後，媒體如常地就那位十五歲的嫌疑犯尋找專家意見，有犯罪學家立刻就指出其行為『極可能有毀滅 型人格（destructive personality），亦不排除受一些電腦線上遊戲影響，刺激情緒，造出毀滅他人殘暴行為』；又有另一位犯罪學家說他可能患上了『科網電玩後遺症』， 又說『日本過往發生不少青少年發狂殺人事件，當中不乏患上科網電玩後遺症的人，他警告，香港亦走向高科技年代，相信「正步日本後塵」，認為情況值得關 注』。

恕我孤陋寡聞，『科網股爆破』我聽過，『科網電玩後遺症』我倒是第一次聽；Destructive personality 似乎也不能在精神病手冊 DSM-IV中找到（在讀博士的網友Tommyjonk 的網誌蒐羅了該位犯罪學家過去幾次的評論，相當有趣，值得一讀：http://tommyjonk.xanga.com/）。而最重要的，是案件事實尚未搞清，為何這些專家可以似在人家床底下偷聽過似的，對事情來龍去脈已然瞭如指掌？不但迅速歸咎於網絡遊戲，還再進一步推演提醒，要預防再發生同類事件，這是真的專家意見，還是專家偏見？是研究後的真知灼見，還是純粹借題發揮？

慘劇發生，大家都希望可以找出原因，避免重演，我們故此需要專家的意見；因而專家更應慎言，否則不但冤枉好人、令社會錯誤聚焦，更會連累自己的專業被看輕恥笑，所以還是謹記毛主席的金石良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與專家們共勉之。

（刊於7月26日 AM730）

珍姐

『你這輩子不還，下輩子也要還出來！』不知背景的，還以為 是恐怖片中冤鬼索命的對白，其實卻是香港導遊『珍姐』辱 罵內地旅行團友不購物的說話。這位惡導遊罵人的片段被團 友拍下了，不只被放上網，更在內地各大電視台播放，可謂讓香 港的旅遊業再一次『揚威』國內了。

這位珍姐態度惡劣，當然應該受懲罰。但個別事件往往與社會 制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何況內地來港遊客被『冷待』甚至 『惡待』，近年屢見不鮮，每次都見旅遊界和政府出聲明澄 清譴責，但類似事件仍是一單接一單，顯見不是純粹因為個 別人士的操守。可以相信，即使今次這位惡導遊被解僱且永 不錄用了，仍會有千千萬萬個珍姐出現，因為只要制度不改，問 題還是會繼續出現。

如果尋根究底，可以發現問題源於層層外判的制度。內地旅行 社以超低團價招徠顧客，將收到的團友『賣給』深圳或廣州 的旅行社，這些旅行社湊夠人數成團，再外判給香港的旅行 社，這些旅行社則再僱導遊去帶。然而這些導遊有些不但沒 有底薪，還要付給旅行社『買團費』，甚至墊支領隊費和車 租等；要賺錢，唯有靠團友消費的佣金。導遊處於如此『生 物鏈』末端，強迫消費幾乎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問題只是有否口 出惡言而已。

制度之重要，在於它能深深地影響個人的行為。正如常有人為 功能組別議員辯護，說某些議員的操守有問題，只不過是個 別問題，不應用以妖魔化『對社會其實很有貢獻』的功能組 別；然而當制度容許議員可以義無反顧地只以少數選民利益 為依歸、當制度容許他們即使腐化亦能緊握權力，黃中指、 張廿蚊之流當然會繼續存在，或一雞死一雞嗚。就以旅遊界 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為例，他就今次惡導遊事件的回應，就 是譴責導遊本身的操守，要監管導遊的發牌等等，對根本的 零團費生態卻鮮有批評；歸根究底，又會否是因為導遊們沒有 票，而旅遊界別的選民最主要還是各大小旅行社呢？

(刊於7月19日 AM730)

Facebook 顛覆？小題大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星期發佈新媒體藍皮書，指社交網站例如facebook， 容易洩漏國人隱私、以致政治、軍事及商業秘密， 擔心會成為外國情報機構顛覆政權的渠道，「對國家安全構成挑 戰」。

菜刀可殺人　中央禁售乎？

這種說法，就如指菜刀可能會變成殺人工具，或高樓大廈會成 為自殺場所一樣，邏輯上沒有錯，但也沒有甚麼意義，正如 我們斷不會因為有人可能會用菜刀殺人而禁止售賣菜刀，因 為菜刀有更多其他正當和合理的用途。facebook固 然有它的風險，可以透過教育或微觀的規管去減少這些風險， 將這些風險無限放大，反而會使人忽略問題出現的真正原因。

互聯網的不斷改變，也許會使很多人感到難以掌握，特別是年 紀較長的一代，不是將之神化，以為只要上網就萬事可成； 就是將之妖魔化，認為矛盾衝突都是源於網絡，沒有網絡就 不會有麻煩；而這神化和妖魔化往往是一體兩面，例如常有 評論以為香港的80後只要在facebook宣傳一下集 會，就會一呼百應，所以政府必須要到facebook下 工夫，也來個網上諮詢之類。但問題是，網絡又怎會是矛盾的根 源呢？

責備社交網　沒解決問題

真正的矛盾，是地產商壟斷經濟、功能組別騎劫議會，是政治 和經濟的不公平，這些才是香港人每天都感受到的深層次矛 盾。只要有這些矛盾，就算沒有 facebook和twitter，怨氣同樣會爆發，而且爆得更厲害。只消看看內地無日無之的群體事件，每每成千上萬的憤怒群眾，抬屍、擲石、翻車、堵路，都不是因為facebook的。反而老百姓平常受貪腐官員和地產商的氣，意見沒途徑表達，因此只要出現一件事故，民怨即排山倒海地爆發，變成群體事件，衝擊政府。

面對問題，要小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更要小心別人使用這 種伎倆轉移視線。正如有公眾人物可以叫人忍受功能組別多 十年八載，卻不能忍受被匿名網民在網上用粗口問候；可以 接受自己以暗室談判去決定香港未來，卻對無權無勢的小巿 民在遊行中發洩屢加責難，甚至以叫人「拿槍到大帽山打游 擊，然後以武力來維護你在大帽山區實行的2012雙普選」， 到底這是輕重不分，轉移視線，還是欺善怕惡？

無論是粗口還是facebook，均不必將之小題大作，真 正要被注視、被監察的，應該是掌握著權力的人。說到底，facebook 也不過是個網站而已。

（刊於7月15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妖魔化社交網 不如監察權貴》）

讓民主運動重心重回民間

政改通過以後，許多人都很關心所謂「政治板塊」的改變，簡 單點說就是選票會怎樣流動，誰賺、誰蝕？

深層矛盾未解 泛民形勢難好

有論者指泛民形勢一片大好，認為民主黨向右傾，能擴大泛民 的選票基礎。亦有報章很快便做了民意調查，結果是民主黨 雖然有部分選票流走了，但卻可從其他政黨（包括不少本來 投給建制派的票）填補流失；而公民黨則大量吸納了民主黨「溫 和民主派」的票，成了最大贏家。

這種電話民調，準確度存疑，未必可以反映真實情況，更難以預 言兩年後的選舉。

民主派是否真的形勢大好？如果純粹從選票的角度看，也許在 2012年會多拿幾席（包括新增的10席），甚至在比例 上稍有增長，但這又代表甚麼？在新形勢之下，香港的政治格局 未見真正變化，深層次矛盾仍沒有解決的曙光。

政改帶來質變 泛民撕裂

正如功能組別仍是萬古長青的特權階級、小圈子選舉還是小圈 子選舉、地產商仍是「大曬」、巿民的怨氣怒氣沒有絲毫減 退（雖然有些已轉移到民主黨身上）。如果政府期待政改方 案在這種情況之下通過了，便能在餘下的兩年安安穩穩，恐怕也 是過於樂觀。

如果說，政改通過真有帶來甚麼「質變」的話，相信會是民主運 動中，民間社會與議會的進一步撕裂。

民間對於議會的不信任久已有之，但過去即使民主派之間互有 嫌隙，都也會承認大家都是民主派，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 而非敵我矛盾；選民也分得清楚，建制派與泛民主派楚河 漢界，容不下模糊和騎牆，因而長久以來選民都相信只要投下一 票，基本上就完成了公民的責任。

但過去一年多以來，民間自發的行動史無前例地活躍，由多次 針對中聯辦和禮賓府的小規模衝擊、反高鐵運動，到搶佔城 巿論壇、五區公投運動，甚至是多位老師在「起錨」過程中 挺身而出的行為，都反映出巿民愈來愈信賴自己的行動多於政 黨。

政黨失信 運動重心回民間

這些由個人崗位出發、積極發聲和行動的風潮，將之形容為「新 民主運動」亦不為過。民主黨的決定，使許多一直爭取民 主的巿民徹底失望，赫然發覺原來自己的一票可以隨時貨不 對辦，這種失望亦波及到整個議會政治和其他政黨。相信在 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民主黨都難以重獲巿民過去毫無懷 疑的信任；民主運動的重心亦相信會由議會和政黨，重回民間。

（刊於2010年7月1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民間不信議會 「新民主運動」起錨》）

未來

我一直認為，曾蔭權政府雖然不瞭解年青人，但對年青一代

還 是有德政的，那就是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政府剛公佈撤銷了澳洲工作假期的限額、德國也將限額上升，對許多年青人是一個大喜訊。工作假期五年前左右在香港興起，初時只得澳洲和新西蘭，而且每年名額亦只有數百；自吾友歐泳櫸出版了香港第一本工作旅遊的遊記《浪蕩澳洲365日》之後，越來越多香港青年加入工作假期的行列，而政府亦大力推動了工作假期的發展。現在香港年青人可去的地方還多了日本、德國、愛爾蘭、英國、加拿大等地，基本上只要有決心就可以實踐夢想，不會因為名額不足而錯過機會。

這幾年，身邊不斷有朋友參與工作假期，願意放下一年的工作 和家庭，離開香港體驗獨立的新生活。這些朋友不少已近三 十，出來社會工作了好幾年，傳統想法會期望他們在這個年 紀更專注於工作、建立家庭，可是這些朋友要放下一切往外 闖的雄心卻隨年紀漸長越見熾熱。有一位朋友做了幾年的紀 律部隊，可謂薪高糧準，卻決定在三十歲（工作假期的年歲 上限）的死線來臨前，辭掉工作，到愛爾蘭做半年義工，照 顧殘疾人士。在她心中，做死一世的人生單調乏味，物質不 等同生命意義，何不趁還有能力的時候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歡 做的事？更何況，許多人的工作不見前景，幾年的工作經驗根本 沒甚意思，何不放下一切，浪漫一次？

我也曾在三十歲前去過一次長旅行，在西藏、印度等地方獨自 旅行了近一年時間。一個人的旅程是個歷練，特別是面對孤 獨時，人成長得特別快。我們都習慣了香港的擠與忙，日日 忙碌、夜夜笙歌，連旅行也要趕頭趕命，車水馬龍的生活使 人難於自省。難得下定決心，出走了，置身於陌生的地方， 人便開始思考；當世界慢下來、靜下來了，當你夜晚可以望 著銀河發呆，你便會赫然發覺：原來我們可以掌握自己從未想像 過的未來。

（刊於7月5日《AM730》」吹脹80後』）

粗口

昨天我以『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的身份，在城巿論壇參與討論， 同台的還有卿姐劉慧卿和普選聯的黃碧雲博士。題目本來 是政改之後香港的政治格局，卻變成了該不該說粗口的討論。 在焦點無端轉移的過程中，除了無奈，還引發了一些思考，論壇 上無法回應的，僅借此一角略作討論。

講粗口好不好？不論是粗口或是辱罵人的語言，當然最好不要 講，這相信不會有甚麼人反對。對於公眾人物，我們的要求 更高，因此不論是長毛或馬力，說了過份的說話，被讉責是 正常，他們也應該道歉。但講了粗口，或說了不好聽的話， 說話內容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是否就可以被取消？在公眾的討 論中，我們是以論點和論據去說服其他人，是否粗口、是否 侮辱，到底只是末節，而且公眾自有論斷，若非要轉移視線，則 不應捨本逐末，將表達方式看得比內容更重。

而公眾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對於普羅巿民不同方式的表達 方法，應該有更大的量度。公眾人物掌握的論述權比普通人 多得多，可以透過傳媒訪問、文章、論壇等講出自己的看法， 但普羅巿民的看法要在媒體上得到關注則困難得多，因此 他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自己，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 別是當他們覺得正被欺負，面對強權無路可訴，用上所謂『激 烈』的言辭幾乎是理所當然。正如一個人被人刺了一刀， 若仍能口不出惡言的固然是君子淑女，但破口大罵則是人之 常情；如果旁人不去阻止刺人者，反而大聲指責被刺者破口大罵 有失禮貌，那卻是是非不分、輕重不分了。

人身攻擊當然不應被鼓勵，過去反高鐵、反政改的運動也強調 非暴力、非襲擊的抗爭，卻一直被『激烈』、『暴力』這些 標籤轉移視線，讓人忘記了那真正影響我們未來的議會暴力 和暗室政治的暴力。雞蛋撞向高牆，自己粉身碎骨了，卻被責怪 其蛋黃蛋白弄污高牆，真正暴力，莫過於此。

（刊於6月28日 AM730）

Roundtable《77個青年願景》序──我這一代香港人

反高鐵運動以後，談『八十後』或『第四代香港人』都好像

談 得太多了，這大概說明了我們這一代人，其實真的有太多話 想說──或是有太多話應該說而沒說，反而被其他人代我們 說了。若說我們這一代人真有甚麼鬱悶的話，大概就是空有 理想，卻因種種原因難以將之變成現實。遙思先輩，我們也 許都羨慕活在五四運動那時代的青年，能爆發出改變國家命運的 能量。

亂世出英雄，那個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五四運動的學 生組織者，像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等，後來都成了政治 和學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而他們的先導者、新文化運動的 年輕學者陳獨秀、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 道路，也間接催生了五四運動。

然而他們的成功，不得不歸功於一個他們兩代人的前輩：蔡元 培。蔡元培當時是北大的校長，任內羅致了胡適等一班年青 學者，讓朝氣蓬勃的他們改革當時的北京大學；他兼容並包 地找來不同立場、不同專業的學者，使學生們體驗到一流學 府應有的學術自由，大大開闊了他們的想像空間。到了1919 年的五四運動，北大學生在運動中起著帶頭作用，蔡元 培雖曾極力反對他們罷課，認為應救國不忘讀書，但當五四 的青年行動者發了狠，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之後，三十 二個學生被捕，蔡元培卻用盡方法去營救他們。五四運動過 後，他不但不將發動運動的學生看作搞事分子，更力薦五位 學生組織者取得獎學金，到美國留學，見識世界最新最好的 知識，因為他看到了這些願意為走在社會之前的人的潛質。

我從來都認為，不同世代並不是本質上對立的。不同世代的人 所追求的或有不同，但不見得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真正的 對立，其實是強權和公義間的對立，是既得利益者和弱勢間 的對立，是特權階級和普羅大眾間的對立，而這是每一個世 代都關心和重視的，只是年青一輩更願意將矛盾宣之於口而 已。上一代可以做的，便是用最大的耐心和能力，讓新一輩可以 有最大的發揮空間，就像蔡元培一樣。

五四運動離我們這一代太遠，接近一世紀的距離使我們不容易 感受那時代的脈動。但如果翻閱歷史，在那個內憂外患、充 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年青人間逐漸醞釀出的那種『但開風氣 敢為先』的氣魄，其實並不陌生。當然今天的香港青年不用 面對戰爭禍亂，不似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所 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 一生』；我們身處的是全球化的數碼世代，物理的距離已被 大大消除，因外地而來的威脅，不是戰亂，而是被搶走工作、 奪去機會的恐懼，或曰被邊緣化的恐慌。我們不再談甚麼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卻怕在全球化和大國堀起的洪流 下迷失自己。我們不再為吃飽穿暖而擔心，但卻為社會的權力不 均、貧富懸殊而憂慮。處境不同，衝勁依舊。

因此，09年的5月4日，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 Roundtable 乘時發起了一個叫『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的宣言，得到超過四百位來自研究及學術界、文化藝術界、傳媒界、非政府組織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聯署。這個宣言以陳獨秀先生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為藍本而寫成，藉六個願景（知性的而非官僚的、流動的而非停滯的、多元的而非民粹的、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國際的而非孤島的、我們的而非無根的）展示我們對現時香港社會的看法和冀盼。宣言和聯署的作用或許很有限，但在這樣一個時代，將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清清楚楚地說出來，我們還是覺得有其意義。特別是在反高鐵運動之後，社會對『八十後』充滿疑問，更讓我們覺得有需要深化我們的想法，並將之進一步與今天的香港社會現況接軌，於是便有了這一本《77個青年願景》。書中作者都是對社會有想法的人，他們憑各自的觀察和經驗，為香港作出批判和建言；他們立場和看法縱各有異，但有一點還是相同的：仍然對香港抱著希望，深愛著這片土地。

這是我這一代香港人，為香港所作的一點貢獻。

變臉

盛傳中央政府已經同意普選聯提出的方案，建制派這幾天紛紛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民主黨則由反對方案變成極力遊說黨員支持，政治人變臉之快，令人歎為觀止。而政府則說由於「對政府原來提出的2012年政改方案沒有大影響」，所以會如期在6月23日呈交立法會通過。

你知道新的方案是怎樣的嗎？甚麼普選定義、功能組別存廢這些都已經不是重點(因為在「談判策略」的考慮之下，全都被放棄了)，但像當中細節包括哪些部分是本地立法、區議員參選的門檻是多少、委任區議員會否取消、他們可否參選和提名等等，你又知道嗎？它們背後的影響又是甚麼？

對不起，到這一刻，你應該還未知道以上任何細節，但它在48個小時後便會通過了。如果你記得的話，7年前當我們都在談廿三條的時候，有一句大家都同意的說話：「魔鬼在細節中」，警惕我們要仔細研究、深入討論這些對香港未來影響深遠的政策細節；但今天，我們都如俎上之肉，代議士們為我們都談好了，想好了(雖然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以上的細節)，然後代我們投下神聖一票，帶領我們走向他們想像中的美好未來。

這真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最大諷刺。整個政改的談判，彷彿只是幾個人之間的事，在談判桌上談妥了，便把它當成是整個社會的共識，為求通過，幾乎不擇手段。就算方案本身真的很好，這也是架空了人民的暗室政治。今天你們以「為人民好」之名、一再放棄底線而「成功爭取」了，明天我怎知道你們會繼續為我們「成功爭取」甚麼，並以放棄甚麼為代價？「成功爭取」背後，又是否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協議和默契？

我知道，政治當然少不免有這些東西，fine，但恕我也許真有點政治潔癖，我實在接受不了這種操作，特別是當我們正在爭取的，是讓人民可以參與政治的機制—— 那個機制叫「民主」！

（刊於6月21日 AM730）

政改起錯錨 民主路更艱

有一個家庭，父親酗酒、賭錢、天天打老婆、貴利日日上門追債，可以怎樣解決問題？也許可以先替他還錢，迫他戒賭和戒酒，甚至叫太太離家出走遠離家暴，但如果有人認為只要多養一缸金魚就等同「向幸福家庭邁進一步」的話，你會不會認為這人的腦筋和邏輯有問題？

多年以來，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原因都很簡單，就是要讓人民有話事權，拒絕特權階級壟斷我們的政治權力。而爭取普選的目標也很清晰，就是要爭取普選時間表、路線圖，以及廢除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

因此，2005年的政改方案拋錨，那是由於政府提出的「改善」都是無關宏旨的東西，未能靠近以上任何一個目標。

核心矛盾不減　方案實無寸進

這種情況到今天的方案其實毫無寸進，區議會方案（即使是普選聯的直選區議會方案）完全沒有觸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及小圈子選舉問題，功能組別當中仍滿載著利益輸送和政治酬庸，十多個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仍可以否決其他所有議員都同意的議案。在充滿暴力的家庭中，加入幾條金魚，不管這幾條金魚多美麗多珍貴，都無法改變家庭的核心矛盾，牠們都不過是毫無作用的裝飾而已。

更何況，這些金魚只是金魚街10元一包的貨色，比小指還小，遠看還真的看不見，連裝飾的功能也欠奉。說區議員互選等同全民間選，本身就是在偷換概念：誰同意過區議員可以有高人幾等的政治特權？巿民對區議員的授權又為何可以和立法會掛鈎？正如在學校內我們選出專職收功課的行長，他們又怎會可以自動變成學生會幹事，並在與校方討論校政時聲稱自己代表全校學生？

接受「假民主」　日後更難變

政府說，如果今次政改又被否決，將會令香港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但即使如此，通過了又是否意味民主之路會更暢通？可以想像，即使政改方案通過，5年之後政府再推出政改方案時，仍會再以「循序漸進」、「未有共識」等藉口，繼續維護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政府在議會內僅有的盟友）；而今天既然開了「區議員方案等於加大民主成分」的先例，到時也會依樣畫葫蘆，炮製出另一個「政制向前走」的假象。然而今天泛民仍可以有所堅持（因為05年否決過），但到時泛民失去了道德高地，底線模糊，還有甚麼可以堅持呢？今天以為自己走了一步，未來的民主路卻更舉步維艱了。

撰文: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刊於6月18日《經濟日報》)

心痛

六四前夕，政府在時代廣場『強搶民（主）女（神）』，把新 舊民主女神像用『沒有申請娛樂牌照』為由沒收，因此發生 了幾次衝突。到女神『獲釋』了，火頭又燒到中文大學，中 大學生會提出讓無家可歸的新民主女神像定居中大，與港大 的國殤之柱遙相呼應，然而中大校方卻在六四前夕的深夜發 表聲明拒絕，而理由卻是因為要『政治中立』。終於六月四 日那晚，十五萬人出席集會，深夜二千人護送女神落戶中大，場 面壯觀。

如要解釋為何一個與港人素未謀面的雕像，竟可挑動這麼多人 的情緒，恐怕就只有『心痛』二字了。民主女神作為一個符 號，既反映了對未來的希望，卻也滿載著悲劇意味。1989 年5月30日，這個由北京八間大專院校院生趕製出來的 白色雕像，在天安門廣場、面對著毛澤東畫像矗立，見證了 民主運動的高潮。可是過不了幾天，在解放軍清場的時候， 她被狠狠地推倒了，似是希望幻滅、理想破滅，那個影像至今仍 深烙於香港人的記憶之中。

難以承受的傷，即使結疤了，一旦觸及，仍是會痛，這是每個 不願意忘記過去的人的弱點。民主女神、廣場、大學，再加 上當權者的打壓，當幾個元素結合起來，那活脫脫就是歷史 的重現。當日『身困於此處，沒法與君一起並肩上』的我們， 一直以來只能以每年一度燭光晚會這種謙卑至極的方法參 與，因此當事情在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重演時，那種感覺不言而 喻。

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也正處於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過去十 多年來，香港的民主步伐停滯不前，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人大 釋法、越益嚴重的官商合謀、貧富懸殊，卻在壓迫著我們的 生活，剝奪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每年的六四，正是再一次提 醒我們，曾經有先行的年青人為爭取人民的權利而犧牲，他們帶 給我們的痛，也是我們對未來的希望。

(列於 6月7日 《AM730》『吹脹80後』 )

落區硬銷「爛蘋果」 陷草木皆兵

早於2003年，黃子華在他的棟篤笑中，這樣形容當時董建華的困境：「特首要連任很簡單：如果你可以不帶保鑣、一個人走進一個大型屋邨，撿回小命走出來，我支持你終身做特首！」

潛在反對者 成政府噩夢

歷史有趣之處，就是它會不斷重複自己。黃子華的說法當然頗有誇張，當時社會對董建華的不滿雖然幾近爆煲，他面對最尷尬的情況也不過是被拒握手，如何像今天曾特首的管治團隊般草木皆兵？所謂草木皆兵，不是主觀的想像，而是客觀的存在——真的每一個人都成了潛在的反對者、行動者，在政府團隊要「落區」、「諮詢」的同時，民間也不放過這個機會，一個個沒有組織的個體分別用自己的方法使政府尷尬，對於希望用選戰方式挽回支持的政府，不啻是個噩夢。

回看這段時間的特區政府，其落區行動一開始，便遇上了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吳美蘭老師，要求「我要有權選特首」；前天又在順利天主教中學遇上了曾患血癌的翁志明老師，批評政府「超錯」。老師們溫文而理直氣壯，向當權者質問，當然也得到同學們的熱烈支持，更凸顯出官員的溫吞無力。而特首團隊落區派傳單，更被眾人圍剿狙擊，傷害性最大的甚至不是專誠狙擊特首的維園阿哥，而是那些指政改傳單是「垃圾我唔要」的小巿民。對於要「落區」的官員而言，可謂「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所」。

高效網上惡搞 十倍反宣傳

如果官員們真的在反高鐵運動之後，多了上網體察民情，恐怕會更令他們心驚。經過反高鐵和五區公投之後，網絡上的政治創作已更見成熟，其反應之快、創意之強、傳播之廣，恐怕已超乎官員們的想像。就像「起錨」廣告一出街，不消半天已有逾十個惡搞創作出現，許多人還未見過原本的廣告，已經看過惡搞的創作了。網絡不單有「影印機」的作用，還有「錄影機」的功能——特首帶領團隊高喊「起錨」但亂成一團的鏡頭，立刻被網友配上週星馳的電影片段剪成短片，頓成近來最爆笑的短片，相信也是特首和智囊們始料不及的。

面對遍地開花的反對聲音和行動，政府可以怎樣做？正如你推銷一個爛蘋果，愈推銷當然只會愈有反效果，與其絞盡腦汁搞公關，倒不如考慮一下——做個殷實商人，賣一個不爛的蘋果？

（刊於 6月3日經濟日報）

忘記

每年到這個時候，都會有人高談「忘記」。當然，他們很少這麼赤裸地說「忘記」，而會叫大家「放下包袱」、「向前走」，或是叫我們看看祖國大國崛起的一面，「不要執著過去」，如此云云。

去年有一個由年輕人組成的劇團，創作了一齣舞台劇，叫《喂！趕住投胎呀？！》，談的也是記憶與忘記的掙扎。舞台劇以陰間為故事背景，一班在二十年前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死去的年輕靈魂，在選擇去喝孟婆湯投胎重生，還是堅守記憶、等待歷史對她們的確認。一個又一個的靈魂，為了各種的原因選擇了投胎，除了一個。她的同伴們覺得等待太痛苦、覺得要相信生之美好，所以選擇忘記；她卻認為：「只有能從容面對、勇敢承擔，才是真正的放低過去，讓過去真正的過去。」

《喂！趕住投胎呀？！》最感動我的部分，反而是謝幕之前，各八十後的演員傳遞著燭火，輪流講述自己當時記得的一個情景，那時他們都只有幾歲。他們記得，那時自己身邊的家人、老師、傳媒，都為千里之外的生命消逝而激動，即使今天這些「成人」許多都不願再提過去，那些情景卻都烙在當年幼小的心靈上。當年的一個個問號，在二十一年之後，成為帶領著我們這一代尋找自己的線索。
等待是孤獨的，而選擇這種孤獨需要的勇氣，比忘記要大得多。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也許只是無足輕重的芸芸眾生之一，卻可以選擇以記憶去確定自己的存在。香港人在過去二十一年對這段歷史唸唸不忘，也許正因為它是香港人記憶的坐標，沒有當年的愛與恨、希望與失落，也就沒有今天的香港人。這段歷史，不只發生在天安門，也發生在我們身上；拒絕遺忘，因為願意直視自己的過去。那些覺得應要忘記、或已不知不覺地忘記了的成年人，也許可以在年輕人身上，重新思考記憶的意義。

是的，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一週年。不要忘記。

（刊於2010年5月31日 AM730）

2010年6月25、26日義務重演資料：http://hk.myblog.yahoo.com/lifeagain64
＜毋忘歷史者免費進場＞

信任

政府想在516公投之後開展推銷政改方案，卻落筆打三更， 連遭兩次打擊：唐英年在安全係數極高的中學演說(Band 1名校、女校、官校)，卻遭女老師狙擊，更獲得學生熱烈鼓 掌，唐司長幾乎啞口無言。同日推出兩個電視廣告，卻被人 嘲笑得體無完膚，其中一個叫「信任讓夢想成真」的廣告， 幾天之內在 YouTube 便有4,000「不喜歡」，難怪被懷疑是無間道式創作──這是政府創作出來諷刺自己的廣告嗎？

廣告是這樣的：女兒在櫥窗上看到一條裙，很喜歡，於是回家 畫了一張草稿交給媽媽，希望媽媽幫她造裙，讓她在畢業派 對穿。這媽媽拿了草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時光荏苒， 快到畢業派對了，媽媽仍毫無意思要動手，女兒在焦急但又 不去追問媽媽，媽媽卻突然間把做好的裙拿到女兒跟前──然而 做好的裙跟女兒畫的草圖是不一樣的！

廣告要說的是「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2012政制方案。」 不消問，女兒就是香港，媽媽就是港府/中央，裙就是民 主普選；只要我們乖乖等，放長雙眼等，民主就自然會從天 而降。廣告其實說得很露骨──母親在廣告中其實完全不需 女兒信任，因為她即使不做裙子，女兒也不敢吭一聲。母親 可能在想：你吃我的、住我的，憑甚麼還多多要求？我有空 有心情就給你做裙，你還敢囉囉唆唆，你就乾脆連畢業派對 也別去好了。所以即使做出來的裙完全貨不對辦，女兒還是應該 開開心心滿懷感激。

正如毛主席所言：「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 故的恨」，當然也沒有無緣無故的信任。廣告說的所謂「信 任」，當中關鍵，其實是權力。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下， 「信任」只不過是當權者的保護罩，用作掩飾權力的一面倒 傾斜，並將那些為自己而爭取的人說成缺乏信任，反似是質 疑、追問的人的不對了。正如我們不會「信任」壟斷巿場的 大商家會主動減價、也不會「信任」功能組別議員會關注沒 選票的基層巿民利益，誰又會天真得「信任」民主會從天而降？

（刊於 5月24日 AM730）

公投，輸了又如何？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落幕，近60萬人投票、17.1% 的投票率，對希望透過公投動員群眾、凝聚力量的泛民和支 持者而言，實難真心感到滿意；公眾說這次行動「輸了」， 並不為過。公投的投票率低，坊間已有許多解釋，如建制派 的杯葛、中央的攻擊、民主黨的不參與、政府的冷待、公社 兩黨的籌劃不周、組織力不足、民間社會的慢熱等，爭議性 不大，在此不贅。但在公投後我們要問的問題是：輸了，又如 何？

「我輸了 不代表你勝利」

這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在我看來，簡單地用勝敗去歸結公 投，必會使許多重要的東西失之交臂。

在公投運動中，我看著身邊的朋友由冷淡轉趨熱情，愈來愈為 公投著緊；而與過去的選舉不同，過去朋友們的拉票都是為 候選人而做，今次卻將「投票」看成自己的事，積極地動員 身邊的朋友投票，那種自發性源於大家感到這是關乎自己的 事。也因如此，在選舉結束之後，失落之情滿溢於facebook 之上，這也是前所未見的。這種微妙的變化，使我 對於後公投的民主運動，仍不悲觀：要知道，10萬個憤怒 的民眾可創造的轉變，比100萬個漠不關心的人要大得多。 如果政府或建制派對於公投投票人數少而沾沾自喜，認為 已勝一仗，我會說這是過於樂觀。我輸了，可不代表你勝利，戰 事還漫長呢！

倘溝通路線無效 失望爆發

沒有甚麼社會運動是可以即時見效的，古今中外，看似無效的 運動比有效的多上千百倍，群眾的參與也多數沒有太多的計 算；而正正因為大家行動了，轉變也隨之而來。重要的，是 我們從公投運動汲取到甚麼教訓，並如何將之轉化為繼續爭 取民主的武器。衡量一個運動的成敗，策略是次要，這次錯 了下次改正過來，無傷大雅；最重要的是方向，方向錯了，卻會 令以後的行動更難成功。

因此，在五區公投之後，要檢討的絕對不只是公社兩黨，也包 括為公投的「輸」立下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民主黨和其他泛民成員。正如馬嶽老師在 facebook上問：「What will work 」，我們都在尋找可行的方法；公投未達到預期目標，如果普選聯的「溝通路線」亦無寸進的話，最後恐怕會是民間對泛民主派失望的爆發。

（刊於 5月20日經濟日報，刊出題為《「公投」雖輸 戰事還漫長》）

選擇

朋友們在五區公投前夕，拍了名為《公投收皮》的短片，放在網上，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投票，我自己也參演了一個小角色。也有朋友發動了行動，在投票日戴上功能組別議員的面具，到各區代他們「呼籲」巿民不要投票。

一眾友人都是80後，在反高鐵一役曾並肩抗爭，對功能組別和特權階級深痛惡絕，因此即使有人其實對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方法存疑，也有人對個別辭職議員毫無好感，仍覺得需要做一些事，不只為自己、更為整個香港爭取選擇權。

有人說，我們這一代，是可以選擇的一代。

小至穿甚麼衣服、聽甚麼音樂、用甚麼手機、到甚麼地方旅行，大至上甚麼學校、投入甚麼行業、和甚麼人戀愛結婚、選甚麼議員，我們擁有的選擇比過去任何一代都多。相比往往被時代迫著走，離鄉別井、掙扎求存的上一代，我們這一代幸福得多。

但我們追求的東西卻從沒改變。我們都希望生活得幸福、安定、有尊嚴，可以讓下一代有更好的環境生活。不同的是，上一代多以改變自己來尋求幸福，這個地方活不下去，便找一個更好的地方生活去；我們尋求幸福的方法，卻是要改變這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讓她變得更好。

把香港當作暫居地、踏腳石的想法，在新一代中已不再是主流。即使如今要買一張機票、去他鄉定居生活幾乎沒有難度，許多人仍希望留在這塊土地上，因為這兒是我們根之所在。老土點說，因為我們愛香港；留港建港，不是民建聯的專利。

正如前人為我們爭取了廉潔的社會、基礎教育、社會保障、言論自由，讓我們可以在相對公平的環境下生長，我們也希望可以為後來的人爭取更多的選擇權，更公平的社會。前人種樹後人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更美好的美來，其實正是每一代人都在做的事。

五色令人盲，但總比目不視物強，有選擇總比沒選擇好。你，有為自己和下一代，好好把握你的權利嗎？

（刊於 2010年05月17日 AM730《吹脹80後》）

吹脹

這個專欄叫『吹脹八十後』，吹脹者，無奈也，大概也頗能反 映我們這一代的處境。在這小島上，能令人『啤一聲』的事還真 不少。

做大學生本來已無甚馨香，畢業時為份八千元的工作爭崩頭， 還要被人批評眼角高、不刻苦，吹脹。做副學士更慘，學費 貴，宿舍缺，出路少，升學難，副學士其實像一個騙局，更吹 脹。

要和朋友找個空間聚聚，唯有唱K；唱K本來已經貴，『Nut 屎』要幾十元一碟，吹脹。現在去唱K只能去 N字頭的連鎖店，還沒有謝安琪的歌可以唱，原來香港沒有反壟斷法，更吹脹。

人工本來已經不多，每個月還總有一截人工『被儲蓄』至強積 金，吹脹。澳門政府派錢現兜兜，香港政府派錢存入強積金 戶口，八十後要至少三十年後才可以用（而且不會夠用，香港沒 有全民養老金），更吹脹。

我們每星期返六日工、日日朝九晚九，付了家用還了 Grant Loan每個月只有三幾千元生活，吹脹。如果香港精神是指刻苦耐勞、自力更生，那些含著金鎖匙的富豪第二代憑甚麼可以拿著『香港精神』耀武揚威？吹脹，吹脹。

樓價貴到離譜，申請公屋要等十五年，與家人住又沒有自己的 空間，吹脹。政府不壓抑樓價，只是出甚麼九花招十二花式， 街巿買菜呃秤也要坐監，地產商不老實騙人全副身家卻可大條道 理晉身世界級富豪，吹X脹。

民選議員在議會掟焦、罵戰，議員只為出位，吹脹。但民選議 員再差也好，也代表著至少幾萬人，那班功能組別議員只拿 一百幾十票，卻可以遲到早退不開會不發言，或只為有錢人護 航、口不擇言，面皮十尺厚，吹X脹。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事可以由我們決定、可以選擇一個公平一 點的社會，能把我們吹脹到啤一聲的事大概會少一點。今天 雖然我們還未可以用選票去選我們的領袖，但如果有用選票去制 衡特權階級的機會，我們有甚麼理由不把握？


(作者為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愛好讀書和寫作、旅行和遊行。下周起，林輝逢周一，跟大家「吹脹」一番。)

(刊於5月11日 AM730《吹脹 80後》)

「民主非萬能」 混淆普選視聽

詭辯技巧，有一種稱為「稻草人辯論術（Straw Man Argument）」，即是先樹立一個荒謬的論點，再對

之以攻擊。最近常見的例子，就是「民主不是萬應靈丹」的說法。

攻擊荒謬論點　混淆視聽

有很多人常將這話掛在口邊，如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議員，早 前就在一班學生前問「民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連民 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也撰文問同樣問題，彷彿其他人都鬼迷心 竅，認定只要有民主就會變成烏托邦，所以他才要不厭其煩地走 出來以正視聽。

到底誰在公開聲言「民主就是萬能」？我嘗試在 Wisenews上搜尋「民主」和「萬能」，發現至少在過去一年，幾乎全部的結果都是「民主不是萬能」，說「民主萬能論」最多的那位作家叫做劉迺強。一再強調民主不是萬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實毫無意義。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萬應靈丹，「民主」不是、「和諧」不是、 「保育」不是、「發展」也不是，但這不代表這些東西就沒有價 值，或沒有爭取或保留的需要。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討論已超過20年，作為資深的議員和評論 者，應該可以為香港的民主政制進行更高層次的討論，如果 不同意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民主和普選權利，便明刀明槍的拿 出論據反對好了，別不斷宣傳這些「虛擬敵人」，混淆視聽。

單仲偕民主說　令人驚訝

另一個常見的稻草人，就是「民主不等於普選」、「普選不等 於直選」。其實民主當然不「等於」普選，而普選也不「等 於」地區直選，只能說民主包含普選，而普選包含地區直選，這 是政治學入門的知識。

我在 Wisenews上也找不到有人說過「民主等於普選」這樣 的話，反而單仲偕早前撰文說「『民主』非只得唯一標準」， 卻將直選、普選和民主混為一談，以問句掩蓋其混亂邏輯，以其 民主黨副主席的身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驚訝。

民主不等於普選，但沒有普選卻難可稱為民主，至少不是政制 民主；民主不是只有政制民主，但沒有政制民主，其他方面 的民主卻更難真正實踐。單副主席何不讀讀中國「白馬非馬」的 故事？千年前中國人已明白necessary condition 和 sufficient condition 的分別了。

（刊於5月6日經濟日報）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某些時候要走前一點」 民主小女神 周澄

朋友知我要訪問周澄，立刻瞪眼大叫﹕「女神喎！」

這個「（口靚界）民主女神」的稱呼，源自去年一場示威，

周 澄一身自由神像的造型加上假火炬，被同學友好們戲稱為「民主 女神」，並在facebook為她開了fans page。

我認識她，其實早在她成為眾人「女神」之前──那時她在讀副 學士，仍是個小妹妹，正參與支聯會 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絕食，也是她人生的第一次絕食。

三年之後，即是去年六四 ，身為學聯秘書長的她帶領同學絕食六十四小時，這時的她與傳媒應對嫻熟，口才便給，已儼然是個大姐姐了。

上月她和四名同學組成「大專2012」出選立會，希望啟動 五區公投。參選消息一傳出，她開始新聞不絕，在公在私皆然。

媒體當然樂見立場清晰、行動突出而又外貌標緻的少女出現，網 上也難免出現對她的容貌衣著評頭品足、爆料起底。

她始終只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承受得了麼？

無論是「女神」的讚譽也好，批評和起底也好，她比想像中看 得開。「每個人在歷史上都是配角，也許兩年之後便沒有人 再記得我，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所謂。只是當我在說香港人 沒普選 ，被壓榨的時候，你卻要討論我的感情生活，這樣才令人氣餒。」 但媒體就是這樣操作啊，「我明白，同時也相信選民會 懂得判斷，我的私生活不會影響我說話的合理性。重點是公投， 不是在我身上。」

「其實參與社會運動，我從來都不是要走到最前的那種人，當 上學聯秘書長只是因緣際會。你也知我其實不擅辭令，那時 候知道當秘書長要經常見傳媒，其實很怕很緊張。」那為什 麼這次會走得這麼前？「我們只是覺得有需要做、應該做， 便去做吧。這個社會這麼多人，總有些人在某些時候要走前一 點，反正是為了民主運動，不是為自己，問心無愧。」


打破經濟迷思


「大專2012」參選，即使在社運界也似是平地一聲雷，頗 為突然。「三月的時候我們已覺得要為公投做些事，也有人 接觸過一些學生會的同學建議參選，那時候我們開始醞釀參 選的想法」。後來「齊腳」了，便決定參選，「但我們獨立 於公社兩黨，接觸他們也是決定參選之後的事，因為想保持自己 的主體性。我們不是B隊」。

雖然行動倉卒，但似乎大專生的光環還是有用。宣佈參選後， 他們在網上發起籌款，反應理想，短短個多星期便籌夠了五個區 的選舉按金，合共二十五萬元，總算是個好開始。

參選除了要啟動公投，「還為了拉闊論述，打破既有的經濟迷 思。」經濟迷思？「功能組別不只是議會內的不公平，而是 一個跨界別的利益集團，巿民被「㩒住嚟搶」，中產基層同 樣受害。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普選還可以 等、功能組別仍可以忍，那是因為一些根深蒂固的經濟迷思， 就是那種經濟至上、自由巿場至上的想法，令那些『有民主就會 變成民粹和福利主義』的謬論還有生存空間。」

「代議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當下我們必需爭取普選和 取消功能組別，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必然目標，否則無法制衡 今天這種貧富懸殊、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情況。但當然之後 還必需要掃除那些經濟迷思，否則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路，那 未必會比現時好多少。」

周澄是個左派，當然不是民建聯 那種左派，而是批判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的經濟左翼，去年六四後她就曾在報上和吳康民（培僑中學前校長）隔空討教香港左派的失落﹕「香港『左派』抽空社會分析，盲目附和和諧愛國之詞，追本溯源是歷史失憶，他們忘了，當初『共產黨宣言』所呼求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解放，是國際主義的革命理想，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金融海嘯代價慘重，世界各地的進步左翼力量都在醞釀對當前世界經濟範式的新一輪反思與改革訴求，唯獨這群自居『左派』的既得利益者還在附和『共渡時艱』口號，粉飾矛盾、背離群眾。在製造帽子與模糊是非以外，究竟香港『左派』還剩下多少舊日堅持，對創造真正的開放自由社會又有多少努力？」對香港「左派」的批評，大概也說明了她參選的理由。


中產家庭基層運動


周澄中學讀的是曾鈺成 當校長的培僑，中三時卻加入了支聯會青年組，她也是由支聯會開始進入社會運動。後來又參與基層大學、基層關注組、深社協等民間團體，進入大學，當了中大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入了學聯，之後還成為學聯秘書長，莊期剛剛完，又參選立法會 。

「基大、基關組是我瞭解左翼思想的起步，像開了一個新領域 去思考問題。」那時她經歷了身份危機，「我來自中產家庭， 卻在搞基層運動，會問自己是不是只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或 贖罪？後來想通了，在現時的香港，中產和基層不是互相對 立的階級敵人，而是同樣受到壓迫。中產的家庭背景反而讓我更 瞭解他們面對的煩惱，其實也源自那些經濟迷思。」

社運之外，周澄是個電影迷，喜愛看書、讀詩、聽中樂，有部 分原因是幼受庭訓。她在中產家庭長大，爸爸做生意，媽媽 是《男人四十》和《甜蜜蜜》的編劇岸西，她執導的《月滿 軒尼詩》本月初才上畫。周澄向來甚少告訴別人她的母親是 誰，直到報紙公開她倆的關係，「因為我想我做的事影響她， 特別是怕令她回內地工作不方便。」那媽媽怎樣反應呢？「她也想低調，但覺得既來之則安之，沒所謂了。」


她應該會明白我


參選前夕，她的祖母突然離世，「我女麻女麻上星期剛過身， 就在我們報名的那個晚上，醫生告訴我們她情況很嚴重，沒 過幾天就走了，八十三歲。她很疼我的，她走了以後我想了很多 ﹕不知道她理不理解我在做什麼？」

「以前出來搞社運，她在報紙上見到我，會很擔心，叫我不如 不要搞那麼多。她那一代人經歷過共產黨，對政治很恐懼。 對他們而言，也許會覺得今天的香港已經很好，比起以前要 走難要打仗要好太多。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爭取的，跟她那 一輩當年的願望其實一樣，都是希望得到公平的社會，和有 尊嚴的生活。沒有機會向她解釋我在做什麼，是個遺憾，但我相 信她應該會明白我。」

「我想起在深社協認識的一個街坊，跟我女麻女麻是同一代人， 但我女麻女麻比較幸運，老來享到清福；那位街坊沒有受 過多少教育，在工廠工作了大半世，工業北移他便開始失業， 加上妻子患病，花光積蓄還是救不回來，現在拿綜援 過日子。像他這樣的人，為社會辛勞貢獻了大半生，為什麼會因為老來要依靠社會而被認為是懶人？」

今年是她在中大文化研究系的最後一個學期，正忙於寫畢業論 文，寫的也是歷史。「我的論文題目是『從吳仲賢看七十年 代青年激進運動的遺產』，用陳光興《去帝國》的框架，重 新審視托派的實踐所反映當時的思想困境。」吳仲賢是「長 毛 」梁國雄 的社運前輩，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派），「七十年代是個很重要的關口，那時候托派提出了很多很前瞻性的東西，到今天仍很有價值，但如今對當年的學生運動卻只剩下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簡單說法。」

「搞社會運動要看歷史，因為我們要看清，究竟歷史淹沒了哪些 人的聲音。」

不知道若干年之後，五區公投和周澄的這段歷史，又會怎樣被書 寫？


後記

訪問當晚，剛好是抽選舉號碼的晚上。周澄在抽籤時見到「對 手」長毛（另外還有兩名候選人陳國強及胡世全）。也許因 為知道周澄在研究托派，長毛特地帶了本書送給她，是俄國作家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印刷 得密密麻麻像聖經 的舊書，扉頁提了這樣的字﹕

「周澄兄，

愈戰愈勇

弟長毛

2010五區公投」

立此存照。 : )


後後記

這篇訪問不好寫，為前女友寫訪問，除了冒著被現任女友殺頭 之風險，更怕書寫距離拿揑不準，寫得不好。其實一切早已 事過境遷，再見亦是朋友，何須介懷？更不必勞煩網民朋友煞有 介事地到處宣揚了。


答﹕周澄

前學聯秘書長，中大文化研究系三年生，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近期被稱為「民主小女神」。


問﹕林輝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獨立媒體編輯、四捨五入八十後。感謝女友寬宏大量，不殺之恩。

（刊於2010年4月18日明報）

文 林 輝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國民教育的神話

在回歸前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忽然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那說法通常是因為殖民教育使香港人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所以香港回歸了，香港的中國 人身份也應要歸位。政治正確如斯，誰能反對？於是國民教育正式進入了學子們的生活之中，而檢視成效的方法則多是一些『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調 查，回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多了，便是國民教育成功了、『問題』改善了。

南京屠殺六四　體會血濃於水

對於國民教育是甚麼，其實也沒共識。有人將國民教育看成內地的『愛國主義教育』，認為教出的國民要愛國才算成功；亦有人認為教出『公民』比『國民』重要， 好的公民自然就是好的國民。也有人認為『國民』既教不出來，也不是教出來的，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而來。解讀既然莫衷一是，做法也自然百花齊放了，最終似乎是 大家只要寫好計劃書、拿了錢、做了點事，便都為國民教育出了分力了。

回想自己小時候，從沒有在學校接受過打正旗號的「國民教育」，但我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卻從來毫無懸念。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是從六四事件開始建立的，十歲的 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何謂血濃於水；上中史課時老師哽嚥著教授南京大屠殺，也確立了我對中華民族的情感。我總覺得最好的國民教育就是歷史，不論是苦難還是光 榮，歷史都將我們與同一血脈的人連結起來，讓我們在世界找到下錨的位置。但現在的教育好像都愈來愈不重視歷史了，中學的歷史科合併到其他科去，港大歷史系 也給殺繫了。

一味歌功頌德　當學生是儍子？

相反，當下最愛做的國民教育就是播國歌、升國旗、去交流團、搞國情比賽，強調的總是中國富強崛起的主旋律，對歷史不甚了了，更別說中國『不和諧』的一面 了。然而教的人一廂情願，學的人也不是儍子，你以為學生們真的不懂分真假？他們其實只是在『忽悠』你，你把國情說成是天上有地下無的盛世，學生們也樂於去 去免費旅行，但卻不會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也無法讓他們與13億人的想法接通。透過歌功頌德的國民教育，主事人想讓學生看見『和諧』，學生們卻 只領會到『河蟹』——噢，說不定這才是與13億人思想接通、真正的國民教育！

香港的文化、政治、歷史、語言，都與內地的不同，所以才會出現『國情教育』甚至『國民教育』，填補香港學生在生活以外的知識空缺，這理應是好事。但到底可 以怎樣善用香港的言論和資訊自由、不被形式主義或歌功頌德主導，讓年輕人可以全面認識國家、認識世界，讓他們看見國家的真像？

(刊於2010年4月8日經濟日報)

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現在面對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局。由

互 不咬弦的公社兩黨牽頭、沒有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派的參與， 是為先天不足；被中央大力打壓、建制派杯葛，是為後天失 調。特別是由於沒有建制派參與，使變相公投失去了『反對 議題』的選項，其『公投』的字面意義亦已難圓其說，五區公投 幾乎已成死局。

此時，一班大專生組成『大專2012』，將會派出五人參選 以啟動公投，議題同樣是「盡快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 近似一般人所理解的『B隊』。公社兩黨反應不一，公 民黨素來反對『B隊』，擔心會令選民混淆，拉低投票率； 社民連則支持，認為可以確保公投被啟動。兩種取態，分別 代表了兩種形勢判斷：一是瞭解到己方根本沒有解開這個死 局的能力，時不我予，可收則收，寧可自動當選，免得掏空 政治能量；另一方則認為公投必需被啟動，一旦開啟了公投 的先例，亦能拉闊港人的政治想像，產生更大的政治能量。

希望在轉角

其實打從公社五人宣佈會辭去立法會職位起，兩黨就已踏上了 不歸路。五區公投雖然遭到強烈打壓，但從另一角度看，越 被打壓越顯示出它擊中了當權者的軟肋──如此一個由議會 啟動、民間參與的社會運動，以反對特權階級、衝擊既得利 益者作為旗幟，在這個無論是資本或政治權力均貧富懸殊的 社會，其潛在能量巨大，不容小覷。反而公投一旦失去了『投 票』這動作，既無法動員群眾、顯示民意，又不能深化廢 除功能組別的討論，那之前所作的一切便完全失去意義。因 此，兩黨需要考慮的不是怎樣斬倉止蝕，而是怎樣在危中找 機，讓『大專隊』挾著『80後』的餘威，填補兩黨的不足，突 破公投現時的死局。

且放下對公投的固有想像，『贊成vs反對』並不適用於沒有 建制派參與的變相公投，反而應該將投給泛民的每一票視為 一個個『反功能組別運動』的參與者；他們的一票不是為了 支持長毛或陳淑莊回到議會，而是投給功能組別的反對票， 因此投給泛民的每一票都應被計算在內。大專隊的加入正正 就是重新制定勝敗準則的良機，公社兩黨何不順水推舟，變 陣迎戰？再者，香港的選民早就習慣在山頭林立的泛民主派， 在過去的選舉中不但懂得分辨，甚至能自行配票，不必太低估選 民的能力。

保持距離　互相配合

筆者認為兩黨實在不必抗拒大專隊的出現，反而應該積極溝通， 發揮大專隊的最大功效。大專隊的功能有三：一是啟動公 投，二是進行辯論，三是動員更多人投票。這代表著大專隊 無論在命名、定位和策略上，均需要與公社有距離地互相配 合，以填補公社兩黨不足，並開啟新的票源。所謂配合，是 策略和目標的統一，例如努力開拓票源，而不互相搶票；認 真地進行辯論，但不互相攻訐；將議題集中在反對功能組別 和特權階級之上，而非2012。『大專2012』的名稱 亦可應再作調整，何不在名稱中直呼『打倒功能組別』，建立鮮 明旗幟？

所謂距離，則是強調兩者間之差異，例如公社兩黨傾向面向主 流選民，大專隊則可自居邊緣，針對個別社群，如基督徒、 同志、舊區、青年；公社兩黨有較多資源利用傳統手法宣傳， 大專隊則可善用網絡及創意；公社黨有政黨包袱，大專隊 則應可更易連結其他民間團體，推動公投成為全民運動。

反高鐵一役，青年人竟能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原因在於其 『致命的認真』──用最大的創意和堅持，以行動感動巿民、 突顯當權者的荒謬。以青年作為主體參與立法會選舉，香 港選舉史上絕無僅有，今次參選可能是青年參政的重要一步； 大專隊既然決定參選，也應帶著致命的認真，不能自恃學 生身份而鬆懈，而且要具備進入政治漩渦的覺悟。如此一來，也 許真能扭轉公投的命運！

（刊於 10年4月7日《明報》論壇版）